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地加以堅持。”同時他又指出：當前“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論壇自2012年成立伊始，便明確宣布了自己的三項基本任務，即第一，促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的學科發展；第二，培養和壯大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人才隊伍；第三，發揮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對史學界的引導作用，密切關注、及時研究、積極回應史學研究領域內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從過去三屆年會的會議主題、人員構成、會議成果、社會反響中可以看出，本論壇的努力方向正是習總書記提出的上述要求。今后我們要繼續朝著這一方向，更加主動地面向問題、面向實際、面向高校，使論壇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關注和回應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等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號召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具體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界，我們理應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當前，史學領域中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現象不少，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更是甚囂塵上。這種局面使我們面臨史學話語權的嚴峻挑戰，也為我們深入學習、切實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一步創新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話語提供了大好機遇。本屆年會的主題正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馬克思主義，“才能更好識別各種唯心主義觀點、更好抵御各種歷史虛無主義謬論。”[1]毛澤東也說過：馬克思主義“是在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斗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斗爭中的發展，是合乎辯證法的發展。”[2]這說明，帶著批判歷史虛無主義謬論的問題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不僅對我們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基本原理有幫助，也有助于我們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我們應當抓住機遇，努力推進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話語體系的建設，增強在史學領域的話語權。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話語體系建設中，取得了許多顯著成果。就拿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來說，我們黨和黨領導的學者曾提出過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的話語，并在學術研究和教學中取得了一定的話語主導權。例如，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前進潮流，迎來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提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關于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雖有很大差別，但二者本質上都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絕不能將它們彼此割裂、相互對立”，等等。但我們也要看到，在許多問題上，歷史虛無主義等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還有很大市場，我們要增強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下面，我以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中的問題為例，談談通過批判歷史虛無主義謬論建立馬克思主義話語的體會。

—、關于如何評價中國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在如何看待中國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的問題上，通過批判把其原因歸結為領導人主觀意志、認為這使中國“走了彎路”的謬論，樹立這是我們黨為中華民族追趕世界先進工業國水平抓住的一次難得歷史機遇的觀點。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它們之間的這種矛盾運動，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恩格斯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3]我們對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這一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同樣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到有關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

中國自近代以來，由于封建統治的腐朽頑固和世界先行工業化國家的不斷侵略，逐步陷入深重災難。因此，要擺脫困境，必須解決國家獨立和工業化這兩大問題。世界上大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這兩大問題都是由本國資產階級來解決的。但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資產階級由于自身的軟弱性而無法完成這樣的歷史使命，因此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不僅擔起了階級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重擔，而且擔起了實現國家獨立和工業化這兩大歷史任務。其中第一個任務，是通過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的。對于第二個任務，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和成立初期，考慮到當時中國現代工業只占經濟的10%左右，且資金匱乏、人才奇缺，不具備馬上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條件，因而設想先用10年到15年時間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通過土地改革調動農民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商品率；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發展輕工業和商業，逐步積累可以投入重工業建設的資金；同時加緊發展現代教育，培養盡可能多的大學生和科技與管理人才，等待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條件成熟后，再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并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完成工業化任務。

然而，自從1950年下半年起發生的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導致黨中央改變了原先的設想，決定將經濟發展的重點由農業和輕工業改為重工業，相應地將社會發展的步驟由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再向社會主義過渡改為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

形勢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件事情上。

第一，抗美援朝戰爭爆發。1950年6月，朝鮮發生內戰，美軍入侵朝鮮，進行軍事干預，并乘機越過三八線，迅速向中朝邊界推進，使我東北重工業基地暴露在美軍炮火之下，也使我國隨時有被美軍入侵的危險。為此，黨中央決定派出志愿軍抗美援朝。當時無論國力還是軍力，交戰雙方都相差懸殊。這種情況與我軍在抗日戰爭時大不相同，即使與解放戰爭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志愿軍雖然指揮英明、戰術得當、作戰頑強，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就把美軍打回到了三八線以南，但畢竟是憑著血肉之軀和勇敢精神在同美軍的鋼鐵比拼。這種情況使中國加快現代國防工業及作為其基礎的重工業建設，顯得格外迫切。

第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制訂。這一計劃是黨中央根據國民經濟恢復狀況，指示有關領導同志和經濟工作部門，從1951年下半年起著手編制的。大家經過反復討論，一致認為“一五”計劃的重點，必須放在發展原材料工業、能源工業、機械制造業上，也就是說要優先發展重工業。

第三，蘇聯答應全面援助我國的“一五”計劃建設。1952年8月，中央派出周恩來、陳云等組成的代表團去莫斯科，就蘇聯幫助中國進行“一五”計劃建設一事同斯大林會談。斯大林明確表示，同意在工業資源勘察，工業設備設計和制造，技術資料提供，以及派遣經濟、技術顧問和接受留學生、實習生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全面援助（這與抗美援朝有關）。9月24日，周恩來、陳云回國，中央當晚召開書記處（相當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并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據薄一波回憶，毛主席就是在那次會上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薄一波還說：“對于他的論點，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沒有提出異議。”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也說：“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這個講話表明，他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生了變化。”

以上三件事說明，是抗美援朝戰爭加劇了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迫切性，是“一五”計劃的制訂使優先發展重工業提上了日程，是蘇聯答應全面援助我國“一五”計劃建設使優先發展重工業具有了現實可能性。正是這一切導致黨中央作出了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策，而不是毛澤東急于搞社會主義的主觀意志放棄了新民主主義政策。

優先發展重工業之所以必須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是因為，優先發展重工業雖然得到了蘇聯進行全面援助的允諾，但我國的資金和人才缺乏、經濟基礎薄弱的狀況依然如故；蘇聯援助的只是設備，廠房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工廠投產后的原材料供應、職工隊伍擴大后的生活配套，等等，仍然要靠自己解決。另外，蘇聯援助的圖紙雖不要錢，但設備是要錢的，而我們能夠用于償還的主要是農產品、礦產品，出口這些產品，必然會加劇國內物資供應的緊張。如果工商業繼續以私營為主、經濟體制繼續以市場為主，很難適應那種形勢的需要，只有采取生產資料國有化、集體化以及計劃經濟的辦法，才能把有限的資金、原材料、人才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國家手中，從而用于大規模工業基本建設。再者，當年援助我國的蘇聯、東歐國家都是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把援助方與受援方的工作銜接好，用今天的話說，也需要體制上接軌。這些都決定了我們不能再按原先設想采用新民主主義政策，而需要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得失、有利弊，只有得和利、沒有失和弊的事是不存在的，關鍵看得和利大還是失和弊大。我國要在工業基礎薄弱、農產品商品率很低的情況下，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難免會造成消費品供應緊張、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經濟活力相對不足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都看到，也都指出來了。而且為了盡可能減少弊病，早在“一五”計劃建設后期，我們黨就提出過“三為主、三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設想和按照農輕重為序調整經濟結構的方針，只不過由于種種原因，那時未能實施。后來，我們終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了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改變了重工業過于突出的狀況，并將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應當看到，無論當年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帶來了多少問題，正是那個決策，使我國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得以在蘇聯援建的“156項”基礎上，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用不到30年時間就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而大大縮短了我國工業化進程，并為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使我國又用30年時間就在經濟總量上從世界第十位躍升到第二位。這種發展速度和規模在發展中大國中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絕后的。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帶來的所有問題在這個基本事實面前，分量都要相對輕得多。后來中蘇關系的迅速變化從反面也說明，當年如果不是及時由新民主主義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就會落空，我們就不會用那么短的時間在落后農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可見，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僅不是什么失誤，相反，是為中華民族的跨越式發展抓住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不僅不是什么走了彎路，相反，是為中國追趕西方發達國家抄了一條近路。

二、關于如何認識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

在如何看待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問題上，通過批判這“不合法”“不民主”、不符合“普世價值”和西方“憲政”等謬論，樹立這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所決定并由我國憲法所規定、是大多數人民主的實現形式的觀點。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歸根結底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決定的。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而不實行多黨輪流執政，軍隊由共產黨領導而不搞“國家化”，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中國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這種經濟制度決定了人民內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許任何勢力破壞這種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并為之服務的上層建筑，只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黨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最大多數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

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實行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同樣是由其經濟制度決定的。在資本主義國家，生產資料實行私有制，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分為不同的利益集團，因此在政治上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多個政黨輪流執政，而不能只由哪一個黨執政，否則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同時，軍隊也不能由哪一個政黨單獨領導，而必須實行非黨化、國家化，否則多黨輪流執政就無法實行。然而，同時應當看到的是，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利益集團畢竟同屬于資產階級，因此，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歸根結底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西方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政黨之間雖有利益之爭，但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壓制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反抗、保證西方發達國家始終主導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等方面，彼此利益又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一黨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教授就說：“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掌權，結果幾乎沒有什么不同。”[4]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所謂“非黨化”“國家化”，并沒有改變其由資產階級政黨絕對領導和為資產階級專政忠實效力的本質。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內部也會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定了這種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里，人民內部的矛盾仍然不允許發展到根本利害沖突的程度，不允許有與人民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利益集團存在，更不允許有代表特殊利益集團的政黨同代表最大多數人民整體利益的共產黨之間相互競爭、輪流執政。既然如此，軍隊當然必須由而且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一黨絕對領導，而不能實行所謂“非黨化”“國家化”。否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會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就無法得到維護。

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中的一個基本點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原則中除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之外，還有一項原則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鄧小平指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5]他還說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6]這說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既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理論依據和必然要求，也是它的堅強保證。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主要成分，是政權的重要支柱。因此，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為只有這樣，人民軍隊才能始終保持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守護神的政治本色，始終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這并不會妨礙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運行、影響軍隊的國防軍性質，相反，是人民整體利益不受侵犯、黨和人民團結統一不受破壞、國防安全不受威脅的重要條件。國內外敵對勢力之所以起勁鼓噪我們的軍隊、政法機關要“非黨化”“國家化”，其根本原因也在這里。

一些人總認為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不民主，是專制的，這是因為他們把多黨輪流執政和西方憲政制度當成了“普世價值”，拿來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唯一檢驗標準了。然而，現在包括西方學者在內，已有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西方實行的政黨競選，實際是以金錢為后盾的利益集團之間的較量，對大多數人來說，只能從財團看好的幾個人中進行選擇。美國前總統卡特就說過：“美國只有寡頭政治，無限制的政治賄選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州長、參議員和國會成員的情況也是如此。”[7]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的辦公室主任勞倫斯·威爾克森也說：“美國的政治由大約400人決定，他們掌握著數萬億美元的資產，在幕后操控美國政府的決策。”“因此，政權掌握在約占美國總人口0.001%的人的手中。”[8]就連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的候選人伯尼·桑德斯也說：“有些人認為國會控制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制著國會。”[9]難怪美國蓋洛普公司民調顯示，2012年美國民眾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和“較有信心者”相加僅為13%，而2014年這一數字進一步降到了7%。[10]在這種情況下還硬要拿西方選舉民主作為評判別國是否民主的“尺子”，豈不貽笑大方。

馬克思主義導師在談論民主時，總是把它和階級問題聯系在一起，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民主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民主。選舉當然是民主的一種實現形式，但它并不等于就是民主，而且也不是唯一的實現形式。民主的本質不同，實現形式必然有所不同。

社會主義民主即人民民主，是多數人的真正的民主，是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的新型民主。要實現這種民主，也要使用選舉的形式，但它的本質在于使占人口多數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在國家的法律、制度、政策、決策中得到充分體現和保證。因此，實現這種民主，首先必須使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政黨牢固地執掌政權。只要站在多數人的立場上看問題，就不能不承認堅持共產黨領導非但不違反民主，相反正是人民民主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真實體現、重要保障和首要實現形式。

在我國，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中除了共產黨領導之外，還有共產黨與各界代表的政治協商，各級領導干部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基層群眾的意見，黨和政府接受并認真處理群眾信訪等等。但在所有形式中，最重要的一條還是共產黨的領導。而且即使選舉，要使它真正體現民主的原則，也絕對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前幾年湖南衡陽、四川南充和遼寧等地發生的拉票賄選案件，恰好從反面說明，如果削弱、破壞了黨的領導作用，導致少數人用金錢搞暗箱操作，即使選舉，照樣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而只會使民主變味、走樣，成為向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挑戰。

至于有人用所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進行政黨登記”為由，妄圖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更是自作聰明、枉費心機。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是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的兩種國家，它們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前者公開聲明自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由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不允許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與自己分享政權；而后者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國家”，實際上實行的卻是資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革命是人民權利的法律依據。”[11]列寧也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12]這就告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以及革命勝利后建立的無產階級政權，都不能受資產階級法律的限制，不能用資產階級法律的狹隘眼界來看待政黨設置和政黨登記一類的問題。

無產階級革命不受資產階級法律的限制，社會主義國家不搞政黨登記，并不等于實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就沒有法律依據。就拿中國共產黨來說，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一章總綱中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里說的實行工人階級領導，自然意味著實行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團結各民主階級，自然意味著團結各民主階級的政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所以，無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還是擁護共產黨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參政資格，都是新中國成立伊始即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得到確立的，根本不存在還要通過什么政黨登記來確認的問題。此后，在1954年《憲法》，以及1975年、1978年、1982年《憲法》的序言部分，都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后建立的，今后各族人民要繼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愛國統一戰線也要繼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鞏固和發展。可見，以所謂“沒進行政黨登記”而妄圖否定中共領導合法性的言論，完全是癡人說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事實說明，違法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發表這種言論的人自己。

三、關于如何看待黨在社會主義時期“革命”與“執政”的問題

在如何看待黨在社會主義時期“革命”與“執政”的問題上，通過批判混淆時代特征與時代性質、鼓吹“告別革命”的謬論，樹立當今世界仍然處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代、“革命理想高于天”、共產黨人既要執政也要革命的觀點。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核心是“告別革命”，它的所有觀點及種種言論，都是圍繞這個核心展開的。受它的影響，前一階段在黨內流傳一種說法，叫作“要把我們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理由是，我們黨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執政而不是革命，因此應當盡快完成角色轉換。這種論調是對“革命”的片面理解，是把“革命”與“執政”人為割裂和對立的表現。其深層次原因是把時代的特征與時代的性質混淆了，沒有看到或拒絕承認我們現在仍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或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

要弄清社會主義時期還要不要革命的問題，首先要弄清什么叫革命。革命的概念有多種含義，有的是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變革，即政治革命；有的是指組織和建設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社會主義革命所特有的內容，因為資產階級一旦奪取政權，其革命任務就完成了，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僅僅是革命的第一步）；有的是指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精神狀態，如革命精神；有的是指某一領域中的重大變革，如產業革命、科技革命等等。因此，革命并非僅僅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行動。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相對于既有的資本主義秩序來說也是一種革命。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他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而這個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奮斗的。”[13]可見，他所說的革命，指的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文化大革命”時期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中的“革命”，特指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仍然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重要嘗試。這種“繼續革命”的理論當然是錯誤的，應當否定，而且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已經被否定。但否定這種特定含義的“繼續革命”，并不意味著否定了本來意義的繼續革命。對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用很大篇幅作過論述。它指出：“我們堅決糾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口號的錯誤，這絕對不是說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不需要堅決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斗爭。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我們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進行的斗爭，正是這個偉大革命的一個階段。”[14]可見，我們黨從來不認為只要自己執政，革命任務就完成了，不再需要繼續進行革命了。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有一句話，說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句話照樣不能推導出我們黨的革命任務已經完成，已經不再需要革命了。這是因為，掌握全國政權也好，領導國家建設也好，對我們黨來說都是新階段的革命任務。而且就在黨的十六大報告那句話的后面緊接著還有一句話，即“我們黨必須準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研究和解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加強黨的建設問題，使黨的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如果說黨的革命任務完成了，不需要再革命了，“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事業又是什么事業呢？另外還要看到，黨的十六大報告和十八大報告在講到加強軍隊全面建設時，都提到軍隊的革命化建設，十八大報告還要求“持續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既然我們黨領導的軍隊仍然是革命軍隊，仍然要進行革命化建設，怎么能說黨不再是革命黨了呢？這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

社會主義時期還要不要革命，這個問題與我們對所處時代性質的認定有著密切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自19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人類社會就已進入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列寧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壟斷所代替的新特點，指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類歷史進入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由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使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勝利。同時，由于帝國主義矛盾的加劇和無產階級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使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為那個時期的時代最強音。因此，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就是說，戰爭和革命是那個歷史階段的突出問題，即那個時代的特征。

歷史反復證明，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運動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和勝利，就是這一理論指導的結果。同時，歷史也告訴我們，用社會形態劃分的時代中有著不同的歷史時期，面臨不同的時代課題，戰爭和革命作為時代的突出特征，并不一定伴隨帝國主義時代的全過程。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亞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紛紛通過民族民主運動實現了國家獨立，爭取和平和發展成為了它們更加迫切的要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爭霸也在客觀上減弱了戰爭的危險性，這一切促進了世界和平勢頭的上升。其次，西方國家在二戰后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的自我調整，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它們國內的階級矛盾，使革命形勢有所低落；20世紀70年代初進行的以美元與黃金脫鉤、廢除國家匯率制、允許資本在國際范圍內自由流動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改革，以發展金融、高科技等服務業而減少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為主要內容的產業結構調整，使發展中國家得到了從發達國家吸引外資、引進設備的歷史機遇，同時也加劇了同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領域的博弈，這一切增強了發展中國家要和平要發展的呼聲。正是鑒于國際形勢的這些變化，鄧小平作出了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兩個突出問題的論斷。他指出：“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15]黨中央據此，把和平和發展陸續概括為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兩大課題和時代特征。

時代特征雖然發生了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時代性質也跟著發生了變化。

第一，黨中央正式文件及領導人的講話從來沒有這樣說過，相反，從這些文件和講話中總是可以引申出今天仍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或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代的結論。例如，鄧小平就說過：“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總是欺侮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經常干預這些國家為擺脫控制、發展經濟、爭取政治獨立與自主所作的努力。”[16]“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17]如果說今天不是帝國主義時代而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了，怎么還會有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呢？

第二，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和政府隨著全方位外交的展開，在公開場合很少再使用帝國主義的概念，但不等于改變了對帝國主義的看法。鄧小平說：“強權政治在升級，少數幾個發達國家想統治世界。”[18]他還說，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宣布制裁中國，他們這一套是“維護霸權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利益的。”[19]這里說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顯然指的就是帝國主義。在歷史新時期，我們黨歷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凡是講要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實際上也是講要反對帝國主義。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事實一再告訴我們，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20]他所說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依據的就是資本主義時代已進入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如果說今天已變成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觀點，以及我們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豈不都失去了時代依據？

第三，戰爭和革命不是當今時代的突出特征了，但我們黨并沒有改變戰爭危險依然存在的觀點。只要翻閱鄧小平著作就會看到，他總是提醒我們對帝國主義發動戰爭要保持警惕，要通過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來維護世界和平。他指出：“戰爭威脅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21]“如果反霸權主義斗爭搞得好，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22]現在，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再像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勝利初期那樣，采取直接軍事侵略的方式進行干涉，但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威脅和挑釁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誰都明白，今天東海、南海的局勢，說到底是美國明里暗里鼓動的結果。它們不斷增加軍費開支，加強海外軍事基地，加緊研制和部署新式武器，擴大北約勢力范圍，打造亞洲版的“北約”組織，所有這些不是為發動戰爭做準備或進行戰爭訛詐，又是為了什么呢？鄧小平早在1990年就指出：“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2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不斷強調加強軍事斗爭的準備。2016年4月，他在視察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時再次指出，要堅持底線思維，強化危機意識，一切以提高作戰指揮能力為根本目的，一切以能打仗打勝仗為根本標準。[24]他這樣講，同樣是從戰爭危險仍然存在這一事實出發的。

第四，當今時代呈現和平與發展的特征，但黨中央總是告誡我們，帝國主義妄圖顛覆、分裂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時刻也沒有停止。陳云在“八九”風波之后指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我看，沒有過時……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25]八天之后，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指出：“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26]他還說：“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27]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28]這些都告訴我們，在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同時，必須對帝國主義的威脅、滲透、顛覆活動保持高度警惕。

第五，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之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雖然進入了低潮，但我們黨從來不認為社會主義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從此消失了。當今，占當代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除了中國，還有一些國家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100多個國家，包括前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在內的130多個工人階級政黨（合計約1800多萬黨員），或保持著共產黨的名稱，或堅持著共產主義的方向，其中還有近30個黨在執政或參政。另外，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雖然不如20世紀初期和中葉那樣高漲，但抗議資本家剝削的罷工、游行、示威仍然遍布歐美，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例如，1999年，來自世界各地的4萬人集中到美國西雅圖，反對全球化，打出“全球化是少數人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口號，搗毀了被視為全球化象征的麥當勞快餐店，并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又如，2011年，上千示威者在美國紐約發起“占領華爾街”運動，打出“我們是99%”的口號，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和社會的不公正，持續了近兩個月，最終由警察強制清場。同時，隨著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實力的削弱，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影響力的增強，發展中國家反對發達國家經濟侵略、政治干涉、文化滲透的斗爭也在不斷發展。這些動向加在一起，可以看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經受住了嚴峻考驗，正在走出低谷。

回想當年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曾有過幾次低潮，但每次過后都迎來了高潮，并最終取得了勝利。今天西方發達國家還可以依賴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用以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然而一旦發展中國家加強了團結，增強了實力，進一步抵制西方發達國家的剝削，它們的國內矛盾必然加劇。因此，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有朝一日同樣會由低潮走向高潮。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社會主義經歷一個漫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挫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進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有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29]

以上說明，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特征，并沒有改變我們黨對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時代性質的看法。我們只有堅持對時代特征的認定，才可能緊緊抓住和充分利用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加緊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為贏得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做好充分準備。同時，我們只有保持對時代性質的清醒認識，才可能明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時代依據，真正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要求我們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主張，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它很容易造成把我們黨的執政混同于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后果，從而使我們黨丟掉最高理想和革命傳統、革命作風、革命精神，助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脫離人民群眾。這些年，黨的干部隊伍和黨風中發生的種種問題，與這種觀點的散布不能說沒有關系。我們黨現在雖然是執政黨，但它仍然要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而奮斗，仍然要繼續發揚革命精神、繼承革命傳統，仍然要用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去教育和影響下一代，仍然要引領我們國家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邁進。否則，我們黨為什么至今仍然要求黨員在入黨時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呢？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說：“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30]陳云堅決反對“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說法和共產黨改名的主張，他指出：“應當說，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嘛。”“共產黨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奮斗目標，改名字怎么能行！”[31]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也說：“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32]他還說：“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記我們黨從成立起就把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綱領，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斗的偉大實踐推向前進。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33]他們的話都表明，我們黨執政后并非不再革命了，這個革命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斷奮斗。對于我們黨現在究竟是革命黨還是執政黨這個問題，我認為準確的回答應當是：既是執政黨，又是革命黨，是革命的執政黨或執政的革命黨。

四、關于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問題

在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問題上，通過批判借口不再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而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謬論，樹立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并在某種條件下可能激化、我們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就是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領域一種反映的觀點。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曾說過：“現在有些同志對于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的和文學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推崇。”[34]他當年批評的這個問題，后果在近些年已逐漸顯現，突出表現就是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普世價值、西方憲政等思潮的泛濫。然而，也有一種思潮既不帶學術性，西方國家自己也不實行，卻在我們這里格外猖獗。這股思潮就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合伙制造，由西方資本在背后支持，專門指向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思潮。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鼓吹者們一方面肆無忌憚地歪曲、丑化、否定革命歷史、革命領袖、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竭力否認他們和我們的斗爭是意識形態領域里階級斗爭的表現，甚至攻擊把這種斗爭看成階級斗爭反映的觀點是什么“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流毒”。這就涉及階級斗爭學說是否科學，是否過時的問題。

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是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話就是：“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35]后來，恩格斯給這句話加了個注：“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他在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第三版序言中還說：“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斗爭。”他認為，這個規律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36]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指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37]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后，是否還存在階級斗爭呢？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社會，但科學預見到在那個社會里仍然存在階級斗爭。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8]列寧雖然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歷的時間較短，但他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別的形式。”[39]毛澤東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歷時間較長，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理論既有重大貢獻，也有嚴重錯誤。他的一大貢獻就是深刻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很大程度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并提出了對這種斗爭應采取的正確方針。他說：“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他還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40]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主要是把階級斗爭看作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并提出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了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社會主義的口號，把全黨工作重點重新轉回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是，我們黨并沒有否認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

階級斗爭，更沒說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在革命時期也是錯誤的。鄧小平指出：“階級斗爭雖然已經不是我們社會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41]“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42]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問題，指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43]“自由化的思潮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44]他還揭示了帝國主義與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關系，說：“西方世界確實希望中國動亂。不但希望中國動亂，也希望蘇聯、東歐動亂。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45]對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問題，《憲法》和《黨章》序言都有完整的表述。《憲法》指出：“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黨章》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我們社會存在的矛盾大多數不具有階級斗爭的性質，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

江澤民同志在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時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46]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明確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47]他強調，有人說階級分析已經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是明確的。對于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習近平總書記同樣高度重視，尤其重視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斗爭。他說：“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48]這一論述說明，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是專門用來搞亂社會主義國家人心的，而且確實起到了搞垮蘇聯共產黨、解體蘇聯國家的作用。這不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又是什么？

說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制造、國際資本背后支持的產物，是完全有事實依據的。對此，只要看看以下幾方面情況就十分清楚了。

其一，看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家都是怎么說的？1945年，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就說：“戰爭將要結束，……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方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將使用的方法通常稱為‘心理戰’……所謂‘心理戰’就是爭取人的思想，爭取人的意志的一場斗爭。”[49]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說：“在宣傳上花1美元，等于在國防上花5美元。”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最終對歷史起決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我們播下思想的種子，這些種子有朝一日會結成和平演變的花蕾。”“要和共產主義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50]

其二，看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在對外輸出意識形態、煽動“顏色革命”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據透露，二戰之后，僅美國為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就花了十幾萬億美元。它依托資金、技術、人才優勢，辦電臺、拍電影、出書刊、搞交流、給資助、評獎項，近些年又利用從中國跑到海外的民運分子建網站、編信息，不斷向社會主義國家輸送包括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內的意識形態。把它們梳理一下，可以看出這些措施主要有五個。一是控制新聞媒體。二是利用電影、電視劇進行文化擴張。三是通過各種基金會，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高等院校、研究機構進行交流、合作。四是設立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網站，雇用職業寫手，分工編寫贊美西方、丑化中國、給歷史翻案和純屬謠言的段子，精心打造為他們服務的網絡大V、公眾偶像。五是組織培訓班，直接培養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顏色革命”的骨干。最近宣判的周世鋒、胡石根等人顛覆國家政權犯罪案件所披露的事實，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三，看污蔑、抹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書籍、網站都是在哪里炮制、出版、推銷的？前些年在西方轟動一時的反動書籍，如《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毛澤東—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晚年周恩來》《叫父親太沉重》等，統統都是由美國中情局操縱，在美國出版發行的。香港1997年主權回歸后，實行“一國兩制”，西方利用這個機會，對香港大肆滲透，竭力把香港打造成反共的橋頭堡。這些年來，凡是制造大陸政治謠言的書籍、報刊，絕大多數都是在那里編造、出版的。鄧小平曾說過：“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51]

其四，看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分裂袓國的形形色色人物都往哪里跑，都是被哪些國家邀請、收留，頒發大獎的。前些年，由中華書局在香港的副牌東方出版社出版并在大陸發行了一本題為《黯然失色—美國中央情報局最新秘聞》的書，是中情局人員寫的，專講1986—1991年間，他們在世界各地進行的重大間諜活動，其中提到中國“八九”風波后，幫助被我國政府通緝的動亂分子出境的“黃雀行動”。書中描述了中情局是如何通過美國駐華使館，為動亂分子簽發簽證，購買火車票、飛機票，以及如何通過在中國大陸建立的特務網，幫助動亂分子偷渡國境前往歐美的。“八九”風波后，西方主要國家還對中國宣布所謂“制裁”，引誘中國留學生申請政治避難。最近一些年，許多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分裂勢力的頭面人物，如方勵之、魏京生、王丹、十四世達賴、熱比婭等，都是美國政府出面，或收留或邀請訪問，有的還受到時任總統接見，就連一些叛黨和出賣國家利益的敗類也都是往美國跑。西方國家還相互串通，把諾貝爾和平獎授給劉曉波，并讓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鼓吹者去領受各種獎。現在內地一些歷史虛無主義鼓吹者之所以明目張膽、肆無忌憚、有恃無恐、連篇累牘地公開發表攻擊黨和國家、領袖的言論，公開同社會主義制度叫板，就是因為他們明白，有國際資本在給他們撐腰。方勵之跑到美國后公開講：“如果不整垮國有企業，就不可能整垮共產黨政權；如果不腐化共產黨干部的多數，就改變不了政權性質。……共產黨的根基多深吶，從井岡山一步步走下來，經過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要不是徹底敗壞共產黨，怎么整垮共產黨？”他的這番言行再次驗證了所謂“異見人士”敢于公開反共反華，根源在于美國的支持；而且驗證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腐敗，確實有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推動。我們國內有的所謂“精英”就講：“腐敗和賄賂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構成改革的成本。”

其五，看歷史虛無主義鼓吹者發表了哪些極端言論？如果一個人只是受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會講錯話，但絕不會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對共產黨、對老一輩革命家、對犧牲的烈士破口大罵。例如，咒罵所謂“毛共造反奪權是打天下坐天下改朝換代新貴專權”，“毛澤東的死與我有很大關系，他不死，我當不了作家”，“共產黨當政用他們的無知和跋扈反反復復做了三件事：禍國、殃民、害自己”，“毛岸英被美軍燃燒彈燒成了掛爐烤鴨”，邱少云是“半面燒”，賴寧是“烤肉”，等等。反過來，他們用最美好的語言歌頌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剝削階級。例如，贊美中國的地主階級“是農村的精英”；汪精衛與日本人合作是“用犧牲自己的辦法”換取淪陷區中國人的利益；里根在任期消滅了蘇聯，希望布什在任期能消滅中國，也成為“最偉大的總統”，等等。如果不是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漢奸懷有深情眷戀，怎么可能說出上面這些話！說這種話的人到底表達的是哪個階級的思想感情，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以上事實告訴我們，鼓吹、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實際上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在國際資本支持下，對社會主義國家打的“無硝煙戰爭”的組成部分。它說明階級斗爭不僅在國內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在國際大范圍更是尖銳地存在。正是根據這一事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52]這一論述清楚地告訴人們，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絕不是什么學術思潮，而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思潮；我們同它的斗爭絕不是什么史學領域的學術之爭，而是應對國際資本及其“第五縱隊”“無硝煙戰爭”而打的文化反擊戰、歷史保衛戰，是關系我們政權安危、國家興亡的嚴重政治斗爭。我們要想不重蹈蘇聯亡國、蘇共下臺的覆轍，就必須敢于亮劍，同這股思潮進行堅決斗爭。

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對存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僅正確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且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的統一，論證了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歷史大趨勢，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科學性和階級性。我們批判歷史虛無主義謬論、推進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話語體系的建設，正是堅持這一科學性和階級性的體現。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沒有生命力了。”[53]習近平總書記也說：“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條規律是創新，提出一種學說是創新，闡明一個道理是創新，創造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是創新。”[54]我們要繼續努力，在同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中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創新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話語體系，為增強我們在史學理論領域的話語權貢獻新的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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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頁。[2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326頁。[2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2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頁。[3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頁。[31]《論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32]《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16年第11期。[33]《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頁。

[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0頁。[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7頁。[37]《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頁。[3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頁。[39]《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頁。[4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頁。[4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頁。[4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4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4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4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頁。[46]《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頁。

[47]轉引自劉世軍：《中國政治學研究新時代的到來》，見《文匯報》2014年6月30日。[4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

[49]李慎明主編：《歷史在這里沉思—蘇聯解體20周年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292頁。

[50]周新城、張旭：《蘇聯演變的原因與教訓—一顆燦爛紅星的隕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頁。

[5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

[52]轉引自中央黨史研究室：《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習近平同志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見《人民日報》2013年7月22日。

[5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頁。[54]《人民日報》2016年7月19日。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12期

作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 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