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經歷過艱辛曲折的斗爭歷程，積累了彌足珍貴的斗爭經驗，我們要從黨的斗爭實踐和反復經驗中汲取思想智慧，更好地推進新時代偉大斗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是一部我們進行新的偉大斗爭的寶貴教材。

1938年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作《論持久戰》報告

深入總結實踐經驗，創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為研究抗日戰爭問題積累了軍事理論基礎

深入總結實踐經驗教訓，形成重大理論思想觀點，是毛澤東理論創新的重要特點。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積累了革命戰爭的寶貴經驗，也留下了許多深刻教訓；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人民進行了堅決的抵抗斗爭，形成了一系列的經驗教訓。這些都是毛澤東進行深刻總結和理論提升的直接基礎。

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初步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等中國古代軍事著作、《戰爭論》等西方軍事學著作，撰寫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軍事著作，總結黨領導革命戰爭特別是紅軍反“圍剿”戰爭的經驗教訓，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進行系統分析。他把唯物辯證法和認識論思想用于戰爭理論，強調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主觀指導必須要符合客觀情況，戰爭勝負雖然主要決定于客觀基礎，但也取決于作戰雙方的主觀能力，因此必須發揮指戰員的主觀能動性。他根據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基本情況，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和特點，闡述了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和人民戰爭的思想，總結了紅軍戰爭的指導路線、戰略戰術，如“圍剿”和反“圍剿”長期反復的規律，積極防御的戰爭方針，主動退卻、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克敵制勝的作戰方法，運動戰作為主要作戰形式、采取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等。這些思想為研究抗日戰爭問題作了理論準備。

在推動黨的軍事戰略轉變過程中，逐步提出對日戰爭的持久性特點。“九一八”事變后，毛澤東就已經開始思考抵抗日本侵略問題。中央到達陜北后，中國革命開始由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轉變，黨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作出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會后，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和政策策略，堅持和發展人民戰爭思想，提出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1936年7月在同斯諾談話時，毛澤東提出要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國人民奮起抗戰，對日戰爭必將是持久性戰爭，戰爭的結果必將是中國勝利。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人民和軍隊進行了頑強抵抗，毛澤東及時根據形勢發展對戰爭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提升。中共中央召開了包括洛川會議在內的一系列會議，毛澤東撰寫了一系列論著，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深入分析中日雙方的實際特點，逐步形成了以全民總動員為基礎、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總方針、以正確的戰略戰術為支撐的抗日持久戰理論。例如，在洛川會議上，他強調只有實行全民抗戰，才能徹底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黨的任務就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此后一段時間中，他密切關注和指導戰爭，及時總結戰爭中的經驗教訓，他在《論持久戰》中就一直強調是以“抗戰十個月的經驗”為基礎來分析問題的。

深入進行哲學研究，創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為研究抗日戰爭問題提供了哲學指導和方法依據

毛澤東歷來重視哲學研究。到達陜北后，他利用有限的空余時間集中閱讀一批哲學著作。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曾記載了當時毛澤東研讀哲學的情況：“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當時，毛澤東研讀批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有十幾種，除馬恩列斯等經典作家外，還有蘇聯和中國學者撰寫的著作。他在這些著作的一些篇章中都做了批注和筆記，這些批注把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到思想方法層面，進行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總結。例如，他在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時寫道：“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

在閱讀的基礎上，毛澤東進行了創造性的哲學理論建構，初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1937年7、8月間，他到紅軍大學講授唯物論和辯證法，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思想，形成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其中兩節內容后來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名發表并收入《毛澤東選集》。

《實踐論》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路線，系統闡述了認識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和認識的發展過程，揭示了人類認識的總規律，特別是立足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發掘中國哲學的優秀成果，用中國化的方式闡釋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思想，創立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中國化形態。

《矛盾論》堅持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論述了矛盾學說的科學體系，從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把對立統一學說同中國哲學的辯證法傳統結合起來，用中國化的方式闡釋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創立了唯物主義辯證法的中國化形態。

這兩個文獻對中國革命經驗作了深刻的哲學總結，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創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為分析抗日戰爭問題奠定了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

深入進行思想斗爭，在批判錯誤思想的過程中闡明抗日戰爭的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創立抗日持久戰理論

批判片面抗戰路線，堅持全面抗戰路線，突出強調抗日戰爭中的人民主體性。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毛澤東指出，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采取全國總動員和實現進步的政治改革等的全民抗戰辦法，必定是勝利的前途，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實行妥協退讓的方針，采取壓制群眾和堅持各種反動政策的片面抗戰辦法，必定是失敗的前途，是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他再次指出，“單純的政府抗戰只能取得某些個別的勝利，要徹底地戰勝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戰才能徹底地戰勝日寇”。

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突出強調抗日必勝的堅定信念。1937年10月，毛澤東就提出了反對投降主義的問題：“危險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分子正在準備去上敵人的釣鉤，漢奸賣國賊從而穿插其間，散布種種謠言，企圖使中國投降日寇”，因此必須在言論上指出投降主義的危險，行動上組織人民群眾制止投降運動。1937年11月，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大談投降論調，提出所謂的“和平路線”，積極開展投降活動；蔣介石方面也派出代表同日本人接觸。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明確提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民族投降主義就是要“引導中國去適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使中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國人變為亡國奴”。“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后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此后，他根據形勢發展和投降主義的變化，又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進行斗爭，堅定人民的必勝信念。

批判“亡國論”“速勝論”錯誤，全面闡述抗日持久戰理論。《論持久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批判“亡國論”和“速勝論”的結果。“亡國論”在全國抗戰爆發前就已經出現，一些人散布“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作阿比西尼亞”等論調；進入全國抗戰后，汪精衛等投降主義者宣揚妥協論調，提出“再戰必亡”的觀點；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后，“亡國論”再次出現，抗日陣線中也出現了妥協傾向。為此，毛澤東進行了嚴厲批判，反復強調中國不會亡，最終勝利必然屬于中國。“速勝論”的錯誤也非常嚴重。在共產黨內部，一些人盲目樂觀，認為日本軍隊不堪一擊，完全可以迅速戰勝；一些人過于相信國民黨的正規戰爭，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了，國民黨軍隊同日本人開戰了，戰爭很快就能勝利。在國民黨方面，“八一三”淞滬抗戰時，就有人說：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臺兒莊戰役后，國民政府準備進行徐州會戰，《大公報》社論寫道，“現時的時局，就是抗戰前途的重要關頭，我們在這一戰勝利了，其有形無形的影響，就可以得到準決勝的功效”；“這一戰，就是他們最后的掙扎”。“速勝論”思想危害極大，毛澤東予以深入批判，強調抗戰的持久性。在批判錯誤思想的基礎上，毛澤東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抗日持久戰理論，讓人們在思想上、行動上明確了方向，確立了信心，找到了方法。

綜上可見，《論持久戰》是毛澤東關于抗日戰爭戰略策略的重要經典文獻，它不是為了完成某種預定的學術目標而創作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解決重大現實問題而進行的理論和政策思考；它不是思想家個人一時心血來潮的理論建構，而是對長期革命實踐的深刻總結，是長期理論研究的思想結晶，同時也是同錯誤思想進行不懈斗爭的結果。

（原標題：從黨的實踐中汲取寶貴經驗 ——《論持久戰》是進行新的偉大斗爭的寶貴教材）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書記、二級研究員 金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