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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中華文明

原標題: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中華文明
作者:李忠杰    發布時間:2020-11-10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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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舉行的第九屆蘇州“創博會”上,一名外國參觀者在體驗木刻印刷。

中華文明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高度贊揚了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充分肯定了中國文明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挖掘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思想,有助于我們認識和傳播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180年前便開始提及和介紹中華文明的成就

文明,是一個亮麗、悅目,又多彩、凝重的字眼。文明,與蒙昧相對立,是人類所創造的所有物質和精神的積極成果,也是反映人類歷史進步程度的標尺。一部人類史,本質上就是一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綿延不絕,成就輝煌,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公認的豐富多彩而又博大精深的一種文明類型。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中華民族賴以世代延續和傳承的生命之根,也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做出了偉大貢獻。

180年前,當中國人民還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個名字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在自己的筆下提及和介紹了中國的文明成就。

1842年1月至2月間,馬克思在他撰寫的第一篇政論性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國,說的是中國的報刊。他說:“只要光明出現,黑暗就會消失。”“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吧,這只要你們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提供這種報刊的范本。”馬克思在這里提到中國的“報刊”,顯然是贊賞的口吻,而且是作為一種重要的例證來說明其主張的。

隨后,在同年即1842年4月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馬克思又有三處提到了中國。

第一處:“《國家報》憑借它在統計領域的重要地位,不僅把自己同中國人并列,不僅同宇宙的統計學家畢達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數列來表示動物的各種差別等等的現代偉大的自然哲學家對它也有影響。”

第二處:“書報檢查官涂改時畫的叉叉杠杠同書報的關系,與中國人的直線——八卦——同思維的關系完全一樣。書報檢查官的八卦是出版物的范疇;而范疇,大家知道,是整個內容的典型的靈魂。”

第三處,是引用的萊茵省議會辯論中某位議員的發言,其中提到了“中國畫”。

這些,都是馬克思恩格斯最早涉及中國的文字,基本上來源于當時歐洲國家對于中國文明的一些報道和介紹。雖然褒貶不一,但反映了他們對于中國文明的最初印象和興趣。正是從最初的提及和印象開始,他們對中國文明做了進一步的研究,給予中國文明越來越充分的肯定。

《自然辯證法》全面列舉中華文明傳入歐洲的途徑、時間和過程

中華文明在誕生、發展過程中,以不同方式與世界其他文明進行交流,既吸收了其他國家的文明成果,也將自己的文明傳入西方很多國家,包括歐洲。

馬克思恩格斯不時提及中外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對某些問題還進行了專門研究,特別是介紹和分析了中國發明傳入歐洲的途徑、時間和過程。

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恩格斯全面列舉了中國的一系列發明創造及這些發明創造傳入歐洲的時間、途徑。其中有:

“蠶在550年前后從中國輸入希臘。”“養蠶業傳入意大利,1100年前后。”

“棉紙在7世紀從中國傳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紀輸入意大利。”

“磁針從阿拉伯人傳到歐洲人手中,1180年前后。”

此外,還提到了“破布造紙”“木刻和木版印刷”“銅版雕刻術”“火槍槍機”等。

在《德國農民戰爭》一文中,恩格斯明確指出:“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義的發明大大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其中具有光輝歷史意義的是火藥和印刷術的發明。”

《德國農民戰爭》是1850年寫的。1875年再版時,恩格斯特意又為這段話加了一個注解:“現在已經毫無疑義地證實,火藥是從中國經過印度傳給阿拉伯人,又從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經過西班牙傳入歐洲的。”恩格斯的這段評論和判定,無疑為中國古代文明增添了光彩。

1857年,恩格斯在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所寫的《炮兵》一文中,非常具體地論述了中國火藥的發明及其發展和在軍事上的應用過程。

恩格斯指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人都承認,發明火藥并用它朝一定方向拋射重物的,是東方國家。在中國和印度,土壤中含有天然硝石,因此當地居民自然早就了解了它的特性。中國很早就用硝石和其他可燃物混合制成了煙火劑,用于軍事和盛大的慶典。”

恩格斯說,還沒有資料說明究竟何時人們知道用硝石、硫黃和木炭等制成爆炸物,但是,“據帕拉韋先生1850年在法國科學院的一份報告所引證的中國某些史料,在公元前618年就有了火炮;在其他一些中國古代的著述中,也有竹筒發射燃燒實心彈以及類似爆炸彈的記載。”

關于火藥和火炮在軍事上的應用,恩格斯認為在中國早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但資料證明,“公元1232年”,即宋朝年間,“確實第一次大量使用它們”。當時被圍困在開封府的中國人,“曾經使用拋射石彈的火炮來抵御敵人,并且還使用了爆炸彈、炸藥筒和其他利用火藥的煙火劑。”

接著,恩格斯論述了火藥和大炮如何傳入和應用于歐洲的過程。“阿拉伯人從中國人和印度人那里學會了提取硝石和制造煙火劑。在阿拉伯,硝石有兩種名稱,意思是中國的鹽和中國的雪。古代阿拉伯的一些著作家曾提到‘中國的紅火和白火’。”阿拉伯人很快“就豐富了從中國人那里得到的知識”,即在軍事上使用了火炮。當時西方各國還不知道使用火藥。只是到14世紀初,火炮的知識才由阿拉伯人傳給西班牙人,又從西班牙人那里傳到歐洲其他各國。

恩格斯進一步論證:“火炮起源于東方這一點,還可以從歐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方法中得到證實。”“中國和印度最古的火炮也完全是這樣制造的,它們同歐洲最古的火炮屬于同樣早的年代,甚至更早。”恩格斯還說:“中國人和阿拉伯人知道利用和制造爆炸彈的方法,這方面的知識可能就是后者傳到歐洲各國的。”

四大發明傳入歐洲后,極大地推動了歐洲社會生產力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中國古代最具歷史意義的創造,是四大發明,即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這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的突出標志,也是中國古代對世界文明所作的最重要貢獻。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和其他科學技術傳入歐洲后,極大地推動了歐洲社會生產力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對歐洲的經濟、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許多著作、文章中都提到了這些發明,高度評價了這些發明對于世界文明所做的重大貢獻,高度贊揚了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充分肯定了這些發明傳入歐洲后,對歐洲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社會的變動所起的巨大促進作用。

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一書中,馬克思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由于對中國古代重大發明有一個提煉過程,最初曾稱“三大發明”,后來經英國來華傳教士和著名漢學家艾約瑟深入研究后,在三大發明一說中加上了造紙術,遂成四大發明。所以,19世紀6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提到這些發明時,用的是三大發明。

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指出,“各種發明的大量涌現和東方發明的引進”,作為因素之一,使“由中世紀的市民等級所創立的工業生產和商業獲得無限高度的發展”。“它們不僅使希臘文獻的輸入和傳播、海上探險以及資產階級宗教革命成為可能,并且使它們的影響范圍異常廣泛而迅速地擴展,此外還提供了大量古代從未見過的、雖然還未系統化的許多科學事實:磁針、活字印刷、亞麻紙(12世紀以來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猶太人所使用的;棉紙自10世紀以來就逐漸出現,而在13和14世紀已經傳布得更廣,莎草紙從阿拉伯人占領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藥、眼鏡、機械時計,后者在計時上和力學上都是一大進步”。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墻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于盡了”。同時,“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火藥和火器的使用,無論對于反封建斗爭,還是推動工業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印刷術在歐洲的出現,不僅變成了新教的工具,而且把學術、教育從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來。恩格斯指出:“書刊印刷業的興起和商業發展的需要,不僅打破了僧侶對讀書寫字的壟斷,而且也打破了他們對高等教育的壟斷。”從此,歐洲的學術中心由修道院轉移到了各地世俗的大學,先進的思想文化得到了更廣泛的交流和傳播。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歐洲近代文明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有歐洲自身的社會條件,但外部條件也起了不可否認的作用。中國文明進入近代時落后了,但中國古代文明在中世紀后期和近代初期傳入并應用于歐洲后,恰好適應了當時歐洲從封建生產方式轉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要。尤其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不僅提供了最先進的技術手段,而且能廣泛應用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科學等各個部門。如果沒有造紙術和印刷術,人們很難想象有科學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如果沒有指南針,人們很難想象有航海業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以及由此而開辟的世界市場。

所以,中國古代文明為近代歐洲文明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國際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中國古代三(四)大發明稱為“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

(李忠杰 作者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