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美援朝史是學界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近十年來，對出兵決策、軍事戰略、戰爭意義等傳統問題的研究得到充實、鞏固和深化，同時，學者們的研究視角亦日益開闊，呈現出多維化的特點。一方面體現在出版、發表的著作和學術論文在數量、質量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體現在抗美援朝出兵決策、抗美援朝運動、人物研究、抗美援朝的評價和歷史意義、地方性抗美援朝史研究、批駁抗美援朝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等領域涌現出一批創新性成果。但是，研究中也存在著諸如研究力量不均衡、過度依賴國外檔案文獻、研究模式較為單一等問題，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加以改進。

抗美援朝史研究是學術界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經過多年研究，一大批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有力推動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發展。近十年來，隨著研究隊伍的逐漸成長和壯大、相關檔案的解密以及其他史料的不斷挖掘，對諸如出兵決策、軍事戰略、戰爭意義等傳統問題的研究得到不斷充實、鞏固和深化，研究視角日益開闊，呈現出多維化的特點，涌現出不少具有創新性的重要研究成果。

本文述評的對象是近十年來國內學界的抗美援朝史研究。囿于篇幅，本文對研究成果的統計范圍做出一定的規限，一是選取在黨史、國史、軍事史以及其他史學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和研究論文作為采集對象；二是研究范圍限定在具有全局性、代表性、創新性、爭議性意義的領域，對在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或爭議不大或與抗美援朝關聯度不高的問題僅做簡單梳理。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抗美援朝與朝鮮戰爭是兩個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性質區別的概念，因此一些關于朝鮮戰爭的文獻和問題不在本文綜述范圍之內，如關于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等。

此外，有的問題雖然關注度不高，但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如在抗美援朝史研究中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問題是本文重點闡述的問題。通過以上篩選，筆者希望能夠相對全面、客觀、準確地反映近十年來國內學界關于抗美援朝史研究的狀況，以供研究者參考。

一、研究概況

總體上看，近十年來抗美援朝史研究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取得了一定進展，主要體現在出版、發表的著作和學術論文在數量、質量以及研究領域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與擴展，具體表現為：

（一）著作

據不完全統計，近十年來出版的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各類著作有近100部，其中學術研究類著作約占20%。學術類著作中影響較大的有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戰爭史》，該書根據新公布的歷史檔案并在吸收學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于2011年和2014年分別出版了修訂版和三卷本，對部分章節做了內容增補或修訂，并對全書引文注釋做了統一規范。該書秉承了資料豐富、史實準確、立場鮮明、記述全面等特點，仍然是國內關于抗美援朝史研究最全面系統、最具有代表性的權威性著作。《全能政治：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社會動員》一書在采用最新資料與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借鑒了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嘗試從多維視角對抗美援朝運動進行歷史考察。《抗美援朝60年后的回眸》匯集了2010年前后國內主要報刊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60周年以及關于抗美援朝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展示了我國學術界對抗美援朝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眾多研究朝鮮戰爭的著作中，抗美援朝是研究中的一個重點領域。例如，《隱于幕后：蘇聯與朝鮮戰爭》一書從近代俄國與朝鮮半島關系的緣起切入，以蘇聯與朝鮮戰爭爆發、蘇聯與中國抗美援朝、秘密參戰的蘇聯空軍、蘇聯與朝鮮停戰談判和停戰后蘇聯與朝鮮問題的政治解決為主線，在充分利用國內外檔案文獻和吸納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蘇聯在朝鮮戰爭不同階段戰略決策和策略手段的研究，試圖從總體上把握蘇聯與朝鮮戰爭的關系。該書對于進一步厘清蘇聯與朝鮮戰爭的關系、推動各大國協商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維護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朝鮮戰爭再探——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一書依據大量國內外史料，探討了蘇聯的亞洲政策以及中蘇同盟、中國入朝參戰這兩大歷史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對蘇聯、中國和朝鮮在戰爭爆發前后各自的作用及立場，對中國抗美援朝決策過程、停戰談判等多個主題進行了深入分析。該書作為東北亞冷戰史方面的著述，所用史料十分豐富，視角較為開闊，對抗美援朝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冷戰初期東亞國際關系研究》、《締造霸權：冷戰時期的美國戰略與決策》、《在現實利益和意識形態之間》等著作則是在冷戰史的范疇內，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關系等角度對抗美援朝戰爭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近些年來，在全國及地方相關部門的積極組織下，地方檔案發掘與整理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例如，《為了祖國的安寧：山西抗美援朝運動回顧》一書，在“檔案文獻”欄目中收錄了山西當地大量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部分文獻是在瀕臨丟失或損壞的情況下搶救出來的。這些歷史文獻全面反映了山西抗美援朝運動的決策過程和山西抗美援朝運動的歷史場景，謳歌了山西人民在抗美援朝中的無私奉獻精神和偉大的歷史貢獻。此外，《陜西抗美援朝運動》、《云南與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在海龍》、《浙江抗美援朝運動》、《1950內蒙古紀事 抗美援朝》、《大連抗美援朝運動紀實》等圖書從地域范圍到論述內容都各具特色。這些書籍的出版拓寬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視野，豐富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資料，從多個方面反映了全國各地各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風貌。

除抗美援朝史研究的專著以外，國內權威的黨史、國史著作中關于抗美援朝史的論述也是極為重要的研究成果。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2卷中，抗美援朝戰爭單獨設章，足見其在黨史中的重要地位。當代中國研究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一卷中用一節的篇幅論述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以及當代中國研究所著《新中國70年》均將抗美援朝戰爭作為鞏固新生政權的重要一環而著墨甚多。上述幾部著作作為經中央審定的黨史、國史領域的權威著作，充分吸收了黨史、國史研究中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最新資料和前沿成果，準確、生動地論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中取得的偉大勝利和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意義。

除學術著作外，紀實類著作也是抗美援朝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學者們在論述過程中旁征博引，運用了大量的歷史文獻，甚至有些史料是首次披露。從學術研究的視角來說，這類著作雖然屬紀實性，但對于推動抗美援朝史研究仍大有裨益。

紀實類著作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作者以親歷者的身份或者以親歷者口述歷史的方式來記述。例如，“抗美援朝戰爭紀實”系列圖書的作者江擁輝、吳信泉等都曾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并擔任志愿軍高級指戰員，指揮過多次經典戰役。他們以軍人的獨特視角看待和理解抗美援朝戰爭，真實刻畫和記錄了志愿軍指戰員們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英勇戰斗的歷史畫面與英雄事跡，并對有關抗美援朝史的訛傳進行了澄清。由于他們有親身經歷，掌握著第一手資料，再結合其他的歷史資料和研究成果，因此該系列圖書既不同于一般的紀實文學，也不同于普通的歷史通俗讀物，而是綜合了回憶錄、口述史和學術著作等特點，可讀性強、史料價值高。類似的重要著作還有《志愿軍老兵回憶錄》、《我們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親歷者人生傳奇實錄》、《我在朝鮮戰場》、《火線感悟：朝鮮戰爭贏之密》、《一個抗美援朝老兵的回憶》等。

另一種紀實類著作是作者從學術研究的視角出發，運用紀實或傳記的寫作手法對抗美援朝做研究型記述，特點之一是作者基本都是現役或退役軍人，從事軍事歷史研究工作，具有較高的軍事理論素養和學術素養；特點之二是資料豐富、研究深入、見解獨到，具有較強學術性和可讀性。例如，《巨人的較量：抗美援朝高層決策》一書，從抗美援朝戰爭最為關鍵的高層決策入手，運用了大量國內和俄羅斯、美國、韓國等國外檔案資料，并相互印證，以獨特的視角、獨到的見解、鮮明的觀點、生動的語言全景式地描繪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全貌，并從宏觀角度對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得失做出總結。可以說，該書在抗美援朝戰爭史研究中獨樹一幟。再如，《割裂世紀的戰爭——朝鮮1950—1953》一書，根據國內外大量資料，以毛澤東、彭德懷、鄧華、黃繼光、麥克阿瑟等50位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關鍵人物在戰場內外的故事為主題，展現了人與戰爭、人與歷史的深刻關系，該書資料翔實、史實準確，可讀性、學術性均較高。《解讀抗美援朝戰爭》一書力圖從對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戰役、重要文物的深度解讀中探尋歷史真相。類似的著作還有《改寫歷史決定未來的較量》、《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戰爭》等。

（二）學術論文

學術論文是體現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的重要載體。相對于著作而言，學術論文具有成果數量多、更新快、研究視域廣、方法多元化等特點。筆者在中國知網上以“抗美援朝”為主題進行檢索，范圍包括學術期刊數據庫，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數據庫，會議論文數據庫，報紙數據庫等。檢索結果顯示，從2009年到2019年共有1204篇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文獻，比之前10年間的670篇增加了近1倍，這說明隨著檔案資料的發掘和研究力量的增強，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成果數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從文獻內容看，研究范圍極其廣泛，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社會等各個方面。從文獻發表的時間段來看，呈現一定的階段性特點。

表1是2009—2019年中國知網“抗美援朝”主題關注度指數表，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關注度指數較高的年份是2010年、2013年和2019年，都在20以上，這是因為2010年和2013年分別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60周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60周年，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因此這三年的關注度指數相對較高，其他年份的關注度指數相對較為平穩，基本保持在10-15的中等區間內，比之前10年平均指數6.6有大幅度提高。2020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預計關注度指數也會有較大提升。

為便于具體分析研究概況，筆者選取了《中共黨史研究》《黨的文獻》《當代中國史研究》《軍事歷史》《軍事歷史研究》《蘭臺世界》《百年潮》《黨史文匯》《黨史博覽》9種期刊作為統計樣本（詳見表2），主要原因是：第一，這9種期刊刊載的抗美援朝文獻數量較多；第二，這9種期刊是黨史、國史、軍事史、歷史檔案等領域的重點期刊。筆者在中國知網學術期刊數據庫檢索2009—2019年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文獻（不含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數據庫，會議論文庫以及報紙數據庫，下同），從發表的抗美援朝史文獻的數量來看，2009年學界共發表55篇學術論文，其中這9種期刊發表15篇，約占總數的27%；2010年學界共發表232篇學術論文，其中這9種期刊發表68篇，約占總數的29%，其他年份情況大抵相同，這9種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基本都占總數的20%以上，說明這9種期刊在抗美援朝史研究方面所處的重要地位。從期刊分類來看，軍事史類期刊發表的關于抗美援朝的文獻數量最多，共75篇，約占這9種期刊發表總數205篇的37%。其中，《軍事歷史》共發表48篇，在這9種期刊中居于首位，其次是檔案類重要期刊《蘭臺世界》，再次是《軍事歷史研究》、國史類主要期刊《當代中國史研究》、黨史類主要期刊《中共黨史研究》《黨的文獻》。從文獻的學科分布看，歷史、軍事、政治學科排在前三位。此外，雖然《百年潮》《黨史文匯》《黨史博覽》等黨史、國史期刊的綜合與復合影響因子總體上低于其他6種期刊，但是由于發表的抗美援朝史文獻數量較多，而且容全面、史料豐富、視角多維，因此仍然是抗美援朝史研究的重要陣地之一。

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也是抗美援朝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形式。筆者在中國知網檢索，2009—2019年，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共有105篇，以“抗美援朝”為篇名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共有56篇。從總體上看，關于抗美援朝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具有如下特點：一是以碩士學位論文為主，數量呈逐年遞增趨勢；二是學科分布較廣，涉及歷史、政治、軍事、文學、新聞傳播、馬克思主義等諸多學科；三是挖掘和運用史料的水平明顯提升。可以說，經過多年發展和積累，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抗美援朝史的研究。

二、幾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近十年來，學界在總結和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一方面繼續深化抗美援朝出兵決策、軍事戰略、戰爭過程、戰爭評價等傳統問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在探索、嘗試新的研究領域，抗美援朝史研究日臻成熟。

（一）抗美援朝出兵決策

迄今為止，關于抗美援朝出兵決策問題仍是學界研究的重點。研究者們針對出兵動機、決策過程以及決策是否正確進行了深入探討，雖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仍存在爭議，但總體上對出兵決策問題的意見趨于一致，認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心出兵的最根本原因。此外，鞏固新生政權、維護和加強中蘇同盟、承擔社會主義陣營的責任和義務等也是影響出兵決策的重要因素。齊德學在列舉了學界的各種觀點后，認為“抗美援朝出兵決策，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科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反復權衡利弊后作出的正確抉擇，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抗美援朝的出兵決策體現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決心和力量，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正氣，符合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得到了全國各階層和各族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抗美援朝出兵決策本身就在國際上得到了理解和贊賞，改變了自近代以來中國給國際社會留下的軟弱無能的印象”。汪暉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20世紀中國革命與戰爭的脈絡中加以重新審視，認為“毛澤東決定參戰，這個決定不是從戰爭由誰挑起這一問題出發，而是從對戰爭進程及其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的判斷出發的”，“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有利”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條件”。

李捷認為抗美援朝決策不是一個會議或幾個會議做出的決定，而是一個過程，是“以朝鮮半島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為背景，不斷進行重新判斷和動態調整的結果”，據此，李捷將抗美援朝決策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即“備而不用”“立足于幫”“我們要管”以及“一波三折”。抗美援朝出兵決策進程表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以國家安全為最高利益，善于從國際力量對比及互動當中觀察和判斷局部性的突發事變，未雨綢繆，預作多種判斷和多種準備，并能根據復雜多變的情況作出靈活、機敏、果敢的抉擇，始終牢牢把握捍衛國家和平與安全的主動權，從而化被動為主動。同時，還能揚己之長、避己之短，充分利用對手的弱點及其失誤，確保出手即勝、初戰即勝”。與李捷的這一觀點類似，沈志華也認為：“從6月25日戰爭爆發，到10月19日中國出兵，在不到４個月的時間里，在中國是否援助朝鮮，怎樣援助朝鮮的問題上，經歷了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具體可劃分為四個節點：一是“從美國宣布參戰到仁川登陸前”；二是“從仁川登陸成功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前”；三是“從10月1日至10月10日”；四是“從10月11日至10月18日”。這一“歷史過程表明，隨著戰場形勢和蘇聯態度的變化，毛澤東關于中國出兵決策的目標不斷發生改變，決策動機也是多重的，但出國作戰、抗美援朝的決心和方針卻是貫穿始終的”。

有學者從公共政策理論角度對抗美援朝出兵決策問題進行了分析，把決策過程分為“抗美援朝方案的目標”“抗美援朝的方案設計”“抗美援朝的后果預測”以及“抗美援朝的方案抉擇”四個階段。從結果來看，“抗美援朝的決策是正確的”，這是因為決策“符合從基本國情出發、信息全面真實、民主參與的政策制定原則”。可以說，這種研究角度也不失為一種創新。還有學者從中朝關系、中蘇同盟的結成和中美沖突的升級以及毛澤東個人因素的決定作用等方面入手，對影響毛澤東做出出兵朝鮮決策的因素進行梳理后，認為“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策是在特定各種內外環境的作用下，通過深思熟慮才做出的艱難決定，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影響的結果”，糾正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偏頗的觀點。

（二）抗美援朝運動

抗美援朝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為核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的一次全國性的成功的群眾性運動。近些年來，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頻見于坊間，并呈現出研究視域愈加具象化的特點。學者們從運動背景、政治動員、動員機制、輿論宣傳、愛國主義教育、民眾心態、歷史意義、地方性抗美援朝運動等多個視角對抗美援朝運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全能政治：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社會動員》一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嘗試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抗美援朝動員的背景、內容、過程、運作機制等方面對抗美援朝運動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研究，力圖客觀、理性、真實地再現這場運動的內在邏輯和歷史全貌。整體而言，該書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內容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創新性。有學者通過對北京市抗美援朝期間黨的組織動員方式的考察，認為“在北京市抗美援朝運動的組織動員中”，“構建了一個嚴密的組織動員保障網絡”，“一方面保證了動員渠道的暢通無阻，保證了抗美援朝運動高效率的運轉；另一方面能更好地貼近各界群眾關于維護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權利、改善自身生活的要求，使得開展抗美援朝運動不再是被動的行政命令，而成為廣大人民的自發要求”。從抗美援朝運動的社會動員成果來看，“又不只局限于抗美援朝運動本身，而是在當時就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也不只局限于抗美援朝這一特殊的戰時環境，甚至也延伸到建國后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對于普及愛國主義教育、增強民主參與意識、推進政治社會化方面影響深遠。

《論抗美援朝戰爭的國內宣傳工作》、《抗美援朝宣傳工作的主要形式》、《抗美援朝戰爭前后的對外宣傳》、《抗美援朝戰爭動員中的中美輿論戰——以〈人民日報〉對“美國之音”的批判為例》等文從輿論宣傳的角度論述了全國各地抗美援朝宣傳教育工作的方式、開展情況以及重要作用。

（三）人物研究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抗美援朝戰爭具有重大影響，因此對他們的研究一直以來是抗美援朝史中的重要范疇。《毛澤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軍事指導藝術》一文提出：“抗美援朝戰爭在敵我雙方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優劣極為懸殊的條件下能夠取得勝利，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偉大勝利。毛澤東軍事指導藝術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略準備、戰略決策、戰場指導和戰局控制等方面均有充分展示和發揮”。《論周恩來在抗美援朝出兵決策中的歷史作用》一文認為周恩來在抗美援朝決策過程中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出兵主張，“全面領導和組織備戰工作，有力奠定了出兵基礎；徹底摸清蘇聯軍事底牌，促使中央定下按計劃出兵的最后決心，發揮了特殊而關鍵的歷史作用”。

有學者從抗美援朝戰爭的后勤保障工作入手，提出周恩來“無論是在戰爭準備階段還是在戰爭過程中，都為志愿軍的后勤保障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抗美援朝戰爭后勤保障工作的這些經驗，對我軍后勤工作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以及對未來反侵略戰爭的后勤工作，意義都是十分深遠的”。

此外，學者們還對彭德懷、鄧華、洪學智、劉波等志愿軍將領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英勇表現、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通過對這些人物的研究，進一步增加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厚度。

（四）抗美援朝的評價和歷史意義

抗美援朝戰爭的重大作用和歷史意義是不容置疑的。多年來，學者們從歷史、現實等多個角度對此已進行過卓有成效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抗美援朝戰爭符合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對新中國的鞏固和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第一，最大限度維護、鞏固了新生政權和國家安全；第二，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我國的經濟、國防等各項建設事業創造了相對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第三，開啟和促進了軍隊科學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歷史進程；第四，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所造就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等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仍然是我們今天應該高舉的旗幟，這也是抗美援朝戰爭的現實意義和當代價值所在。汪暉認為，“志愿軍入朝包含著多重的意義：對朝鮮的支持，對東北的保護，對美國封鎖臺灣海峽的反擊，對聯合國拒絕中國的抗議，對霸權主導的世界格局的拒絕”。他從戰爭的性質和政治意義角度提出，抗美援朝戰爭是人民戰爭的延伸，既具有民族戰爭的性質，又是一場抗擊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戰爭，是一場以戰爭促和平的正義之戰。

（五）地方性抗美援朝史研究

在近些年來的抗美援朝史研究中，以地方為個案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影響越來越大，這一方面得益于地方檔案資料的發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凸顯了學者們學術視野的拓寬。除《江蘇地區抗美援朝運動簡論》、《論安陽地區的抗美援朝運動》、《試述閩北的抗美援朝運動》、等從宏觀上論述各地抗美援朝運動的研究成果之外，還涌現出從其他視角進行研究的成果。例如，《抗美援朝運動對鄉村社會的影響——以聊城縣為中心的考察》一文借助山東省聊城縣的地方檔案，探究了抗美援朝運動給地方鄉村社會帶來的深刻影響。《抗美援朝運動對建國初期土地改革影響初探——以江西省為例》一文結合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兩大運動在全國的展開，以江西省為中心探討了抗美援朝運動對新中國土地改革運動的影響。《抗美援朝與湖南省基督教“三自”運動》一文則以抗美援朝期間的湖南省基督教“三自”運動為考察對象，認為黨和政府結合抗美援朝的局勢，對基督教界進行了有效的宣傳動員，“使他們在反帝愛國的口號下自覺地突破了‘超政治’的立場，廣泛地認同了黨和政府的領導，最終適應了新社會的發展要求”。《論抗美援朝運動中婦女組織的社會動員——以福建為例》一文以福建為例，探討了婦女組織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獨特的社會動員模式、特征及其作用。《四川藏區抗美援朝運動探析——基于民族認同的視角》一文從民族認同的視角出發，探討了抗美援朝運動在消減四川藏區內部的民族隔閡以及增強少數民族對新中國的認同、增強愛國主義教育中所具有的作用。

（六）批駁抗美援朝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推進，一些人打著“學術研究”“學術創新”的旗號，質疑、污蔑甚至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虛無主義言論甚囂塵上，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研究，而且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針對否定抗美援朝正確性、認為中國不該出兵的言論，羅援認為：“中國出兵朝鮮完全是被迫的，是被逼的。同時，黨中央毛主席的決策是英明的、正確的，也是正義的。70年后的今天，我們依舊應該記住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正確性”。針對“抗美援朝戰爭是失敗的”等一些以“反思戰爭”為名的言論，有學者指出：“抗美援朝戰爭在新中國發展史上的地位,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那種對抗美援朝戰爭持完全否定態度,認為抗美援朝是比‘文化大革命’更嚴重的錯誤看法是站不住腳的”。

齊德學在《駁抗美援朝戰爭問題上的歷史虛無主義》一文中認為有些人全盤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根本目的是否定毛澤東。他用大量史實從四個方面進行了駁斥：第一，朝鮮戰爭的爆發與毛澤東沒有必然關系，戰爭遲早都要爆發，而且毛澤東并沒有“積極支持”金日成南下。有人將朝鮮戰爭爆發的責任歸結到毛澤東身上是對毛澤東的“欲加之罪”。第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除了朝鮮請求、國家利益以及軍事準備這三條決定性因素外，還受到歷史因素、意識形態因素以及蘇聯因素影響，說毛澤東為了推進世界革命而出兵朝鮮是“完全不顧事實的妄斷”。第三，毛澤東根據戰爭形勢及時調整軍事戰略目標是極為正常、合乎邏輯的，并不存在設定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的問題。第四，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偉大的勝利，而不是有些學者宣稱的“僅僅是精神上的勝利”。

關于抗美援朝戰爭該不該打、是不是打勝了、是否阻礙了國民經濟的恢復、是否延誤了解放臺灣等有學術爭議的問題在近年來也出現了歷史虛無主義化傾向。《對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問題的認識》一文認為，在這些問題上“一些非議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未有全面地、歷史地對待諸問題”。關于志愿軍傷亡數字的研究一直存在爭議，《抗美援朝戰爭志愿軍傷亡人數辨析——與〈尊重每一個生命〉作者商榷》一文對《尊重每一個生命》這篇文章提出批評意見，認為該文存在混淆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擴大志愿軍作戰亡數字、對戰爭的性質認識有誤等謬誤。

汪暉認為一些人把毛澤東所說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的含義刻意遮蓋起來，“他們用蘇聯取代了整個東方和世界，從而將20世紀中期的確存在的‘東方陣營’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及其關系替換為單純的中蘇間的國家關系，將抗美援朝戰爭包含的國際主義性質，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反抗帝國主義入侵和稱霸的民族解放運動所必然包含的國際意義，徹底抹殺了”，其目的是通過否認抗美援朝戰爭在國際主義層面的歷史意義進而否定抗美援朝戰爭。嚴格地說，這種觀點也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七）軍事范疇內的抗美援朝史研究

從戰爭角度研究抗美援朝是中國軍事歷史研究中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學者們從軍事戰略、戰術、軍隊建設、后勤保障、情報戰、心理戰、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等角度論述了抗美援朝戰爭在軍事范疇內的歷史過程及作用，與一般意義上的抗美援朝史研究既有專業方面的區別，又能相互補充、相互印證，根本目的都是為了還原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本來面目。例如，李維賽在《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中美軍第2師遭受殲滅性打擊情況分析》一文中根據親身經歷和查閱的相關史料，對美軍第2師遭受殲滅性打擊的具體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志愿軍殲滅其7000人一說比較符合實際，厘清了在這一問題上的模糊說法。《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志愿軍士氣激勵問題研究》一文對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激勵士氣的做法進行了系統總結和歸納。《抗美援朝戰爭戰役指導的基本經驗》一文從戰役指導的角度總結了抗美援朝戰爭中歷次戰役的四點重要經驗和啟示。《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防空作戰的經驗與啟示》一文針對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的防空作戰，總結了防空防御作戰的主要經驗以及對于當前和未來防空作戰的啟示。

（八）其他

停戰談判、細菌戰、戰俘問題等是抗美援朝史研究中的傳統熱點問題。近十年來雖多有論述，但鮮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贅述。此外，相對于上述比較集中的幾個研究領域，某些領域的研究雖略顯冷僻，卻是另辟蹊徑、特點鮮明，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抗美援朝史研究。《敘事同構的中朝軍民關系——抗美援朝文學論》一文以抗美援朝文學中的中朝軍民敘事為視角，認為抗美援朝文學“訴諸正義戰爭的正義性，保家衛國的合法性”，著力于揭示“人民軍隊的道德優先和軍人使命，民眾人心向背的致勝力量”。《文化視野中的抗美援朝戰爭》一文則從文化角度去解讀抗美援朝，認為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霸權主義文化及其決策層對中國文化的無知。新中國先進的政治文化所激發出的凝聚力、創造力，中國人民志愿軍先進的軍事文化所煥發出的戰斗精神是新中國能夠戰勝強敵，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的重要原因。《從儒家戰爭倫理的正義觀論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一文從儒家戰爭倫理觀出發，提出：“抗美援朝戰爭符合儒家戰爭倫理的正義原則，具有正當的理由和正當的意圖，體現了法律和道義上的正義性，是一場有限的戰爭，是中國所考慮的最后手段，體現了正義戰爭的區分原則、保護原則和人道主義原則”。

三、對近十年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思考

國內學界對抗美援朝史研究由來已久，逐漸走向繁榮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幾十年的積淀，總體來說成績斐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關于抗美援朝史的一些傳統問題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基本達成共識；二是研究范圍從早期的軍事史研究逐步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社會、人物、國際關系、新聞宣傳等多個方面，專題研究不斷深入，學術觀點趨向多元化；三是研究理論、方法和范式不斷創新，跨學科研究態勢明顯；四是國內外檔案資料的挖掘、整理、出版以及利用程度不斷加深；五是國際、國內學術交流與合作顯著增多，研究成果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影響力。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并改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研究力量不均衡，研究范圍有待于進一步拓寬。近些年來，國內學界以抗美援朝為對象的研究隊伍不斷擴大，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存在著研究力量不均衡的問題。首先，研究的中堅力量依然集中在少數研究機構和少數知名學者，有見地的青年學者尚不多見。其次，各個研究領域的研究力量存在分布不均的現象，如近年來從冷戰史領域研究抗美援朝史的學者明顯增多，相比之下，某些傳統研究領域的研究力量稍顯薄弱。這固然有檔案資料方面的原因，但研究力量不足、研究不夠深入、視野不夠開闊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多渠道吸引和培養在研究范式、理論素養、問題意識、探索精神和創新能力相對突出的年輕學者是推動抗美援朝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第二，近幾十年來，依靠國外檔案文獻的披露，抗美援朝戰爭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學術討論的氛圍愈顯濃厚，但與此同時也存在著過度依靠國外檔案文獻而忽視國內資料且缺乏相互印證的現象，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要繼續加強對國內外檔案文獻的搜集、整理，同時學者們在利用檔案文獻時也要甄別勘校、去偽存真、相互印證、客觀論述，防止出現由于過度依賴某一方面史料或因資料而先入為主從而得出錯誤結論的現象。

第三，現有的抗美援朝史研究模式基本還是以學科劃界，缺點是研究視野較為狹窄、研究方法陳舊，對問題的理解和認識有限。研究者們如果能夠嘗試運用和借鑒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國際關系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論方法與研究成果，將有助于推動這一研究向縱深發展。

第四，近些年來，抗美援朝史研究漸漸成為歷史虛無主義的重災區，否定抗美援朝戰爭、污蔑抗美援朝運動和英雄人物的極端言論層出不窮，這些錯誤言論具有很大的滲透性、迷惑性，特別是以“還原歷史”“學術爭鳴”為幌子的言論危害更大，其根本目的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學界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在當前學術多元化、意識形態領域斗爭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抗美援朝史，以有分量的學術研究旗幟鮮明地回擊這一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未來的抗美援朝史研究而言至關重要。“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60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我們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60周年，不是為了延續對抗，而是要以發展的思維、長遠的眼光來審視歷史、觀察現實、思考未來，更好地汲取歷史經驗，從中獲得現實和長遠的教益”。A無須諱言，這是我們研究抗美援朝史的指導思想，可以預見，未來抗美援朝史研究必將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