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儉節約、艱苦奮斗既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高度重視這一傳統的繼承和弘揚，不僅在厲行節約上發表過很多重要論述，更以身作則，帶頭踐行。毛澤東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這一深刻論斷不僅積極推動了革命事業的發展，至今仍有著重要現實指導意義。
　　“做節省一切開支以充裕戰爭經費的運動”
　　第三次反“圍剿”后，中央蘇區力量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根據地面積達5萬平方公里，人口250萬，但與國民黨反動派相比，仍是處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的“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正是倚仗這種力量上的懸殊，國民黨“不但組織了武裝力量進行軍事上的‘圍剿’，而且在經濟上實行殘酷的封鎖政策”“他們想用饑餓、死亡、燒殺的政策企圖來撲滅蘇維埃革命”，中央蘇區物資嚴重匱乏，廣大軍民生活異常艱難。
　　為確保蘇區建設和革命事業持續向前推進，臨時中央政府在經濟建設上一手抓生產，一手促節約，中央蘇區掀起了一場“做節省一切開支以充裕戰爭經費的運動”。1932年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親自擬寫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十四號》強調，“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如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須盡量減少，尤其紙張信套，更可以節省使用。這一切節省，雖在各部分為數甚少，但積少成多，并可以養成蘇區中更加刻苦、更加節省的蘇維埃工作作風——這是萬分必要的。”訓令還強調，經費節省“決不是工作減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還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來。”
　　1934年，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關于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毛澤東實事求是、高瞻遠矚，進一步提出“經濟服務于戰爭”的指導思想，確定“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強調要“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一些成績，以后還應用力”。此后，在蘇區掀起了一場“節省運動”。
　　“節儉一文錢即可對革命有一分的幫助，誰要浪費一文錢實等于革命的罪人”
　　節省運動從1932年開始，《紅色中華》發表社論，提出“節儉一文錢即可對革命有一分的幫助，誰要浪費一文錢實等于革命的罪人”。
　　這期間，各級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首先帶頭節約，他每天的生活標準只有三錢鹽、二錢油，穿的衣服也總是綴滿補丁，按規定他的油燈可點三根燈芯，但他堅持只點一根，從不搞特殊。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也與蘇區軍民一樣，過著“有鹽同咸、無鹽同淡”的生活。
　　積極倡導個人節約和捐獻。1934年3月，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通過《紅色中華》發出“為四個月節省八十萬元而斗爭”的號召，提出節省的九項措施，中央政府總務廳、國民經濟部等黨政機關帶頭響應，政府工作人員主動要求減少伙食給養，“免發夏衣”，決定自己開荒種菜，嚴格落實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須盡量減少等規定。著名的“三升米運動”也是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一天，毛澤東主席叫來時任云集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兼區委書記的朱開銓，對他說，前線紅軍需要糧食，但庫存不多，請云集區帶個頭，號召每人節省三升米。朱開銓回到區里馬上進行動員，大家聽說是毛主席的號召，無不積極響應，短時間內就捐出9000多擔米。
　　裁減不必要的工作人員。1934年2月，蘇維埃政府發布第7號命令，重新規定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編制，裁減不必要的工作人員，目的是減少政府開支，“提高勞動紀律，提高工作速度和效力。”瑞金縣蘇維埃政府積極擁護中央人民委員會決定，堅決裁減后方非必要工作人員，節省一切非必需費用。3月份全縣縣區鄉三級共裁減283人，比上一年10月至12月減少509人，減少近一半。特別是縣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3月份裁減至116人，人員壓縮了2/3，為蘇區各級政府節省了大量行政支出。
　　加大對貪污浪費的懲戒力度。在積極倡導和率先垂范的同時，毛澤東特別要求公職人員要帶頭廉潔節約。他主張按照懲防并舉的方法，對黨員干部進行理論教育和黨性教育，領導制定并執行《政府工作人員懲辦條例》等相關法律措施，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工農檢查委員會等機構，同時鼓勵民眾主動揭發貪污腐化消極怠工以及官僚主義分子。當時簽發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第26號訓令規定：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毛澤東直接領導和參與懲處了一批貪污腐敗分子，有效遏制了中央蘇區存在的貪污浪費現象，一方面清除了貪污腐敗分子，純潔了革命隊伍；另一方面也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在中國共產黨廉政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有力支持了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
　　由于采取一系列切實管用的措施，中央蘇區開展的“節省運動”取得了巨大成效，不僅節約了經費，有力支持了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還教育蘇區廣大干部和工農群眾，傳承了勤儉節約的光榮傳統，形成了黨的優良工作作風。同時打擊了經濟犯罪，查處了一批腐敗分子，純潔了革命隊伍。黨和蘇維埃臨時政府的威望進一步提高，贏得了廣大群眾真心實意的愛戴。“節省運動”對爭取革命勝利、鞏固蘇維埃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
　　節省了大量物資和經費。節省運動開展后，臨時中央政府要求各級政府和各群眾團體，一切費用都要十二分的節儉，不要浪費一文錢，濫用一張紙，積少成多，就可以節省一大筆經費。中央機關各部委建立起嚴格的預算決算制度后，開支大量節省下來。1934年3月，中央政府提出4個月節省行政經費80萬元的號召后，僅中央機關從4月至7月就節省了130萬元。
　　純潔了干部隊伍。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頒布《幫助紅軍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第三號通令決定，對腐化分子依據犯罪情節的輕重不同，分別予以處理。把罪大惡極的貪腐分子處以死刑，罪不至死的貪腐分子則判處適當刑罰，一般貪腐分子則進行教育，犯罪情節輕微、態度好，經教育對自己的錯誤認識到位的可以繼續留在黨內。時任瑞金縣蘇會計科科長的唐仁達、中央政府總務廳“全蘇大”工程處主任的左祥云、于都縣軍事部長的劉仕祥等都因嚴重貪污行為被逮捕，并且處以死刑。中央蘇區干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更加純潔，整體素質和工作作風得到極大提高。
　　形成了蘇區干部好作風。節省運動中，出臺了不少政策、法令和條例，用于規范廣大干部的行為，激發黨員干部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在反貪污浪費方面，經常在《紅色中華》“黑板”欄目披露一些貪污腐化干部的腐化行為及其處理結果，對廣大干部起到了有效的遏制和震懾作用。在“紅板”欄目則刊登一些蘇區干部的榜樣，介紹他們的先進事跡和群眾的好評，對樹立蘇區干部好作風傳遞了正能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力促進蘇區干部好作風的培養和傳播。
　　密切了干群關系。蘇區時期，物質生活異常艱苦，鹽和葷腥匱乏，人民缺衣少糧，常以紅薯、野菜充饑。但艱苦打不倒蘇區干部群眾，黨的干部任勞任怨，保持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本色，與廣大人民群眾始終保持血肉關系。政府工作人員牢記黨的宗旨，只要群眾有生產生活問題，大到耕地，小到柴米油鹽，都予以關心和解決。政府得到廣大工農群眾衷心擁護。“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火把訪貧農。”，這首傳唱于蘇區時期的興國山歌，不僅是蘇區群眾對蘇區干部發自內心的贊頌，更是當年蘇區干部與群眾一起艱苦奮斗、患難相依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