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恩格斯受到盧格等人的青年黑格爾派觀點的影響，認為該派觀點的理論意義在于通過政治行動來踐行自由的哲學原則。這種理解不僅體現在他對阿恩特、謝林等人的思想觀點的批判上，也體現在他對當時普魯士政治及文化生活領域出現的各種倒退現象的批判上。青年恩格斯在到達英國之后逐漸擺脫青年黑格爾派的方法論影響，開啟了向唯物史觀發展的思想征途。

[關鍵詞]恩格斯 自由 哲學原則 政治行動

青年恩格斯曾多次說過，是大衛·施特勞斯幫助他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的。他在1839年11月13—20日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寫道：“我正處于要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時刻。我能否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當然還不知道，但施特勞斯幫助我了解了黑格爾的思想，因而這對我來說是完全可信的。何況他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本來就寫出了我的心里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24頁。】他在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又寫道：“通過施特勞斯，我現在走上了通向黑格爾主義的大道。我當然不會成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樣頑固的黑格爾主義者，但是我應當汲取這個博大精深的體系中的主要內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28頁。】但如果由此認為只有施特勞斯幫助恩格斯走向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立場，那就可能犯簡單化的錯誤。施特勞斯畢竟只是推動了神學領域的變革，而恩格斯在1839年10月之后已經不太關心神學問題了，而是轉為關注普魯士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宗教生活。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阿爾諾德·盧格在恩格斯成為與欣里克斯等人不同的黑格爾主義者（即青年黑格爾派）的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造就其這一時期鮮明的思想特色——哲學與政治相結合。這一特色為他以后把唯物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運動有機結合起來提供了初始的方法論基礎。��

一、從塵世生活的矛盾到世界歷史的自由本質

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10月29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談到普魯士的政治生活（立法、國家的行政）、經濟生活（賦稅的分配）及宗教生活。他看到，普魯士雖然有明確的立法和行政體系，但本質上只不過是在追求一成不變的專制制度，而普魯士當局還在用蠱惑宣傳和卑鄙的謊言來掩蓋這種真相。在宗教生活領域也是如此，普魯士當局只不過是利用宗教的華麗外表和漫無邊際的吹噓來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13頁。】在這封信中，恩格斯說明了《圣經》中所講的原罪是由塵世生活中的各種條件引起的。但如果只是停留在這一理論層面的話，他的這部分思想也就只有宗教批判的意義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1839年底至1940年初，德國思想文化界流行著一種普天之下沒有新東西、歷史會經常回到它的舊軌道的保守歷史觀，更有人用這種歷史觀來為當時政治的裹足不前辯護。對青年恩格斯來說，上述對普魯士塵世生活內在矛盾的剖析，使他開始思考更具基礎性的歷史觀問題。于是，在這一時期，除了直接閱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恩格斯還通過盧格靠近青年黑格爾派，并把世界歷史理解為自由概念的發展史。他講道：“損害黑格爾者莫過于他自己的學生；只有幾個人，如甘斯，羅生克蘭茨，盧格等才配稱為黑格爾的學生。……要是把世界歷史是自由概念的發展這一思想以其全部威力強加在某一個不來梅牧師的身上，他會發出怎樣的悲鳴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30—231頁。】

在當時的德國理論界，有人試圖把歷史的進程比作平行線，認為“歷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圓或螺線，而是一種時而合攏（這個詞在這里也許比‘吻合’要恰當些）、時而分開的史詩式的平行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7頁。】。從表面上看，這只是對歷史進程的一種理解，但實際上并不這么簡單。這種觀點是直接針對歷史是自由精神的發展史的觀點的，是當時那些自以為是的達官顯貴們整天樂于宣講的東西。在寫于1839年12月底至1840年1月底的《時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就處在歷史的這樣一個點上。自查理大帝以來登臺亮相的各種思想，500年間不斷相互排斥的各種風尚，都企圖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權利再次強加于現代。中世紀的封建主義和路易十四的專制制度、羅馬的教階制度和上一世紀的虔誠主義，相互爭奪消滅自由思想的榮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7頁。】此時的恩格斯當然不會同意這種歷史觀。他明確講道：“我寧愿把歷史比作信手畫成的螺線，它的螺紋絕不是很精確的。歷史從一個看不見的點徐徐開始自己的行程，圍繞著這個點緩慢盤旋移動；但是，它的圈子越轉越大，旋轉越來越迅速、越來越靈活，最后，簡直像明亮的彗星一樣，從一個星球飛向另一個星球……歷史只是沿著最短的路程奔向新的燦爛的思想星座，這一星座不久就會以其耀眼的光輝使他們呆滯的眼睛昏花迷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7頁。】這是自由的歷史觀向時代的倒退征兆發出的吶喊。

恩格斯的這種解讀思路在他一年之后所寫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得到了繼續和深化。阿恩特是1813年德意志民族獨立斗爭時代的思想代表，而此時的恩格斯是在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的背景下思考德意志時代精神的發展問題的。他們兩人的思想節奏不可能處在同一個節拍上，有些在阿恩特看來是無足輕重的東西（譬如人民的自由），對恩格斯來說卻是德國人必須付出生命去獲得的東西。阿恩特希望躺在1813年的功勞簿上對著歷史的明鏡洋洋自得，但恩格斯希望繼承1813年喚醒人民意志的那種斗爭精神來為當下的政治斗爭服務。從恩格斯已有的自由的歷史觀的角度來看，阿恩特試圖以近30年前的斗爭經驗來告誡當下德國青年的做法，顯然會成為批判的對象。

在恩格斯看來，阿恩特大致可以被歸于德意志狂的行列，這是一個對德意志精神的現代發展作偏執式理解的思想派別。與它相對的是世界主義的自由主義派別，這個派別從另一個極端來解讀自由精神的發展，實際上也沒有正確理解時代觀念的發展問題。對此，恩格斯講道：“德意志狂總想把這個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紀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條頓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純正精神中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0頁。】“德意志狂的這個對立面就是南德意志等級會議的世界主義的自由主義。這種世界主義的自由主義否認民族差別，致力于締造一個偉大的、自由的、聯合的人類。它同宗教理性主義是一致的，并且同出一源，即出于上一世紀的博愛主義，而德意志狂則最后導致神學上的正統教義，它幾乎所有的信徒（阿恩特、斯特芬斯、門采爾）都逐漸走向這樣的歸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1頁。】恩格斯此處所講的是1815年維也納大會上德國統一的夢想破碎之后，北德意志的君主國（普魯士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和南德意志的君主國對自由理念的不同解讀。前者雖然具有繼承德國哲學傳統的文化優勢，但一直試圖排擠法國自由理念的影響；后者雖然對自由思想的理解比較豐富，但囿于無法與核心的文化傳統相融合，因而產生不了太大的影響。此時的恩格斯是想借助法國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響來重新推動德國的政治改革。因此，他在理論維度上需要的是白爾尼與黑格爾的結合，而不是像德意志狂那樣，對法國的自由理念進行簡單化的拒斥。“對恩格斯來說，1830年是德國當代歷史的開始，因為它重新點燃了內部改革的呼聲。青年恩格斯是1830年這一時代的產兒。”【[美]萊文：《不同的路徑》，臧峰宇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頁。】

恩格斯從他的自由的歷史觀出發，明確指出了白爾尼在德國政治精神（自由精神）發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他看來，白爾尼不是用思辨的方式，而是用爭取自由的行動的方式，來理解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內的歐洲各民族的地位和使命的。“他剝掉了德意志狂的徒有虛名的華麗外衣，同時，也無情地揭開了只有軟弱無力的虔誠愿望的世界主義的遮羞布。……他渾身洋溢著生機，他渾身充滿著活力。只有他的著作可以稱得上是爭取自由的行動。請不要在這里跟我談‘理智的規定’，‘有限的范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1—272頁。】此時恩格斯對白爾尼的評價是非常高的，這與他所持的哲學歷史觀是直接關聯的。他認為，自由的歷史觀的核心其實并不是用思辨的方式來詮釋歷史進程的自由本質，而是用政治行動的方式來踐行這種自由的精神。對他來說，正因為世界歷史是自由精神的歷史，所以當下要做的就是開展爭取自由的政治行動。

由此也涉及恩格斯尊敬的另一位思想家——黑格爾。雖然恩格斯在這一時期的書信中明確講過自己已經走上了通向黑格爾主義的大道，但我們千萬不要簡單地認為恩格斯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個黑格爾哲學階段，因為他講的黑格爾主義，其實是由盧格等人呈現出來的青年黑格爾派的觀點。恩格斯不可能認同黑格爾以思辨方式建構哲學體系的理論努力，他關心的是黑格爾哲學中蘊含的批判與革命力量。當然恩格斯也承認，黑格爾本人的確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正統派，其哲學是普魯士的國家哲學。但他強調的是這一哲學中蘊含的積極的東西，即由青年黑格爾派發展出來的東西。“施特勞斯在神學領域，甘斯和盧格在政治領域，將永遠是劃時代的。只是現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變成照耀著世紀運動的燦爛的思想明星。人們盡可以指責盧格的美學評論，說它索然無味，局限于教條的框框；然而描述黑格爾體系的政治方面同時代精神的協調一致并且使這個體系重新受到國民的尊敬，則仍然是盧格的功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3頁。】

對青年恩格斯來說，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思辨星云只是一種模糊不清的東西，而由盧格等人發展出來的為自由精神而戰的世紀運動才是燦爛的思想之星。因此，當他說在當下這個德國政治精神發展的最新階段，我們的任務“就在于完成黑格爾思想和白爾尼思想的相互滲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4頁。】時，并不是因為白爾尼的政治行動與黑格爾的理性思辨之間存在相互對立意義上的互補關系，而是因為不管是白爾尼的思想還是黑格爾的哲學（尤其是由盧格等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發展出來的批判哲學）都內含著思想與行動相結合的特點。也就是說，他們兩人的觀點在思想與行動相結合的維度上是一致的，是相互促進的。正因為如此，青年恩格斯才把他們都囊括進建構德意志精神的當下發展形態的理論視域之中。

當恩格斯從這一視角來審視阿恩特的思想時，自然會發現更多問題。譬如，阿恩特從維護普魯士貴族制度的立場出發，強調長子繼承權對確立土地永久關系的重要性。他反對自由分割土地，認為這樣將導致沒有一塊土地能夠養活自己的主人。而恩格斯則明確指出，土地所有權的完全自由才是解決農業方面的各種問題的正確方法。“土地自由不容許極端化：既不容許把大土地占有者變成貴族，也不容許把耕地分割成太小的、變得沒有用處的地塊。如果天平向一端傾斜得太多，那么，另一端秤盤里的東西立即就會增加，以期取得平衡。即使土地所有權從一個人手里很快地轉到另一個人手里，我也寧愿要有著無限自由的洶涌澎湃的大海，而不愿要一平如鏡的，以致漣漪都會不時被岸邊斜坡、樹根或一塊石頭沖散的內陸小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8頁。】歐美學界著名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專家特雷爾·卡弗把青年恩格斯在上述問題上的觀點界定為經濟自由主義，認為“恩格斯在1840—1841年的通訊文章中，以一個經濟自由主義撰稿人的身份出現。在這段時間里，恩格斯的文章主要是捍衛毫無限制的自由和分割土地所有權的權利，反對現實中德國大部分地區存在著的復雜的限制”【[美]卡弗：《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關系》，姜海波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頁。】。這種觀點是可以商榷的。恩格斯在這里強調的是法權維度上的土地分割及交換自由，而不是經濟學維度上的自由主義主張。他想借此表達的觀點是：在德意志政治精神發展的當下階段，我們的任務是捍衛包括土地轉讓權在內的人民群眾應該擁有的任何一項自由權利。此時的他還不可能試圖通過上述分析引申出關于經濟自由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的論點；事實上，在他到達英國之前，他要想得出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結論是很難的。

正因為如此，對青年恩格斯來說，阿恩特對長子繼承權及永久性土地占有關系的堅持，決不只意味著他拒斥經濟自由主義觀點，而且意味著他對作為時代觀念的自由精神的反動。“允許確立長子繼承權意味著國家同意建立貴族制度，不，不僅如此，這種對土地占有的束縛，正如任何不可轉讓的繼承權一樣，是直接對革命起作用的。如果一部分好地固定屬于某些家族，而其余的公民都得不到，這難道不是對人民的直接挑戰嗎？長子繼承權不是建立在根本不符合我們的認識的那種所有權觀點上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8頁。】恩格斯此時需要的是盧格式的自由哲學原則與政治行動的結合，而不是對自由主義經濟原則的追捧。在認識到人民爭取自由的行動需要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前，這種解讀模式很好地契合了青年恩格斯對哲學理論的現實訴求。

二、對謝林啟示哲學的批判與對自由的哲學原則的捍衛

從1841年10月開始，恩格斯在柏林度過為期一年的志愿兵服役生活。在此期間，他在柏林大學旁聽相關課程，恰逢謝林在此講授哲學。恩格斯在這段時間的三篇文章（《謝林論黑格爾》《謝林和啟示》《謝林——基督哲學家，或世俗智慧變為上帝智慧》）就是針對謝林的講座內容而寫的，其核心思想是揭露和批判謝林用啟示哲學扼殺自由哲學的理論企圖。此時的恩格斯已經具有從自由的哲學原則出發來揭示現實塵世生活中的矛盾的哲學思路。因此，說恩格斯的這三篇論文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主要不是說他通過對謝林的批判提高了自身的哲學思想水平，而是說他通過對基于青年黑格爾派視角的黑格爾哲學的捍衛，堅持和維護了自由哲學原則。

在《謝林論黑格爾》一文的開始部分，恩格斯就把謝林對黑格爾哲學的攻擊提升到在政治和宗教領域爭奪德國輿論統治權的高度來加以理解，并且明確亮出自己的態度：“我們這些得益于黑格爾要比黑格爾得益于謝林更多的人，難道能夠容忍在黑格爾的墓碑上刻寫這種侮辱性的話，卻不向他的敵人——不管這個敵人多么咄咄逼人——提出挑戰，以維護死者的榮譽嗎？無論謝林怎么說，他對黑格爾的評價是一種侮辱，即使其形式看上去是科學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28頁。】在《謝林和啟示》一文中，恩格斯對謝林啟示哲學扼殺自由的理性哲學的理論企圖進行了剖析與批判。為了闡明自己理解的自由哲學的內涵，恩格斯首先從哲學原則與具體思想結論的復雜關系出發，對他此時已經具有的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立場進行了說明。在他看來，黑格爾哲學本身的確存在著原則與結論之間的不統一性。黑格爾的哲學原則無疑是不受拘束和需要自由思想的，但由于其所處時代對思想的限制，他的具體的思想結論中的確有表現得過于正統甚至虛假的東西。恩格斯指出，黑格爾哲學中的自由原則被盧格等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繼承并發揚光大。這一思想是他在旁聽謝林的哲學課程之前就已經具有的，此處只是把它融入對謝林哲學的批判之中。當他維護黑格爾哲學時說德意志精神的新的時代已經到來的時候，他要強調的當然不是黑格爾哲學中的具體結論，而是由其辯證法思想凸顯出來的自由的哲學原則。

在此基礎上，恩格斯指出，包括黑格爾哲學在內的所有哲學的基本任務無非是把世界理解成合乎理性的，并進而通過凡是理性的必定是必然的、凡是必然的便是現實的這樣一種邏輯理路，來證明世界應當是現實的或者說應當成為現實的。謝林顯然無法接受這種對哲學的理性式理解，因為對他來說，只有上帝才是實存的、現實的。他一方面要用啟示哲學來抵制和扼殺基于理性的自由哲學，另一方面又要讓自己在柏林大學的講座具有哲學思想的外衣。于是，他只能把基督教中的神啟與信徒領悟的二元論偷偷塞進對哲學的解讀之中。“這樣一來，他就漫游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走著一條盡可能彎曲的道路，把合乎理性的東西稱為先于經驗［a priori］理解的東西，把不合乎理性的東西稱為根據經驗［a posteriori］理解的東西，并且把前者歸入‘純理性科學或否定哲學’，把后者歸入應當重新創立的‘實證哲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44頁。】經由此過程，現代哲學中基于理性的世界觀的完整性以及哲學的統一性，便被令人失望的二元論所取代。

謝林以邏輯思維只能面向世界的觀念而無法面向實在的世界為由，來為他的二元論觀點辯護，并進而為面向上帝的實存的啟示哲學留出理論空間，提出“理性研究的對象一定是上帝的本質，而不是上帝的實存。因此，應當為現實的上帝尋找一個有別于純理性范圍的范圍，事物應當擁有實存的這個前提；事物只有在以后，根據經驗［a posteriori］，才會顯示出是可能的或合乎理性的，并且在其結果上是符合經驗的，即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45頁。】。黑格爾通過闡明凡是合乎理性的必定是必然的和現實的，清楚地強調意識在世界歷史的必然性范圍內的自由發展過程。而對謝林來說，由于先有事物的實存，然后才根據經驗來顯示出事物是可能的或合乎理性的，因而神啟擁有了足夠的理論空間，合乎理性也降低到了可能性的層面上。在恩格斯看來，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黑格爾對理性的觀念懷有天真的信仰，而謝林只對神的啟示抱有天真的觀念。

處在這種解讀視域中的謝林顯然無法理解所謂的純理性科學的內容。但為了表示自己是一個哲學家而非神學家，他在講座中特意建構了一個純理性科學的內容體系。他從合乎理性的都是可能的這一前提出發，指出理性是一種潛在力——既是認識的潛在力，又是存在的潛在力。而作為存在的潛在力，它可以轉化為存在，也可以不轉化為存在。只要存在的潛在力還沒有轉化為存在，那么這種可以不轉化為存在的潛在力與可以轉化為存在的潛在力是等同的。由此，謝林指出，我們有三種潛在力，“第一潛在力是同存在的直接的關系，第二潛在力是同存在的間接的關系，它只有通過排斥第一潛在力才可能成為存在。……第三潛在力在轉化前同直接的潛在力沒有區別，并且它只有被排斥于前兩種潛在力之外時，才成為存在；只有前兩種潛在力轉化為存在時，它才能夠實現。這樣一來，所有可能性都包括進來了，而理性的內在機體在這個潛在力的總體中就被窮盡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47頁。】。在恩格斯看來，謝林對純理性科學的這種闡述完全沒有邏輯性，它已經不再是哲學式的思想，而只是一些關于理性的模糊不清的幻想罷了。

青年恩格斯批判謝林的啟示哲學，目的在于強調德意志精神的新時代、自由哲學的新時代已經到來。他想大聲疾呼：不管是世界還是人類，都無須在非理性面前為自己辯護，因為世界本身或者說人類生活本身就有豐富的內涵和力量，就是自身最好的辯護理由。人類這種基于自由精神的自我意識“就是每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實證哲學即世界史哲學的基礎。它才是最高啟示，人對人的啟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93頁。】。應該說，通過這種批判，恩格斯既揭露和抵制了謝林爭奪思想統治權的理論企圖，又對作為時代觀念的自由哲學原則的重要性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發。這為他下一步的理論斗爭奠定了更加堅實的思想基礎。

三、自由的哲學原則與現實生活批判的二元解讀構架

對謝林的批判使青年恩格斯鞏固了對自由原則的堅定信念。從《伍珀河谷來信》開始，恩格斯就從自由精神這一哲學原則入手，展開對現實生活中的宗教、政治及文化等現象的批判，盡管不同時期的批判得出的結論是不相同的。在柏林大學旁聽哲學課程時所寫的三篇批判謝林啟示哲學的論文，體現了恩格斯對自由的哲學原則的不可動搖的堅持。但這種理論辨析式的論文寫作并沒有使他放松或放棄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在1842年11月到達英國之前及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恩格斯始終致力于對各種現實社會問題的批判性解讀。就方法論層面來說，即使在到達英國后的一段時間里，他仍然采用自由原則加現實批判的二元構架來展開理論思考。至于如何通過揭示客觀實際中的矛盾來推動現實社會實現真正的自由等問題，恩格斯在完成《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寫作之前，還沒有得出明確的新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受到了盧格等人的青年黑格爾派觀點的影響。但同時必須看到，正是在用這種二元方法論構架批判各種現實社會問題的過程中，恩格斯開啟了向唯物史觀靠攏的思想歷程，直到最后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著作中從總體上轉向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

在服完兵役后，恩格斯撰寫了《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延續了之前對普魯士政治、文化等現實問題的批判性研究風格，從自由精神在國家層面的體現即新時代普魯士應有的自由意識入手，對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國王想要把普魯士建設成為的那種基督教國家中存在著的虛偽性與矛盾性進行了深刻的揭示。恩格斯首先把威廉四世的政治企圖提升到阻礙自由精神發展的高度加以理解：“要弄清這個人物，就必須從自由精神的發展和自由精神反對基督教的斗爭著眼，并且只有從這方面著眼。他是普魯士原則最后的產物；從他身上可以看出，這個原則在作最后掙扎，但它在自由的自我意識面前顯得完全無能為力。……普魯士或者是接受一種全新的原則，而這種原則只可能是自由精神的原則，或者它沒有力量向前邁進這樣一步，結果就自行潰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35頁。】這種基于自由精神的解讀立場，不僅使恩格斯對威廉四世的基督教國家內部的對立性與虛偽性的剖析更具理論穿透力，而且充分凸顯了他此時的革命民主主義政治立場。

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從兩個方面展開討論。首先是國家與教會的關系問題。恩格斯指出，一方面，威廉四世想要在國家生活領域中把普魯士的正統主義原則貫徹到底，因而通過提倡禮拜、整頓神學院、讓更多的官職由信教的人擔任等方法，把基督教觀念直接灌輸到國家生活中間；同時，針對新教國家的君主主教制反映出的教會權力削弱問題，主張通過調和的方法來討好教會，不管是對天主教還是新教皆是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就是采取這種辦法來對待天主教會的，至于新教教會，這里有一些明擺著的事實可以說明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應該特別提到的就是廢除強制合并令和免除老路德派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種壓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37頁。】但另一方面，威廉四世并不是真心想要讓普魯士國家回到教會統治的時代。他雖然表面上承認基督教教會的權力大于國王的世俗權力，但實際上仍然由他自己牢牢控制著國家的統治權。“君主仍不放棄自己的主教權勢，相反，他要保留批準權，甚至最高統治權，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認基督教權力高于他自己，因此在教會面前他也要俯首跪拜。這么一來，不單那些糾纏著新教國家的矛盾——雖然從外表上看來好像已經解決——依舊存在，而且新教國家的原則和天主教國家的原則也摻混在一起了，而后一種情況一定會造成莫大的混亂，使人沒有原則可以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37頁。】

其次是國家內部的關系問題。恩格斯指出，盡管德國特有的歷史進程使君主專制政體取得了明顯的政治優勢，那些封建貴族的世襲權利遭到了剝奪，君主成了國家的真正統治者，但由于威廉四世宣稱他想要建立的是基督教國家，因此他經常會推行一些對中世紀殘余力量有利的措施，以彰顯自己治理國家的思路是與基督教神學相吻合的。可是，當人們真的認為威廉四世是真心誠意地這么干的時候，很快就會發現現實并沒有這么簡單。威廉四世想要的實際上是基督教國家的神學外表，而不是這種基督教國家的實際內涵，因為他也看到了這種基督教國家往往與貧困、壓迫、混亂等社會現象相伴而行。所以，在治理國家的實際過程中，他推行的是一套搖擺不定、矛盾百出的管理制度。“他愿意把一切可能的自由給予他的普魯士人，但只能以不自由、獨占和特權的形式給予。他不是新聞出版自由的死對頭，他允許有這種自由，但這種自由也只是主要由學者階層獨享的權利。他不想廢除或者否定代議制，他只是不愿意讓公民本身擔任代表；他力圖建立的等級代議制，是普魯士一些省的等級會議中已經部分地實行了的那種代議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40頁。】恩格斯指出，在威廉四世身上發生的更有意思的事情是，盡管他做的這一切都是與公民權利及人的自由精神相違背的，但他總是喜歡擺出一副自由精神的捍衛者的樣子。他經常大肆吹噓自己推行的制度是自由原則的體現，可實際上做的卻是反自由的事情。在恩格斯看來，這種虛偽性與矛盾性是普魯士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

此時恩格斯的解讀視域還沒有真正涉及經濟生活的內容，他對自由原則的理解主要是從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等領域切入的。這種解讀視域使他在國家批判、宗教批判等問題上展現出比費爾巴哈、赫斯等人更深沉的思想力量，因為后者只是揭示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宗教和政治國家的本質是用抽象的普遍吞并現實個人的生活，而忽視對宗教生活及政治生活內部的對立與偽善的挖掘和分析。但同時也應看到，青年恩格斯的這種解讀視域由于缺乏經濟過程的線索，因而暫時還不可能研究導致國家及宗教生活中的現實矛盾的社會經濟基礎，同時也不可能越出政治和精神領域來理解自由原則的內涵，即深入到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探討自由原則的豐富內容及實現路徑。這些都有待于他在政治上轉向共產主義立場、在理論邏輯上領悟到英國社會革命的歷史觀內涵及意義之后才可能達到。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不是一到英國就馬上領悟到了這些。事實上，他在剛到英國時所寫的《國內危機》一文中，還是保持著原先那種從自由精神原則出發來剖析現實社會矛盾的思路。“如果從英國本國的直接實踐即物質利益的角度來看，就是說，如果忽視了催人奮進的思想，因表面現象而忘記了根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那么，這種看法也確實是惟一可能的看法。有一個問題，在德國已經是不言而喻的，而對于一個頑固的不列顛人，卻無論如何也講不明白，那就是所謂的物質利益在歷史上從來不可能作為獨立的、主導的目的出現，而總是有意無意地為引導著歷史進步方向的原則服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407—408頁。】此時的恩格斯只不過是把批判的對象從政治、宗教領域轉移到了經濟領域，但批判的方法及解讀的路徑依然沒有改變。這一方面說明自由哲學原則與現實政治批判的二元論思維在青年恩格斯的頭腦中是比較牢固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向唯物史觀的思想轉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經過對現實經濟過程的不斷深化的研究。之后，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盡管還保留著基于人道精神的批判視角，但已經開始探討由科學推動的生產力的發展與內在對立的競爭關系之間的矛盾等問題。這種思路因在此文的最后部分提及工廠制度問題而得到進一步深化。當然，真正把這一新思路闡述出來的是他稍后所寫的《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一文。他在那里明確強調了英國社會革命的歷史性意義，并對工業革命與英國市民社會變革之間的關聯性進行了較為深入的闡發。正是從這時開始，恩格斯加快了邁向唯物史觀的理論步伐，這是我們在恩格斯后來的思想發展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

（唐正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