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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運籌抗美援朝戰爭的最高統帥

作者:石仲泉    發布時間: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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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沒有身處前線,而是運籌帷幄于中南海,是這場特殊戰爭實際上的最高統帥。毛澤東領導抗美援朝戰爭的最高統帥地位,是由需要正確處理好中朝兩國、兩黨、兩軍關系的特殊使命決定的,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格局和新中國成立時與蘇聯結盟的特殊關系決定的,由毛澤東非凡的文韜武略等個人特質決定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后的五次戰役和停戰談判中的四次大戰的決策者都是毛澤東。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自建軍以來所進行的一場非常特殊的戰爭。它創造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多個第一: 第一次出國在境外作戰; 第一次與兄弟國家軍隊聯合作戰; 第一次同美國為首由 17 個國家組成的擁有高度現代化裝備的“聯合國軍”作戰; 第一次比較長時間在極端嚴酷的自然環境和后勤保障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作戰; 第一次最直接地肩負著保衛世界和平的使命作戰。這“多個第一”決定了這次戰爭不僅僅是單純的軍事行動,還擔負著重要的政治責任和國際義務。因此,抗美援朝戰爭的最高統帥就不能不由身經百戰、具有豐富的政治智慧和戰爭指揮藝術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來擔當。盡管毛澤東沒有身處抗美援朝戰爭前線,而是運籌帷幄于中南海,這場特殊戰爭的最高統帥卻非他莫屬。

一、毛澤東最高統帥地位的三個決定性因素

毛澤東領導抗美援朝戰爭的最高統帥地位,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的。

( 一) 這是由需要正確處理好中朝兩國、兩黨、兩軍關系的特殊使命決定的

抗美援朝首先涉及中朝兩國、兩黨、兩軍關系問題,這不是以作戰為主要任務的中國人民志愿軍領導人在前線能夠完全處理得了的,必須由毛澤東從全局考慮出面直接處置。事實上,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就一直高度關注戰局的發展。早在 1950 年 8 月上旬,鑒于美國武裝侵朝,戰局增加了很大變數,黨中央和毛澤東已經表明了援朝抗美的意向。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使朝鮮戰局發生急劇變化后,9 月 20 日經毛澤東改定的電文致金日成: 一方面對朝鮮人民軍的英勇作戰表示欽佩; 另一方面又對下一步作戰提出了建議。電報說: 請考慮在堅持自力更生、長期奮斗的總方針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個殲滅敵人的問題。“在作戰上,必須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戰以少數兵力及火力,分路鉗制多數敵人,而以多數兵力( 三至五倍) 及火力( 二倍以上) 的絕對優勢,圍殲被我分割的少數敵人( 例如一個團) 。作戰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擊潰或阻止敵人而不能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殲滅敵人一個團一個營也好,積少成多,就可逐步將敵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長期作戰。如果美軍火力配備強,一時難于突入分割,則宜考慮先以李承晚偽軍為對象,集中火力,每次殲滅其一二個團,每月殲滅其一二個師,半年后即可盡殲偽軍,剪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然后各個殲滅之。在持久戰的原則下,必須充分地估計到困難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的動員和使用,必須處處作長期打算,防止下級發生孤注一擲的情緒。敵人要求速決害怕持久,而我人民軍則速決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戰爭取勝利。”這是將我軍的制勝法寶毫無保留地悉數作了介紹。毛澤東最后表示,“以上所陳,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場提出供你們參考。是否有當,尚祈考慮見復。”[1]P194

10 月 1 日,敵軍徑直越過三八線,麥克阿瑟向朝鮮發出“最后通牒”,要朝鮮人民軍無條件“放下武器停止戰斗”。朝鮮的三千里江山危在旦夕。當天深夜,金日成緊急約見我駐朝大使倪志亮,向中國政府提出派兵支援請求。10 月 2 日凌晨,經毛澤東審定后,周恩來致電我駐朝大使轉金日成,告之以被敵隔斷的朝鮮人民軍如何盡快撤至三八線以北。“你們的軍隊必須迅速北撤,愈快愈好,如遇敵人攔阻,亦應破壞笨重武器,分路從敵人間隙中插過來,不能撤者則留在敵后堅持分散游擊。以 上 建 議,妥 否,請 立 復,并 盼 以 具 體 情 況 見告。”[1]P200

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前,毛澤東主要是“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場”提出建議。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后,處理好兩國、兩黨、兩軍關系,直接影響到抗美援朝戰爭的進程和前途。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格外謹慎。中共中央作出派志愿軍應邀入朝作戰的決定后,他即致電金日成,請朝方派負責同志到沈陽與彭德懷等會商志愿軍入朝作戰的相關事項。同時,在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發布的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中指出: “我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 即共產黨) 、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基礎。”[2]P419

基于上述立場,毛澤東在志愿軍入朝后,特別關注解決好三個問題:

首先,組建聯合領導機構,協調兩軍作戰。彭德懷赴朝與金日成會面時提出: 為便于朝、中兩軍協調作戰,希望金日成率人民軍總司令部和志愿軍司令部住在一起,隨時協商處置重大問題。金日成表示派樸一禹( 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委、政府內務相) 作為朝鮮方面代表住在志愿軍司令部,重大問題可通過樸一禹協商解決。志愿軍入朝后的作戰行動,請彭德懷指揮處置。彭德懷向毛澤東匯報后,10 月 25 日,毛澤東即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志愿軍領導機構設置和主要干部配備的電報,指出: 為了適應目前偉大戰斗任務的需要,增加朝鮮方面負責同志樸一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和志愿軍總部黨委副書記。1950 年12 月初,金日成應邀赴北京與毛澤東會談。兩國領導人就戰爭的長期性、中朝兩軍搞好關系和統一指揮等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雙方決定: 成立不對外公布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以統一指揮兩國軍隊作戰和前線的一切活動; 聯合司令部下屬兩機構,即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和朝鮮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 以彭德懷為中朝聯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朝方金雄( 時任朝鮮人民軍前線司令官) 為副司令員,樸一禹為副政治委員。12 月 7 日( 收復平壤的次日) ,中朝聯軍司令部正式成立。

其二,協調中朝兩軍聯合行動的作戰方針。兩軍聯合作戰,除了統一領導外,就是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很明確,由他負責協調。在志愿軍入朝后所進行的一切重大戰役的作戰方針和重大軍事行動,或是由他提出,或是由他最后決定。在中朝聯軍即將收復平壤之際,他復電彭德懷并轉金日成: 在敵人已退出平壤的情況下,我西線主力可以在現地多休息幾天,建議金日成同志及聯合指揮部及志愿軍司令部,南移至德川以南適當地點;請金日成同志速派黨政人員入平壤,恢復政權,維持秩序。第二次戰役結束后,毛澤東又復電彭德懷并告金日成等: 人民軍不要深入南部,全軍主力( 包括人民軍) 在此次戰役后,應當后退幾十公里進行休整,使美李兩軍感覺安全,恢復其防線,以利我軍春季殲敵; 休整一個月至兩個月,補充新兵,恢復體力,總結經驗,籌備糧彈,修通道路,補齊衣被鞋襪,整頓紀律,改善中國同志與朝鮮同志的關系,改善軍隊與人民群眾的關系( 嚴格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為春季作戰進行充分準備。

其三,謹慎發布作戰公報,兼顧朝中兩方關系。志愿軍入朝后第 5 天,毛澤東電彭德懷: “如何發布作戰公報,請與金( 日成) 商其內容,每次均須得你并報我同意,方式由朝鮮廣播臺先發表,新華社再轉播。此事須妥為商好,以免兩歧。”第一次戰役勝利后,毛澤東又電彭德懷: 為了迷惑敵人,目前不宜以聯合司令部名義發表戰報,而應以人民軍總司令部名義發表。“戰報中應當有幾句話提到此次戰役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愿部隊參加,并且打得很勇敢。戰報起草后請發來看過,然后發表。”隨后交代管新聞的胡喬木:“一切有關朝鮮主力戰場的新聞,都應將朝鮮人民軍 部 隊 與 中 國 人 民 志 愿 部 隊 聯 在 一 起說”[1]P224、244。12 月 6 日,中朝軍隊解放了平壤,他親自撰寫新聞稿: “本社記者從朝鮮前線報道: 朝鮮人民軍和我國人民志愿軍本日解放平壤。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侵略軍以及李承晚匪幫殘部,向平壤以南潰退。朝鮮人民軍和我國人民志愿軍的正規部隊,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時進入平壤城。”[3]毛澤東為什么對作戰公報這樣重視? 就是因為“朝鮮戰報現為全國、全世界所注視。”凡軍事上有重要發展,例如攻克要地、獲得重要戰果等,均宜在不泄露軍事機密的條件下報道,“發給新華總社審定公布”[1]P278。顯然,關系中朝兩國兩軍這樣重大的問題,只有毛澤東出面才能妥善解決。

( 二) 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格局和新中國成立時與蘇聯結盟的特殊關系決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逐漸形成以美蘇兩大強國相互對峙的格局,美蘇之間的矛盾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抗交織一起。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新中國成立時蘇聯、亞洲和東歐等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率先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敵視態度,我們黨別無選擇,只能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營壘一邊。1949 年 12 月上旬至 1950 年 2 月中旬,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會談,最終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規定: 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侵略處于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雙方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2]P119 - 120

抗美援朝戰爭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這場戰爭不能不涉及到世界大格局的演變和中蘇朝三國的利益協調。這樣事關全局性的問題,在我國只能由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出面商談,特別是由于斯大林的特殊地位和影響,抗美援朝戰爭的許多重大問題,一方面需要與他溝通,交換意見,尊重他的建議; 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國家尊嚴和獨立自主立場。這也決定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最高統帥只能是毛澤東。

當年著重解決了幾個問題:

第一,蘇聯空軍掩護和武器裝備援助。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方面并不知情。1950 年 10 月中旬,周恩來與斯大林等商談蘇聯空軍掩護和武器裝備援助的有關事項,蘇方表示蘇聯空軍目前不能出動掩護。在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打響入朝作戰第一槍后,斯大林的態度改變了。10 月底,中國政府得到通知,蘇聯空軍可飛越中朝邊境。此后,蘇聯空軍實際上參加了在朝鮮北部的上空作戰,掩護后方運輸補給線。同時,蘇聯幫助和培訓的中國空軍也于 1951 年春投入戰斗,這就增強了后方補給線的保障力量。志愿軍第一次戰役勝利后,毛澤東電告斯大林: 據我的觀察,朝鮮的戰局,是可以轉變的。現在我志愿軍 16 個師在朝鮮西北戰線方面,已給了敵人第一個打擊,初步地立穩了腳跟。“只要能再給該線敵人( 八個師) 以一個至二個較大的打擊,就能將該線的防御局面改變為進攻局面。”[1]P241斯大林得到這一訊息后,對中國人民志愿軍表示敬佩,進一步改變了對中國援助的態度。1951 年 3 月 1 日,中朝軍隊打第四次戰役的后方補給線遭到敵軍瘋狂轟炸,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希望蘇聯空軍深入朝鮮內地上空作戰。兩天后,斯大林很爽快地復電,同意增派兩個蘇聯驅逐機師入朝作戰,增建機場,供給 6000 輛汽車;并主動表示,還可提供高射炮以掩護機場和供應高射炮彈。

據有關方面研究,蘇聯空軍從 1950 年 11 月 1日開始,在中朝邊境鴨綠江地區上空與美國空軍作戰。從 1951 年第二季度開始,蘇聯志愿空軍秘密出動至朝鮮境內清川江以北地區上空,擔負掩護鐵路運輸和掩護后方目標的作戰任務,保持4至 7 個團的兵力,直到朝鮮戰爭結束。整個戰爭期間,蘇聯輪番參戰的空軍人數達 7. 2 萬人,進行空戰 1872 次,擊毀敵機 1106 架,自身損失飛行員120 人和飛機 335 架。[4]P274[5]P340

關于武器等軍事物資援助。從 1950 年 10 月周恩來訪蘇開始,中國先后派出多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和蘇聯政府有關方面商談,蘇方基本滿足了中國不斷提出的飛機、大炮、坦克、魚雷快艇、裝甲艦等軍事裝備的要求。客觀地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蘇聯提供的軍事援助功不可沒。毛澤東指出: “我看也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車隊呀。”[①]

第二,中朝聯軍指揮權問題。在志愿軍入朝作戰時,指揮權不成問題。但在第一次戰役期間,由于沒有統一協調,再加上語言不通,不僅多次發生人民軍誤擊志愿軍事件,甚至致使被圍之敵得以逃脫; 在物資供給、交通運輸等方面也出現相當混亂的局面。

面對這種情況,彭德懷多次考慮人民軍總部最好與志愿軍總部靠近,以協調統一指揮、相互配合作戰。他甚至提出成立由金日成、蘇聯駐朝大使和他本人一起組成三人小組。但是,指揮權是個敏感問題,成立“三人小組”關系重大。此事既涉及朝方的主權和尊嚴,也涉及一個營壘的三國關系,不能擅自決定。中共中央非常謹慎,先是征求金日成意見; 隨后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轉告了彭德懷建議。3 天后,斯大林回電,同意由中國同志統一指揮,并將此意同時電告金日成和蘇聯駐朝大使。[6]P51512 月初金日成應邀訪問北京,商談成立的前述中朝聯合司令部的權限遠遠高于原來設想的“三人小組”。

第三,打到三八線是否南下追擊問題。我志愿軍進行的前兩次戰役,將“聯合國軍”全部趕到三八線以南,使戰局恢復到朝鮮戰爭爆發前的原點。第三次戰役,收復了南朝鮮首都漢城,將戰線從三八線向前推進到三七線北。這次戰役能夠順利推進,主要是敵軍實行了誘我深入戰術,主動后撤,引我南進,待我軍疲勞體力消耗殆盡后,再正面反擊,從側翼截擊,斷我軍北回歸路而殲滅之。彭德懷識破了敵軍的詭計。同時,經過三次戰役,減員 已 接 近 部 隊 的 半 數,急 需 休 整 補 充。經毛澤東同意,他果斷地下令部隊停止追擊,后撤休整。

對于彭德懷的這一決策,朝鮮方面和蘇聯顧問不大理解,認為敵軍南逃,只要乘勝追擊,美軍就會很快退出朝鮮半島。中朝兩軍內部,輕敵速勝的情緒也在滋長。1951 年 1 月中旬,彭德懷與金日成坦率交換了意見。兩人商定: 軍隊就地休整補充,召開中朝兩軍高級干部會議總結經驗以利再戰。

對于志愿軍打到三八線還是否南進問題,斯大林知道中朝方面有不同看法后,明確表示贊同彭德懷的意見。毛澤東將此情況電告彭說: 斯大林同志認為志愿軍的領導是正確的,他批評了許多錯誤的議論,主動提議增加汽車 2000 輛,解決你們的困難問題。斯大林還批評蘇聯駐朝大使不懂軍事,不準再干擾彭德懷,“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里”,“彭德懷是久經考驗的統帥,今后一切聽彭的指 揮”; 并 稱 贊 彭 德 懷 是 當 代 天 才 的 軍 事家。[7]P461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蘇、朝三國領導人和主要指揮員,由于國情黨情、文化背景和個人經歷等諸多不同,以及對利益關系的認識有異,對于上述問題有相異看法是正常的,經過溝通也是能解決的。因為三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根本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在我們國家,只有毛澤東能擔當此任。僅此,說他是抗美援朝戰爭最高統帥也是符合實際的。

( 三) 最根本的是由毛澤東具有非凡文韜武略的個人特質決定的

所謂“非凡”,就是他具有為我們一般人不會有的超常智力和敢于出手的膽力。他在總結抗美援朝戰爭取得的軍事經驗時說: 抗美援朝經過 3年,取得了偉大勝利,靠的是領導的正確,沒有正確的領導,事情是做不好的。由此,他講到距今1700 多年前的三國故事說: “《三國志》里有很多戰例,蘊含著很深的戰略戰術。三國時代,劉備終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為誤于諸葛亮初出茅廬時的《隆中對》,其為劉備設計的戰略本身就有錯誤。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8]P180《隆中對》是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稱道的軍事戰略經典,幾乎沒有人懷疑過諸葛亮神機妙算的戰略天才。只有毛澤東獨具慧眼,認為這是劉備不能取天下的根本戰略失誤。毛澤東的非凡膽略,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歷史上的四渡赤水和轉戰陜北姑且不論,就是這次在斯大林最初不出動空軍支援而他卻毫不動搖地決心出兵援朝,也使我們黨的許多領導人打心底里佩服。彭德懷回顧這段歷史說: “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復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②]

彭德懷所講的,也可以說就是最高統帥文韜武略個人特質的內涵。毛澤東的這種特質非一般人所能具有。當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任命和罷免麥克阿瑟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遠東美軍總司令職務時,曾自稱是以“美軍最高統帥的名義”在行使職權。如果說杜魯門這個“最高統帥”更多是美國憲法賦予的一種權力,那么毛澤東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則不僅僅是權力的象征,更多地是他具有最高統帥的罕見本領,是名副其實地領導中國人民志愿軍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最高統帥。

還在 1950 年 7 月中旬,美國操縱組建“聯合國軍”干預朝鮮戰事之初,我國剛部署邊防軍擺在鴨綠江邊之時,周恩來委托我駐朝代辦轉告金日成,請朝鮮政府“提供比例尺分別為 1 比 10 萬、1比 20 萬、1 比 50 萬的朝鮮地圖各 500 張”[5]P263。在那時這些也算“高清”地圖了。正是憑借這樣的“高清”地圖,毛澤東與彭德懷等前線指揮員經常互動,對戰場態勢和雙方兵力部署以及地理地貌和交通運輸狀況了如指掌,因而對戰事作出科學決斷,及時地不斷地發出具體指示,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扭轉朝鮮半島乾坤。

二、決策志愿軍入朝后的五次戰役和停戰談判中的四次大戰

抗美援朝戰爭包括兩個方面,既有戰場上的軍事較量,也有談判桌上的政治斗爭; 或者說,既打“武仗”,也打“文仗”。這兩者不是截然分開的。前八個多月的五次戰役,無疑是“武仗”。后兩年的談判雖主要是打“文仗”,但“文仗”需要“武仗”配合,并要以“武仗”的勝利為基礎,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密切配合,談判才能成功。因此,在談判過程中打了四次大戰,有的大戰之激烈程度和戰果之輝煌,絲毫不遜于前五次戰役。這里著重講“5 + 4”的九次大戰。這九次大戰的決策者都是毛澤東。

( 一) 第一次戰役

中國人民志愿軍在 1950 年 10 月 19 日分安東、長甸河口、輯安三路入朝。毛澤東務求初戰必勝,確立了抓住戰機、先打弱敵的作戰方針。為了打勝第一仗,他在那些天內與彭德懷等電報往來頻繁,有時一天內給彭德懷等發去七八個電報。10 月 21 日晨 2 時半,他致電彭德懷等: 美偽軍未料到我志愿軍參戰,敢分為東西兩路放膽前進。“此次是殲滅偽軍三幾個師爭取出國第一個勝仗、開始轉變朝鮮戰局的極好機會”。兩天之后,又是數電彭德懷等,抓住戰機,統一指揮作戰。“此次戰役必須集中盡可能多的兵力,準備連續打幾個仗。”[1]P218、223彭德懷等前方指揮員研究不斷變化的敵情后決定: 實施大膽戰役迂回,以分割包圍穿插的戰術在運動中尋機殲敵的作戰方案。10 月25 日上午,西線敵軍多路急速北進,竄入志愿軍布下的口袋陣,我軍采取“攔頭、截尾、斬腰”戰法,將敵軍幾百人全殲,打響了抗美援朝戰爭第一仗。正是由于旗開得勝,10 月 25 日被確定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作戰紀念日。在南朝鮮軍多次遭圍殲后,“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命令號稱“王牌軍”的美軍第一騎兵師一個團北渡清川江到達云山地區,又被我志愿軍將該團大部圍殲,并擊斃該師另一個團的團長。這次戰斗,是我志愿軍與美軍首次交戰,創造了以劣勢裝備打敗現代化裝備之敵的歷史記錄。11 月 7 日,第一次戰役結束,殲敵 1. 5 萬余人,將敵軍從逼近鴨綠江趕回至清川江,朝鮮擺脫了瀕臨的絕境。

( 二) 第二次戰役

第一次戰役取得初勝,但沒有殲滅敵軍主力獲得大勝,毛澤東調第 9 兵團入朝作戰明確提出要以誘敵深入尋機各個殲敵為作戰方針。這次戰役是場惡戰。麥克阿瑟發起“圣誕節前回國總攻勢”,調集 22 萬軍隊、飛機 1200 余架,聲稱在圣誕節前占領全朝鮮后班師回國。我志愿軍黨委根據毛澤東指示,對戰役作了具體部署。我軍第一線部隊 9 個軍約 40 萬人,為“聯合國軍”第一線兵力的 1. 7 倍,但裝備太差,不能同敵人硬拼,只能避其銳氣,邊打邊退,誘其深入,然后在運動中尋機殲敵。1950 年 11 月 24 日,“聯合國軍”東西兩路地面部隊在數百架飛機配合下發起全面進攻。敵軍被我志愿軍誘至預設戰場,西線各軍發起大規模反擊。先是 38 軍、42 軍在德川、寧遠地區經過激戰打開了戰役缺口,接著東線第 9 兵團向敵軍發起進攻。彭德懷遵照毛澤東電令,指示各部隊穿插運動、分割包圍在清川江北企圖南逃的美軍數萬人,予以各個殲滅。我 38 軍 113 師一夜疾馳70 公里,先是搶占了敵軍南逃北援的交通要道三所里,隨后主動西插至龍源里,切斷了美軍主力第8 集團軍南逃的兩條退路。113 師孤軍深入敵后80 公里,在有嚴重傷亡的極端困難情況下,緊緊地擋住了突圍之敵和北援之敵的兩面進攻。西線戰場呈現敵我交錯、包圍反包圍的奇特戰爭態勢。這場大戰能否取得大勝的關鍵,就在于 113 師能否控制住三所里和龍源里。彭德懷命令西線 6 個軍對被圍困之敵展開猛烈進攻,不斷靠近 113 師,緩解其壓力。113 師不負期望,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拼死突圍的敵軍,牢牢地守住了三所里和龍源里要道。他們以血肉之軀堅持 50 多個小時,使南逃北援之敵相距不到 1 公里卻不能會合,為戰役大勝奠定了基礎。38 軍 113 師的頑強作戰精神深深地感動了彭德懷。他在通報全軍嘉獎 38 軍電報中,加寫了“三十八軍萬歲”一語。在東線,第 9兵團早已構筑了對敵三面包圍的態勢,向進犯長津湖之敵發起突然攻擊,冒著攝氏零下近 30 度嚴寒與敵連續戰斗,收復了興南地區及沿海港口。敵軍從西線和東線兩路南逃后,毛澤東電我志愿軍立即向平壤挺進。12 月 6 日中朝軍隊收復平壤,并逼近了三八線。第二次戰役從 11 月 25 日開始到 12 月 24 日結束,殲滅“聯合國軍”3. 6 萬余人,其中美軍 2. 4 萬余人。第二次戰役基本收復朝鮮全部領土。毛澤東對此次戰役高度評價,指出: 志愿軍的作戰經驗證明,“我軍對于具有高度優良裝備及有制空權的美國軍隊,是完全能夠戰勝的”[1]P263。

這次戰役,是我志愿軍對美軍打擊最為沉重、也是我軍打得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次戰役。不幸的是,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 時任司令部的俄文翻譯和機要參謀) 在 11 月 25 日美國飛機對司令部的轟炸中犧牲了。彭德懷向毛澤東十分內疚地表示,沒有保護好岸英,應承擔責任。毛澤東寬慰說: “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嘛! 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獻出了那么多指戰員的生命,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岸英是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7]P453 - 454

( 三) 第三次戰役

我志愿軍經過兩次戰役嚴重減員。志愿軍黨委本希望志愿軍在三八線以北數十里休整補充,以便明春再戰時殲滅敵主力。但國際政治形勢的發展不容許志愿軍等到來年春天再進行第三次戰役。1950 年 12 月中旬,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 “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于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進,希望在開城南北地區,即離漢城不遠的一帶地區,尋殲幾部分敵人。”[1]P261

根據毛澤東指示電,彭德懷部署了進軍三八線的作戰方案。12 月 21 日毛澤東下達第三次戰役的作戰方針,指出: 我軍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應專找偽軍打。就總的方面說,只要能殲滅偽軍全部或大部,美軍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長期留在朝鮮。如能再殲滅美軍幾個師,朝鮮問題更好解決”[1]P261。我志愿軍和人民軍在一線兵力 30 多萬人,超過敵軍兵力近一倍。彭德懷將我軍組成左右兩路突擊縱隊,利用 1951年新年元旦敵軍易于疏忽之機,下令在 12 月 31日夜向敵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一舉突破“聯合國軍”構筑的東西長約 200 多公里、縱深達 15 至 20公里的三八線防區。敵軍害怕中朝軍隊迂回包圍,于 1 月 2 日全線撤退。彭德懷決定乘勝追擊,我軍于 4 日占領漢城,5 日渡過漢江,8 日攻克仁川,將敵軍驅趕至三七線附近。這次戰役,中朝軍隊的作戰條件極為艱苦,冒著狂風暴雪和零下 20攝氏度的嚴寒忍饑挨餓,連續 8 晝夜追擊,將戰線向南推進了 80 至 110 公里,殲敵1.9萬余人。敵有誘我軍南下、側翼襲擊、重施仁川登陸故伎之嫌,彭德懷令我軍停止前進。

此次戰役即告結束。此次戰役有兩個重要特點: 一是我志愿軍入朝作戰以來,這是第一次打有縱深多道防線的陣地進攻戰,攻堅突破、摧毀防線、向縱深進軍。二是我志愿軍入朝作戰以來,這是第一次與重建的朝鮮人民軍 7 萬多人聯手并肩大規模作戰,在聯合司令部的統一指揮下獲得的勝利。這預示著兩軍協同作戰將會取得更大勝利。

( 四) 第四次戰役

美軍第 8 集團軍司令李奇微改變戰術,利用我軍沒有后方供應保障的弱點,不斷組織猛烈攻擊,使我軍難以長期連續作戰。從 1951 年 1 月 25日始,“聯合國軍”以多路縱隊全面反攻。中朝部隊被迫停止休整,轉入防御作戰。2 月 4 日,中央軍委電告彭德懷: 將過去從國內部隊抽調老兵補充志愿軍的辦法,改為以軍為單位成建制地由國內調往朝鮮前線,實行輪番作戰。

這一次戰役由于敵我雙方作戰部署變化,持續時間較長,呈現兩個階段作戰特點。第一階段從 1951 年 1 月下旬開始,“聯合國軍”投入地面部隊 25 萬余人,中朝軍隊第一線兵力 28 萬余人,雙方兵力大體相當,但敵軍的飛機、大炮、坦克和物資供給占明顯優勢。彭德懷為加強前線作戰指揮,將中朝兩軍組成東、西、中三個集團,由副司令員鄧華、韓先楚、金雄( 朝) 分別指揮,實施“西頂東放”作戰,即西線在漢江兩岸頂住敵軍,東線讓敵軍進入我陣地,在運動中尋機殲敵。毛澤東批準了這個方案,復電: “部署甚好,預祝勝利。”[7]P447戰役打響后,西線戰斗異常激烈,38 軍指戰員雖大量殺傷敵軍,但傷亡很重。在中線和東線,志愿軍鄧華集團和人民軍金雄集團,對集結在橫城地區之李承晚偽軍進行戰役反擊,加以圍殲。橫城反擊戰的勝利,使敵軍在東線后撤 26 公里,減緩了西線我軍承受的壓力。這一階段作戰 23 天,殲敵2.2萬余人。

第二階段任務主要是遲滯敵軍進占三八線,為第二番部隊到達前線作戰爭取時間。3 月初,敵軍集中 20 多萬兵力分兩路強渡漢江,企圖從中朝軍隊陣地中間突破,迂回包圍,奪回漢城,向三八線以北推進。彭德懷和聯合司令部首長研究決定: 各軍后撤,以第二線部隊接替第一線部隊繼續采取運動防御方式阻擊,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防御作戰; 并對各部撤至三八線以后的防御進行部署,吸引敵軍深入進至利于我軍殲敵有利地區,再實施戰役反擊。

“聯合國軍”進抵三八線后,面臨著是否再越過這條兩國分界線的考量。美國總統杜魯門解除了要繼續北進、并企圖將軍事行動擴展至中國的麥克阿瑟的“聯合國軍”總司令職務,任命李奇微接替。李奇微了解到中朝軍隊主動后撤,準備實施大規模反擊的意圖,并發現我志愿軍第二番部隊已抵達前線陣地,遂令各路進攻部隊停止進擊。這樣,長達兩個多月的第二階段作戰在殲敵5.5萬余人后亦告結束。

第四次戰役兩個階段作戰歷時 87 天( 從 1 月25 日至 4 月 21 日) ,中朝軍隊將運動戰和陣地戰緊密結合,運用堅守防御、戰役反擊和運動防御等多種形式,殲敵7.8萬余人,超過前三次戰役殲敵人數總和。“聯合國軍”雖然由三七線推進到三八線附近,但平均每天前移1.3公里,要付出傷亡900 人的代價。

( 五) 第五次戰役

這是志愿軍入朝后打的一次規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大戰。我第二番部隊 6 個軍已開進前線,加上原有第一番部隊 9 個軍,共有 15 個軍 90多萬人參戰,加上人民軍 3 個軍團 8 萬多人,總兵力達 100 萬; 空中掩護和坦克、大炮等武器裝備已有改善。敵方投入的兵力也有百萬之眾,且在武器裝備方面占有優勢。這是一場世界級別的大戰,就其戰爭規模和激烈程度言,絲毫不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任何一次戰役。

第五次戰役以“不能速勝則緩勝”,實施“零敲牛皮糖”作戰方針。“不能速勝則緩勝”,是 1951年 2 月下旬毛澤東聽取彭德懷匯報后提出的關于整個戰爭的指導思想,也是這次戰役的指導方針。彭德懷在 4 月召開的志愿軍黨委擴大會議上說: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確定的新的戰爭指導總方針是“戰爭準備長期,盡量爭取短期”。“我實行輪番作戰,改善志愿軍裝備,改善供給運輸線,加強后勤機構,并努力準備空軍、裝甲部隊參戰,這就是為了盡可能爭取短期。”[9]P385在殲滅敵人的戰術上,毛澤東在與陳賡等的談話中指出: “同意彭總提出的不斷輪番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即‘零敲牛皮糖’的辦法,每軍一次以徹底干脆殲敵一個營為目標。”[1]P350

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作戰從 1951 年 4 月 22日開始。在西線中朝方面 12 個軍的突擊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突然向以美軍為主力的“聯合國軍”發起進攻,東線隨即向李承晩偽軍展開攻擊。經過 3 天 3 夜激戰,全部進抵三八線以南。敵軍使用新的戰術: 前進時步步為營,后退時節節抗擊,我軍殲敵有限。考慮到朝鮮地形狹窄,海岸線長,港口較多,敵又有強大海、空軍力量,隨時會登陸作戰,對我夾擊。根據毛澤東指示,彭德懷等決定,各突擊部隊停止進攻,迅速整補待機。第一階段作戰殲敵 2. 3 萬余人。這一階段戰斗,奪回了戰場主動權,扭轉了被動局面。第二階段作戰,了解到敵軍兵力部署西強東弱( 東線主要是南朝鮮李偽軍) ,我軍向東轉移的兵力在完成戰役展開后,5 月 16 日打響戰斗。志愿軍第二番部隊第 3兵團和入朝后就在東線作戰的第 9 兵團共 6 個軍及朝鮮人民軍 3 個軍團一齊出動,向南朝鮮軍兩個師實施鉗擊合圍。激戰 3 日,殲敵 1.7萬余人。新任美軍第 8 集團軍司令范佛里特在發現志愿軍主力東移后,一面在西線向我軍陣地猛烈攻擊,一面調美軍迅速東移,形成了東西連接的完整防線,阻擋了我軍攻勢。經毛澤東同意,中朝軍隊停止進攻,第二階段亦殲敵2.3萬余人。第三階段作戰發生在部隊轉移中。中朝部隊連續打了兩次大仗,需要休整。中朝聯合指揮部下達了轉移休整命令。敵軍發現我軍北撤,集中 4 個軍 13 個師兵力對我轉移部隊跟蹤追擊。這就打響了我軍在轉移階段的作戰,或者說是非典型的第三階段作戰。敵軍快速部隊將我軍隔斷,使第二番部隊第 3 兵團的一個師被敵三面包圍。志愿軍司令部多次派部隊救援,均未成功。該師采取各自分散突圍未果,損失慘重。為了阻擊敵軍追尾,我轉移部隊展開全線阻擊,經過 20 天戰斗,殲敵 3.6萬余人。這次轉移階段的作戰到 6 月 10 日結束。第五次戰役中朝聯軍奮戰 50 天,殲敵8.2萬余人,將“聯合國軍”又阻擊在三八線附近。敵我雙方各自轉入防御對峙。

經過這次戰役雙方都投入百萬兵力的較量,使美國當局認識到要想吞并朝鮮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坐下來談判才是結束戰爭的出路。

( 六) 劃分軍事分界線過程中粉碎敵人的夏秋攻勢的大戰

抗美援朝的停戰談判從 1951 年 7 月 10 日開始。劃分軍事分界線是雙方遭遇的第一個實質性談判,從 1951 年 7 月 27 日開始。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主張,遭到對方拒絕。他們狂妄地提出為所謂“補償”其海、空軍優勢,要求將軍事分界線劃在離雙方戰線很遠的中朝軍隊實際控制區域內,企圖不戰而攫取1.2萬平方公里土地。這一荒謬要求遭到我方痛斥。敵人蠻橫地以武力相威脅: 那就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

在談判前夕,毛澤東復電彭德懷,指出: “敵人是否真想停戰議和,待開城會議進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戰協定沒有簽訂、戰爭沒有真正停止以前,我軍積極準備九月的攻勢作戰是完全必要的。”[1]P380不出毛澤東所料,從 8 月 18 日始,雙方在談判桌上的博弈轉變為戰場上的搏殺。“聯合國軍”雙管齊下,地面部隊發動夏季攻勢,空軍進行“絞殺戰”。敵軍先是向朝鮮人民軍防御的 80公里的正面戰線展開全面攻擊,人民軍 3 個軍團頑強抗擊,志愿軍 5 個軍配合人民軍的防御作戰,經過一個月英勇奮戰,粉碎“聯合國軍”夏季攻勢,殲敵 7.8萬余人,包括美軍2.2萬人。敵人不甘心失敗,為繼續以軍事壓力迫使朝中方面接受美方在軍事分界線問題上的無理要求,于 9 月底發動秋季攻勢。他們采取“逐段進攻,逐步推進”所謂新戰術,向我陣地猛烈進攻,企圖奪取位于三八線以南被中朝聯軍占領的開城地區。此時,志愿軍前方陣地已開始挖掘坑道式掩蔽體,不怕敵軍用大批飛機、坦克掩護多梯隊的輪番攻擊。我志愿軍依托坑道式掩蔽體,仍能給敵以很大殺傷。中朝軍隊在聯司黨委提出的“堅守防御、節節抗擊、反復爭奪、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指導下,利用坑道與敵軍進行激烈戰斗。10 月中旬,“聯合國軍”在西線的進攻被粉碎,志愿軍殲敵2.2萬余人。一個星期后,我志愿軍又粉碎東線敵人的瘋狂進攻。美國空軍實施的以摧毀朝鮮北方鐵路系統為主要目標的“絞殺戰”,雖然給中朝軍隊的糧食、彈藥供應造成嚴重困難,我中朝軍隊廣大指戰員充分表現了頑強的戰斗意志和不怕犧牲、與陣地共存亡的堅強決心,節節抵抗,反復爭奪,至 10月底,完全粉碎挫敗了敵人的秋季攻勢。

經過兩個多月搏殺,敵軍向前推進了 646 平方公里土地,卻損失了15.7萬余人。雙方兵戎相見,敵人并沒有得到想在談判桌上得到的利益。在我志愿軍入朝作戰一周年的 10 月 25 日,已經中斷了 63 天的談判又復會了。這也算是給我志愿軍送的“見面禮”!

( 七) 遣返戰俘艱難談判中的上甘嶺戰役

關于遣返戰俘問題的談判從 1951 年 12 月中旬開始。我方根據《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全部遣返原則,主張有多少遣多少。美方置國際公約而不顧,提出所謂“對等遣返”,堅持“一對一”的交換,進行“自愿遣返”。雙方在大小會議上談了將近一年都談不攏,盡管朝中方面作了不少讓步,但敵方仍頑固不化。會場上不見,戰場上見。

根據毛澤東指示,志愿軍部隊與朝鮮人民軍一起,從 1952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底,陸續進行全線性戰術反擊作戰,歷時 44 天,殲敵2.7萬余人,特別是取得的陣地攻堅的新經驗對于今后作戰具有重要意義。在志愿軍出國作戰兩周年之際,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致電祝賀時也特別強調了這一點。他指出: “此種作戰,在若干個被選擇的戰術要點上,集中我軍優勢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動作,對成排成連成營的敵軍,給以全部或大部殲滅的打擊; 然后在敵人向我軍舉行反擊的時機,又在反復作戰中給敵以大量的殺傷;然后依情況,對于被我攻克的據點,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守住者放棄之,保持自己的主動,準備以后的反擊。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制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采取妥協辦法結束朝鮮戰爭。”[10]P75

在志愿軍進行全線性戰術反擊作戰期間,美方代表宣布無限期休會的當天,美軍就在上甘嶺地區發動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勢”。從而揭開了停戰談判乃至整個朝鮮戰爭新的一頁。無論在與美軍相搏的戰場上還是相斗的談判桌上,這都是雙方具有最后意義的較量。

上甘嶺位于“聯合國軍”占據的金化重鎮北面。金化處于三八線中段,曾經是我軍第五次戰役爭奪的重點。上甘嶺與金化相距只有幾公里,兩地能夠舉目相望。上甘嶺為中部地區最高峰五圣山( 海拔 1000 米多一點) 的前沿高地,是我志愿軍構筑中部防線的戰略要寨,與盤踞金化的“聯合國軍”相面對峙。美軍發動“金化攻勢”,就是企圖突破中朝部隊的這道中部防線,進入平康平原。上甘嶺地區的兩個高地( 597.9高地和 537.7高地) ,是扼守中部戰線的前沿據點。如果說五圣山是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那么上甘嶺則相當于守衛五圣山的“門神”。美軍的主攻目標就是奪取這兩個“門神”高地,進而占領整個上甘嶺和五圣山,再長驅直入進攻平壤。美國方面雖已失去戰場上的主動權,但憑借地面裝備優勢和空中優勢仍在做昔日美夢。我志愿軍的軍事裝備、供給保障和作戰經驗已今勝昔遠矣。

舉世聞名的上甘嶺戰役,是我志愿軍為粉碎敵軍“金化攻勢”,從 1952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25 日進行的堅守防御作戰。在我軍防守的這個不足 4 平方公里的陣地上,敵人動用一切現代化軍事手段,投入總兵力 4 萬余人,還有 300 多門火炮、近 200 輛坦克、3000 余架次飛機,對志愿軍陣地輪番進攻和轟炸。在兩個高地及附近地區發射了近 200 萬發炮彈和 5000 余枚炸彈,兩個高地的土石被炸松 1 至 2 米,成為一片焦土。我志愿軍也陸續投入了 4 萬余人,動用各種炮近 500 門,發射了 35 萬余發炮彈。外電評論,此戰兵力、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戰爭史上罕見,是中國軍隊炮火最強大最猛烈的一次。

上甘嶺戰役持續 43 天,我志愿軍防守部隊依托以坑道為骨干的堅固防御陣地,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打得英勇頑強,愈戰愈神。廣大指戰員先在地表陣地上與美李軍反復爭奪,給敵以重創; 后又轉入坑道作戰,斗智斗勇。10 月底,志愿軍部隊全線反擊,經過 25 天浴血奮戰,全部收復失地。我軍以傷亡 1.1萬余人的代價,勝利擊退了敵軍大小近 700 次沖擊,殲敵 2. 5 萬余人,擊落擊傷敵機近 300 架。這次戰役涌現了黃繼光、孫占元、胡修道等一批特級戰斗英雄,成為“最可愛的人”的卓越代表。

毛澤東在 1953 年 6 月接見上甘嶺戰役主要指揮員秦基偉( 時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 15 軍軍長) 時,高度評價上甘嶺戰役說: 你們在上甘嶺打得好,上甘嶺戰役是個奇跡,它證明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骨頭比美國的鋼鐵還要硬。這奇跡是你們創造的。[8]P113上甘嶺戰役創造的奇跡,連美國的軍事專家和新聞界也不得不承認。參與策劃“金化攻勢”的軍事專家哀嘆: 即使用原子彈也不能把五圣山上的共軍部隊全部消滅。美聯社報道: “這次戰役實際上卻變成了朝鮮戰爭中的凡爾登”。“金化攻勢已經成了一個無底洞,它所吞食的聯合國軍事資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國軍隊的總攻勢所吞食的都多。”身為“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也低下了頭: “我認為這次作戰是失敗的。”[11]P264 - 265

( 八) 遣返戰俘即將達成協議時不得不進行的夏季反擊作戰

“聯合國軍”在戰場上打不下去了,只好又回到談判桌上來。拖延將近 1 年半的戰俘遣返問題的談判,由“聯合國軍”司令官克拉克致函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終于在 1953 年 4 月上旬復會。此次復會,主要討論朝中方面原先提出被擱置,這次由克拉克重新提議“在停戰前先交換傷病戰俘”問題。這個問題由雙方先后提出,說明基本形成共識,因此,經過 5 天談判,簽訂了《遣返病傷被俘人員協定》,并在板門店開始遣返病傷被俘人員。

1953 年 4 月下旬,代表團大會開會討論解決全部戰俘問題,我方先后提出的兩個方案都充分吸收了對方的不少建議,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贊揚。但是美方卻出爾反爾,提出所謂“就地釋放”、不直接遣返朝中方面被俘人員的“反建議”,不能不遭到我方代表強烈譴責。談判航船再次“擱淺”。還在談判復會前,毛澤東就電告志愿軍領導人員,我們爭取停戰,但準備敵人會拖下去。在軍隊方面則應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談,不要松勁。[8]P85志愿軍領導方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作戰方案作了部署,準備在 6 月初發動夏季戰役反擊戰。

代表團大會中斷后,我志愿軍和人民軍提前發起夏季反擊作戰。在前兩個星期以打美軍為主,在后 11 天則以打李偽軍為主。因為李承晚還不愿停戰,妄想武力統一整個半島。連艾森豪威爾都敦促他接受停戰談判,說武力統一朝鮮,只是一個“夢想”。[12]P233 - 234打李偽軍可謂“小菜一碟”,殲敵 4. 1 萬余人,幾乎是此前打美軍的 10 倍。同時,擴大陣地 58 平方公里。這樣,李承晚暫時不敢妄動了,同意恢復板門店談判。

( 九) 準備停戰簽字儀式時懲罰李承晚和美軍演“雙簧”的金城戰役

1953 年 5 月下旬,美方在代表團大會上根據艾森豪威爾的指示,宣布放棄那個“反建議”,提出基本采納朝中方面建議的新方案。5 月底,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了這個問題,6 月 1 日毛澤東復電金日成: 認為可以接受敵方的這個新方案,只需在各項條文作若干必要的和技術上的修改。6 月 8 日,延宕已久的戰俘問題,經過雙方讓步終于達成協議。它基本實現了朝中方面關于遣返戰俘的愿望。

但就在這時,李承晚和美軍演了一出“雙簧”。他們從 6 月 18 日到月底,以所謂“就地釋放”為名,強行將朝鮮人民軍戰俘 2. 7 萬余人劫往南朝鮮軍隊訓練中心,公然破壞協議。當晚,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會議,商討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問題,以及鑒于李承晚破壞戰俘協議決定在朝鮮停戰前再給予南朝鮮軍隊以軍事打擊問題。次日,毛澤東致電談判代表團,指出: 美軍總部明知故犯地縱容李承晚破壞戰俘協議,引起全世界嚴重注意和紛紛責難。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爭吵和分歧正在擴大。“鑒于這種形勢,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勢,給敵方以充分的壓力,使類此事件不敢再度發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動。”21 日,毛澤東又電告剛從北京到平壤準備參加停戰協定簽字儀式的彭德懷,指出: “停戰簽字必須推遲,推遲至何時為適宜,要看情況發展方能作決定。再殲滅偽軍萬余人,極為必要”[8]P119。

根據毛澤東的決策,中朝軍隊發起金城戰役,集中力量打擊李承晚軍隊。7 月 13 日,中朝軍隊以 1100 多門火炮向金城以南李偽軍陣地發起猛烈轟擊。這次轟擊所集中火炮數量之多、火力之強,在志愿軍入朝作戰以來也是罕見的。中朝兩軍組成西集團、中央集團和東集團分三路迅速突破李偽軍的全部前沿陣地,我志愿軍一個偵察班奇襲李偽軍“白虎團”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次戰役中。這次戰役進行了兩個星期,一直打到美國方面和南朝鮮政府發表聲明接受停戰協議為止。金城戰役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后一戰,打得非常漂亮,殲滅敵軍 5.3萬余人,收復陣地 160 平方公里,敵人“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它促進了朝鮮停戰的實現。

三、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

戰俘遣返問題是影響朝鮮停戰談判的最后一道障礙。它的解決預示著朝鮮停戰談判將畫上句號。從 1953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時至 28 日上午 9時 30 分,“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分別在《關于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及其附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范圍》《關于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上簽字。朝鮮全線的一切戰斗行動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鮮停戰終于實現。

歷時三年一個月的朝鮮戰爭與兩年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了! 就抗美援朝戰爭而言,共殲敵 71 萬余人,自身作戰減員 36. 6 萬余人。敵我傷亡損失比為 1. 7:1。美國開支戰費 400 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 7300 余萬噸。我國開支戰費62. 5 億人民幣 ( 相當于當時 25 億美元) ,消耗作戰物資 560 余萬噸。美中兩國的這個比差非常之大,完全可以說是輕量級舉重選手打敗了重量級舉重選手!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有極其偉大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毛澤東在停戰結束后一個半月的講話中指出: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沈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我們志愿軍的各軍兵種都到了前線,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由于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 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者應當懂得: 現在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我們是不是去侵略別人呢? 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國人民有這么一條: 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10]P175 - 176

毛澤東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講得平實、通俗、生動、自然,寓偉大于平凡之中,融高深之理而直白淺出。他講的上述意義不僅經受住了歷史檢驗,而且凸顯重要時代價值。有感于毛澤東的鑿鑿之言,觀照歷史的變遷、國家的發展、話語的俱進,筆者對毛澤東的論述作點闡發。

( 一)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華民族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既為新中國建設創造了和平的國際環境,也為改革開放走向富起來、新時代走向強起來奠定了堅實根基

新中國成立,毫無疑義地宣告中華民族站起來了! 它結束了近代中國以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勢力侵略和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成為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但是,站起來了的新中國是否可能再倒下去呢? 這種可能性不是不存在。朝鮮戰爭爆發,剛剛誕生才九個月的新中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美國當局是不甘心退出中國大陸的。周恩來說: 朝鮮戰爭不是我們預料的,可是也不應該看成完全不是我們預料的。“美帝國主義退出中國大陸,被趕出中國大陸,它是不會就此甘心的,必然要和我們較量,這一點我們是看到的。”[13]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經過兩年九個月的極其艱苦的軍事作戰和政治較量,克服種種意想不到的艱難困苦,取得抗美援朝的勝利,一掃 100 多年來的歷史屈辱,使中華民族真正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得新中國進行經濟政治建設、實行社會民生改革有了比較安定的和平國際環境。戰爭還沒結束,國家就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啟動了“一五計劃”大規模建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經過 20 多年艱辛探索,初步建立起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制度,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一些高科技項目取得重大突破,成為世界上不多的擁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大國,確立了新中國能夠站起來的必要物質基礎。這也為改革開放以后中華民族走向富起來、新時代走向強起來奠定了堅實根基。

( 二)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取得了新形勢下以弱勝強的豐富軍事經驗,表明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人民戰爭思想仍然適用于現代化戰爭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時,就軍事裝備而言,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高度現代化裝備不在一個量級上。國內外的許多人都很為志愿軍擔心。黨中央當初難于下入朝作戰的決心,也有這個擔心。毛澤東談到這種擔心時說: “最初是能不能打,后來是能不能守,再后來是能不能保證給養,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這四個問題,一個接著一個,都解決了。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10]P173為什么不可怕呢? 還是毛澤東說的真老虎與“紙老虎”問題。不接觸它,它就是龐然大物要吃人的真老虎。接觸了它,拿出武松打虎的本事,一招一式地跟它拼斗,最后這個真老虎就會變成“紙老虎”!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美兩國軍隊面對面的首次比試。志愿軍經受了現代戰爭的洗禮,既打出了人民軍隊的軍威,也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它狠狠地滅了敵人的威風,大長了中國軍隊的志氣,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長了中華民族的志氣!彭德懷在《關于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中也說得好: 這場戰爭“雄辯地證明: 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 可 霸 占 一 個 國 家 的 時 代 是 一 去 不 復 返了”[14]P378。

我們的志愿軍是靠什么打敗美國侵略者的呢? 毛澤東回答了: “主要的是因為我們的戰爭是人民的戰爭,全國人民的支援。”“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 們 的 劣 勢 裝 備 戰 勝 優 勢 裝 備 的 敵人。”[10]P173、174 - 175這說明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過去長期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以弱勝強的人民戰爭思想沒有過時。無論敵人的裝備怎么優勢,人民還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我們志愿軍的戰士和干部機智,勇敢,不怕死,在武器裝備與敵人極不對稱的條件下,經受了鍛煉。毛澤東說: “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我們在那里實行大演習,這個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我們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陸軍、空軍、海軍,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鐵道兵、防空兵、通信兵,還有衛生部隊、后勤部隊等等,取 得 了 對 美 國 侵 略 軍 隊 實 際 作 戰 的 經驗。”[10]P150、175先后參與志愿軍輪番作戰的部隊,累計達 290 萬人,從中培養了一大批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軍事人才,也創造了依靠劣勢裝備打贏現代戰爭的一系列新經驗、新戰法。這對于將人民軍隊建設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起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國防現代化思想,從而使“四個現代化”成為黨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可移易的戰略目標。

( 三)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增強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包括兩個方面: 首先是體現在中國人民志愿軍方面。我志愿軍入朝以后,“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我軍光榮傳統,與朝鮮人民軍一道,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作戰。志愿軍廣大指戰員始終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這也就是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15]。參與抗美援朝戰爭的 290 萬人都是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踐行者。特別是那些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和一級國旗勛章、金星獎章的獲得者,以及 23 萬余名英雄、模范及有功人員,都是抗美援朝精神的光榮代表。

其次,體現在中國人民的抗美援朝運動方面。志愿軍入朝不久,全國就掀起了抗美援朝運動。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在工農群眾中,通過愛國主義教育,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隨后又掀起了參軍、參戰、支前的熱潮,廣大適齡學生和知識青年踴躍報名參加軍事干部學校,爭先恐后參軍入伍到朝鮮前線去。許多地方的翻身農民、鐵路員工、汽車司機、醫務工作者紛紛組成運輸隊、醫療隊、擔架隊,志愿開赴朝鮮前線,擔任戰地勤務,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作戰貢獻力量。抗美援朝運動中成立的抗美援朝總會,在組織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到前線了解到我志愿軍沒有空軍坦克參戰、大炮數量極為有限,實際作戰有很多困難后,財政負擔很重的中央政府一時還不可能再撥款購買上述武器裝備,便于 1951 年 6 月發起了捐獻飛機大炮運動。至 1952 年 2 月,各界人民捐款總額達人民幣 5. 565 億元,可折合戰斗機3710 架。抗美援朝運動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充分地表現了濃烈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給予在朝鮮前線作戰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物質支援。這是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 四)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鞏固了處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國的勝利,推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一個在處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國的勝利。它在一個人口占全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國度里,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但是,朝鮮戰爭爆發后,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處于“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的境地。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迎戰以美國為首的 17 國聯軍,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是個嚴峻考驗。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新中國的穩定和鞏固,保衛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斗爭最顯著的成果,極大地鼓舞了正在爭取民族民主革命斗爭勝利的亞非拉人民,促進了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力量的發展和凝聚。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中國人民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法戰爭取得勝利,1954 年日內瓦會議簽署印度支那和平協定。在亞洲人民反帝反殖民斗爭激勵下,特別是美國侵略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失敗,使長期遭受壓迫的非洲人民獲得極大鼓舞,大大加快了非洲革命進程。1953 年 7月,埃及人民獲得了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北非乃至整個非洲大陸進入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高漲期。1955 年 4 月,29 個亞非國家在印度尼西亞召開萬隆會議,充分反映了亞非人民團結合作、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國家獨立、捍衛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會議提出的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十項原則,標志著亞非國家作為一支新興的政治力量有了自己獨立的聲音。亞非國家日益走向國際政治舞臺,標志著它們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此后,亞、非、拉美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 20世紀 60 年代以后興起的不結盟運動,進一步強化了這支世界政治舞臺上的新生力量。

從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看,只有在中國這樣一個在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大國,經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嚴酷考驗,才可以說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真正進入了全面崩潰的歷史階段。世界殖民體系的崩潰,殖民地人民解放和獨立自由意識的覺醒,以及為捍衛民族獨立的斗爭,使得帝國主義之間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受到極大的遏制。殖民地人民在獲得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后,都把追求和平與進步,推動本民族經濟的發展作為奮斗目標。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的這個偉大進步,推進著世界歷史向前發展。20 世紀中葉以后,這支強大的民族民主運動力量就成為日益崛起的能夠與發達國家對話的發展中國家。

( 五)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極大地推動了世界走向和平與發展,使其逐漸成為20 世紀下半個世紀以來的時代主題

“時代主題”是個歷史性的動態概念。它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20 世紀上半個世紀,時代的主要特征是戰爭與革命。但當世界性革命風暴和戰爭風云的社會基礎弱化,以及對世界歷史發展有重大影響國家的社會階級關系得到某種調整之后,和平與發展在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運動中就逐漸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后的一系列國際多種力量的斗爭和較量之后,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了 20 世紀下半個世紀的時代主題。盡管對這個時代主題的認識較為滯后,但回過頭來審視歷史發展脈絡,實際上,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這個趨勢已逐漸顯現。中國人民志愿軍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挫敗了美國稱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削弱帝國主義的戰爭勢力,給爆發更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增加越來越大的困難。毛澤東說: 抗美援朝的勝利,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說已蘊涵著時代主題在發生變化之意。隨著和平與發展因素的不斷增長,制約世界性、全局性戰爭因素的增長不斷超過妄圖發動世界性、全局性戰爭因素的增長而占據主導地位。20 世紀上半個世紀的戰爭與革命時代朝著和平與發展時代方向的轉化,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毛澤東早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之前就說過: “美帝國主義也可能在今天要亂來。假如它要那樣干,我們沒有準備就不好了,我們準備了就好對付它。所謂那樣干,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后打敗你。”[1]P185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向全世界人民證明: 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它也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任何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勢力要想侵犯神圣的中國領土和主權是注定要失敗的!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 第一卷[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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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報記者. 朝人民軍和我人民志愿軍長驅南進 朝鮮臨時首都平壤解放[N]. 人民日報,1950 - 12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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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志華. 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M]. 廣州: 南方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 第 3 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7]《彭德懷傳》編寫組. 彭德懷傳[M].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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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 中卷[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11]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戰爭史( 第 3 版) : 下卷[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12]資中筠. 戰后美國外交史: 上冊[M].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13]周恩來. 在志愿軍干部大會上的講話[N]. 人民日報,1958 - 02 - 18.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 4 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5]江澤民. 在首都各界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 人民日報,2000 - 10 - 26.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



[①] 毛澤東會見金日成的談話記錄,1970 年 10 月 10 日。

[②] 1957年彭德懷在審查《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初稿時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