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共同完成的《共產黨宣言》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揭開了序幕。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日益廣泛，翻譯《共產黨宣言》已迫在眉睫。但直到1919年，此書仍然沒有完整的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內容豐富、思想深刻，翻譯起來并非易事，譯者至少具備3個條件：精通德語、英語、日語等《共產黨宣言》主要版本語言之一，擁有較高的中文素養以及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1920年初，在《民國日報》社經理邵力子等人的力薦下，一位青年被確定為《共產黨宣言》的中文版譯者，并被推向歷史的前臺。這位青年，就是陳望道。

陳望道，1891年生，浙江義烏人。1915年留學日本。在日本求學的4年多時間里，他結識了日本進步學者、共產主義活動家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逐漸接觸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書籍與文章。

1919年5月，陳望道回國，被浙江第一師范學校聘為國文教員。時值五四運動風起云涌，陳望道與進步師生一起積極投身其中。他提倡新道德、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文學，成為“一師風潮”的中心人物。期間，陳望道還在鄭振鐸主編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及浙江一師的《校友會十日刊》等報刊上發表《擾亂與進化》《我之新舊戰爭觀》《因襲的進化和開辟的進化》等文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闡釋進步思想。1920年初，陳望道來到上海，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任主編，還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出版的內部理論刊物《共產黨》的創刊工作。

已經具備較高中文文學素養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且精通日語的陳望道，當得知自己承擔翻譯《共產黨宣言》的任務后，激動之余又倍感使命光榮、任務艱巨。

為了專心致志翻譯好《共產黨宣言》，1920年早春，陳望道攜帶此書英譯本和日譯本秘密回到家鄉浙江省義烏市分水塘村。這是一個非常貧窮落后的小山村，回到家后的陳望道住在一間小柴屋里，條件異常艱苦。在這樣的環境下，陳望道如饑似渴、夜以繼日地鉆研書中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字斟句酌、反復推敲中文版本的字詞語句，力求貼切、精準、生動。

一天，陳望道的母親特意為兒子包了粽子改善伙食，并叮囑他吃粽子時記得蘸紅糖水。過了一會兒，母親在門外問：“粽子吃了嗎？”他答道：“吃了吃了，可甜了。”母親不放心，推門去看，結果發現兒子正奮筆疾書，嘴上全是墨水，手邊的紅糖水卻一口未動。原來，陳望道過于聚精會神，竟錯把墨水當作紅糖，吃完也渾然不覺。

經過兩個多月的嘔心瀝血，近兩萬字的《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終于翻譯完成，這在陳望道心中真可謂“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譯本完成后，刊印卻遇到了困難。原來，《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原定要在進步刊物《星期評論》上連載發表，但該刊突遭當局查禁，發表計劃被迫擱淺。由于缺乏經費，譯稿出版無門。恰在此時，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委派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得知《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資金瓶頸，馬上從帶來的活動經費中拿出2000元資助其發表。

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紅底馬克思肖像、上端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的《共產黨宣言》在上海正式出版，由于排版錯誤，書名被印為《共黨產宣言》。此書一經問世，即刻引起強烈反響，進步知識分子競相購買、爭相閱讀，初版時刊印的1000冊書很快便銷售一空。當一個月后再版時，封面的紅底改為藍底，書名的錯誤也更正過來，這次加印的1000冊書又迅速售罄。截至1926年5月，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已重印達17版之多。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發展意義非凡：它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理論準備。《共產黨宣言》幫助早期無產階級革命者明確了關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共產黨、建立共產黨為了什么、怎樣建立共產黨等一系列問題，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路與框架，對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思想引領和理論指導作用。此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綱領，亦與《共產黨宣言》的基本精神一脈相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受《共產黨宣言》的影響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們黨的第一部黨綱就是按照《共產黨宣言》精神制定的。我們黨開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