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毛澤東  人民群眾  首創精神  群眾路線

內容提要：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他始終強調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實踐的主體，在創造歷史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為了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毛澤東要求全黨同志必須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放手發動群眾，不斷壯大人民力量；必須貫徹群眾路線，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要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發揮群眾首創精神，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中去，依靠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時，就國際局勢等問題進行了廣泛交談。蒙哥馬利回國后，在6月12日《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我同毛的會談》一文，明確指出：“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人民起決定作用。”他還講述了自己兩次訪華的不同感受：30多年前，“舊中國受著外來侵略和內部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國家貧窮落后，廣大人民一貧如洗”；而今，“中國人人都充滿干勁，都決心為祖國的繁榮而努力，50年后中國將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①。可以說，蒙哥馬利的觀察是深入的，評價是中肯的，判斷也是正確的。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一貫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猶如魚和水、種子和土地的關系，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緊緊依靠群眾推動黨的事業發展。梳理毛澤東關于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的重要論述，我們應該著重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必須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力量。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觀點之一。毛澤東曾經反復強調：“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②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他都要求全黨同志掌握這兩條基本原理，將之運用在黨的全部活動中，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推動各項事業不斷發展。

(一)尊重群眾首創精神，首先要樹立群眾觀點，相信群眾的力量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毛澤東就認識到了民眾的力量。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鮮明地提出：“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③接著，又在該刊第二至四號連載《民眾的大聯合》一文，闡述民眾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他熱情稱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而在中國則“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強調中華民族有偉大的能力進行改革，“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工人、農民、學生、教師、警察、車夫各色人等應該聯合起來，仿效別國的方法進行革命④。這是毛澤東關于人民群眾蘊藏著無窮力量的最早論述。

此后，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對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中，毛澤東對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做好群眾工作的認識不斷深入。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初，他就明確提出革命軍隊應當擔負起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⑤自古以來，人們總是認為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但毛澤東把群眾工作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的科學運用，對人民軍隊和革命事業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2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講道：“惟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⑥基于深入的思考，毛澤東后來在《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⑦要讓全黨同志深刻認識到，“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⑧

在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毛澤東都反復強調要相信群眾的力量。1946年8月6日，在蔣介石發動大規模內戰的時候，他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毛澤東列舉俄國沙皇和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例子，來說明這些反動力量從表面上看是強大的，但從本質上看，“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當斯特朗問到對美國使用原子彈的看法時，毛澤東回答道：“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他十分堅定地告訴斯特朗：歷史將證明我們的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⑨1947年12月25日，在中國革命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夜，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作題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向全黨同志明確提出：我們清醒地知道前進道路上會有種種障礙和困難，“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⑩。1953年9月12日，他分析敵我力量懸殊的抗美援朝戰爭為何能夠取得勝利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11)可以說，相信群眾、依靠人民，是我們黨和軍隊在不同年代戰勝敵人的共同法寶。

(二)相信群眾是力量的源泉，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就要做群眾的學生

相信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就要下定決心向群眾學習，汲取群眾的智慧。毛澤東在1941年所寫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所以我的志愿就是“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12)。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借用諺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再次指出：“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13)。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面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任務，毛澤東仍然強調向群眾學習。1959年12月，他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評教科書把群眾的斗爭只看作做重要條件之一的說法，違背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指出：“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歷史是計劃工作人員創造的，而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這本書看起來是書生的話，不像革命家的話。”(14)1964年8月29日，他同尼泊爾教育代表團談話時說：“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過學生的。而且就是當了教師之后，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15)出版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一項基本理論建設，在全國各族人民中間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對此，毛澤東明確表示：“《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16)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對長子毛岸英的要求，重要一條就是向群眾學習。1945年12月，在蘇聯生活了近十年的毛岸英，來到延安。為了讓他了解中國社會情況，尤其是農村情況，毛澤東在1946年2月春耕之際，把毛岸英送到陜北農村，接受勞動鍛煉。臨行前，他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說：“你要老老實實地鍛煉，要和群眾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調查研究工作，通過實際的調查，了解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情況，學習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17)正是在他的諄諄教誨下，毛岸英后來成長為人民的兒子，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事業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三)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最重要的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社會革命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18)1934年1月27日，他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19)1939年5月4日，他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又強調，革命的主體是中國的老百姓。“革命的動力，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他階級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這許多人中間，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20)1945年1月27日，他在中共七大閉幕詞中，引用《列子·湯問》中愚公移山的故事，說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像愚公挖掉太行山、王屋山那樣，挖掉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這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而且，中國共產黨“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21)

干革命要依靠群眾，搞建設也要依靠群眾。早在1945年7月，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夜，褚輔成、黃炎培等六位參政員來延安訪問時，黃炎培對毛澤東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希望中共諸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2)1949年6月15日，他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更是鄭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23)1949年7月9日，他對參加全國鐵路職工臨時代表會議的部分工作人員說：“過去我們什么也沒有，現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眾才有的嗎?我們從去年十一月就從劣勢轉為優勢，這個轉變不也是依靠群眾的力量嗎?依靠群眾，就是說你當司令或是當班長必須要有一個隊伍，這個隊伍就是群眾，沒有隊伍，你怎么當司令，怎么當班長呢?”(24)1955年4月30日，《唐山農民報》發表《書記動手，全黨辦社》一文，介紹王國藩合作社的情況。毛澤東讀后十分高興，將之作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第一篇，并在按語中指出：“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25)他對人民群眾創造性的尊重和信任，躍然紙上。

二、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必須放手發動群眾，不斷壯大人民力量

馬克思主義從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基本前提出發，既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也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對于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在領導者和群眾的關系問題上，既要反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又要反對冒險主義和尾巴主義。正確的做法，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切實把群眾組織起來。1945年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就重慶談判指出：“中國的事情，要靠共產黨辦，靠人民辦。”“只要我們同全體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了，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26)當然，要想把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必須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群眾的力量。

(一)善于教育群眾，用先進思想武裝群眾，是煥發群眾首創精神的必然要求

中國共產黨既是人民群眾的代表者，也是人民群眾的領導者，肩負著教育群眾的責任，尤其是要用先進思想去武裝群眾，啟發他們的思想覺悟。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什么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27)1928年10月14日，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又說：“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28)1948年4月2日，他同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時，嚴肅批評一些地方的領導機關中，有人認為“黨的政策只要領導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讓群眾知道”。“他們做一件事情，總不愿意向被領導的人講清楚，不懂得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對此，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是我們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深刻認識到教育群眾的重要性，“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不但領導干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29)。

毛澤東還認識到，教育群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發表講演，分析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闡釋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指出：“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我們要在人民群眾中間，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使人民認識到中國的真實情況和動向，對于自己的力量具備信心。”(30)1948年1月22日，他針對新解放區土改的斗爭策略指出：“老區是經過多少年、多少月方才把土地分好。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群眾必須在自己親身經驗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覺悟，認清敵人，取得勝利。”(31)

為了教育群眾，毛澤東做過很多細致的思想工作，是全黨同志學習的榜樣。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進攻贛西南革命根據地，企圖在這里“圍剿”紅一方面軍決戰。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毛澤東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方針，就是讓紅軍先向根據地內退卻，避敵鋒芒，保存實力，然后依靠根據地內的民眾支持和有利地形，找到敵軍破綻，集中兵力，待機破敵。但這個正確方針，不少干部群眾一開始并不接受。時任紅四軍團政治委員的劉亞樓在回憶文章《偉大的第一步》中寫道：“為了向紅軍指戰員和地方干部、群眾講清這個道理，毛澤東同志做了深入艱苦的教育、說服工作，大會講、小會說，條分縷析，曉以利害，著重說明‘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毛澤東同志用許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動地解釋了‘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壇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最后，這個正確的作戰方針終于被大家認識和接受了，這就保證我們掌握了反‘圍剿’戰爭的勝算。”(32)無獨有偶。1947年3月，蔣介石調集重兵向延安發動進攻。毛澤東對局勢作了客觀分析，再次決定誘敵深入，必要時主動放棄延安，同國民黨軍隊在延安以北山區周旋，乘機集中兵力加以殲擊，配合其他解放區作戰。時任毛澤東警衛的閻長林回憶說，毛澤東為了向延安老鄉說明這個戰略，用通俗的語言解釋道：“譬如有一個人，背個很重的包袱，包袱里盡是金銀財寶，碰見了個攔路打劫的強盜，要搶他的財寶。這個人該怎么辦呢?如果他舍不得暫時扔下包袱，他的手腳很不靈便，跟強盜對打起來，就會打不贏，要是被強盜打死，金銀財寶也就丟了。反過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輕裝上陣，那就動作靈活，能使出全身武藝跟強盜對拼，不但能把強盜打退，還可能把強盜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銀財寶。我們暫時放棄延安，就是把包袱讓給敵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來更主動，更靈活，這樣就能大量消滅敵人，到了一定的時機，再舉行反攻，延安就會重新回到我們的手里。”(33)毛澤東用親身的實踐證明，要想煥發群眾的首創精神，首先就必須教育群眾，用先進的思想武裝群眾，做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

(二)放手發動群眾，把群眾組織起來，是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的有效途徑

毛澤東認為，發動群眾還是束縛群眾，這是兩條對立的路線。他總結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后認為，根本的一條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喚起民眾”。不把全國人民充分動員起來，革命的力量就很弱小。更何況，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所以，“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34)。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指出：“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還有什么與此相反的方針沒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眾觀點，不依靠群眾，不組織群眾，不注意把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的廣大群眾組織起來，而只注意組織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線，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錯誤的方針。”(35)

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方針。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提出了一條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對日作戰，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但是，蔣介石不愿放棄一黨專政，害怕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采取單純由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談話時，充分肯定中國抗戰的偉大成績，同時也指出存在的問題：“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這次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36)1938年5月，他在《論持久戰》中進一步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我們要“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37)。1945年3月31日，他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對《論聯合政府》進行說明時，再次強調這一方針：“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之目的，我們的原則是放手動員群眾。抗戰以來我們一貫的路線是如此，而另一條路線則是束縛群眾。蔣介石就是束縛群眾，他在柳州會議上講所謂精神征服。我們對同志與人民是誠誠懇懇，無所謂精神征服，對敵人則是武力征服。”(38)事實證明，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抗戰中實際上是堅持了發動群眾和束縛群眾這樣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線，最后也導致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局面。

(三)充分發揮群眾首創精神，最重要的是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無論是教育群眾，還是組織群眾，都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欲速則不達”，越俎代庖更要不得。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于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39)。1944年10月30日，他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指出：“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愿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愿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愿，就會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40)在中共七大閉幕詞中，他再次強調：“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41)

黨員干部的一項任務，就是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使之為廣大群眾所理解和掌握，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這就是在教育群眾的基礎上動員群眾、引導群眾。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42)。1943年10月1日，他就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指出：“減租是農民的群眾斗爭，黨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領導和幫助這個群眾斗爭，而不是給群眾以恩賜。凡不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恩賜減租，是不正確的，其結果是不鞏固的。”(43)后來，他在《論聯合政府》還說過：“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44)1948年4月2日，在同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時他又進一步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45)

在毛澤東看來，黨員干部的作用應該辯證地看待，既要承認他們領導群眾的重要性，也要看到他們實質上是群眾自己選擇的領導工具。1938年4月9日，他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第三大隊開學典禮上強調：“單是干部不能戰勝敵人，沒有干部也不能打敗敵人。要干部去發動組織廣大的人民，把成千成萬的人民變為有組織的隊伍；沒有組織便沒有力量”(46)。1945年5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上說明多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時指出：“群眾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被選的人，如果自以為了不得，不是自覺地作工具，而以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錯了。我們黨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各個中央委員，各個領導機關都要有這樣的認識。”(47)1955年3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再次明確指出：“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干部與群眾的正確關系是，沒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廣大群眾做的，干部起一種領導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這種作用。”(48)總之，要想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最重要的還是要通過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教育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領導干部決不能越俎代庖。

三、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必須貫徹群眾路線，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其核心要義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只有這樣，才能傾聽群眾呼聲，進而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真正地尊重群眾首創精神；也只有這樣，才能將升華為方針政策的群眾意見轉化為實際行動，真正發揮群眾首創精神。1943年6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所寫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對此進行了精辟概括：“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49)由此可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一致的，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黨的工作中的創造性運用。

(一)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就要到人民群眾中去，注意傾聽群眾的意見

聽取群眾的意見，是正確領導群眾的前提。1933年11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指出：“我們的任務是提出了，從擴大紅軍到修橋筑路的許多計劃也發布了，問題是怎樣動員群眾去完全地實際地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異常緊張的革命戰爭，要求我們迅速地普遍地解決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里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于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于更高的任務與計劃。”(50)正因為如此，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要求全黨都要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51)。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如果我們的同志不懂得這一點，那就一定會到處碰釘子。”(52)1964年9月25日，他在給劉少奇的信中進一步寫道：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變為主觀真理，然后再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則必須重新向群眾的實踐請教。這樣就可以解決框框問題，即教條主義問題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53)

傾聽群眾的意見，必須要有誠心誠意的態度。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同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說：“我們所有的黨組織，從上到下都必須遵守我們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原則，這就是不脫離群眾，同群眾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如果黨的領導者真正是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誠心誠意的，那末他們聽取群眾意見的機會是非常多的。我們十分注意傾聽人民的意見。我們通過村、鄉鎮、區、縣的群眾大會，也就是我們區域內任何地方的群眾大會，通過黨員同各階層人士的交談，通過各種會議、報紙和群眾的來電來信等等一切能聽到人民呼聲的渠道，總是能發現群眾的真正的意見。”(54)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非常重視群眾來信，強調各級領導機關認真負責地處理人民來信的工作，是黨和人民政府傾聽群眾的意見，體現人民當家做主的一個重要方面。1951年5月16日，他向各級黨委和政府發出指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55)他把處理好人民來信，當作是加強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一個重要渠道。

傾聽群眾的意見，還要注意保護群眾的積極性。由于客觀原因，人民群眾中也會出現不正確的意見。面對這種情況，既要堅決糾正，也要講究方式方法。1946年4月11日，毛澤東就糾正群眾工作中“左”的錯誤指出：“應當用極大的善意與熱忱去說服他們，使他們在自覺與高興的基礎之上糾正他們的錯誤，想出補救的辦法，絕對不可潑冷水，絕對不可使他們感覺受了挫折。”(56)新中國成立后，他又創造性地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并指出：“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57)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和黨的群眾路線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的一大理論貢獻。

(二)尊重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就要始終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

無論什么時候，在什么問題上，共產黨員都要同群眾相結合。1943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西北周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部隊中的負責同志要替士兵著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所有的共產黨員要替人民著想。”(58)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指出：“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于中國人民究竟有什么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59)1956年9月，中共八大根據執政后黨的狀況發生的變化，突出地提出反對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的問題。這次大會修改通過的黨章，要求全黨“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必須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人民建立廣泛的密切的聯系”；必須“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生活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斗爭”(60)。這些要求，使黨的群眾路線在建設年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強調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工作者要與群眾相結合，是毛澤東堅持群眾觀點，尊重群眾首創精神，要求各界密切聯系群眾的一個縮影。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61)這個講話使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感到思想上豁然開朗，在眼前展現出一個新的天地。他們一掃過去那種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深入群眾、深入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斗爭實踐中創造出《白毛女》《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小二黑結婚》等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看到文藝界的進步，毛澤東十分高興。他在看了評劇《逼上梁山》的當晚，寫信給該劇編導楊紹萱、齊燕銘，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62)

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就要同群眾交心，不要怕群眾批評。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不幸被電擊死。一個農民知道后卻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毛澤東制止了。他反思一個農民為什么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黨的工作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毛澤東后來談到這件事時說：“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63)當時，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毛澤東抓了兩件事，一是號召積極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二是實行精兵簡政，都取得了顯著成效。1944年9月8日，他在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指出：“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64)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有些同志做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更何況，“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65)敢于面對和接受群眾的批評，是我們不斷改善和加強工作的強勁動力。

(三)充分發揮群眾首創精神，必須恪守黨的宗旨，維護群眾利益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是黨一切行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一切政黨的根本標志。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66)只有恪守黨的根本宗旨，真正為老百姓辦實事，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才能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充分發揮群眾首創精神。

在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時期，毛澤東都把民生問題擺在重要位置，關心和解決人民的實際困難，以此爭取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和支持。1946年7月11日，他對東北局關于東北形勢及任務決議的修改意見中明確表示：“我們的方法，就是從戰爭、從群眾工作、從解決土地問題改善人民生活，從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減少反動力量，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于我有利的變化。”(67)幾天之后，7月20日，他再次指出：“在財政供給上，必須使自衛戰爭的物質需要得到滿足，同時又必須使人民負擔較前減輕，使我解放區人民雖然處在戰爭環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68)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始終要求黨員干部端正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態度，并把改善民生作為各級黨委的重要任務。1956年4月25日，他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要求必須處理好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指出：“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69)

關心群眾生活，要落實到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實際行動中。1933年11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贊揚長岡鄉“最具體最實際地解決群眾中的每一個困難問題”，指出：“蘇維埃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斗爭。應該明白：長岡鄉在戰爭動員上的偉大成績，是與他們改良群眾生活的成績不可分離的。”(70)1934年1月27日，他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強調：“我們是革命戰爭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群眾生活的領導者、組織者。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群眾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71)并具體分析指出：“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72)為了打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毛澤東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發展對外貿易，把糧食、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輸出到白區去，賣得適當的價錢，從白區購買必需品，如食鹽、布匹進來，分配給人民，打破敵人的封鎖”(73)。1956年3月4日，毛澤東針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出現了盲目集中、一律合作，給群眾生活造成許多不便的問題，要求及時加以糾正，指出：“修理和服務行業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這就糟糕!現在怎么辦?‘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還說：“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74)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是共產黨人贏得老百姓支持的關鍵所在。

綜上所述，尊重和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為了尊重和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就必須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放手發動群眾，不斷壯大人民力量；貫徹群眾路線，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黨的群眾路線的繼承和發揚光大。不管歷史如何發展變化，我們都必須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中去，依靠人民創造歷史的偉業。

注釋：

①《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03、423-424頁。

②《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頁。

③④《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頁，第312-315、342-346、355-361頁。

⑤⑥《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頁，第196頁。

⑦⑧《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第1096頁。

⑨⑩《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1195頁，第1260頁。

(1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12)(13)《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791-792頁，第933頁。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頁。

(15)《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頁。

(16)《毛澤東傳(18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頁。

(17)《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頁。

(1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頁。

(19)《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

(20)《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頁。

(21)《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頁。

(22)黃炎培：《八十年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頁。

(23)(26)《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頁，第1162頁。

(24)《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307頁。

(2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頁。

(27)(28)《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頁，第522頁。

(29)(30)《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1319、1319-1320頁，第1131頁。

(31)《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

(32)《星火燎原》(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3頁。

(33)閻長林：《警衛毛澤東紀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頁。

(34)(36)(37)《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565頁，第375頁，第509、511頁。

(35)(40)《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0頁，第1012-1013頁。

(38)《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頁。

(39)《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頁。

(41)(43)(44)《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02頁，第910頁，第1070頁。

(42)《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頁。

(45)《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頁。

(46)《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頁。

(47)《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374頁。

(48)《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402頁。

(49)(51)《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第1095頁。

(50)《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頁。

(52)《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59頁。

(53)《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頁。

(54)《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89頁。

(55)《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頁。

(56)《毛澤東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頁。

(5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頁。

(58)《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

(59)(61)《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第876頁。

(6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頁。

(62)《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頁。

(63)《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頁。

(64)《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頁。

(65)《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1、293頁。

(66)(69)《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第28頁。

(67)《毛澤東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頁。

(68)《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8頁。

(70)《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頁。

(7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

(72)《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頁。

(73)王賢選，何三茍：《中央蘇區反經濟封鎖的片斷回憶》，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頁。

(74)《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頁。

（來源：《東岳論叢》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