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 中國 世界歷史進程  四大發明 社會經濟結構

內容提要：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關注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前途命運。他們提出從民族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重要思想，并在此框架下論述了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關系；高度評價中國文明對世界歷史的貢獻，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稱為“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科學分析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基本特點，揭示了中國經濟長期封閉落后的原因，對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給予了尖銳的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在歐美從事科學研究和工人運動的同時，也十分關注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前途命運，關注中國所發生的事件及其對世界的影響。在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里，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多次論及中國，其范圍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科技，等等。僅《資本論》就有39處論述到中國。特別是1851年至1862年間，馬克思恩格斯比較集中地論述了中國問題，其中專門論述中國的文章就有23篇。

馬克思恩格斯對于中國問題的論述，具有深邃的思想內涵。對此加以系統的挖掘和整理，不僅可以進一步加深對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的體驗和理解，而且可以直接領受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于中國問題的評述和指導。這對于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以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文主要就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文明和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論述作一專題梳理和評述。

一、從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中的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明確要求“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把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提到如此高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就其內涵來說，是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但就其外延而言，也是人類不斷擴展自己的活動范圍，沖破自然和社會的種種局限，從狹窄的民族歷史走向廣闊的世界歷史的過程。因此，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時間與空間的結合。世界各個地區、國家、民族的發展，既有各自獨特的條件、過程和特點，同時，又日益加強和豐富著它們的相互關聯，并表現出某種內在的統一性。統一性與多樣性的辯證統一，是把握整個世界歷史進程包括每一局部社會發展及事件的基本的方法論原則。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黑格爾曾經在唯心主義基礎上闡述過他的世界歷史觀。黑格爾認為，歷史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偶然性堆積，在它的演化中，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規律性。沖破狹窄的地域范圍，由民族歷史匯成世界歷史，就是其中的規律之一。世界歷史是世界精神的外化。世界歷史同太陽的行程一致，它從東方的中國開始，經過希臘、羅馬，到日耳曼結束，德國是“世界精神”的完善體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思想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改造，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進程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確實奔涌著一條世界化的洪流，這就是由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但是驅動這股歷史洪流的，不是什么精神和觀念，而是在生產力普遍發展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分工和各民族的互相交往。馬克思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以及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都取決于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交往的發展程度。生產力的發展，分工和交換的擴大，沖破了地域的壁壘，把各個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聯系和交往中。“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①

接下去，馬克思恩格斯便舉例論證了他們的這一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例證中提及了中國，并把中國作為世界歷史中相互密切關聯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工人的飯碗，并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末，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在十九世紀具有了世界歷史的意義，是由于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缺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由此，馬克思恩格斯得出結論，“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②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世界歷史進程觀，科學地研究和分析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歷史過程。他們的這一研究，包含著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即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邏輯的時間進程，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邏輯的空間進程。他們認為，世界市場的發現，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飛躍突進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指出：“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③具體地說，正是世界市場的發現，擴大了商品的需求，促進了資本主義從工場手工業到現代大工業的轉變；世界市場的擴大，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巨大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工業的擴展；從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資產階級的力量愈益壯大，最終取代封建主義而占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和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世界市場的擴大，沖破民族、地區的藩籬，將整個世界聯為一體。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它的產品也不僅供本國消費。“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④

世界市場的形成，還將資本主義的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⑤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軍面前，“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例如印度，都已經進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國現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今天英國發明的新機器，一年之內就會奪去中國千百萬工人的飯碗。”⑥

隨著各民族互相依賴的加深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不僅民族歷史匯入世界歷史，而且“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⑦。而各個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就意味著他們的存在與世界歷史直接聯系在一起，受世界歷史的制約和支配，同時又影響和作用于世界歷史。

正因為資本主義消滅了每個國家及這些國家中每一個人以往自然形成的孤立狀態，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開創世界歷史進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們明確指出：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⑧，使每一個民族和每一個人都深深地卷入到世界歷史的巨流中。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

但是，資本主義所開創的世界歷史還只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初始階段。在這個階段，“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⑨。只要這種異己力量還存在，人們就擺脫不了對盲目必然性的屈從。所以，資本主義雖然開創了世界歷史，但并未終結世界歷史，它只是為世界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隨著共產主義革命的發生和勝利，“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系、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⑩，將轉化為對那些異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

那么，世界歷史超越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將采取何種空間形式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實現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肩負的歷史使命。而無產階級自身所具有的國際性質，使它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業——共產主義一般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共產主義革命要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同時發生的革命”(11)。另一方面，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一國范圍內的斗爭。

世界歷史的發展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統一。隨著生產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發展，大體上都要遵循基本的統一的規律。但是，由于地理環境、民族傳統、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等等的不同，各個國家和地區、民族的歷史發展，也必然有著自己的特點。世界在多樣性中表現出統一性，而多樣性又受著統一性的制約。要真正把握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就必須十分注意研究和掌握世界歷史的多樣性。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并不以揭示了人類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為限，而是非常密切地關注和非常仔細地研究世界不同地區的狀況和特點，尤其是東西方地區、東西方文明的特點及其相互間的差異和聯系。所以，作為東方社會典型代表之一的中國，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視野之內，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之一。特別是當時西方列強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導致印度、中國發生一系列重要事件，所以更引起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在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進程觀中，中國并不是孤立的中國，而是世界歷史進程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既是東方社會的標本，同時又受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中國所發生的事件，與西方世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又反過來影響著西方世界。研究世界，就要研究中國；研究中國，才能更好地研究世界。

這種博大深遠的世界歷史進程觀，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注中國問題的思想背景；也只有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世界歷史進程的思維模式和宏觀構架中，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和理解他們關于中國問題論述的真諦。

二、中國文明及其對世界的貢獻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科學文化。中國古代的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曾經居于世界先進水平；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在很多方面超過西方；特別是指南針、造紙、火藥、印刷術四大發明，以及天文學、數學、醫學、農學等四大領域，曾經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國；中國的思想、語言和文學藝術，也自成獨特的體系。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文明沒有作過系統的研究，但是對中國文明的成就和貢獻有著基本的了解。在他們的目光中，中國首先是一個悠久的文明古國的形象。一百多年前，當中國人民還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個名字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自己的筆下提及和介紹了中國的文明成就。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贊揚了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充分肯定了中國文明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馬克思的第一篇政論性文章，是1842年1-2月間撰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而正是在這第一篇政論性文章中，馬克思第一次提到了中國，說的是中國的報刊。原話是：“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吧，這只要你們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提供這種報刊的范本。”(12)

隨后，在寫于同年4月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關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中，馬克思提到了一位“中國人”，即孔子，還提到了“中國人的直線——八卦”(13)。八卦是《易經》的內容，它是由三條直線(整段的和中斷的)進行不同的組合而形成的符號，即卦，象征世界上的各種事物和現象。《易經》八卦反映了一切事物都是可變的這一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雖然它極其玄奧，但卻包含了自然哲學概念的基礎。在19世紀的歐洲，孔子曾被認為是最初注釋《易經》的人。馬克思在這里提及孔子、八卦，表明他對古代中國的文化已有一定的了解。

指南針、造紙、火藥和印刷術四大發明以及其他一些發明創造，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的突出標志。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許多著作、文章中都提到了這些發明，高度評價了這些發明對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并充分肯定了這些發明傳入歐洲后，對歐洲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社會的變動所起的巨大促進作用。

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恩格斯全面列舉了中國的一系列發明創造及這些發明創造傳入歐洲的時間、途徑。其中有：“蠶在550年前后從中國輸入希臘。”“養蠶業傳入意大利，1100年前后。”“棉紙在7世紀從中國傳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紀輸入意大利。”“磁針從阿拉伯人傳到歐洲人手中，1180年前后。”此外還提到了“破布造紙”、“木刻和木版印刷”“活字印刷”、“火藥”等。(14)

在《德國農民戰爭》一文中，恩格斯明確指出：“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義的發明大大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其中具有光輝歷史意義的是火藥和印刷術的發明。”所有這些發明，都大大促進了當時手工業的發展。該書是1850年寫的。1875年該書再版時，恩格斯又特意為這段話加了一個注解：“現在已經毫無疑義地證實，火藥是從中國經過印度傳給阿拉伯人，又從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經過西班牙傳入歐洲的。”(15)恩格斯的這段評論和判定，無疑為中國古代文明增添了光彩。

1857年，恩格斯在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所寫的《炮兵》一文中，非常具體地論述了中國火藥的發明及其發展和在軍事上的應用過程。恩格斯說，還沒有資料說明，究竟何時人們知道用硝石、硫磺和木炭等制成爆炸物，但是，“根據帕拉韋先生1850年在法國科學院的一份報告所引證的某些中國史料，在公元前618年就有了火炮；在其他一些中國古代的著述中，也有用竹筒發射燃燒實心彈以及類似爆炸彈的記載。”關于火炮在軍事上的應用，恩格斯認為在中國早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但資料證明，“公元1232年”，即宋朝年間，“證實第一次大量使用了它們”。當時被圍困的開封府，“曾經使用拋射石彈的火炮來抵御敵人，并且還使用了爆炸彈、炸藥筒和其他利用火藥的煙火劑。”(16)

接著，恩格斯論述了火藥和大炮如何傳入和應用于歐洲的過程。“阿拉伯人從中國人和印度人那里學會了提取硝石和制造煙火劑。在阿拉伯，硝石有兩種名稱，意思是中國的鹽和中國的雪。古代阿拉伯的一些著作家曾提到‘中國的紅火和白火’”。阿拉伯人很快“就豐富了從中國人那里學到的知識”，即在軍事上使用了火炮。當時西方各國還不知道使用火藥。只是到14世紀初，火炮的知識才由阿拉伯人傳給西班牙人，又從西班牙人那里傳到歐洲其他各國。恩格斯進一步論證：“火炮起源于東方這一點，還可以從歐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方法中得到證實”“中國和印度最古的火炮也完全是這樣制造的，它們同歐洲最古的火炮屬于同樣早的年代，甚至更早。”(17)恩格斯還說：“中國人和阿拉伯人知道利用和制造爆炸彈的方法，這方面的知識可能是后者傳到歐洲各國的。(18)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和其他科學技術傳入歐洲后，極大地推動了歐洲社會生產力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對歐洲的經濟、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馬克思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一書中，對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19)。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則指出：“各種發明的大量涌現和東方發明的引進”，作為因素之一，使“由中世紀的市民等級所創立的工業生產和商業獲得極大發展”，“不僅使希臘文獻的引進和傳播、海上探險以及資產階級宗教革命成為可能，并且使它們的影響范圍異常廣泛而迅速地擴展，此外還提供了大量古代從未見過的、雖然還未系統化的科學事實：磁針、活字印刷、亞麻紙(12世紀以來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猶太人所使用的；棉紙自10世紀以來就逐漸出現，而在13和14世紀已經傳布得更廣，莎草紙從阿拉伯人占領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藥、眼鏡、機械時計，后者在計時上和力學上都是一大進步。”(20)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墻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于盡了。”同時，“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21)火藥和火器的使用，無論對于反封建斗爭，還是推動工業發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印刷術在歐洲的出現，不僅變成了新教的工具，而且把學術、教育從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來。恩格斯指出：“書刊印刷業的興起和商業發展的需要，不僅打破了僧侶對讀書寫字的壟斷，而且也打破了他們對高等教育的壟斷。”(22)從此，歐洲的學術中心由修道院轉移到了各地的大學，先進的思想文化得到了更廣泛的交流和傳播。

歐洲近代文明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有歐洲自身的社會條件，但外部條件也起了不可否認的作用。中國文明進入近代時落后了，但中國古代文明在中世紀后期和近代初期傳入并應用于歐洲后，恰好適應了當時歐洲從封建生產方式轉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要。尤其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不僅提供了最先進的技術手段，而且能廣泛應用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科學等各個部門。如果沒有造紙和印刷術，人們很難想象有科學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如果沒有指南針，人們很難想象有航海業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以及由此而開辟的世界市場。所以，中國古代文明為近代歐洲文明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國際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稱為“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23)。

三、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及其惰性

社會經濟結構是一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及意識形態豎立其上的現實基礎，也是區分不同社會形態的標準。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考察任何社會，總是首先著眼于它的物質生活方式、它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它的社會的經濟結構。對中國的考察也不例外。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古代文明給予了高度評價的話，那么，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卻沒有給予贊揚。雖然他們在道義上對中國人民在近代遭遇的命運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在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上，對中國延續上千年的經濟、社會結構及政治制度，卻持嚴肅和冷峻的批判態度。

在1850年寫的《國際述評(一)》中，馬克思恩格斯把中國稱作“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就它的落后性來說，甚至是“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24)。在1857年寫的《波斯和中國》中，恩格斯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稱作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25)。在1862年寫的《中國記事》中，馬克思把中國稱為“活的化石”(26)。

當然，這種嚴厲的態度并不意味對中國整個歷史的否定。毫無疑問，在封建社會，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曾有過輝煌的記錄，但是到近代，相對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崛起，中國卻明顯地落后了、衰朽了。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筆下中國的落后性、保守性，基本上都是指近代中國的衰朽狀態，而且都是在與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高速發展相比較的意義上而言的。對這種衰朽狀態，恩格斯描述道：“這個帝國是如此衰弱，如此搖搖欲墜，它甚至沒有力量來度過人民革命的危機，因為連激烈爆發的起義也會在這個帝國內變成慢性的而且顯然是不治的病癥；這個帝國是如此腐化，它已經既不能夠駕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夠抵抗外國的侵略。”(27)

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封建王朝維持得那樣久長?一個文明發展很早的古國為什么不能像歐洲那樣及時進入現代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呢?

恩格斯指出，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經濟體系，是一種“同家庭工業結合在一起的過時的農業體系”。(28)以這種農業體系為主體，構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經濟結構。這種經濟結構像其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樣，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同時，又有自己的很多特點。馬克思恩格斯從不同側面論述了這些特點，歸納起來主要有：

第一，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十分緊密，其內部結構非常堅固，具有明顯的保守性和排他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這種“農業和手工制造業的直接結合”，造成了“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使生活必需品的生產成本非常低廉，從而對商品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礙，或者說，“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29)

在《對華貿易》一文中，馬克思具體說明了中國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情況。馬克思詳細引證了英國官員米契爾的有關報告：“每一個設置齊備的農家都有織布機，世界各國也許只有中國有這個特點。”“只有節儉的中國人才一干到底。中國人不但梳棉和紡紗，而且還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幫助，自己織布；”“在收獲完畢以后，農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齊去梳棉、紡紗和織布；他們就用這種家庭自織的料子，一種粗重而結實、經得起兩三年粗穿的布料，來縫制自己的衣服；而將余下來的拿到附近城鎮去賣，”因此，中國的農民“不單單是一個農民，他既是莊稼漢又是工業生產者。他生產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簡直不費分文”。馬克思認為，中國這種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解答了一個謎，即“為什么世界上最先進的工廠制度生產出的產品，售價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織布機上用手工織出的布更低廉呢?”(30)。也正因為自給自足的生活必需品成本低廉，因而使得外部的工業產品難以打入中國農村生活的圈子。

第二，中國的自然經濟，自給自足的程度較高，加之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節儉，因而對商品經濟的依賴性較小。中國的農戶除食鹽、煤油等少量生活必需品依賴市場外，其他生活資料基本上可以自給。馬克思繼續引用米契爾的報告：中國農民“大都擁有極有限的從皇帝那里得來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須交納一定的不算過高的稅金；這些有利情況，再加上他們特別刻苦耐勞，就能充分滿足他們衣食方面的簡單需要”。而且，“中國人的習慣是這樣節儉、這樣因循守舊，甚至他們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們祖先所穿過的。這就是說，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么便宜，他們一概不要。”(31)需求的缺乏必然限制商品市場的擴大，因而也就必然限制了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和發展。

第三，農業生產率的低下，限制了分工的發展和資本的原始積累。馬克思認為，中國“小規模園藝式的農業”，雖然“也有過這種巨大的節約”，但“總的說來，這種制度下的農業生產率，以人類勞動力的巨大浪費為代價，而這種勞動力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生產部門”(32)。千百年來，中國農業生產的工具和技術雖有發展，但長期沒有根本性的改進，所以農業生產主要依靠大量的手工勞作。農業生產占據了大量的勞動力，因而妨礙了精細分工的發展，使剩余勞動力向其他部門轉移成為不可能。生產率的低下，也使得人們的生產只能限制在自給自足的范圍之內，難以創造更多的財富以促進資本的原始積累，難以生產更多的產品以進入流通領域。

第四，長期的閉關自守，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文明的步伐。恩格斯認為，中國傳統的經濟體系“是通過嚴格排斥一切對抗成份而人為地維持下來的”，曾經長期處于“全盤排外的狀況”(33)。馬克思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34)

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論述是從總體上而言的，它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基本特點。但是，事實上，到封建社會末期，中國社會內部也逐漸自發地生長著商品經濟的因素，商品生產和對外貿易也有一定的發展。對此，馬克思恩格斯也有所注意。恩格斯在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所寫的《緬甸》一文中多次提到了中緬貿易的情況，如緬甸的“松節油大量向中國輸出”，“瓷器從中國輸入”。他還特別強調：“緬甸同中國的貿易極為廣泛，向中國輸出原棉、裝飾用的羽毛(主要是藍松鴉的羽毛)、食用燕窩、象牙、鹿茸、犀牛角和某些比較稀貴的寶石。緬甸以此交換的輸入品有：加工過的銅、黃砷、水銀、珠砂、金屬器皿、銅絲、錫、鉛、礬、銀、金(包括金葉)、陶器、顏料、地毯、大黃、茶葉、蜂蜜、生絲、絲絨、中國燒酒、麝香、銅綠、干果、紙張、扇子、傘、鞋和衣服。”恩格斯還提到，緬甸生產絲織品“用的是中國生絲”，緬甸“北方山坡上大量種植地道的中國茶樹”，等等(35)。

除了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分析外，馬克思恩格斯還注意對中國的上層建筑進行考察。他們的著作中，不時地反映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看法。如同對經濟結構的分析一樣，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也給予了尖銳的批判。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長期存在著專制主義的政權，其特點是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自上而下形成嚴密的金字塔形官僚體系。馬克思對此描述道：“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36)。這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和“宗法制度”是與東方社會的經濟特點相適應的。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曾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是“東方農業的基礎”。“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但是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37)馬克思這里指的主要是印度等國家，中國情況有所不同，但東方社會的某些共同特點中國還是有的。

馬克思認為，滿清王朝閉關鎖國的排外政策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實際上也是滿清政治制度的一個特點。馬克思說：“仇視外國人，把他們排除在帝國之外，這在過去僅僅是出于中國地理上、人種上的原因，只是在滿族韃靼人征服了全國以后才形成為一種政治原則。毫無疑問，17世紀末競相與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彼此間的劇烈紛爭，有力地助長了滿族人實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新的王朝害怕外國人會支持一大部分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后大約最初半個世紀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出于此種考慮，它那時禁止外國人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要來往只有通過離北京和產茶區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外國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領有政府特許執照從事外貿的行商進行交易。這是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視的外國人發生任何聯系。”(38)

馬克思恩格斯還揭露了中國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引用孟德維爾的一段話，揭露了中國皇帝對社會財富的揮霍浪費和對于經濟規律的破壞：“這個皇帝(中國皇帝)可以無限制地盡情揮霍。因為除了烙印的皮或紙以外，他不支出也不制造任何其他貨幣。當這些貨幣流通太久，開始破爛時，人們把它們交給御庫，以舊幣換新幣。這些貨幣通行全國和各省……他們既不用金也不用銀來制造貨幣”，“因此他可以不斷地無限制地支出”(39)。這段話中關于貨幣的情況不符合中國的事實，因為恰恰相反，中國所采用的貨幣主要是金銀而不是紙幣。但是說中國皇帝盡情揮霍，這是真實的。

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馬克思揭露了天朝帝國的自大和保守的惰性：“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40)

但是這個帝國沒有等到自己內部的死亡，卻遇到了外部的暴力入侵和掠奪。鴉片的入侵加劇了帝國的腐敗。“帝國當局、海關人員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的。”(41)“和私販鴉片有關的行賄受賄”“完全腐蝕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那些靠縱容私販鴉片發了大財的官吏的貪污行為”，“逐漸破壞著這一家長制權威——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系”。“所以幾乎不言而喻，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統治權。”(42)

正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種種特點，所以，中國的封建王朝雖然一朝一朝地更換，但總的制度仍千百年延續了下來。經濟沒有顯著的變革和發展，一直處于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狀態。“經常看到”的是“社會基礎不動而奪取到政治上層建筑的人物和種族不斷更迭的情形”(43)。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37)(38)(40)(41)(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169、401、404、404、299、166、194、169、169、306、850-851、784、804、805、779頁。

(12)(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67頁。

(14)(15)(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3-495、493、493頁。

(16)(17)(18)(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8、439-440、442、142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7頁。

(22)(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277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8頁。

(26)(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5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62頁。

(28)(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285頁。

(29)(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115-116頁。

(30)(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24頁。

(34)(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16、114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8-290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頁。

（來源：《科學社會主義》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