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國家如何實現民主革命,是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喬·科萊蒂關注和探討的一個主要問題,他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進行了重新闡述,以反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意大利共產黨采取的“和平的議會道路”�？迫R蒂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出發,論述了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在政權形式和議會斗爭等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偏離。科萊蒂認為,葛蘭西的人民陣線理論,在列寧主義基礎上闡述了落后國家意大利如何在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實現革命性突破的策略,而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拋棄了葛蘭西思想的列寧主義來源,實質是用葛蘭西的理論為自己的民主社會主義做掩護。作為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流派德拉沃爾佩學派的代表人物,科萊蒂是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問題的始作俑者,但縱觀他對議會斗爭問題的探討,他自身也未能幸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這一困境。

一

為了揭示意大利共產黨“和平的議會道路”所包含的歷史局限性,科萊蒂從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出發,對資產階級國家進行批判,探討了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應當建設什么樣的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政權形式的問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其探討的主要文本。在《國家與革命》開篇,列寧就提出:“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绷袑幹傅氖�,當時的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劇了資本主義從壟斷階段向帝國主義階段的發展過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在這一階段也展現出了新的特點,工人階級政黨開始在一些國家奪取政權,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是要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么”。3科萊蒂沿襲列寧對考茨基的批判,認為革命勝利奪取政權后,應該進一步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認為舊的國家機器帶有特定的階級性,不可能通過改造完全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列寧所說的,“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列寧認為,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最基本的東西,但當前遭到了各種各樣的歪曲。一方面是階級調和論,這在革命的過程中造成了實際的危害�！霸�1917年革命中,當國家的意義和作用問題正好顯得極為重要,即作為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在實踐上提出來的時候,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币簿褪钦f,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因為理論的錯誤,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沒有進一步推進群眾的革命運動,而是走向投降妥協。另一方面是考茨基主義的“超階級論”,“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但它認為,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后,可以把舊的政權形式拿來為我所用,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歪曲在列寧看來形式更為隱蔽,但也更為有害。

科萊蒂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后來受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存在把革命和暴力等同起來的錯誤認識,認為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就實現了革命的目標,而沒有進一步探討新成立的國家和政權形式等問題,“好像革命的唯一標志就是暴力,其他一切——政權性質的轉變、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等等——都無關緊要”,因此共產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的區別似乎僅僅在于,前者支持暴力革命,而后者反對暴力革命,提倡走和平道路�？迫R蒂認為,“革命與暴力”乍看上去似乎一味強調奪取政權,消滅舊的統治階級,充滿了對暴力革命的頌揚,正是這一解釋,在整個斯大林時代一直到50年代成為對《國家與革命》的主流闡釋。甚至直到1953年,任何共產黨員(包括意共成員)如果敢于質疑暴力的必要性,那就會發現自己和現在敢于質疑“和平的議會道路”的人處于同樣的境地。這造成的后果是,即使革命后建立的政權出現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集權化傾向,背離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初衷,也沒有從理論上得到澄清和批判。因此,科萊蒂認為,革命并不能等同于暴力奪權,革命后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才是革命成功與否的標志,“真正重要的問題是革命后建立的政權的政治性質,而不是之前的斗爭形式,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反駁斯大林主義傳統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蔑視”。

戰后意大利共產黨拋棄了暴力革命路線,走和平的議會道路,但同時意大利也存在一小部分極左團體把革命還原為暴力問題,并吸引了一大批年輕人�？迫R蒂認為,正是在這個時候,厘清革命與暴力問題以及建立什么樣的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政權形式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迫R蒂認為,革命的基礎是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即一種對立于人民、脫離于人民的權力,代之以一種新形式的權力。對于列寧來說,資產階級國家必須被摧毀,因為它的基礎是權力對于人民的脫離和異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被禁止參加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資產階級國家的所有體制都排斥和限制廣大群眾參與政治,參與民主。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只是奪取了政權,沒有摧毀這一國家機器,反而繼續利用這一國家體制,這只會延續權力與群眾之間的隔離,延續群眾的依附地位和從屬性�？迫R蒂認為,《國家與革命》的基本觀點在于,如果說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意味著把自身從資本統治中解放出來,使自己成為社會的主人,使生產力置于自己的控制下,那么在這一經濟解放基礎上產生的政治形式只能立足于生產者的主動性和自我管理。

因此,暴力革命的關鍵并不在于推翻現政權,而在于摧毀把工人階級和權力割裂開來的體制機制,把權力直接交還給人民手中,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和自我決定。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巴黎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不是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應該把它打碎”,把權力直接交給人民,而如果不首先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一點是無法做到的。在馬克思看來,粉碎軍事官僚國家機器對于任何真正的群眾革命來說,都是首要條件。而列寧的評論則是,在革命進程中,“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慘遭壓迫和剝削的社會最‘底層’,曾經獨立奮起,給整個革命進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嘗試著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會來代替正被破壞的舊社會”8。因此,打碎舊機器就是摧毀由資產階級國家強加于民主的各種限制,就是從一種狹隘的、有限的民主過渡到一種全面的民主,全面的民主在性質上是不同于資產階級的民主的,它“事實上意味著兩類根本不同的機構的大更替”。列寧在這里用“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來形容這一轉化:“民主實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徹底的程度,就由資產階級民主轉化成無產階級民主,即由國家(=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化成一種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科萊蒂認為,列寧與考茨基論爭的意義在于,對列寧來說,革命不僅僅是把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手里,它也是把一種類型的權力轉變成另一種類型的權力。對他來說,這二者是統一的,因為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是對自己進行管理的工人階級。這也是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1891年《序言》中所提出的,“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所有人輪流進行管理,而不是形成新的統治集團來代表人民進行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并且不久將適應這種無人統治的局面。

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于取消代議制,而在于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關,這也就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談到巴黎公社時所說的,“公社是一個實干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而“普選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么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列寧認為,“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擊中了現代議會制的要害。對于列寧來說,社會主義是以群眾的名義對權力進行管理,社會主義革命必須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因為它必須消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差別�？迫R蒂認為,簡單地奪取政權而沒有同時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理論,暗含了超階級的國家理論,陶里亞蒂在意大利宣揚“和平的議會道路”也遵從了同樣的邏輯,這抹殺了馬克思主義對現代代議制的批判�？迫R蒂認為,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在嚴肅地批判議會制方面很少能和《國家與革命》相媲美的,它所要求的不是對議會制的改革,而是取消議會制,代之以“委員會”或“蘇維埃”等類型的代表機構,用列寧的原話來說,就是“兩類根本不同的機構的大更替”。列寧的結論是:社會主義國家,就社會主義階段仍需要國家而言,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殘余。“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么階級可以鎮壓了。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個確認事實上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币虼�,列寧認為,“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

二

科萊蒂從列寧的著作和思想中獲益良多,在一次訪談中,科萊蒂談到,“我的精神歷程和那個時代大多數意大利知識分子是一樣的,在與法西斯主義抗爭的最后歲月中,我們的出發點都是克羅齊和詹梯利的新唯心主義哲學。1949年寫作關于克羅齊主義的博士論文。1950年加入意共,主要原因是受列寧著作的影響,而不是受葛蘭西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迫R蒂認為,戰后十年也就是從1945年到1955年,意大利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辯證唯物主義,陶里亞蒂認為這種斯大林主義式的綱要過于粗陋和教條,對于他希望爭取的意共知識分子來說是遠沒有吸引力的。陶里亞蒂的做法是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意大利歷史主義——維科和克羅齊的繼承者,換句話說,一種不需要知識分子與他們之前的思想背景做真正決裂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克羅齊主義者,意共只是要求他們往前走一小步,接受一種吸收了克羅齊哲學的基本元素的歷史主義,僅僅排斥克羅齊主義中非常唯心主義的成分。德拉沃爾佩學派和歷史主義的爭論在于:歷史主義認為意大利是個落后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只能實現民主主義目標,強調意大利社會的特殊性;而德拉沃爾佩學派則從俄國十月革命和列寧的思想出發,強調落后國家作為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可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突破點。

葛蘭西的人民陣線理論是意大利共產黨走“和平的議會道路”的理論基礎,科萊蒂從對葛蘭西的人民陣線理論的重新闡釋出發,揭示了意共“和平的議會道路”政策的不足�？迫R蒂的分析的切入點是朱塞佩·費奧里的《葛蘭西傳》,他認為,在眾多關于葛蘭西的研究中,朱塞佩·費奧里的《葛蘭西傳》很有價值,它的一大貢獻是揭示了共產國際六大之后葛蘭西和陶里亞蒂及其代表的意共之間的分歧在于對待人民陣線理論的不同態度,但費奧里的貢獻與其說揭示了這一分歧,不如說第一次把這一分歧放到了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費奧里把葛蘭西和陶里亞蒂的分歧歸結為黨內的宗派主義,認為人民陣線理論是葛蘭西的獨特貢獻,而共產國際七大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的形成是意共重新走向葛蘭西思想的契機,陶里亞蒂放棄了之前宗派主義的路線重回人民陣線理論�？迫R蒂認為,費奧里看到了分歧,但錯誤理解了這一分歧的實質,問題并不在于黨內的宗派主義,而在于人民陣線理論的出發點。

葛蘭西人民陣線理論的出發點是什么呢?科萊蒂認為,在1926年至1932年之間,葛蘭西的政治思想是不斷深化和發展的,但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基本的方面。這一基本的方面是意大利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情況,也就是意大利作為落后國家的現實。葛蘭西認為,盡管意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處于相對落后的階段,但這并不意味著意大利革命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反,和俄羅斯一樣,意大利作為資本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它可以而且應該第一個被打破。鑒于意大利社會落后的性質和當時的局勢發展,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就需要特定的策略:由于意大利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為大多數,它必須贏得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支持�！皼]有這些盟友,無產階級的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運動都是不可能的。”結成同盟的需要立足于以下兩個基本條件:形成一個足以發動革命的力量(黨把暴力奪取政權視作自身目標),能夠獲得民眾共識來采取行動。列寧在1917年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認為俄國無產階級的人數較少,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這些都迫使他們尋找盟友。那么誰是盟友呢?列寧認為,“俄國就是這樣。俄國正在沸騰……千百萬群眾現在已經覺醒過來并渴望干預政治了。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業主,小資產者”。這些小資產者就是盟友。另一方面,俄國人民群眾越是缺乏組織經驗,就越應當決定性地為他們的行動建立組織結構�！霸谝粋�小農國家里,只要絕大多數居民還沒有覺悟到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就決不能提出‘實施’社會主義的目的�！�

科萊蒂認為,葛蘭西可能沒有讀過這些著作,但思考問題的方式和列寧是一致的。葛蘭西認為,為了清除法西斯主義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意大利無產階級首先必須贏得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廣泛支持。奪取權力的直接斗爭只是這些階層逐步才能取得的目標,因此當前的目標是利用現有制度和機構來進行斗爭,爭取自身權益。科萊蒂認為,如果說近期目標是進入議會,在議會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行斗爭,那么“超越近期口號的可能性——這標志了贏得這些社會階層,改變力量關系對比以利于無產階級的各個階段——要求黨的行動也應當以反對各種社會變革和平方案為目標”,以向意大利工人階級展示,無產階級革命是意大利唯一可能的道路。因此,費奧里的著作從路線斗爭出發解釋葛蘭西思想,削弱了人民陣線理論的基本內涵,“例如在《新秩序》早期對反對民主主義的強調,它在工人階級斗爭中形成了特定的形式和制度特征,從1919-1920年的委員會到1924-1925年的工人和農民委員會”。也就是說,在落后國家開展革命運動,人民陣線理論在強調聯合的策略之外,更注重工人的組織形式和革命運動的最終目標。

科萊蒂對葛蘭西的解讀突出強調了葛蘭西思想和列寧思想之間的聯系,這明顯區別于當時意大利共產黨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中的其他派別對葛蘭西思想的闡釋。其實在人民陣線理論外,葛蘭西還從另外一個方面闡發了十月革命的思想,即提出十月革命是“反對《資本論》”的革命,探討了落后國家如何從資本主義薄弱環節打開缺口,實現跨越式革命。葛蘭西認為,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的相反,不是發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發生在落后的農業國,也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并沒有遠遠超出束縛它的生產關系,社會基本矛盾也沒有激化到不可緩和的地步�！斑@是反對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革命。在俄國,馬克思的《資本論》與其說是無產階級的書,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書。”但十月革命與其說背離了《資本論》中的分析,不如說它是在世界歷史的條件下更好地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邏輯。葛蘭西區分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般論述和十月革命所代表的特殊時刻。在正常時期要形成無產階級的集體意志,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還需要廣泛的階級斗爭經驗。“在正常條件下,資本主義世界的這兩個階級通過日益加劇的階級斗爭創造歷史。無產階級敏銳地感覺到自己的貧困和經常的艱難困苦,因而對資產階級施加壓力以求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它參加斗爭,強迫資產階級改善生產技術并使之更加適應于無產階級的迫切需要�！�…可是,在這場競賽中,許多人倒斃路旁,這就使得那些留下來的人的需要更加迫切;群眾經常處于動亂狀況,由于這種混亂,他們在思想上形成了某種秩序。他們比以往更加認識到自己的潛在能力,認識到自己有能力承擔社會責任并且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

但是在俄國,人民的集體意志的形成并沒有經歷一個漫長的自我演化和覺醒過程,“作為三年多累積起來的苦難的結局,他們的意志幾乎在一夜之間完全一致了。饑荒迫在眉睫,饑餓和由饑餓造成的死亡可能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可以一舉毀滅數千萬人。人民的意志一開始是機械的,而在第一次革命后,便主動地和自覺地一致起來”。但同時,葛蘭西也認為,這種人民意志的覺醒并不是在戰爭中抽象地發展的,它之所以發展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向,是吸取了別國無產階級斗爭的經驗,是建立在別國的無產階級斗爭的經驗基礎上的�！吧鐣�主義宣傳使得俄國人民接觸到別國無產階級的經驗”,“社會主義宣傳可以使無產階級的歷史在一瞬間戲劇性地蘇醒過來”。因此,俄國的無產階級可以積極利用別國工人運動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形成自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俄國人民,或者至少是少數的俄國人民,在思想上已經有過這些經驗。俄國已經超出了這些經驗,現在它將利用這些經驗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如同它將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經驗來使自己迅速達到與西方世界同樣的生產水平一樣”。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已經超出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可以在世界歷史范圍內利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取得的各種成果,包括思想成果,“現在,受著社會主義教育的俄國無產階級,將要在英國今天已經達到的最高水平上開始自己的歷史。既然它必須從零開始,它就將在別處已經改善了的基礎上起步,因而將迫使自己達到被馬克思認為是集體主義的必要條件的那種經濟成熟水平”。也就是說,由于資本主義在世界歷史范圍內的發展,落后國家可以利用已經在別處發展起來的各種物質和思想成果,作為自身求解放的斗爭的基礎,以在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實現革命性突破。正是在這一世界歷史視野中,人民陣線理論作為落后的意大利社會的一種革命策略才可以得到恰當的理解。因此,如果說科萊蒂揭示了葛蘭西人民陣線理論作為落后國家的革命策略,和列寧思想之間的聯系,那么我們可以看到,葛蘭西的理論探討一直沒有脫離意大利社會的現實,落后國家的歷史現實始終是葛蘭西探討十月革命和列寧思想的出發點。正如費奧里在《葛蘭西傳》中所提到的,十月革命的經驗和列寧主義理論對葛蘭西的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但同時他也堅信,“革命的戰略必須符合意大利的特殊情況,必須創造性地吸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教訓。他一貫認為,每個國家必須把本民族的歷史經驗與國際進程結合起來”。

科萊蒂認為,葛蘭西的人民陣線理論立足于意大利落后的現實,作為無產階級斗爭策略,目的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目標,而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卻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辯證法,擁護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失去了超越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眼光�！八鼘�資產階級民主制的保衛實際上只是一種策略,從來都不意味著要使資產階級民主制超越其階級局限,變成國家的一種革命性轉型”,“不是被用來在國家內部推進斗爭和達到成熟狀態”。因此意共對葛蘭西人民陣線理論的闡釋服務于其“和平的議會道路”,為其民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提供合法性,而在落后國家進行民主革命的理論基礎則被拋棄了,這也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不能現成掌握資產階級政權的論述和列寧關于國家與革命的論述背道而馳。

三

科萊蒂反對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并不是要走極“左”路線,提倡暴力革命反對議會斗爭,而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議會斗爭的論述出發,探討如何認識和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進行革命斗爭的問題。他一方面認識到在當代西方社會中,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小,通過參加議會介入政治是一條現實可行的途徑,但另一方面又強調,在走議會道路要時刻銘記議會民主的本質以及無產階級超越議會民主的歷史使命。科萊蒂認為,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對代議制的批判延續了馬克思對現代民主國家批判的主要觀點。在列寧那里,議會民主的本質跟資本主義私有制聯系在一起,是保障和維護資本利益的一種國家制度安排,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所能找到的最適合自己的上層建筑:“‘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

因此,自由民主制的本質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自由民主保障的是有產者的權利,它用抽象的普遍的民主形式掩蓋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對議會的批判也就是對自由民主或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批判,是對議會制的反民主本質的批判。科萊蒂指出:列寧在揭示了議會制的實質從而批判了考茨基等人對直接利用資產階級議會的想法的不切實際之后,列寧指出,純粹地批判議會制而走向無政府主義也是不對的,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這一問題上的區別,“馬克思善于無情地摒棄無政府主義,鄙視它甚至不會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這個‘畜圈’,特別是在顯然不具備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于給議會制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那么,如何認識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政黨走議會道路的問題呢?科萊蒂主張回到列寧和恩格斯的論述,認為應當積極利用議會這個“嶄新的斗爭方式”,爭取工人的民主權利。科萊蒂引述了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綱領的批評,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應當積極利用議會斗爭形式,爭取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對群眾的壓迫和階級斗爭,但是,它必然會使這個斗爭擴大、展開、明朗化和尖銳化,以致一旦出現滿足被壓迫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必然通過而且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對這些群眾的領導得到實現”。但同時科萊蒂也指出,議會斗爭的根本目的是消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差別,忘記這一點就忘記了無產階級斗爭的出發點。這也就是列寧所說的,“我們贊成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人民仍然擺脫不了當雇傭奴隸的命運”。

因此,科萊蒂對意共“和平的議會道路”的批評在于,認為陶里亞蒂持有和考茨基類似的超階級論,即認為議會可以成為一種超越階級的中立的工具,把贏得議會多數視為奮斗目標�！半m然它承認議會制有其階級屬性,但不認為是議會制本身的問題,而是歸結于制度本身的一些技術性問題,比如賄選等。他們更愿意強調議會制本身的這些技術性問題,從而提倡‘真正的議會’”。這些對議會民主的技術性批判,在科萊蒂看來,“就像共產主義傳統中曾經盛行的看法一樣,這是一種初級的批判,它沒有對自由民主制作出階級分析,沒有認識到議會制的發展是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秩序有機聯系在一起的,用主觀術語來評判議會民主制,仿佛它是統治階級隨意‘發明’的一個制度,用來愚弄人民。就像伏爾泰對宗教的批判一樣,他認為宗教僅僅是教士們的一種發明,這一批判的膚淺和無力性是顯而易見的”。

科萊蒂的論述始終圍繞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展開,這也是德拉沃爾佩學派的一大特色,正如科萊蒂所說的,“我從德拉沃爾佩的著作中學到的基本的一條,是要對馬克思的著作持一種絕對嚴肅的態度,要立足于對原文的直接閱讀和真正的研究”,而且,理解馬克思主義并不局限于某個經典文本,而是包括對馬克思著作的整體把握,“對德拉沃爾佩來說,馬克思早期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關鍵的起點,但這只代表了對馬克思著作的直接掌握的開始,它必然以對《資本論》本身的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為結果”。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對馬克思著作本身的閱讀,并不能代替對自身所處歷史階段具體問題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是對自身歷史實踐的總結,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比绻�說馬克思恩格斯對議會斗爭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和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斗爭中采取什么樣的策略的論述,始終立足于對實際革命形勢的具體分析,并且隨著形勢不斷發展變化,那么在議會斗爭問題上,科萊蒂并沒有涉及意大利當時的社會運動的具體情形,也沒有提出具體的斗爭策略。

科萊蒂的基本判斷是,意共“和平的議會道路”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議會斗爭問題上的基本觀點,也不符合葛蘭西人民陣線理論的初衷,無法使落后的意大利作為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實現無產階級運動的革命性進展。這一判斷是與他對當時東西方革命總體形勢的判斷聯系在一起的。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東西方社會都遭遇了普遍危機,蘇共二十大后,東西方馬克思主義都沒能迎來真正的創新性發展。“1956年到1964年間,我逐漸認識到,蘇聯政權本身和西方共產黨,都無法完成回歸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必須的深刻轉型”,即都沒有實現一種真正的革命創新,用社會主義民主或革命民主取代資產階級自由民主�？迫R蒂認為,東方斯大林主義的錯誤表明,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只是革命成功的第一步,如果沒有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進行相應的制度建設,那么無產階級革命并沒有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同時西方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表現為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因為暴力革命不再可能,所以更多的是在理論領域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重新闡釋,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現實的工人運動的脫節。

科萊蒂最早在與佩里·安德森的訪談中提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存在“理論與實踐的脫節”這一命題,認為“十月革命之后,20世紀20年代早期以來,在西方社會中革命被鎮壓,無產階級遭遇了失敗,馬克思主義僅僅成為了大學校園中的學術思潮,生產出純理論或文化反思性作品”,“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純粹的文化和學術現象”,并得出結論,“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已經成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特征�？迫R蒂認為,對陷入長期危機的東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說,走出危機的唯一方式是對經典文本沒有涵括的新的現實進行闡釋,因此考茨基的《農民問題》、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希法亭的《金融資本》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才是真正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們直接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傳統,理論分析同時包含了革命策略的要素,既有認識論上的價值,同時也具有實際的戰略意義�？迫R蒂認為,這樣的著作,不管存在什么樣的局限,才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而他自己的著作,不管是《從盧梭到列寧》,還是《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仍然停留于抽象的探討中。我們看到,實際上,他對意大利共產黨“和平的議會道路”的批判也仍然停留在這一困境中。

科萊蒂在回顧加入意大利共產黨的經歷對他而言產生的兩大影響時說:“一是使我這樣的書齋知識分子第一次與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民眾有了真正的接觸,二是黨的政治活動讓我克服了某種形式的書呆子氣,同時更好地理解了政治運動中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但這種改變顯然還沒能夠使他像葛蘭西那樣,立足于對自己所處時代意大利社會的特殊性進行深入考察,使自己的理論成為當時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的表達。科萊蒂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脫節,歸結為西方社會中工人運動的衰落,但在科萊蒂寫作的六七十年代,意大利工人和學生運動正蓬勃發展、日趨高漲,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安東尼奧·奈格里等理論家扎根于工人運動,嘗試對資本主義現實和工人運動進行及時的理論總結,他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馬克思的“一般智力”“非生產性勞動”等概念以及《大綱》《資本論》等著作進行了新的闡釋,力圖對新的斗爭條件和社會現實進行闡釋。而“宣言派”理論家盧喬·馬格里則和科萊蒂相反,對意大利社會提出了新的診斷,認為意大利已經脫離落后狀態,進入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經濟騰飛的同時帶來了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在日益蓬勃發展的各種社會運動面前,意大利共產黨和傳統左翼力量不能提出積極的應對策略,失去了對新社會運動的領導權。

如何看待科萊蒂在理論與實踐問題上跟當時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不同,我們可以再次回到列寧的論述。列寧在談到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研究時提到,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出現之前,對巴黎的工人運動并不抱太大希望,甚至認為推翻政府的企圖是絕望的蠢舉,但當起義真正發生時,“馬克思并沒有固執己見,學究式地非難運動‘不合時宜’”,而是歡欣鼓舞地迎接這一事件,并且積極地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理論闡釋,“從這次群眾性的革命運動(雖然它沒有達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提出的任務”。比較馬克思對待巴黎公社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科萊蒂雖然認識到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并表達了自己克服這一“脫節”的愿望,但實際上仍然停留在觀念領域,沒有對當時意大利工人運動、議會斗爭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形勢進行深入而切近的分析,根據實際的運動來檢視自己的理論,而是用掌握的理論來裁剪現實的革命運動。因此,認識活動不能代替真正的實踐,科萊蒂認識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存在的“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困境,并對此作出了深入分析,但自身沒能克服這一困境,邁出走向實踐的真正步伐。

德拉沃爾佩學派是葛蘭西之后意大利馬克思主義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流派,無論是德拉沃爾佩還是盧喬·科萊蒂,都給我們當前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貢獻了很多重要的研究課題,例如從盧梭與馬克思的思想聯系出發,探討馬克思到底有沒有政治哲學;提出在對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存在回到康德還是回到黑格爾兩種研究路徑;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存在“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問題,這些論題今天仍然是我國學界熱議的話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既要梳理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述,也要回到提問的歷史語境,因為不同的提問方式已經包含了不同的答案,而我們對這一原初歷史語境的追溯,也可以幫助我們在今天更好地回答這些問題。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審）

（來源：《福建師范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