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在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北局副書記習仲勛伯伯的關懷和親自安排下，我和姐姐先后來到西安，入西北保育小學就讀，在這里度過了一段難忘的小學生活。習仲勛伯伯為什么對我們姐弟倆這么關心愛護，還得從他和我父親的關系說起。

我的父親楊新成（辛程）1932年入黨，1933年任陜西高陵縣特支委員。同年春夏之交被組織調往鄰近的三原縣渭北游擊隊，游擊隊當時的負責人就是習仲勛伯伯。1936年后，習仲勛伯伯把我父親調到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負責宣傳和教育工作。

那時的父親剛二十出頭，風華正茂，他信奉馬列主義，胸懷遠大抱負，寫得一手好字，關中分區所在的馬家堡大街小巷的大幅標語，均出自父親之手。在當時沒有鉛印的情況下，關中地委的機要文件，刻蠟版、油印等任務也都是交給父親。

1938年7月底，父親代表關中分區到西安辦事，順便回高陵老家住了幾天，他不失時機地給村里的鄉親宣傳共產黨的主張，說明共產黨代表廣大勞苦群眾的利益，愛的是窮人，為的是解放窮人等等道理。在父親的影響下，同村的幾個青年和我的二姑楊萍，決定隨父親一道去陜北參加革命。父親雇了一輛馬車，拉了400斤棉花，準備賣掉給根據地籌集經費。他領著我二姑、我母親和不足一歲的姐姐等一行七人，歷時三天經高陵、三原、淳化、旬邑，行程幾百里，最后到達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所在地馬家堡，習仲勛伯伯和分區其他領導到住地看望他們。習仲勛伯伯對父親帶到解放區的幾位青年也都非常關心，囑咐妥善安排他們的學習和工作。我的大姑楊志先到延安黨中央，后被安排到中央機要局擔任譯電員；我的二姑楊萍先入陜北公學學習，后被調到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衛生隊工作。同去的焦峰到了地委機關當通訊員，后來到陜北公學的地方干部隊學習。

習仲勛伯伯經常來我家，他待人和善，平易近人，有時還抱著我姐姐叫她“胖女子”。后來母親懷我快生產時，戰爭形勢日趨緊張，習仲勛伯伯建議我父親送我母親回老家生產。還說：“看樣子這次是個男娃。”于是，母親帶著姐姐輾轉回到關中老家。沒想到這次分別竟成了父母的永別。

1938年冬，國民黨反動派不斷向我邊區挑釁和侵犯。1939年5月，敵人一手制造了槍殺我榮軍學校學員的“旬邑事件”。事件發生后，關中分區委派專員公署教育特派員師源和時任新正縣教育科長的我父親作為我黨談判代表，前往旬邑縣城與國民黨談判。父親根據習仲勛伯伯信中的指示精神，與敵人據理力爭，從而迫使國民黨旬邑縣駐軍當局答應我方條件，撫恤我方傷亡人員及家屬。1940年春，國民黨反動派變本加厲對我關中分區施壓，分區領導再次指派我父親作為代表與國民黨談判。后談判破裂，戰斗不斷升級，關中分區機關被迫從馬家堡撤離。1940年4月，我軍在旬邑縣長舌頭村與敵人激戰，父親因連日辛勞，不幸身染重病，但當時戰斗環境十分惡劣，根本無法救治，遂于1940年5月3日在行軍途中去世，年僅26歲。

習仲勛伯伯得知我父親去世的消息后，非常悲痛，說他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好助手。關中分區在上墻村為我父親召開了數百人的追悼大會，習仲勛、張仲良等分區領導都參加了。習仲勛伯伯在大會上講話，他說：楊新成是個好同志、好干部，他的家庭并不缺吃少穿，但他卻帶領一家人來參加革命，為人民的利益、為黨的事業貢獻了年輕的生命，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父親犧牲后，遺體一直安放在離敵人陣地不遠的長舌頭村西一個沒有門的窯洞里，很不安全。時隔不久，關中分區機關要撤離馬家堡，遷往馬欄。離開前，習仲勛伯伯責成分區干部買了口棺材，把我父親入殮，然后聯系高陵地下黨組織派交通員過來接應。分區雇了八位民工，人抬車拉，途經國民黨的三道封鎖線，克服了重重困難，行程五六百里，終于使父親魂歸故里，靈柩安葬在故鄉高陵縣張卜鄉吳村楊村里。

父親犧牲28天后，即1940年5月31日（農歷四月二十五）我才出生。不幸的是，在我三歲多，姐姐只有六歲時，母親由于思念父親抑郁成疾也撒手人寰，我和姐姐成了孤兒。這時遠在延安的兩個姑姑，全無音訊，我們只能跟著年邁的祖父母在高陵縣吳村楊度過了相當長一段艱難困苦的日子。

時隔九年之后，西安剛剛解放，習仲勛伯伯作為西北地區的最高領導，工作繁忙、日理萬機，但他還惦記著我們一家。1949年9月，他指示西北局干部薛和芳赴高陵縣找到當時第一任縣委書記韓學禮和第一任縣長邢子舟，詢問我母親和我們的情況，并傳達了他的三個指示：一是由他作證明人追認我父親楊新成為“革命烈士”；二是準備為我母親安排工作；三是解決我們的上學問題。當薛和芳告知他我母親已去世的消息后，習仲勛伯伯遂要在西安接見我。祖母讓表叔領著我去西安。習仲勛伯伯見到我很高興，一把抱起我說：“到底是個男娃！”還說：“保小（延安保育小學）就要搬到西安了，你和你姐姐都去保小上學。”

在習仲勛伯伯的指示和具體安排下，我和姐姐相繼順利進入保小。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家百廢待興，學校剛從延安搬來，連固定的校舍都沒有，只好把一部分班級安頓在西關，另一部分安排在書院門。由于條件有限，只能先解決姐姐的入校問題。1950年8月，姐姐順利進入書院門的分校，她于1952年從保小畢業后，考入了當時的省女中。1953年，新校址基本建成，且已初具規模。這時習仲勛伯伯即將調往北京，擔任國務院（原政務院）秘書長。行前他又指示薛和芳落實我的上學事宜，不久高陵縣政府通知我當年8月即可入學。在保小，我完成了小學學業。1954年秋，經過考試，我和學校的其他四位烈士子弟一起分配到了西安市第五初中（即現在的第二十五中學），并由西安市民政局每月給我們發放撫恤金。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我們的生活有了保障，得以安心完成學業。1960年8月，我高中畢業后，被保送到空軍導彈學院深造。

如今，我已度過了人生的80個春秋，回首往事，最讓我懷念的還是在保小的那段生活。還記得1953年8月底的一天，我風塵仆仆從高陵縣農村趕赴西安上學，接待我的教導主任崔鵬老師熱情和善，報道完即安排我去伙房用餐，吃的是雞蛋炒白米飯。這頓現在看來極為普通的蛋炒飯，卻讓我終生難忘。保小的老師們對同學都非常關愛。我因從小失去雙親，性格怯懦膽小，但在班主任王俊芳老師的關心、鼓勵、指導下，我的性格漸漸變得開朗，膽子也大了，不僅能在課堂上踴躍發言，還敢在學校歌詠比賽時上臺指揮。同學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家庭，卻情同手足。我是班上唯一的烈士遺孤，但并不被歧視和冷落。冬天該我值日生爐子，因我從農村來從未生過煤爐子，正犯愁時，幾個大點的同學都早早起來幫助我，讓我感動不已。班上組織一個叫《紙疊漢》的節目，老師讓我也參加，但因我從未上臺表演過，笨手笨腳總演不好，同學們并不嫌棄我，還手把手教我。于是我鼓足勇氣積極配合，協調動作，終于圓滿完成了演出任務……這些看似點滴的小事，卻讓我孤獨的心靈得到很大的慰藉。60多年過去了，教授我們知識的老師、照顧我們生活的阿姨、朝夕相處的同學以及校園里的一草一木，都令我終生難忘，那些學習生活中的美好記憶永遠銘刻在我的心里。

（整理者：陜西省檔案局館檔案保管利用處原調研員）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