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形勢岌岌可危。秋收起義失敗后，起義部隊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毛澤東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功化危為機。他果斷率軍轉向農村，及時止住了損失；發展黨員，健全黨組織，為建設新型人民軍隊打造了基干力量；要求黨和軍隊必須與人民群眾相結合，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他重點發展軍事力量，同時統一了思想，改善了物質條件，積累了政權建設經驗。在極端困難中，他能化危為機，主要是因為他信仰堅定，對農民運動和武裝斗爭有預判，能夠做到知彼知己，而且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關鍵詞：毛澤東；秋收起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危機處理

1927年，大革命失敗，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1］（P1036）。由于敵強我弱、缺乏經驗等原因，我黨組織的起義大都以失敗告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有被扼殺在搖籃里的危險。在敵人的鎮壓下，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雖然出師不利，但他所領導的隊伍，不僅沒有像很多起義軍那樣因為失敗而煙消云散，反而在斗爭中生存下來，不斷發展壯大。這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危機處理，克服了革命火種被撲滅的危機，并化危為機，在中國革命的至暗時刻探索出工農武裝割據這一勝利的正確道路。毛澤東是如何在反革命的疾風暴雨中，保存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并不斷發展壯大？研究從秋收起義失敗到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在極端的困境中如何克服危機，對研究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如何屢克強敵，對今天如何應對風險挑戰，增強勝利信心，都具有參考意義。

一、當時的危機

秋收起義爆發后，無論是黨在全國的處境，還是起義部隊自身，都處在危機中。一方面，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革命前景籠罩著厚重的陰影。另一方面，起義失敗后，不少人對前途喪失了信心，部隊有解體的危險。

面對敵人的屠殺，我黨決定武裝反抗。但敵人占領著廣大城市和鄉村，控制經濟命脈和各級政權，有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補充；掌握了主要的水陸交通運輸線，機動能力較強；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在兵力、裝備、訓練等軍事各方面都占壓倒性優勢。國民黨反動軍隊和地主民團遍布城鄉，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灰色的、黃色的、不革命的尚被殺戮被通緝，革命的當然不要談了”。［2］（P336）據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就超過了2.6萬人，加上革命群眾總數則超過31萬。［3］（P102）在敵人的殘酷打擊下，黨組織不得不全部轉入秘密狀態。但由于“我們的黨從中央到下層組織都沒有遇過秘密的生活”，許多黨組織仍然一再受到破壞，甚至一度中央與各省完全斷絕聯系。［2］（P345、340）一些人對革命悲觀失望，有的不辭而別、自動脫黨，有的公開聲明脫黨、脫團，有的甚至出賣黨組織和黨內同志。1927年4、5月中共五大召開時，全黨尚有黨員近5.8萬人，而到1927年11月，黨員數量急劇降低到1萬多。［3］（P101）

秋收起義部隊編為四個團，雖然成功組織和發動了起義，但是對起義后可能出現的復雜情況準備不足，結果一團、三團進攻失利，二團小勝后遭重創，四團邱國軒部叛變。部隊不得不放棄進攻。在撤退過程中，困難接踵而來。第一是凝聚力不足，部隊有不少逃亡現象。起義開始時全軍約5000人，到文家市時尚有約1500人，到三灣村時只剩不足1000人。毛澤東后來說：“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保�4］（P142）一些人提出種種理由離開，如到城市工作、追趕主力等，甚至逃跑成了公開的事。第二是失去了前進方向。部隊面對優勢敵軍的圍追堵截，戰斗減員大，沒有修整和補充，吃、住都很困難，“特別是當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軍心渙散”［5］（P29），更加嚴重的是部隊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前途在哪里［6］（P10）。第三是難以安置傷病員。由于天氣炎熱，戰斗頻繁，醫藥缺乏，導致瘧疾、痢疾流行，傷病員很多。其中不少人掉隊失蹤，只有少數安置在群眾家中。［5］（P38-39）第四是沿途敵情不明。因為缺乏在群眾中的宣傳工作，導致起義得不到群眾的響應和配合。［7］（P84）沿途的“挨戶團”“靖衛團”等地主武裝比較強，不斷發起襲擾。如部隊在遂川縣大汾鎮遭到當地地主武裝襲擊，險些被打散。第五是戰斗力不強。部隊中不管是軍官、士兵，還是政治工作人員，都缺乏實戰經驗，戰術呆板，不適應敵強我弱的戰斗態勢。如部隊在蘆溪就因不重視偵察和警戒，倉促應戰，導致總指揮盧德銘犧牲。

參加秋收起義的革命者，最初并沒有考慮過革命處于低潮，大多出于對反動派叛變革命的激憤而行動。這就造成很多人對革命形勢、前途沒有清晰的認識，“一遇到挫折，隨之產生了一種悲觀情緒，認為革命前途無希望了”。如果不及時扭轉這種思想動向，克服困難，挽回士氣，“前途簡直難于設想”。［8］（P113）正是在部隊瀕臨絕境的時刻，毛澤東多管齊下，力挽狂瀾，不僅將秋收起義部隊的基干力量保存下來，而且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白色恐怖中樹立起中國革命的一面旗幟。

二、中止舊方針，探索贏得中國革命勝利的新道路

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革命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不及時采取正確的戰略戰術，有限的革命力量很快就會消耗殆盡，中國革命也會陷入嚴重困境。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果斷率領部隊轉入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同時發展黨員，健全黨組織，改革編制，統一思想，擴大部隊規模，增強打贏能力，從而穩定了軍心，克服了部隊不斷衰弱、瀕臨解體的危機。

（一）改變革命策略，向農村進軍，及時止損

定策略。在當時的情況下，通過奪取中心城市建立政權，是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也是我們黨唯一可以借鑒的經驗和中央的既定方針。毛澤東在起義前也主張以長沙為中心發動暴動。［9］（P211）因此，一部分人主張繼續進攻長沙，但這無疑會導致全軍覆沒。在瀏陽上坪，毛澤東即主張放棄進攻長沙。在文家市，毛澤東在前敵委員會上提出行動計劃要根據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否則就要吃虧。他客觀估計了敵我雙方力量，反對立即進攻長沙的冒險主義，也反對撤退到廣東的退卻主義。［4］（P143）他認為應將部隊轉移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山區和農村，尋找落腳點休整，在農村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堅持武裝斗爭，再圖發展。針對“山大王”的批評，他說我們這個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的、特殊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武裝。［8］（P111）毛澤東力主改變斗爭策略，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止住了無謂的損失，是中國革命的新起點。

選位置。突破攻打大城市的教條思想，轉而向農村進軍，需要很大的勇氣。而判斷究竟向何處進軍，則需要很大的智慧。部隊最初打算退往湘南。在文家市，毛澤東分析了到哪去的問題，認為和其他地方相比，羅霄山脈中段地勢險要，遠離大城市，群眾基礎好，容易發揮政治影響，適合積蓄革命力量。這一意見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10］（P95）會后，毛澤東向部隊宣布轉兵向南的決定。賴毅回憶說，“自從打了敗仗以后，就是天天行軍，沒有人跟我們講話，也沒有一個目的”，毛澤東講了為什么要到農村去建立根據地后，“我們大家的情緒就高漲起來了”。［11］（P48）在與寧岡縣委和袁文才部取得聯系后，毛澤東接受他們的建議，率軍移駐古城。1927年10月3日，古城會議召開。部隊隨即在井岡山周圍開展游擊作戰。當月中旬，毛澤東得知南昌起義部隊失敗的消息，于是放棄了退往湘南的想法，堅定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根據地的主張。11月初，毛澤東率領部隊開始創建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袁文才、王佐的幫助下，井岡山成為后方，部隊得以開設留守處，安置傷病員，收容失散的黨員和部隊，安置革命家屬，存放武器輜重。部隊的機動性大大增強，可選擇的戰術也增多了。蕭克作戰負傷后在小井醫院治傷，環境安靜，生活有保障，就感到在殘酷的戰爭中“有這么一塊寧靜的后方，真是太好了”［12］（P99）。

（二）發展黨員，健全黨組織，發揚民主，打造基干力量

部隊改變進軍方向，暫時避免了被敵人消滅的危機，但內部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當時，部隊的軍官采用“舊的一套帶兵方法，妨礙著上下一致、官兵一致”，部隊“戰斗力并不強”。［13］（P560）因此，在尋找落腳點的同時，毛澤東領導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部隊由一個師改編為一個團，下設兩個營和直屬隊，去留自愿；在部隊各級建立黨組織，班、排設黨小組，支部建在連上，營、團設黨委，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領導；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這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初步基礎。

發揮黨員和黨組織作用，真正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秋收起義爆發時，“部隊中幾乎沒有黨的組織，只有些黨員活動”，在黨員中也“并沒有形成堅強的組織領導，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13］（P548、560）這是起義很快受挫，部分部隊垮掉的重要原因。毛澤東很快便注意到并著手解決這一問題，第一步就是發展新黨員。在向井岡山前進的路上，毛澤東就親自主持新黨員的入黨宣誓儀式，一次性發展了歐陽健、賴毅等6人。后來在永新，他又親自培養和發展了一批工農黨員。［9］（P233、222）因為黨支部建在連上，當部隊中有不良傾向或問題時，毛澤東會召集各連黨代表講話，再由他們向班排長和戰士傳達。他還經常召開支部書記、宣傳干事、組織干事聯席會議，研究戰斗任務、做群眾工作、建黨等問題。正因如此，部隊不僅“艱難奮戰而不潰散”［14］（P65-66），而且可以分散發動群眾、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甚至是以班為單位開展工作。那時“雖然黨員非常少，可是作用很大”［8］（P154），特別是連黨代表的言行覺悟十分重要，“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14］（P64）。他們的工作包括調查研究、監督檢查執行紀律情況等。連黨代表依靠支部發展黨員，把黨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然后依靠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逐步影響連隊骨干、普通群眾。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到位，連隊的軍事訓練、后勤供給、衛生防疫等工作就能順利開展。因此，通過發展黨員，充實黨組織，部隊形成了基干力量和領導核心，黨的影響力得以具體化并不斷外溢。

實行民主制度，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毛澤東曾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14］（P65）在軍閥部隊中，軍官對士兵可以隨意打罵驅使；普遍設有供軍官就餐的小廚房；士兵雖然有軍餉，但與軍官相比極其微薄，且經常被克扣。秋收起義前，部隊是遵照舊的做法，官兵待遇懸殊。［13］（P562）在三灣，毛澤東斷然廢除陋規舊習，實行民主政策，規定官兵平等，不許打罵士兵，特別是在經濟上達到了“官兵伕薪餉穿吃一樣”。毛澤東等領導人對此以身作則，穿草鞋，自己背米袋，和普通士兵在一個鍋里吃飯，所以盡管生活艱苦，但部隊還挺滿意。同時，士兵委員會是黨領導軍隊和實行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的重要抓手。士兵委員會由民主選舉產生，任務是參加日常管理、維持紀律、監督經濟、做群眾工作和士兵政治教育。在黨組織處于秘密狀態，黨員數量不足時，士兵委員會對團結官兵，啟發革命覺悟，鼓舞斗志，克服困難，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

（三）黨領導和軍隊同人民群眾相結合，夯實革命根基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中國革命的爆發不是少數人心血來潮，而是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其中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生活的困苦。如在江西，朱培德濫發紙幣，拉夫封船，大肆征收行李捐、靈柩捐、宴席捐等苛捐雜稅；在井岡山地區，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遂川甚至達到80%，地主豪紳向群眾征收沉重的捐稅，甚至在70里路上收5次稅。但是，革命的需要不等于革命的覺悟和行動。因此，毛澤東提出，軍隊不僅要打仗，還要做群眾工作，啟發群眾的革命覺悟，領導群眾的革命行動。這是他對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貢獻，影響非常深遠。

深入開展宣傳工作。由于軍閥部隊軍紀敗壞和國民黨的反動宣傳，群眾起初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懷有恐懼心理。而我軍起義之初沿襲舊的宣傳模式，士兵不僅認為宣傳只是宣傳人員的工作，而且多因過去國民黨的假大空口號而對宣傳工作感到反感。但是，因為宣傳不到位，群眾難以了解我軍是一支什么樣的部隊，對我軍行軍作戰十分不利。為了讓部隊重視宣傳工作，毛澤東指出，大炮、機關槍固然厲害，但如果我們只依靠大炮、機關槍和敵人打仗是打不贏的，因為我們的大炮、機關槍沒有敵人多，所以要用宣傳工作和敵人斗爭。［8］（P458）后來，部隊每到一地，首先進行調查研究，接著就是向群眾宣傳黨的政治主張，介紹共產黨是什么性質的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怎樣的軍隊。宣傳形式有口頭宣傳、畫壁畫、寫標語、化妝表演等。其中寫標語是最直接的，常寫的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等。毛澤東每到一地，一定要檢查部隊是否寫過標語，“如果發現有的部隊沒有寫，毛主席就記下來，在會上指名批評”。［11］（P294）從宣傳方式上，毛澤東提倡啟發而非灌輸。如部隊起初是把谷子直接發給群眾，毛澤東對此批評說是包辦、恩賜式的。部隊后來就改為打開倉庫，讓群眾自己取，以此啟發他們的權利意識和革命意識。［11］（P173-174）面向群眾開展宣傳，前提就是自己先掌握革命道理。因此，做好宣傳工作不僅可以爭取群眾，而且也是部隊明晰革命理念、增強革命決心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部隊既啟發了群眾，擴大了影響，也加深了理論認識，教育了自己。

以實際行動維護群眾利益。宣傳工作需要實際行動的支撐，而維護群眾利益是最好的宣傳。毛澤東對此要求特別嚴格。比如，井岡山竹筍很多，但楠竹竹筍經濟價值高，部隊就不能隨便掰來吃，“如果掰了一個就侵犯了群眾利益，毛委員是不允許的”［11］（P223）。為了做好群眾工作，毛澤東先后提出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對部隊如何執行群眾紀律進行了規范和細化。他解釋這些要求的意義時說：“我軍來自工農，是穿軍裝、帶了槍的工農；舊軍隊壓迫工農，我軍則是保護工農；我軍和廣大群眾是魚水關系，必須打成一片，得到群眾的擁護，否則我軍就不能生活，也不可能打勝仗。”［15］（P33）為了增強紀律意識，當時還組織過展覽：擺幾個紅薯、幾張紙、幾束禾草，用來說明一個紅薯都不能拿；擺一塊門板、一個破壇子、一個破碗，用來說明借東西要還，打破東西要賠；擺一個水桶、一把掃帚，用來說明要幫群眾挑水掃地。盡管東西不多，但都是實物，通俗易懂。［8］（P65）

通過政權動員和組織群眾。根據地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意味著人心所向。通過宣傳，可以推動建立農會、婦女會等群眾組織，并從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有了黨組織，就能以之為核心組建武裝隊伍。有了黨組織和武裝，便可以建立工農兵政府，形成政權。1927年11月，我軍攻克茶陵后，團長陳浩等仍按國民黨舊政府一套辦法工作，引起群眾不滿。毛澤東得知后立刻去信指出，要充分發動群眾，打碎舊的政權機構，建立工農兵政權。在這一思路指導下，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立，譚震林當選為政府主席。此后，遂川縣、寧岡縣、永新縣也先后成立了工農兵政府。1928年5月，毛澤東主持召開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設立土地、軍事、財政、司法四個部和工農運動、青年、婦女三個委員會，統一領導邊界各縣工農兵政府。［9］（P224-225、240）經過一系列工作，群眾被有效動員和組織起來，儲藏糧食、堅壁清野、站崗放哨、構筑工事、成立赤衛隊配合作戰，大大減輕了我軍在擾敵、偵查、運輸、救護、收容等方面的壓力，彌補了兵力、武器方面的不足。相反，敵人則無糧、無菜、無柴、無向導，“給養偵查，諸感困難”，“聯絡交通，亦倍受阻滯”。［15］（P437、439）正是在群眾的支持和掩護下，1928年7月，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才能以1個團的兵力，將11個團的敵人困在永新達25天之久。

（四）圍繞武裝斗爭，重點發展軍事力量

毛澤東指出，“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立即被敵人占去了”［14］（P63）。在敵人的重重壓迫下，平均不到10天就有一次戰斗。［15］（P127、251）因此，黨不掌握武裝就無法生存。

擴大部隊規模。上井岡山之初，毛澤東就派何長工、宋任窮等幫助袁文才、王佐練兵，改造舊式武裝，使之成為堅實有力的武裝力量。1928年4月，毛澤東率軍與蕭克帶領的宜章農軍會合，隨后與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會師，并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2月，他又與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紅五軍會合。到1929年1月，紅四軍規模已顯著擴大，僅向贛南進軍的兵力就有3600余人。［9］（P236、237、257、260）歐陽毅曾回憶朱毛會師時的場景是“第一次看見這么多的部隊”，不由“覺得‘天下就要到手了’！”［16］（P44）可見，擴大部隊規模，不僅增加了自身實力，容易取得更大戰果，而且說明存在許多革命同路人，可以起到提振士氣，堅定勝利信心的作用。

提出打勝仗的方法。勝利的信念，既源于正確的理論，又是斗爭中得出來的，戰場上打出來的。秋收起義時，部隊沒有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人的薄弱點，而是分兵打擊敵人的堅固據點，導致反被敵人各個擊破。上井岡山之初，部隊沿襲北伐時死打硬拼的戰術，導致人員和彈藥損失都很大。為此，毛澤東不僅深入連隊做思想政治工作，安定部隊情緒，而且提出了打勝仗的方法。他指出，和強大敵人作戰不能硬拼，而是“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不是為了保存實力，而是為了暴露敵人弱點，以便消滅敵人，概括起來就是“賺錢就來，蝕本不干”。后來，他又和朱德等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的游擊戰術，為后來紅軍整個作戰原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9］（P226-227、241）此外，毛澤東還靈活地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抓住敵軍互不配合的弱點制造戰機。正是因為有了正確的方法指導，部隊才得以迅速改變戰術，多次粉碎敵人的“進剿”“會剿”。

開展統戰工作，分化、削弱敵人。消滅敵人的方法有很多種。通過寫標語，發傳單，喊話等宣傳手段和實際行動，在政治上發動進攻，削弱敵人戰斗意志，是滴水穿石、潛移默化的，也是很容易被忽視的方法。如分田時，毛澤東要求在田里插上牌子，寫清名字和面積。他解釋說，插牌子本身也是很好的宣傳，如果國民黨士兵來根據地看到分了田，也會說紅軍好，至少使他們不積極反共。［11］（P211）粉碎贛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進剿”后，毛澤東宣布寬待俘虜，包括不打罵，不搜腰包；自行決定去留，愿意回家的發通行證和路費，還幫助指路，避免被敵人所抓；對敵人的傷病員一視同仁地救治。［9］（P232）經過宣傳的影響和實踐的檢驗，敵人有的在戰斗中不開槍或朝天開槍，有的直接參加紅軍，如參與封鎖、圍剿紅軍的畢占云、張威于1928年10月先后率部起義，加入紅軍，分別被改編為紅四軍特務營、獨立營。

（五）糾正錯誤觀念，樹立正確思想

一個革命者可能有革命的行動，但未必能透徹地理解革命道理。同時，由于戰斗頻繁激烈，為了保持和擴大規模，部隊吸收了不少暴動農民、俘虜參軍。這些都造成一些不良風氣的滲透，如單純軍事觀點、流寇主義、軍閥主義等。在武裝斗爭過程中，特別容易滋生迷信武力的單純軍事觀點。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就批評有的人在擴大黨組織、分田、建立政權等工作中“完全不宣傳其方法和意義”，“妄以為只要幾支槍就可以打出一個天下”。［17］（P192）同時，在敵強我弱的背景下，一旦遭遇強敵或在戰場上受挫，部隊中就容易流傳悲觀、逃跑論調。如1928年6月龍源口大捷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但戰前，毛澤東卻指出：“軍隊中一部分下級軍官軍事投機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爭，跑到贛南去，這已成為黨內的一種奮斗。”［2］（P243）為此，他用賀龍兩把菜刀起家、袁文才王佐在井岡山堅持斗爭的實例，激發部隊信心。［9］（P220）與低估自身力量形成對比的，是過分高估自身力量的盲動主義錯誤，毛澤東對此也進行了堅決抵制。如1928年3月，他就對工農革命軍進行了約一周的政治教育，“批評危害革命的‘左’傾盲動主義”。［9］（P235）對舊軍隊作風的殘余，毛澤東也抓住典型案例予以批評。如當時軍中有一位大隊長經常打罵士兵，毛澤東支持士兵委員會反對軍閥作風的要求，批評說工農革命軍里有“鐵匠”，把士兵當鐵打，希望這位同志加以改正。［6］（P26）

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后，黨員和軍隊內部在思想上并不是很統一。有的不承認革命處于低潮的現實，“甚至留起胡子，表示革命不勝利不剃須”［18］（P261）；有的對革命前途有疑慮，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有的目光不長遠，對“政治形勢怎么樣？前途怎么樣？”［11］（P483）很少考慮，更不會分析。如果對革命形勢沒有宏觀把握和清醒的認識，只是盲目行動，無疑會多走彎路。毛澤東對革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勝利的必然性，在理論上有清晰的認識，所以才能作出一系列合理的決策。毛澤東在文家市講話時就從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角度說，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壓在人民頭上的大山還沒有推倒，所以中國革命是前仆后繼的，新的革命高潮一定會到來；而革命高潮什么時候到來，就要看我們的革命工作怎么樣；中國的革命不是孤立的，有國內各族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與支持。因此，困難只是暫時的；我們的目標是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消滅不合理的制度，建立新中國，中國革命一定會勝利。［6］（P14）192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中著重論述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第一，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相比于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全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各派軍閥的力量不均衡。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并扶植軍閥作為代理人，使得各路軍閥因利益不同而長期進行連續不斷的戰爭，削弱了反動力量。第二，湖南、江西等省廣大工農群眾經受過大革命洗禮，或多或少接受過民主革命影響，初步具備革命意識。第三，中國的革命形勢還在繼續向前發展。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越來越強，軍閥之間連綿不絕的戰爭，都造成人民更多的苦難，使革命的需要越來越強。第四，存在有“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能夠打敗敵人正規軍，開辟割據局面并不斷發展。第五，黨組織有力量和正確的領導。［14］（P49-50）

（六）開源節流，改善物質條件

井岡山人煙稀少，糧食產量低。在敵人嚴密封鎖下，食鹽、藥品、棉花、布匹等必需品無法運入，造成紅軍生活極其艱苦，每人每天最多不過五分油鹽柴菜錢，服裝是“四季一貫制”［19］（P43），醫藥也很缺乏。這些都引起群眾和紅軍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14］（P53）。1928年11月，毛澤東特別指出，如果解決不了經濟問題，“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14］（P70）。因此，無論是為了保障生活、長期斗爭，還是為了展現革命政權優越性，都不能對這些問題放任自流。毛澤東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從多個方面著手應對物質困難。一是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因陋就簡開辦工業。邊界黨和政府組織部隊參加農業生產，動員婦女加入勞動，組織群眾實行耕牛和農具互助，緩解了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緊張局面。毛澤東專門領導修建了“牛路”，避免放牛時踩踏禾苗。他抽調戰士在寧岡步云山開辦修械所，以便維修武器。他還推動在寧岡桃寮村開辦被服廠，制作被服。［20］（P44、45、47）二是發展商業，促進物資流通。圩場是當時農村交易商品的集市。根據地嚴格執行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使過去已有的草林圩逢圩時“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14］（P78）。1928年6月，毛澤東指示在大隴開辦紅色圩場。［20］（P61）由于沒有苛捐雜稅、買賣公平，很多白區群眾和商販翻山越嶺將根據地奇缺物資運進圩場交易，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三是關注供給問題，壓縮開支。毛澤東非常重視部隊的吃飯問題，指示供給機關不能只注意敵情而不注意吃的問題，每周都要聽取關于部隊生活費用的匯報，有時甚至一天之內與供給機關商談多次。［11］（P500）在節約和壓縮開支方面，毛澤東也做了大量工作。如當時做飯、點燈用的油十分缺乏，他就專門宣布了用油規定，對夜間能否點燈、用幾根燈芯都做了規定。［8］（P435）

三、為什么毛澤東能化危為機

當時各地起義失敗后，面臨的困難是相似的。為什么毛澤東能始終保持堅定的立場、冷靜的頭腦和清晰的認識，做出一系列關鍵決策，最終化危為機？這既是社會條件造成的，也和他個人的特質息息相關。

（一）信仰堅定

行動上的堅定源于理論上的清醒。毛澤東說，他看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4］（P131）1954年，毛澤東談到大革命后的形勢說，“天下是蔣介石的，我們只有幾條爛槍，可是，我們的斗爭代表著人民的方向”［21］（P356）。為人民斗爭，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義事業，必然勝利。他的這一表態不是事后諸葛，而是經過了歷史的檢驗。毛澤東曾被反動民團逮捕，險些被害。他曾多次遇到戰斗失利，九死一生。他也曾幾次受到錯誤批評，遭受誤解。但毛澤東沒有嚇破膽，也沒有灰心喪氣。比如，進軍井岡山途中，部隊被地主武裝襲擊，毛澤東率領的團部與三營失去聯系，不得不撤退。正當士氣極度低落時，毛澤東站起來，“雙腳并攏，身體筆直，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這種堅強、鎮定、大無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戰員，他們一個個提著槍站起來，列隊向排頭看齊”。［13］（P563）

毛澤東不僅信仰堅定，而且能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到分析現實問題中。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就辯證地對敵我的強弱關系作出了判斷：我們現在力量小，不能攻打敵人重兵駐守的大城市，那么就到農村發展，積蓄力量；我們現在好比是塊“小石頭”，反動派好比是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砸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9］（P218）毛澤東認為，在武力上敵強我弱，但在正義性、凝聚力上，我黨我軍則占據優勢，從長遠看將全面壓倒敵人�？梢�，毛澤東的勇氣，不是無知之勇，恰恰是知難而上。他的革命樂觀精神不是盲目樂觀，而是建立在對人類發展潮流、世界大勢和中國具體實際的把握上。盡管有時“深深感覺寂寞”［14］（P78），但他始終保持著斗志。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向中央報告紅四軍情況時，就認為紅四軍的負責同志中“堅決的有計劃把握奮斗精神的要算是潤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種精神也是對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認識的結果吧”［9］（P257）。

（二）對農民運動和武裝斗爭有預判

毛澤東能夠迅速改變策略，率軍轉入農村，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已經提前從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角度，關注研究農民問題和武裝問題，對在農村開展武裝斗爭有一定的預判和思想準備。

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強調了農民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9］（P112）大革命時期，廣東是根據地。毛澤東認為農民占廣東人口的80%，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發展農民的群眾組織對于保障和擴大革命勝利具有重大意義。1925年12月，他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這部分人因受到重重壓迫，“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14］（P6、9）他總結了中國農民斗爭的歷史，指出辛亥革命、五卅運動的失敗都是由于革命黨人缺乏對農民的研究和爭取，“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9］（P163、166-167）毛澤東不僅重視農民的作用，而且以此為中心做了不少實際工作。1925年3、4月，他在韶山休養期間，通過走訪和調查了解附近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他還經過幾個月了解和培養，為中共韶山黨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1927年1月，他在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刷新了他對農民運動的認識，得出了農民運動“好得很”的結論。［14］（P16）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1920年，毛澤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因此，要摧毀反革命勢力，只能用力量說話，借助武裝斗爭完成革命使命。1926年初，毛澤東就從國民革命的角度，提出人民沒有武裝，就不能奪取政權。后來，盡管北伐節節勝利，但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跡象越來越多。鑒于“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的局面，毛澤東提醒中央應該重視掌握武力，以防不測。馬日事變后，毛澤東明確表示要用武力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八七會議上，他進一步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歷史上重視武裝歷來意味著抓軍隊。毛澤東的洞察力在于他重視武裝人民群眾，特別是武裝農民。他在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時就提出農民要組織武裝，接收團防局，成立農民自衛隊。［9］（P73、150、172、176、206）他還從理論角度闡明了“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14］（P17），“和平辦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紳的”。八七會議后，瞿秋白希望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則表示愿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同時，毛澤東也清醒地認識到，與反動軍隊作戰，單靠農民的力量還不夠。要發動暴動、奪取政權，必須要有軍隊的援助。如馬日事變后，他即主張農協應該上山或進入軍隊，“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9］（P185、202、203、207）

（三）收集掌握信息，知彼知己

正確的判斷基于正確的分析，正確的分析基于全面充分的信息。因此，毛澤東抓住一切機會盡可能多地收集研判本地和全國信息，力爭知彼知己，為此甚至還讀過范仲淹寫的關于江西剿匪的文集。［8］（P423）但敵人的封鎖大大限制了井岡山地區信息的流通，特別是令毛澤東很難收到上級的指示，收到了時效性也很差。

在沒有無線電的情況下，派人偵查只能了解局部地區的情況。毛澤東的對策是，通過報紙了解周邊局勢、軍閥混戰情況等中外政治、經濟、軍事信息，從中分析敵人動向，為紅軍制定對敵斗爭的戰略戰術提供依據。紅軍每到一處，毛澤東都要派人到郵局、舊政權機構收集近期報紙，既包括全國性報紙，也包括地方小報，甚至會專門為了收集報紙而作戰［2］（P244）。有人行軍中扔掉了報紙，還受到過他的嚴厲批評。［22］（P227-228）毛澤東看報也很仔細，連報紙中間的尋人啟事和廣告都不放過。［22］（P404）

此外，毛澤東掌握周邊情況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以談話來調查研究，這是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好方法。他隨部隊活動，每到一地都設法找到當地黨的同志，了解本地和周圍地區的情況。如古城會議除軍隊干部外也有永新、寧岡縣委的同志出席；他第一次見到王佐派來的偵查員，就詳細詢問了井岡山的人口、交通、群眾基礎等情況，一直談至深夜［5］（P36）；第一次見到江華，就詢問了安源、萍鄉的情況［23］（P44）。毛澤東每到一地，還會找本地農民、工人、商人、教師、鄉紳、監獄看守、舊時衙役等談話。通過這些，形成了典型調查材料，內容包羅萬象，既有各地的政治、經濟、土地、人口、社會風俗等概述，也有各個時期流行什么商品、農民沒有文化如何記工等細節。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專門提到，上井岡山后的兩次典型調查材料后來損失了，“損失別的不傷心，損失了這些材料我比較傷心�！保�24］（P264）

（四）富有感染力

毛澤東之所以可以帶領革命隊伍走出危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富有感染力，能贏得他人信賴。當時的中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都較為落后，封建宗法思想還支配著人的頭腦，人們大多不了解什么是帝國主義、機器工業。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宣傳，發展黨員，都比較困難。毛澤東在傳播革命道理時，既樸實通俗，又風趣幽默，不但讓人易于理解、記憶深刻，而且讓人感到親切振奮。正如鄺任農初見毛澤東時所感受到的，“毛澤東同志講話時，很富感染力，語氣堅定，經常用手勢，他雖然很年輕，但他說話時的動作表情顯出一個成熟革命者的氣質�！保�18］（P232）

毛澤東講解革命道理，以小見大。1928年住在茅坪時，群眾送了他一條狗魚（即娃娃魚）。他便說，狗魚是水中的霸王，被我們捉住了，還有個霸王沒有捉住，那就是蔣介石、帝國主義。這個形象的比喻，一下點明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壓迫人民的本質，讓大家都受到了很大教育。［11］（P46）他督促日常工作，簡單有效。在宣傳方面，一次部隊寫標語“打倒帝國主義”時，“倒”字少寫了一畫，毛澤東看后就笑著說：“不打都會倒，少了一條腿嘛！”自那以后，部隊寫完標語都要認真檢查一遍。［11］（P148）在執行紀律方面，他提出工人農民的東西即便一個雞蛋也不能拿。蕭克就對此說：“這段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為以前也常聽講紀律，但沒有像毛澤東這樣形象、深刻。”［12］（P95）他傳授戰略戰術，生動形象。毛澤東在講解“集中以應付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的軍事斗爭原則時說：“這就像漁翁打魚一樣，撒網就是將部隊分散下去，收網就是將部隊集中起來，集中起來干什么？抓魚！”［25］（P64）他還說，十個指頭有長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敵人也有強弱之分，兵力分布也未必周到，只要我們抓住弱敵猛打一頓，打勝了立即分散，我們就掌握了主動權，把敵人放在了手心里。［10］（P146）

四、結語

歷史是波浪歷史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但它不會自行發展，而是借助人的活動實現。因此，在轉折關頭，如果錯判形勢，落后因素的一次反動就可能持續數年、數十年，甚至更長；反之，如果作出正確的應對，就可能推動社會加速發展。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令各地起義屢屢受挫，革命前景晦暗不明。秋收起義部隊在進攻大城市的過程中損失很大，情況非常危急。但是，這也教育了毛澤東，教育了黨和軍隊，要打開中國革命的局面，突破口不在城市，而在農村。

毛澤東及時率軍轉移至井岡山，在敵人的重兵包圍下，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逐步壯大。如果沒有他的果斷決策和正確指揮，秋收起義部隊很可能就垮掉了。雖然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會繼續革命，但作為一支部隊很難保存下來。上井岡山時，毛澤東率領的是一支殘軍、弱軍。離開井岡山時，部隊擴大了規模，具備了堅強的組織領導，明確了奮斗方向，已經是一支讓敵人望而生畏的強軍。

雖然有的政策存在不足、軍事上也有敗績，但在全國處于革命低潮時，毛澤東領導革命隊伍讓紅旗在湘贛邊界屹立一年有余，開辟了以工農武裝割據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一舉扭轉了我黨不斷受挫的態勢，既使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度過了夭折的危機，又證明了在白色恐怖中，只要有正確的策略，我黨和我軍完全可以生存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盡管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黨和軍隊都面臨著敵強我弱，但在綜合實力對比上再未像秋收起義時那樣懸殊，整體形勢再未那樣危急。

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也逐步發現了如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等治黨治軍中更加深層次的問題，為進一步提高黨和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創造了條件。在此期間，毛澤東完成了很多開創性、奠基性工作，如在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建設新型人民軍隊、部隊做群眾工作、建設根據地等，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如何發展自身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黨的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群眾路線等方針在這一時期實際上已經開始實行了。這為黨和軍隊在日后中央蘇區反“圍剿”、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持續抗壓作了一次預演。

總的來看，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的斗爭這一時期，黨在各方面尚不成熟，與反動派相比，綜合實力特別是軍事力量非常薄弱。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以極其有限的資源，成功帶領革命隊伍以弱抗強，化危為機。今天，中國共產黨已經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積累了治黨治國治軍的豐富經驗。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形成了完備的工業體系，國防和軍隊建設也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研究毛澤東如何帶領革命隊伍走出失敗危機，既可以為我們克服艱難險阻增加信心，也可以為今后應對各類風險挑戰提供有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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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科研規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