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53 到 1956 年我國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其歷史必然性、必要性和偉大歷史意義是不容詆毀的。這可以從以下五個層面作出分析和批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落實中國共產黨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確定并一直堅持的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兩步走”戰略構想的具體舉措；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任務已經完成、國民經濟迅速恢復以及國民經濟成分中社會主義因素顯著增加等改造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和達到的情況下開始的；是應對和解決我國國民經濟中積累和出現的新的矛盾和問題，為實現工業化開辟正確道路的必然要求；是深刻把握和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關系原理，解決中國具體問題、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通過社會主義改造而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此后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的建設和改革的一系列偉大成就，已經充分說明了問題。

關于1953到1956年我國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有一種觀點認為其改早了甚至就沒有必要進行，質疑和詆毀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和重大歷史意義。那么，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真的是改早了、沒有必要進行嗎？并不是這樣。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是中國歷史和實踐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順應了中國社會的內在發展趨勢，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社會主義改造的構想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不是在新中國已經成立后才臨時提出的，而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起就已確定的奮斗目標。那么，在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國家怎樣實現革命勝利，進入社會主義呢？為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實踐和思考。1939、1940 年之交，毛澤東在持續思考的基礎上接連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理論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深刻把握和分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弄清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進而提出了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兩步走”戰略構想，即：“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①]也就是說，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

關于提出這一構想的依據以及“兩步走”之間的區別與聯系，毛澤東作了詳細闡釋。他指出，中國社會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但這兩個階段必須也必然是銜接的，不容許橫插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新民主主義社會是走向社會主義前途的過渡階段，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不同于舊民主主義革命，其根本區別就在于它是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后必然要過渡到社會主義。

“兩步走”的戰略構想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的基礎性內容。正是在這一戰略構想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制訂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綱領和具體方針政策，指導和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按照“兩步走”的戰略構想，當第一步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已經實現后，自然就要考慮轉入第二步即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改造。因此，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落實中國共產黨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確定并一直堅持的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兩步走”戰略構想的具體舉措。

二、社會主義改造的啟動

中國革命“兩步走”戰略構想確定的方向是十分明確的，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怎樣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從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轉變，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呢？中國共產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隨著形勢的變化和實踐的進展而不斷調整的。

全國解放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曾對這一問題作過初步規劃，指出全國革命勝利后，黨的一個根本任務是要穩步地促進“兩個轉變”，即從農業國到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但具體到在何種條件下、從何時開始、以何種方式實現這樣的轉變，黨中央從當時中國經濟十分落后的現實和面臨的革命形勢與任務出發提出過一些設想。但此后，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任務、國民經濟的恢復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客觀形勢的快速發展變化超出了原來的預期，據此黨中央對這一問題又做了進一步的思考和判斷，調整和完善了原先的設想。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盡快醫治戰爭創傷和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新生政權，黨中央有條不紊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軍事領域，指揮人民解放軍繼續向全國進軍，剿滅了國民黨殘余軍事勢力，到 1951年 5 月，隨著西藏和平解放，中國大陸實現了完全統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狀態。同時，面對不期爆發的朝鮮戰爭和美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威脅，黨中央審時度勢，果斷決定抗美援朝，并經過艱苦斗爭，最終迫使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空前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在社會領域，廣大的新解放區陸續開展土地改革，廢除封建把頭制度、封建包辦婚姻制度，取締賣淫嫖娼、吸毒販毒等舊社會丑惡現象，鎮壓和平息反革命勢力的搗亂和破壞，分別開展遏止黨政機關腐敗浪費風氣的“三反”和打擊不法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在經濟領域，及時沒收官僚資本，組建和壯大國營經濟，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統一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打擊投機商人搗亂市場的不法行為，有效治理通貨膨脹；采取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努力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爭取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經過短短三年多的努力，長期戰爭的創傷得到初步醫治，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順利完成，國民經濟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城鄉人民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新生的人民政權不斷得到鞏固。1952 年，工農業總產值達 810 億元，比 1949 年增長 77.6%，比新中國成立前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長 23%；按可比價格計算，1952 年的國民收入比 1949 年增長69.8%；按全國人口平均計算，人均社會總產值 1952 年是 1949 年的 174.53%，逐年遞增 20.4%。[②]

同時，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結構和內部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主義因素穩步增加。這突出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隨著國營經濟建立起來并快速發展壯大，公私經濟所占比重發生了根本變化。國營經濟不僅控制了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產業部門，而且在與其他經濟成分的比較中優勢不斷增強。至 1952 年，在全國工業（不含手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占比從 1949 年的34.2% 上升到 52.8%，私營工業從 63.3% 下降到 39%；在社會商品批發總額中，國營商業占比從 1950年的 23.2% 上升到 60.5%，私營商業從 76.1% 下降到 36.3%。[③]這些數據變化反映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得到顯著增強，這就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了重要物質基礎。二是這期間國家在調整工商業過程中采用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多種形式把相當一部分私營工商業納入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在整頓金融秩序、抑制通貨膨脹過程中實現了全部私營金融業的公私合營，在已經進行了土改的廣大農村開展了相當范圍的互助合作，所有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上體現和反映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性質和內在要求，使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加。

這些事實充分表明，到 1952 年底，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任務的順利完成和國民經濟的快速恢復與發展，不僅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而且生產關系上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國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已居于領導地位，非社會主義因素已不斷受到限制和改造。可以說，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了。在這種形勢下，黨中央審時度勢、應勢而為，及時調整和完善了原來的認識和設想，于 1953 年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可以說，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任務已經完成、國民經濟迅速恢復以及國民經濟成分中社會主義因素顯著增加等改造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和達到的情況下開始的。

三、社會主義改造的作用

實現工業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標和理想，是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必然要求。那么，怎樣才能實現工業化呢？自近代以來，形形色色的各種主義和思潮都給出過答案，也進行過種種努力，但統統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一條，就是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④] 歷史事實充分證明，封建主義的自救和維新、資本主義的改良和革命等各種主張和方案都解決不了舊中國面臨的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歷史性課題。最后解決這一課題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人給出的答案，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當然，考慮到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和經濟文化落后的現實，必須首先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從而為實現工業化、過渡到社會主義掃清障礙、打下基礎。

那么，在新中國已經成立、國民經濟也已恢復的情況下，怎樣實現工業化呢？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幻想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就能實現工業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這主要是由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一是從資本積累方面看，新中國不可能走靠壓榨本國人民和掠奪海外殖民地獲得原始資本積累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而只能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通過內部積累，集中有限的力量和資源有計劃地建設一些重點項目，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帶動整個工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是從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自身力量來看，由于長期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特別是民族工業資本主義先天不足、力量薄弱，其勞動生產率低、擴大再生產能力小，長期處于舉步維艱的境地，根本不能擔負起領導實現工業化的任務。

三是從農村的情況看，當時我國廣大的農村雖然通過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時間內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但 2000 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的性質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小農經濟經營規模小、資金少、生產工具落后、抗風險能力弱等劣勢和缺陷，與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大規模的工業化對糧食和原材料的需求是根本不能匹配的。

四是從外部環境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嚴密的封鎖、圍堵和遏制，新中國在外交和貿易方面只能采取“一邊倒”即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在實現工業化方面的高速度和取得的顯著成就，對急需改變落后狀況、努力實現工業化的新中國而言，自然具有十分現實可靠的示范作用。

而新中國經濟恢復后國民經濟中出現和積累的新的矛盾和問題，也充分表明，中國要實現工業化，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正確選擇。這些矛盾和問題突出體現為：國營經濟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城市和工業大規模建設需求旺盛與農村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供給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多地影響到工業化的推進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國家要集中有限的資源、資金和技術力量開展有計劃的重點項目的經濟建設，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本性則要求其擴大自由生產和自由貿易來發展自己，農村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則滿足于自給自足，這樣有計劃的國家建設與私人資本主義和小農經濟之間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另一方面，即使是民族資本主義和小農經濟在與國家的矛盾面前，愿意服從國家建設的需要，但由于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能力、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戶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應能力都十分有限，也根本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有計劃建設所需要的一些工農業產品和原材料。

這些新的矛盾和問題的出現，影響著工業化的推進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重新考慮原來設想的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調整既有的方針政策，采取新的方針政策，爭取早一點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開展工業化建設。這樣一來，對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就自然提到了工作日程上來。歷史地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應對和解決我國國民經濟中積累和出現的新的矛盾和問題，為實現工業化開辟正確道路的必然要求。

四、當代中國發展的政治和制度基礎

按照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從 1953 年開始，我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陸續開展起來。到 1956 年底，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民、手工業者勞動群眾個體所有的私有制，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分別基本上轉變成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公有制和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這時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基本上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經濟，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達到 92.9%。[⑤]可以說，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等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已經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居于絕對統治地位。這標志著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來。

與此同時，伴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統治地位的新的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教育科學文化體制等也相應地基本形成了。除此之外，這期間，人民民主專政不斷鞏固和完善，以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為特點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頒布實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根本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作為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也建立起來。正是基于這些，1956 年黨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⑥]

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比較順利地創造性地實現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避免了大的經濟破壞和社會動蕩，在中國這個經濟文化落后的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意味著幾千年來社會生產資料被少數統治階級占有并借以剝削和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這就使人民民主專政有了可靠的經濟基礎作為保證，能夠形成全國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有效團結，為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為現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并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條件和重要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開辟了廣闊而現實的道路。自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在社會主義的大道上，艱苦奮斗，開拓創新，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成就，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經過長期努力，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國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實踐已經充分表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制度在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比較和競爭中顯示出了顯著的先進性和優越性。

當我們在回顧輝煌歷程、總結歷史經驗時，一定不要忘記，今天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在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前提下和制度基礎上取得的；一定不要忘記，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及時進行并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功績。可以設想，如果當時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就確立不起來，而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的確立，就不可能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輝煌成就、奠定堅實基礎，進而也就不可能后來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并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然后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今天的歷史性成就。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只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這其中的關鍵詞就是社會主義，如果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五、亟待厘清的幾個理論與實踐問題

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深刻把握和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關系原理，解決中國具體問題、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深刻理解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必然性，還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關系的原理，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上去認識和把握。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充滿著各種性質和形式的矛盾，其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基本矛盾。這一基本矛盾的運動及其內在規律，從根本上決定和支配著人類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的演進和更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關系，其主要內容概而言之就是，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決定著生產關系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生產關系也會反作用于生產力，生產關系適合和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和發展要求，就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否則就會束縛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及其性質和變化發展趨勢，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也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會通過“保護自己”或“排斥異己”的方式鞏固自己的經濟基礎，通過鞏固和變革社會生活和社會秩序，為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

但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實際進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關系往往是十分復雜的，所以運用這一原理認識和解決相關問題時，必須結合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實際情況，堅持辯證的歷史的態度。正如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雖然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十分復雜的關系，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并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⑦] 也就是說，在理解和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關系的原理時，既不能陷入到機械生產力論、庸俗生產力論中，單方面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而忽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也不能陷入到唯心主義、主觀主義中，脫離具體實際地夸大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而忽視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

我國 1953 年到 1956 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中國具體實際，以辯證的思維、實事求是的態度，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關系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問題的一個光輝的成功典范。關于這一點，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分析，這里僅從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在當時或過后對如下三個問題的思考和回答，這樣一個側面作出一些分析和闡釋。

其一，既然新中國成立后，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條件下，黨領導人民迅速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那么，能不能由此把新民主主義社會這種“既有資本主義、又有社會主義”的社會現狀長期保持下去，不作任何改變，從而既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也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呢？

答案是否定的。這種觀點沒有認識到人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內在規律，沒有看清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無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然方向，幻想長期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樣一種本身就具有過渡性質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狀態，犯了以主觀想象代替客觀實際的主觀主義和無視事物的永恒運動和發展變化的形而上學的錯誤。實際上，當時黨中央通過認真研究和分析，對這一趨勢看得很清楚，并給予了深刻論述和回答。1953 年 12 月，經中共中央批準的、中宣部制發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作出了明確界定：“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是屬于社會主義體系的和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的過渡性質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社會主義因素和非社會主義因素彼此斗爭著”，“社會主義因素將不斷增長并將獲得最后的勝利，非社會主義因素將不斷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滅”。[⑧]黨的領導人圍繞這一問題也分別作了闡發。毛澤東指出，“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是變動很劇烈很深刻的時期”，“‘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⑨]周恩來則指出，“集中地說，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⑩]。1954 年 9 月，劉少奇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進一步作了回答和分析。他說，“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在我國，這個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在經濟上的特點，就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有一些人希望永遠保存這種狀態，最好不要改變”[11]。“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相反的生產關系，在一個國家里互不干擾地平行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國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就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要它不變，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12]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已經證明，想要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此路不通”。“我國只有社會主義這條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為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13]

其二，在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初步發展但生產力依然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即著手開展社會主義改造，是不是背離了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搞早了？

答案也是否定的。這一問題的實質，是如何全面準確理解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弄清楚決定作用不能簡單等同于先決作用。對這一問題，毛澤東曾給出過深刻回答。他指出：“雖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14]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他以資本主義為例進行了具體分析：“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15]也就是說，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并不是說必須等到生產力已經充分發展到足以與新的生產關系完全相匹配時，才能確立新的生產關系。在具備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可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主動變革和調整生產關系，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片面強調生產力決定作用、忽視生產關系反作用的觀點是典型的機械生產力論、庸俗生產力論。對這種論調，鄧小平后來在談到經濟落后的國家能不能搞社會主義的問題時作過有力批駁：“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是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我們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農村包圍城市。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16]因此，在人類社會形態的發展演變中，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并不是單線、孤立起作用的，它只有與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結合起來，從而二者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相互作用，才能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

其三，在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不斷加強和鞏固的情況下，還有沒有必要注重經濟方面的改造和建設？或者說只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掌握著政權，是不是社會主義改造也就不需要進行了？

當然不能這樣認為。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疑問，主要是沒有搞清楚以至割裂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辯證關系，夸大了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忽視了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對此，1953 年9 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 49 次常委會擴大會議上總結發言時也回答得很清楚。他指出，“為什么要著重提出經濟改造？因為經濟是基礎，其他都是上層建筑，如果經濟不得到改造，新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立不住”，“總之，經濟是基礎，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造的關鍵。國家面貌的改變要從經濟面貌的改變做起。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永遠站立起來。這是 100 多年來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為之流血奮斗的宏偉事業。不實現工業化和經濟改造，我們的國家就不能完全獨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17]也就是說，在特定條件下，上層建筑可以在經濟基礎還沒有完全形成時率先構筑起來，但如果僅僅是停留于此，不主動地進行經濟改造從而確立相適應的經濟基礎，那么，已經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筑是難以持久的，遲早要崩塌。也正是基于這樣的深刻認識，黨中央從 1953 年開始堅定地在全國領導開展了社會主義改造并制定實施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綜上所述，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并不是臨時才提出來的革命任務，也不是改早了，更不是沒必要改，而實際上，它是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還在進行中，中國共產黨就公開提出的中國革命“兩步走”戰略的題中之義，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從而已經形成進行經濟改造所需要的基本條件的基礎上，深刻把握和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辯證統一關系原理，順應實現國家工業化和我國社會發展總體趨勢的必然要求，應對和解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中積累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而做出的慎重而關鍵的重大歷史性決策。此后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的建設和改革的一系列偉大成就，已經充分證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是必要的、必然的，也是正確的、不容詆毀的，其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加顯現出來。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觀察與思考》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