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河西，屹立著西路軍烈士們的座座豐碑；戈壁雪山，留下了西路軍英雄們的鏗鏘足跡。2019年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甘肅省張掖市高臺縣，參觀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一件件實物、一張張圖片，再現了當年西路軍孤軍遠征、浴血河西、血戰祁連的悲壯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心里一直牽掛西路軍歷史和犧牲的將士，他們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貢獻，永載史冊。他們展現了我們黨的革命精神、奮斗精神，體現了紅軍精神、長征精神，我們要講好黨的故事、紅軍的故事、西路軍的故事，把紅色基因一代代傳承下去。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的歷史，是中共黨史、軍史上一部艱苦卓絕、英勇悲壯的英雄史詩。講好西路軍的故事，我們從西路軍的組建開始說起……

西路軍的組建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后，逐漸形成了中國工農紅軍雄峙西北的態勢。這時，蔣介石急忙調集軍隊，部署西北“剿共”計劃，組織“通渭會戰”，企圖一舉消滅紅軍。與紅軍早有聯絡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將“通渭會戰”的計劃告知中共，提議紅軍及早進行寧夏戰役，打通國際路線，以形成紅軍與東北軍的戰略靠背。

形勢緊迫，中共中央專電征詢各方面軍領導人的意見后，于10月11日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規定了實施寧夏戰役各方面軍的作戰任務，要求11月10日前完成進攻寧夏的一切準備。其中，要求紅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黃河渡河點，加速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攻寧部隊準備“以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紅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紅四方面軍其余兩軍及二方面軍全部、紅一方面軍之獨四師組成向南防御部隊，可能與必要時，抽一部參加攻寧”。據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奉命開至靖遠，進行渡河前的準備。

10月24日晚，紅三十軍在靖遠以南河包口（今虎豹口）西渡黃河成功，揭開了寧夏戰役序幕。至28日拂曉前，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及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全部渡過黃河。10月29日，已開到河邊的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接到中革軍委暫不過河的命令，轉向打拉池以東集中，準備靠攏紅一方面軍從東向西側擊北進之敵。此時，負責監視靖遠守敵并看管渡口的紅四方面軍第五軍，由于南線胡宗南先頭部隊的突進，無法完成原定的作戰任務，遂奉命全部隨船撤到河西。10月31日起，國民黨軍陸續向靖遠、打拉池和中衛等地進攻，打通了增援寧夏的道路，并封閉渡口，阻斷了主力紅軍與過河部隊的聯系。

在河西，紅軍面對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軍馬步芳、馬步青（即青海“二馬”）部。“二馬”計有正規軍3萬余人，民團10萬余人。他們一怕渡河紅軍西進，扼控河西走廊，進攻青海，端掉他們的老巢；二怕蔣介石以“剿共”之名，派嫡系部隊侵占河西，吞并他們的地盤。因此，當紅軍西渡后，馬步芳立即派其前敵總指揮馬元海率兩個騎兵旅從一條山地帶進擊紅軍。

西渡黃河的紅軍迅速擊破敵人阻擊，占領一條山大部村和五佛寺一線。此時，在河西的紅軍有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及紅四方面軍總部，其組織建制和武器裝備為：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給部部長鄭義齋，衛生部部長蘇井觀，總部一局局長郭天民，三局局長宋侃夫，四局局長杜義德，五局局長歐陽毅，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委員黃超，九軍軍長孫玉清、政治委員陳海松，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政治委員李先念。

10月30日，中革軍委指示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暫時控制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主力紅軍擊破南線敵人后繼續北取寧夏。11月初，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咸，加上連日激戰，大部隊不便久停，數度致電紅軍總部及中革軍委請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并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以便首先消滅這一帶的馬步芳部，解決部隊的吃糧穿衣問題，然后伺機策應河東部隊奪取寧夏。11月3日，中革軍委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一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張國燾致電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指令其以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11月6日，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中革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11月8日，毛澤東、周恩來電示：“徐、陳向涼州進，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開始西進。

與此同時，中革軍委擬放棄寧夏計劃，部署了《作戰新計劃》，規定在11月底之前造成與國民黨軍求戰和引敵入寧夏的假象；12月上旬后以紅一、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紅四方面軍兩個軍（第四、第三十一軍）組成北路軍，逐次東移，準備向山西、陜南、鄂豫皖等地發展，爭取統一戰線在全國勝利，爭取與南京訂立協定，爭取抗日；以徐向前、陳昌浩“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向徐向前、陳昌浩等下達組建西路軍的命令：“你們所部組織西路軍。”“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主席，統一的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臨時改為西路軍總指揮部，其組織照舊不變。”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下轄紅五、九、三十軍和直屬部隊的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獨立團，共計2.1萬余人。

浴血河西西路軍

組建后，在“ 打通國際路線”“建立西北抗日根據地”口號的鼓舞下，為實現《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 計劃》，向西開拔，于11月上旬分3個縱隊繼續向西進發，攻克古浪，進抵涼州。

古浪是涼州的門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西路軍攻占后，馬步芳嚴令要“不惜一切代價”予以奪回。11月16日拂曉，馬家軍集中優勢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駐防的紅九軍發起猛攻。次日，馬家軍突入城內，與紅軍展開激烈巷戰。由于彈藥供給不及，加之氣候寒冷，部隊減員日增，紅九軍經兩天苦戰，終因傷亡過重，不得不撤出古浪。此役雖殲馬家軍2000余人，紅九軍也損失嚴重，排以上干部傷亡尤重。古浪受挫后，紅九軍軍長孫玉清被總部撤職，李聚奎接任紅九軍軍長一職。

紅九軍遭受重創后，紅三十軍改為西路軍作戰的主力部隊。18日，越過涼州的紅三十軍攻克永昌，并占領山丹。隨后，由紅五軍駐兵山丹，紅三十軍主力集中在永昌至涼州西四十里堡一線。

永涼一線，地處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臨大沙漠，南靠祁連山，寬度不到百里，村堡零落，人煙稀少，西路軍擅長的運動戰難以施展。當地沒有黨的工作基礎，群眾對西路軍的主張并不了解，加上民族隔閡，籌資擴紅非常困難。40多天的時間里，西路軍連續作戰，得不到休整和補給，部隊疲乏，人員、彈藥嚴重短缺，盡管殲敵無數，但自身也深受重創，兵力從過河時的2.1萬多人，縮減至1.5萬人，戰斗力大為減弱。

對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紅軍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追“兜剿”。西路軍廣大干部、戰士堅決執行中央命令，不怕犧牲，浴血奮戰。西路軍邊打邊進，1937年1月1日，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率部占領高臺，西路軍總部、紅九軍一部和紅三十軍也相繼到達臨澤沙河堡、張掖甘浚堡一帶。但是，面對天寒地凍、荒無人煙以及馬家軍精銳騎兵追擊的嚴峻形勢，西路軍領導人深感無論是繼續西進還是駐守殲敵，都很難獨立完成任務。為此，他們請示中共中央或以政治手段阻滯“二馬”進攻，或派遣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和四軍過黃河配合，或者由蘇聯方面送援助物資補給。

然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回到南京，不僅扣押張學良，而且調集重兵逼近西安，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共中央一面積極與國民黨談判，促使他們履行和平諾言；一面積極調整兵力部署，準備配合、支援東北軍和西北軍御敵。綜合考慮后，中革軍委主席團在1月5日指示西路軍：“即在高臺、臨澤地區集結，暫勿西進。全軍集結于兩三點，大力訓練，伺機消滅敵人。”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認為：“二馬”從內心反對西安事變，希望同“二馬”結成統一戰線是不可靠的；蘇聯的物資只能送到安西；紅四軍、三十一軍已集結在長安附近，無法前來策應。因此，西路軍“只能依取自己團結奮斗，不要依賴任何外力”。1月7日、8日，中革軍委命令西路軍“動員全軍在臨、高地帶消滅敵人，來完成創建根據地的任務”，“須全部集結在臨、高地帶，執行上述任務，并求休補，現勿分兵去安西”。鑒于上述情況，西路軍決定全線收縮在臨澤縣境和高臺縣城，做好了全力迎敵準備。

1月12日，馬家軍切斷了高臺、臨澤兩地紅軍的聯系，集中兩萬多人馬，在大炮的配合下，輪番猛攻高臺縣城。駐守高臺的紅五軍將士在與主力部隊失去聯系的情況下，英勇奮戰，堅守陣地。苦戰一周后，縣城被敵軍攻破，再經10多個小時的激烈巷戰，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等壯烈犧牲。紅五軍在高臺迎敵的同時，紅三十軍、九軍也在不同地區受到敵軍攻擊。

高臺戰斗后，西路軍在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副主席徐向前率領下，撤離甘肅省臨澤（今蓼泉）、沙河堡（今臨澤）等地，集結于沙河堡東南之倪家營子地區的43個堡寨，準備東返。馬步芳察覺紅軍東返意圖，即以青海南部邊區警備第二旅旅長、前敵總指揮馬元海率步兵、騎兵5個旅另1個團和大量民團，在炮火掩護下，于1月31日至2月1日分由西南和東北連續猛攻倪家營子。西路軍英勇抗擊，先后擊退馬步芳部大規模進攻八九次，殲敵近萬人，但自身亦傷亡很大。2月15日至16日，馬步芳部在調整部署后又發起全面進攻。西路軍戰斗部隊和機關人員及傷病員一起上陣，依托村寨頑強抗擊，堅守陣地。21日晚，西路軍突圍向西北轉移至威敵堡，因地形不利，又連夜返回倪家營子。從22日起，馬元海又集中兵力圍攻倪家營子，西路軍苦戰5晝夜，斃傷其旅、團長以下1500余人，但西路軍傷亡亦眾，已經到了彈盡糧絕、難以支撐的地步。倪家營子血戰，歷時40個晝夜，西路軍在被迫實行決戰防御的險惡形勢下，萬眾一心，奮勇殺敵，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戰歌。戰后，馬步芳感慨地說：“紅軍不愧是鐵軍！”

西路軍僅剩的不足萬人，從倪家營子突圍后，轉移到威敵堡、三道流溝地區。2月28日，馬元海率部跟蹤追擊，將西路軍包圍。3月上旬，西路軍與其血戰5晝夜，終因傷亡過重被迫于11日夜間向南突圍。12日，西路軍在梨園口至康龍寺一帶同尾追之敵兩個騎兵旅及兩個步兵團浴血鏖戰，部隊大部損失。

紅軍西路軍進疆紀念園

李先念（資料圖）

西路軍由于無根據地做依托，又無兵員、物資的補充 ，孤軍作戰，雖然斃傷俘敵2.5萬余人，但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的情況下，經過4個多月的艱苦奮戰，最終失敗。

艱苦轉戰中的生死考驗

1937年3月14日，在國民黨軍隊重重圍困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徐向前、陳昌浩離開部隊，回陜北向中央報告，其余的部隊分成3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至此，西路軍余下的3000余人開始了艱苦轉戰。

李先念率領的支隊，歷盡艱險，于1937年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這時部隊還有400余人，在黨中央代表陳云和滕代遠的接應下進入新疆。他們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分批返回延安。

向東走的一路三四百人被敵打散，部分同志化裝潛行，不少同志被敵人捕去，還有一部分跋涉千里，或乞討，或賣藝，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回到延安。

時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西路軍副總指揮兼紅九軍軍長的王樹聲，率領紅九軍和騎兵師擔負起了最艱苦的任務：一是要掩護紅三十軍進入祁連山腹地；二是要堅持打游擊戰，保證革命的火種不會在祁連山區熄滅。在祁連山的一次遭遇戰中，王樹聲和他率領的支隊，被優勢敵人的突襲沖散了。他竭力拼殺，才突出祁連山，但部隊折損得只剩十幾人。面對強敵，再就地堅持已不可能，他們決定按原部署，東返陜北。由于敵人的重重包圍，盡管王樹聲帶領大家選擇敵人防守力量薄弱處迂回穿插，趁機突圍，但依然傷亡慘重，最后只剩下8人。為了減小突圍目標，王樹聲把剩下的8人分成兩個小組，決計在民勤縣駱駝店分路趕回陜北。王樹聲、騎兵師師長杜義德、營長譚云保和一個通訊員編為一路。他們在行進中，被“二馬”匪軍沖散。王樹聲孤身一人，一路乞討，輾轉回到延安。

時任紅九軍參謀長的李聚奎，在隊伍被沖散后，和老鄉換了衣服，把空槍拆散，把一枚紅星獎章藏起來，打扮成叫花子模樣，拄著一根棍子沿著祁連山麓艱難地向東行進，最終到達隴東鎮原境內，找到了紅軍，回到了紅軍的行列。

據不完全統計，兵敗后，有近千名之多的西路軍指戰員像王樹聲、李聚奎那樣，分散化裝，或千里行乞，或受老百姓幫助，歷盡艱難困苦，陸續回到陜北。

而被俘的西路軍指戰員，面對國民黨軍的殘酷迫害，堅貞不屈，在獄中與敵人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安危極為關心，除在西路軍西進過程中給以指示外，當西路軍處于困境時，還通過政治談判等，盡一切努力爭取馬步芳、馬步青停止對西路軍的攻擊和追擊。193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的援西軍前往增援。援西軍在抵達鎮原、平涼地區時，得知西路軍已經失敗，才沒有繼續前進。隨后，中共中央利用統戰關系，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西路軍干部、戰士先后回到陜甘寧邊區。

西路軍烈士的鮮血染紅了河西大地，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極其悲壯的一頁。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并在艱苦斗爭中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軍的廣大干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斗爭。西路軍干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1940年2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歡迎從新疆返回的部分西路軍將士時說：“西路軍是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你們經受了巨大的艱苦磨練，留下來的是精華，是革命的種子。……你們打得很英勇，受盡艱辛，吃了不少苦頭，但也得到了鍛煉”，“你們是革命的寶貴財富，是千百兩黃金買不到的骨干力量”。西路軍將士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將永載史冊。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湘潮》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