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中國提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這一旨在實現全球包容、發展與和平的嶄新方案，標志著一種新的世界精神，即多邊主義、共同發展等理念走向世界。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實踐中保持著連續性與創新性兩大特征，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工程中不斷解決變化著的社會矛盾，并在自由主義單極世界中宣傳和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的支持反映出世界人民對和平的普遍訴求，這是21世紀積極探尋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必然要求。

[關鍵詞]中國 連續性 創新性 新世界精神 替代方案

一、前 言

2019年6月，屈冬玉當選為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新任總干事，成為第一位擔任此職的中國人，這一結果堪稱史無前例。屈冬玉的當選再次證明中國可以引領欠發達國家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自主作用。盡管歐盟與美國為此游說數月，但世界多邊機構已不再是由西方國家所掌控。

古典歐洲中心主義認為，西方以其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自由社會制度宣告了歷史的終結。然而，屈冬玉的當選則體現出全球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可阻擋的新趨勢。如同黑格爾看到拿破侖馳騁于耶拿、向外征服全世界一般，今天我們也看到，作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代名詞，西方領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日薄西山。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新世界精神：多邊主義與中國和平崛起理念走向世界，這是一條旨在實現全球包容、發展與和平的嶄新替代方案。

因此，本文探討了這種新世界精神的三個要素，從而為西方進步力量與中國經驗之間的結合找尋一條合適的道路。換言之，西方進步組織與政黨應該承認哥白尼式革命，它是一次前殖民國家帶領全人類超越資本主義的巨大進步。然而許多左翼人士卻認為，西方擁有最大的革命潛力，并堅信西方先進的政治意識將導致工人知識分子霸權出現的可能性。如同歐洲共產主義一樣，他們只關注內在的智力分析，卻忽視了現實具體的社會主義成就。

本文基于中國是當今地緣政治與世界無產階級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一觀點，認為在中國政府強有力的領導下，中國已經擺脫了屈辱與壓迫的歷史，實現了工人階級的獨立解放和國家的繁榮富強。西方國家必須承認中國已經躋身世界前列的客觀事實，所謂的西方進步理論家也必須正視中國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偉大成就。基于這一點，我們將中國置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發展之中，去討論權力問題的解決方法并詳細闡述其在多極世界中的作用。我們敦促西方進步人士效法意大利共產黨在中意之間簽署新的協議備忘錄時的做法，努力借鑒中國經驗并積極推動實踐。

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中國

對于西方現代觀察家與共產主義激進分子來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革命實踐，盡管中國思想家們作了大量的理論貢獻。事實上，在西方國家，大多數現有的關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獻首先是由西方學術界的激進知識分子撰寫或者介紹的，然后才被西方社會所了解。由于西方激進學者較少參與激進政治，這使得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發展與中國貢獻割裂開來。中國所取得的具體成就往往更容易從其他感知渠道傳遞到西方：西方游客參觀中國的現代化城市；西方公司向中國客戶出售他們的產品以及西方精英公開討論遏制中國發展的必要性。因此，中國的崛起對于西方來說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這種崛起背后所隱含的西方世界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抗拒，使得他們將舊中國與新中國混為一談，就如同歐洲與歐盟一樣。

這種明顯且經常割裂的做法使得西方社會無法正確認清中國經驗在國際共運史中的地位。事實上，作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是一個延續數千年的地緣政治實體。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這樣解讀，才能得出如下結論：舊中國通過建立新中國而走向其復興之路。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使舊中國擺脫了殖民桎梏并將其生產力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這場發生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可以用兩個基本主題來概括，即接下來要討論的作為推動全世界進步力量的方法性與實踐性活動：連續性與創新性。

伴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國的發展顯示出連續性特征，也就是說，這場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持續了近一個世紀。這場實踐最初被認為是解放與復興的工具，當時中國處于軍閥割據狀態，接連遭受日本的野蠻侵略。時至今日，數十年過去了，在習近平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致辭中，這些理想仍然能引起共鳴，顯示出歷久彌新的美好愿景。在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下，勤勞的中國人民解放了自己，8億人擺脫了貧困，充分顯示出物質生產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非獲取利潤。為了繼續推進反殖民斗爭，中國建立起社會保障體制，制定了符合其經濟發展與社會政策的法律制度，并在技術領域追趕西方國家。多梅尼克·洛蘇爾多在各種場合和著作中都提到，這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使中國實現了從一個附屬國家向社會主義先鋒的轉變，也可以被合理地稱之為民族與階級解放的史詩。

同時，作為第三國際中的一員，中國的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一開始就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廣泛經驗相一致。為了兌現共產國際巴庫大會的反殖民主義承諾，毛澤東堅決將爭取民族獨立界定為階級斗爭，并將其納入列寧而非甘地的陣營。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同樣借鑒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當世界上其他政黨破壞了其政治革命的連續性時，中國卻因其連續性令許多人出乎意料并永久銘記，因為其他國家的大多數精英已經默認并接納了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計劃。

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相較于其他國家，中國接過了接力棒，繼續走在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就是對流行于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初的歷史終結論以及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等老生常談觀點的否定。中國還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保持友好關系，從而成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黑暗時刻的一座燈塔。中國也由此播下了威望的種子。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清晰地表明資本主義不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時，這顆種子便萌芽了。新中國自成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比任何理論更能證明另外一種社會與生產的現實可能性。

然而，如果中國沒有巧妙地將連續性與創新性結合起來，它也不可能獲得成功。從一開始，毛澤東就在革命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他以全新的方式對待農民，顛覆了將農民視為落后階級的傳統觀點。等到統一戰線必然形成之時，毛澤東就已經預見了蘇聯對階級斗爭和反殖民主義斗爭的統一性分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特別注意蘇聯內部的社會發展，發現其困境的早期預警信號，并結合中國實際作出不同判斷。這種創新精神無疑鞏固了新中國的勝利成果。同樣，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嘗試，創新了共產主義實踐并使之適應中國的具體實際。

沒有中國思想家的理論創新就沒有這種實踐創新。中國成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理論闡述的主要力量，實現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發展與理論創新。盡管語言阻礙了它們在海外的普及，但中國眾多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期刊和研究機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發展。不同于西方激進學術界，中國學術界以日常生活實踐為基礎，試圖建立起一套共生的反饋循環系統。因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可以從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汲取營養，從而確保始終沒有偏離方向。與西方學者不同，他們既沒有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也沒有退縮到一種對過去不切實際的崇拜或逃離到另一個幻想世界。這項卓有成效的創新路徑產生了關于所有權、國家與市場關系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新理論闡述。

作為將連續性和創新性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巧妙結合的典型，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是如何在意大利共產主義學者的幫助下進行法律改革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學者與官員意識到要建立一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新法律框架，但由于國際社會發生變化，他們無法依靠蘇聯的法律經驗。與此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一些意大利共產主義學者與中國的共產主義學者聯合起來共同研究了羅馬法及其民法典。這種草根創新延續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先前的經驗，通過不同的歷史和國情來研究混合經濟及其機遇。當意大利轉向新自由主義時，中國學者已經吸取了意大利同行的經驗。中國通過發展和創新，目前已成為法律學術研究的中心。

發展的眼光（革命運動中的“歷史觀”）和不斷自我革新的能力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取得重要歷史性成就的基本前提。

三、連續性中的革新：權力問題

連續性和創新性的寶貴經驗是十分有價值的，因為它關涉經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具體模式和最根本的權力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沒有忘記或否認蘇聯社會主義的有益經驗和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其中最根本的仍是權力問題，即必須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社會主義的方式充分行使權力。

在吸取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與時俱進地解決每個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理論上的進步需要從客觀現實入手，并深入分析隨客觀條件變化而變化的主要矛盾。如此，中國可以有計劃地運用政治權力來解決矛盾。歷史地看，中國的革命和改革開放可以被劃分為幾個基本階段，而劃分的依據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當時所優先解決的主要矛盾。

在革命的反殖民主義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將主要矛盾確定為抵抗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因此，即使在與其他階級進行武裝斗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仍試圖將他們納入自己的革命戰線。

從1949年到1956年，伴隨著中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中國共產黨把從根本上變革生產關系性質作為首要任務，開展了重要的土地改革，確立了土地所有權并改造私營企業，逐步實現國有化。根據當時國內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共識，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

通過這種體制，中國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尤其在重工業領域，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資本。不過，中國整體經濟仍然十分落后。眾所周知，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成為繼反殖民主義斗爭與毛澤東時代之后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第三篇章。生產力發展落后是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正是以此為基礎。自此以后，商品經濟得到支持和肯定，但其發展不會動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以及公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換句話說，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鄧小平保持了自己的創新與毛澤東的經驗之間的連續性。鄧小平認識到，人類歷史上沒有建設這樣一個新社會的先例，中國共產黨應正視而不是否定歷史，這樣不僅沒有背離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而且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展開卓有成效、革新性的辯論。為了體現連續性與創新性之間的平衡，中國不斷探索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2011年將市場定義為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而2013年將其定義為起決定性作用。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斷發展，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一直在關注主要矛盾轉化的問題，并逐漸提高對這方面的重視，直到中共十九大才正式予以宣布。

回顧這些主要歷史階段，我們可以發現一條線索，這條線索將中國共產黨克服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主要矛盾串聯在一起。也就是說，在各種情況下，中國都能迅速發揮自身的能動性并達到預設的目標，最后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事實上，在確定的歷史條件下構建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漫長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領導地位。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才能從勝利走向勝利，從而使社會主義紅旗在世界東方高高飄揚。近年來，中國共產黨也顯示出列寧式本領，即通過徹底的反腐敗斗爭不斷進行自我革命。相反，西方資本主義未能繼續自我革新或規范公共道德，最終無法贏得其民眾的信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明確其價值體系是根植于中國自身的歷史與文明的，但同時又因為吸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而具有普遍性意義。因此，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雖然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但是其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立場。所以中國追求一種惠及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而西方資本主義卻因其普世價值危機而失去了原有的面貌，迷失于本土主義與身份政治的相對特殊性之中。如今，西方社會似乎已經失去了在20世紀所贏得的物質和理想成就，這應當歸功于全世界的共產主義力量。

四、中國與世界自由主義單極性動力

習近平所倡導的共同價值是基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的整體性理解。借助這種方法，中國可以找到解決我們這個時代新問題的可行方案。 因此從氣候變化開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著眼于應對這一時代迫在眉睫的各種挑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逐漸超越了以美國和北約為首的單極世界的影響力，后者的軍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冒險行為破壞了許多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聲望來自于對這種單極世界的反對，特別是體現在國際關系與全球治理中基于互惠和反戰理念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確，這種單極世界立場越重要，新的世界沖突風險就越大。1945年之后發生沖突的可能性要高于任何時期，同時這些沖突伴隨著時代發展而具有新的特征。

譬如，一些美國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中國與俄羅斯公開對抗的因素，但結果卻事與愿違。美國的軍事和外交政策一再宣稱中國和俄羅斯是和平、合作與多邊主義國際關系的主要威脅。美國社會中的各種反動勢力不斷挑起世界各地的沖突和仇恨，以期引發一場席卷全球的熊熊烈火，從北非（利比亞）和中東（敘利亞和伊朗）燒至拉丁美洲（尼加拉瓜與委內瑞拉）和東歐（烏克蘭）。在這一點上，同敘利亞問題一樣，先前的帝國主義正統觀念未能延續至今，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其看法充滿矛盾。然而，這屆政府打著“美國優先”的旗幟，試圖在對中國發動新的貿易戰問題上尋求美國一些機構的支持，企圖保持美國或北約對全人類命運的新一輪控制。

此戰略沒有降低全球沖突的風險，因為這屆美國政府繼續將美國單邊主義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然而，這種做法在全世界范圍內已造成了災難性后果，譬如前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地區。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與其前任的正統觀念一樣危險：美帝國主義之所以能夠從西方國家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它建立在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軍事工業聯合體之上，沒有這些，美國將無法生存。一些反對的聲音，例如針對北約的言論，也僅僅出現在總統競選時期，很快就被民眾所遺忘。

盡管如此，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失敗，對于世界和平的威脅也不會消失：特朗普執政不是體系的畸變，而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長期趨勢的縮影，這種趨勢直至今日仍被政治正確的話語所掩蓋。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主義者總打著人權與自由世界主義的旗幟擁護前幾任總統的帝國主義正統理念。同樣，世界帝國主義的其他兩極——歐盟與日本，也加大了干預力度，這主要體現在對利比亞的公開侵略上。

中國的外交政策與西方國家有著根本區別：中國的國際關系理念與積極維護世界和平這個前提密不可分。的確，維護和平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普遍訴求，因為在當今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對和平的呼吁實質上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呼吁，這與甘地非暴力理念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說，維護世界和平是當前全人類共同的愿景與期許。

中國在非洲這個貧困與復雜的地區贏得了許多贊許，這一點也不奇怪。在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競選中，中國獲得了非洲國家的廣泛支持，以及近年來中國與非洲40多個國家簽署合作協議同樣印證了這一點。而西方國家在對待非洲問題上表現出與中國截然相反的態度，更多采取領土占領與新殖民主義方式。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歷史過程，其對資本主義的挑戰程度可能遠遠大于在20世紀的其他嘗試。

五、西方進步力量的前進之路

西方進步力量必須參與這場全球政治變革（或革命）。如果我們要以陶里亞蒂的風格進行一次“對我們敵人的演講”，那么我們會說，意大利的薩爾維尼以及曾統治許多重要國家的激進右翼都對采取明確國際立場來制定國家霸權政策和維護穩定秩序的必要性了然于胸。相反，其名義上的反對者還不能理解如下情況，即意大利民主黨的恐華癥不是偶然的。比如意大利左翼大部分人士攻擊了數月前意大利與中國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這些政治勢力往往反對歐盟一體化，甚至反對意大利在歐洲—大西洋計劃之外建立牢固的國際關系。

出于對各種因素的綜合考量，意大利共產黨堅定地站在批判的立場對待歐盟及其自由原則和理念：基于意大利共產黨與天主教民主黨二者妥協而誕生的反法西斯主義憲法高于歐盟的自由條約，許多主權已經從國家議會轉移至不民主的歐盟機構。歐盟的經濟政策一直是其損害工人權利并將收入從勞動者那里轉移到資本家手中的重要工具。中國與歐美政策完全不同，一直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民群眾的幸福安康。然而，歐盟的這些政策得到了保守派、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的廣泛支持，從而造成西方社會的不滿和憤怒，但是薩爾維尼和特朗普這些民族主義者卻在此基礎上達成共識。正如薩米爾·阿明所說，為了實現“歐洲重建必須摧毀其現有的方案”，需要向東方的中國與俄羅斯看齊并將主權歸還給歐洲，然而歐洲—大西洋地區目前仍受制于美國與北約。

意大利共產黨為總理孔特數月前與中國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進行辯護：新絲綢之路是經濟增長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特別是對于意大利南部與世界的聯系而言，它是該地區通向新世界之路，意大利必須加快它的誕生。由于中國的合作政策與成就，許多意大利人，尤其是意大利年輕人已經認識到，相較于在歐盟內部受到的屈辱和機會匱乏，中國正帶給他們越來越多的寶貴機遇。意大利的一些中小企業已經開始遠離歐洲的壟斷食利者并選擇新的市場和挑戰，努力在“一帶一路”中尋求自身發展。對于那些工資遠遠低于同齡中國人的意大利民眾而言，經濟條件的實質性改善以及自身生活期望的滿足才是他們當前最急于解決的問題，而在這一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得淋漓盡致。此外，習近平明確強調，中意關系不僅僅是一種商業合作伙伴關系，更是一種植根于兩國古老文明的深度融合。

因此，國際上對中國和多邊主義的支持反映出世界人民對和平的追求以及對威脅全人類的帝國主義發展態勢的抵制，是所有進步力量試圖建立民族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條件：當前民族主義的崛起必然會同改變世界的真正力量一道遭到阻撓。然而，對中國經驗和貢獻的支持遠遠超出我們目前的政治斗爭，這是重新探尋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必然要求。

（作者： 弗朗切斯科·瓦萊里奧·德拉克羅齊[Francesco Valerio della Croce]：意大利共產黨國際部主任； 盧卡·凡齊尼[Luca Vanzini]：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表。譯者陳文旭為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天津市高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聯盟研究員；張金曦為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