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一生雖然只有短促的38 年，但他短暫的生命卻給中國和世界留下了長久的影響。他的英風偉烈正如北京萬安公墓紀念碑上鐫刻碑文所闡述的那樣：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無限忠誠。 他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范。
古往今來，所有卓越的領袖人物既是時代造就，又有其個人獨特的內因。 在動蕩而名人輩出的20 世紀上半葉， 李大釗何以能夠成為光照千秋的政治領袖和文化巨星呢？
時人美譽
李大釗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 永遠是一個謙和、堅定、智慧的忠厚長者。 陳獨秀說：他生平的言行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 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比當時的人深刻的多。 魯迅這樣描述李大釗： 誠實、謙和， 不多說話。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 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 張申府和章士釗都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極具個性的人， 但都對李大釗 “待友處家”的“溫厚”、“純潔”、“誠摯”“感人”頗有感懷。 而章士釗對李大釗 “剛毅木訥”和“才不如識，識不如德”的評價則更見知人之深。 正是因為李大釗有著這樣德與才， 又有“行動的積極”，“情緒的熱烈”，才使他成為“有轉變局面的力量” 的“非常的人物”。
李大釗慷慨赴死之后，他生前友好寫下過許多追思和悼念的文字， 這些文字或許可以使我們明白一二。
張申府在 《憶守常》 一文中說： 他應說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完人。 不論他的思想，他的行動，他的為人，他的待友處家，都是無可訾議的。 他的思想的前進，他的行動的積極，他的為人的純潔，他的對人的溫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緒的熱烈， 所有這些兼而有之，真可說是一時無兩。 …… 據我所知，就是國民黨的同志，對于守常同志也都是很敬重的。 我也曾想過， 假使守常同志不死的話， 以后中國革命的進程上也許會能少些挫折。 固然社會歷史上的大事變常有無可如何的背景原因，可是一個非常的人物，又常會有轉變局面的力量。 守常同志就是可以有這種力量者。
章士釗在《李大釗先生傳》序言中對李大釗有這樣的評價： 吾二人交誼， 以士相見之禮意而開始，以迄守常見危致命于北京，亙十有四年，從無間斷。 兩人政見， 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彌遠，而從不以公害私，始終情同昆季，遞晚尤篤。 蓋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臨淮治軍，旌旗變色， 自后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何也？ 守常北方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
曾經因為“問題與主義”之爭而與李大釗針鋒相對的胡適， 盡管對李大釗所秉持的信仰極不贊同， 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私下一直是情誼深篤的好友。1930 年，胡適在出版《胡適文存》第 3 集的扉頁上寫下這樣的題詞——紀念： 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 能夠在公開出版的著作上，將李大釗名列第一位予以紀念，可見胡適對和李大釗友誼的格外珍視。
對同胞兄長魯迅“以德報怨”、后來淪為漢奸文人的周作人， 在生前和死后為世人詬病甚多。 但周作人與李大釗卻相處甚得，無話不談。在李大釗犧牲后最艱難的日子里，周作人冒著風險照顧烈士遺孤，收留李葆華、李星華兄妹在自己家里躲避，力促李大釗的文集出版，在有人對李大釗誣陷非議之時勇敢地站出來捍衛烈士的英名。
李大釗歿后，棺槨衣衾，皆朋友之助，靈柩寄厝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達 6 年之久，家人亦無力營葬。1933 年 3 月，北大同人為李大釗發起公葬，已經離開北大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紛紛捐款。《新青年》編輯部同人、北大教授劉半農在給李大釗起草的碑文中寫道：“ 君溫良長厚， 處己以約， 接物以誠， 為學不疲， 誨人不倦， 是以從游日眾， 名滿城中。 ”魯迅先生說：“他的遺文卻將永住， 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正在南京老虎橋獄中的陳獨秀感慨地說：“守常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守常是一位堅貞卓絕的社會主義戰士，英風偉烈應與天地長存。 ”時有挽聯：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輩哭先生。
日月流轉，中國早已不是當年的中國，但李大釗不死的精神和不朽的雄文卻穿透時空，留澤至今。
靠品德和才學
一步步贏得了人們的尊重
從 28 歲到北大到 38 歲殉身主義，李大釗人生的最后 10 年是在北大度過的。這 10 年也正是其生命中最輝煌的 10 年。 1918 年 2月，28 歲的李大釗到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直到 1922 年 12 月他才正式辭去該職，這五年對李大釗一生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這段時期， 既是李大釗精力最旺盛， 思想、性格日趨成熟的時期，更是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的年代。李大釗滿腔的報國之志，滿腹的思想才華，剛毅謙和的人格魅力，都在北京大學這個風云際會的舞臺中心得以充分的展示。 他的思想裂變， 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這紅樓里發生和積攢起來的。 這段經歷，對一個剛及而立之年的思想者來說太重要了！
李大釗沒有歐美名校博士的“金字招牌”，也沒有硬邦邦的“教授”頭銜， 甚至顯得“ 木訥” 和“ 土氣”,從他每月的薪水比教授低一大截的待遇看，圖書館主任在北大并不是十分令人羨慕的職位。 但是，李大釗以他非凡的才學和忠厚誠懇的品德很快贏得了北大上下一致的尊重。
李大釗首先以新的理念把傳統意義上的藏書樓變成了傳播新思潮、探討新學術的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除大量購置圖書，發動各界贈書，還把自己珍藏書刊貢獻出來，不斷擴大圖書館藏書，為全校師生追求新思想，新知識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使這里成為北京大學最活躍的思想中心和青年學子們流連忘返的地方。
李大釗熱心參加學校的公益性工作，他是“進德會”第一批報名入會的甲種會員，學余俱樂部庶務干事，北京大學教職員會、北京大學新知書社、 學生自治委員會、北京八所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的主要成員。
出身農家，少年悲苦的李大釗生來就有悲天憫人的情懷。他雖然薪水不是太高，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還是綽綽有余的。但他對生活從無奢求，異常簡樸，經常為家庭困難的學生墊付學費，為他熱心支持的社團慷慨解囊，以至于蔡校長不得不給學校賬房打招呼，每月發薪水時，務必扣下守常家里的生活必需的支出，以免他夫人趙紉蘭斷糧斷炊。
就是在紅樓一樓東頭圖書館的辦公室里，李大釗一步步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從校圖書館主任到教授；從一開始不被人們看重的青年教師到北京大學評議會（校政最高商決機構）成員；從熱衷于在刊物上寫文章的政論家到有職有權的校長室秘書（那時沒那么多的副校長，故秘書權力甚大），李大釗扎扎實實地登上了知識階級領袖的臺階。
1920 年 7 月， 李大釗正式接到擔任政治學系教授聘書，講授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等課程。由于備課認真、內容新穎，李大釗的課很受歡迎。 羅章龍這樣回憶說：我選聽了守常先生的《唯物史觀》課程。過去的歷史課， 都不外是按舊史觀，照本宣科，不出春秋義法和二十四史范圍。而李先生講授這門課程，在當年是件新鮮事物，這門課無現成教本可循，要自己編寫講義。他的講義從科學的唯物史觀出發，立意創新，內容精當，而且篇幅很多。他在課前親自散發講義，每次都有十張八張，的確開全校風氣之先， 足見他是經過了長期準備的。李先生講課有系統，兼有條理，而且聯系中外數千年的歷史發展加以印證，具有高度說服力，所以同學們聽課十分踴躍， 座無虛席，遲到的就站著聽講，這些對我印象至深。
李大釗先后在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史學系、經濟系，并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朝陽大學、 中國大學等校開設了“社會主義史”、“社會立法”、“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 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課程，作“現代普選運動”、“各國的婦女參政運動”、“工人的國際運動”、“印度問題”、“人種問題”、“社會學”、“關于圖書館的研究”等講座或講演；還在上海復旦大學、上海大學、武漢高等師范等地作過有關歷史觀、歷史哲學等題目的演講，堪稱學界名流。
他是中國第一個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察社會、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又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李大釗的史學論文多數是關于世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方面的， 如 《“ 五一”May Day 運動史》、《工人國際運動略史》、《馬克思與第一國際》及有關俄國革命的歷史等。有關中國史方面的，以近代史特別是帝國主義侵華史的內容為多，比如《膠濟鐵路略史》 就是為配合1922 年初國內掀起的捐款贖回膠濟鐵路運動而寫的，非常注重為現實斗爭服務的價值。
李大釗系統論述歷史學的著作《史學要論》，是中國學者較早論述歷史學理論的著作，被認為代表了當時史學界所能達到的水平，為中國歷史學理論的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開辟了道路。
中共建黨歷史中 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
當陳獨秀在上海緊鑼密鼓地籌備發起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時候， 李大釗也在北京大學紅樓之中與他遙遙相望，用共產主義之火映紅了北方的夜空。
李大釗絕不是一個安于書齋之中不問世事的學者。 在十六七歲時， 他痛感日俄戰爭以中國領土為爭奪對象和戰場，國勢危急，生民涂炭，發憤獻身救國事業，決定改名耆年為大釗， 改字壽昌為守常， 激勵自己終身為民族解放奮斗不懈。 李大釗曾親筆書寫過一幅“ 鐵肩擔道義， 妙手著文章” 的對聯送給友人，這幅對聯，也可以視為李大釗“道德文章之楷模” 的生動概括和真實寫照。
據統計，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李大釗所發表的文章和演說在 130 篇以上，平均 6 天就發表一篇。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李大釗筆耕不輟、嘔心瀝血。
1920 年 12 月，當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各項工作已經走向正規 的時候， 李大釗又在北京大學領銜發起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并在 《北京大學月刊》上發了通告，以引起社會關注。通告指出研究會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地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
1921 年 1 月 27 日， 李大釗還在《新支那》上發表《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實行方法的考察》，指出現在的中國能否即刻實行社會主義， 這件事目前已經成為議論的中心問題，要使人們了解為什么在現存制度下不能發展實業， 并進一步使人們了解發展社會主義實業的方法，研究采取怎樣的手段才好，也是比較困難的問題，為此本校有志諸君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會。 1921 年 3 月， 李大釗又發表了《自由與秩序》、《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俄羅斯革命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等 5 篇論文或演說， 并在北大及其他大專院校開設《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
《社會主義史》等課程， 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集中回答了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大討論的中心問題。 他指出：中國不欲振興實業則已，如欲振興實業， 非先實行社會主義不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方法， 是通過革命的階級斗爭， 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要革命就要有革命政黨的領導； 社會主義是自由與秩序的統一； 為共產主義者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建立中國共產黨， 用科學社會主義指導工人運動， 創造了有利條件， 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對我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有著啟發性的現實意義。
在發起成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八天后，李大釗還加入了成立于 1920 年 12 月 10 日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該同盟由日本著名的早期社會主義者界利彥、山川均、大衫榮及激進的勞工團體、學生團體的代表聯合發起， 有成員 1168 人，是社會主義團體與個人的聯合組織，也是日本社會主義史上從思想運動到政黨運動的過渡形態。
李大釗加入日本社會主義同盟， 既說明了他與日本社會主義者的密切關系， 也說明李大釗在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所保持的國際視野和不斷探究的深層思考。 這體現了李大釗作為學者和理論家對理論研究的敏感，也體現出李大釗作為一個革命家的胸襟和作為一個領袖人物的政治智慧。這一點，從他與北方政界高層的密切聯系、在國共合作上表現出來的超前意識， 乃至于對中國共產黨與蘇共和共產國際關系的深層思考都能夠看出李大釗的與眾不同和遠見卓識。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胸襟， 李大釗始終努力把中國的革命者在社會主義這個大前提下聯合起來， 參與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北京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5 個團體的改造聯合是出于這個目的， 在少年中國學會內部努力確立社會主義的宗旨、推動曙光社向社會主義轉變同樣也出于這個目的。 但是，李大釗所堅持的大聯合與建立一個組織有力紀律嚴明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并不矛盾。事實上，在當時中國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中， 李大釗是第一個提出這種建黨思想的。
1921 年 3 月， 他在《曙光》雜志上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 的文章， 對俄羅斯共產黨“以六十萬人之活躍，而建設了一個赤色國家。 這種團體的組織與訓練， 真正可駭” 的力量表示敬佩，提出中國的“C 派朋友”（ 即共產主義者） 盡快組織成 “精密強固”的團體的希望：
我們的社會腐敗到這個樣子， 終天口說改革， 實際上的改革，半點沒有。 這總因為我們團體的訓練不充足， 不能表現民眾的勢力，而從事革新的運動。
然而沒有團體， 也沒有地方可以得到團體的訓練。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 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 即是社會主義團體， 中國談各種社會主義的都有人了，最近談 Communism 的也不少了， 但是還沒有強固精密的組織產生出來。
各國的 C 派朋友， 有團體組織的很多，方在躍躍欲試，更有第三國際為之中樞， 將來活動的勢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擴大。 中國 C 派的朋友， 那好不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以與各國 C 派的朋友相呼應呢？
中國現在既無一個真能表現民（ 眾） 勢力的團體，C 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的精密的組 織， 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么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 者有所附托！
這篇文章， 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發出的建立一個組織有力紀律嚴明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一聲， 對推動中國共產黨全國組織的成立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前后，李大釗利用自己巨大的聲望， 廣泛聯絡北方各地區的共產主義 者，推動并幫助天津、山西、河北、山東、內蒙古、陜西等省份開展工人運動，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一直擔負北方革命重任， 領導了北方的工人運動，為促成國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出獨特而巨大的貢獻。 他一人身負國共兩黨在北方之重任，在危急關頭，從不退避，總是挺身而出。 在遭敵人通緝時， 親友們曾勸他離開北京，他為了工作，堅持留下。 被捕以后，面對敵人的酷刑，他不僅嚴守黨的秘密， 而且獨力承擔全部責任， 竭力掩護和解救同時被捕的青年。真正是從容就義，視死如歸。
壯烈的生命定格
李大釗從被捕到就義， 在獄中關了共 22 天。作為學界名流和國共兩黨北方領導人的李大釗的被捕，在社會上引起極大震動，成為當時重要的政治事件。馮玉祥通電聯絡各方，發表宣言努力營救李大釗。 莫斯科工人舉行盛大示威游行，抗議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策劃的這一陰謀事件。 北方鐵路工人提出劫獄營救， 李大釗在獄中得知后極力反對。章士釗、楊度、梁士詒、羅文干和北大校長等都出面說情。
沒有確鑿的材料證明， 李大釗在看守所或審判中受到了“嚴刑拷打”，也沒有材料確證奉系軍閥讓李大釗寫一份脫離共產黨或國民黨的聲明或“ 自白書” 之類，作為恢復其自由的條件。 對于李大釗這樣的人物是殺還是放， 取決于張作霖在當時形勢下想要造成什么樣的社會影響。 《世界日報》在 1927 年 4 月 8 日報道李大釗在司法處接受第二次訊問時說：“李著灰棉袍，青布馬褂，滿臉髭須，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稱為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 則謂概不知曉云云。 ” 同一天的《晨報》登出消息說：“聞李大釗受訊時， 直認真姓名，并不隱諱。 態度甚為從容，毫不驚慌。彼聞述其信仰共產主義之由來，未談黨的工作，但否認對北方有密謀。李被捕時，著灰布棉袍，青布馬褂，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 ”
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釗和其他 20 位革命者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被張作霖秘密絞殺。李大釗就義前留下的遺照，目光和悅，泰然自若，宛如平日。
4 月 29 日的北京 《晨報》披露了李大釗遇難的詳細過程：“當日看守所馬路斷絕交通， 警戒極嚴。 軍法會審派定東北憲兵營長高繼武為監刑官， 在所內排一公案，各黨人一一依判決名次點名， 宣告執行， 由執刑吏及兵警送往絞刑臺。聞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時僅能執行二人， 而每人約費時 18 分始絕命， 計自 2 時至 5時，20 人始處刑完畢。 首登絞刑者， 為李大釗， 聞李神色未變， 從容就死。 ” 同一天的《世界日報》報道說：“ 聞前日安國軍方面， 決定將李等按律執行死刑， 命令到后，即提出驗身畫供。李大釗首先簽字， 其余各人， 亦均依次畫押。當以汽車送入地方看守所時， 表面上雖云是移送法庭， 實際李等已明白矣。比因李毫不恐怖，即以相當禮貌送入汽車， 其余則均有繩絆，到看守所之后，由地方廳每二人合照一相。照完之后，即送入刑臺。刑事以隔離為原則，彼此不能看見。 李就刑時，則呼天字從當時和后來的種種記載都可看出， 一代偉人李大釗為了理想而殉身就義前之從容、 壯烈足可感天動地。
結 語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李大釗雖然沒有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黨成立后也沒有像陳獨秀那樣擔任主要領導職務， 但這并不影響他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9 年 10 月， 胡喬木在紀念李大釗誕辰 100 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說：“ 今天， 我們雖然遠離了他生活的時代， 但依然感到他短促的生命的偉大， 依然感到他的歷史眼光的深遠、思想價值的珍貴和革命道德的崇高。 李大釗原本是一個學者。 他是通過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走上革命道路的。 當他成為一個革命者以后， 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革命斗爭。 他不僅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而且， 在黨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 、 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統一戰線工作、軍事工作、少數民族工作等幾乎所有的戰線上， 都活躍著他的不知疲倦的身影， 都留下了他的輝耀史冊的業績。 從開始進行建黨活動到最后犧牲， 僅只七八年的時間。 在這樣短暫的時間里， 他竟
然為中國人民、為黨的事業作出了那么巨大的、 多方面的貢獻， 這不能不令人驚嘆和感佩。 ”
2009 年 10 月 28 日，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紀念李大釗同志誕辰 120 周年座談會上又一次對李大釗給予了崇高的評價：“李大釗同志開創的偉大事業和留下的思想遺產永遠不可磨滅， 他播撒的革命種子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 正因為如此， 今天， 我們更加感受到李大釗同志歷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價值的珍貴， 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偉大。 李大釗同志永遠是共產黨人學習的楷模和榜樣。 ”lai
（來源：《北京黨史》2011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