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盧灣區興業路一帶，是上海著名的新天地高檔休閑區。這片保存完好、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紀初葉的石庫門弄堂， 雖然緊鄰淮海路繁華鬧市，卻自有幾分幽靜。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號稱“李公館”的興業路 76 號，與其他房舍并無二致，已經完全融入新天地特有的商業與休閑相交織的氣息之中。
90 年前的盛夏時節，15 位與會者圍坐在 76 號餐廳的大餐桌前，為成立一個名叫中國共產黨的政黨而爭論不休的場景，已經成為歷史的定格。但要把這歷史的一幕之所以發生的過程和來龍去脈說清楚，卻并非易事。圍繞中共“一大”的諸多問題， 如閉幕日期、代表資格、共產國際與中共成立的關系、“一大”文獻的中文原件的下落、13 位代表的貢獻和評價等依然爭議不斷。
在這些爭論中，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為何沒有出席黨的成立大會，是最令人費解，因而也是引起各種猜測最多的問題。
“一大”出席者如是說
陳獨秀無法出席“一大”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他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公務繁忙。參加了廣東小組就此問題召開的會議的包惠僧這樣回憶 ：
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 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后就可以回去。（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P386）
那么，李大釗為何也未能前來出席黨的成立大會呢？北京黨的早期組織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馬上在西城暑期補習學校開會，討論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人選問題。當時，李大釗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以及北京“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 主席等職，時值學年終結期間，公務繁忙， 再加上他正領導八校教職員與北京政府進行索薪斗爭，無法親自前往上海出席會議。這樣，北京早期黨組織便推選張國燾、劉仁靜為代表出席大會。劉仁靜這樣回憶 ：
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征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征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于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 時，也沒有推選他。（劉仁靜 :《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P209、211）
北京小組另一位“一大”代表張國燾這樣回憶 ：
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決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 ； 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 :《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 2004年3 月版， P124）
上述當事人回憶中所說陳獨秀和李大釗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主要是職務所在公務繁忙，無法脫身。甚至還有人為“南陳北李”尋找理由說，他們都是社會名流，行動過于引人注目，使會議無法保密。按照今天的理解，似乎都難以服人。因為忙并不是理由，作為陳獨秀和李大釗這樣職務很高的文化界名人，肯定一年到頭都很忙，因此他參加什么活動，應該看對他而言是否很重要。
上海中共發起組出現的困難狀況
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在 1921 年的中國誕生，是中國近代政治演進和國內外多種因素合力促成的，而五四運動的爆發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促成中國共產黨成立最直接的因素。因此，被譽為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和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和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也就毫不奇怪了。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建黨活動，得到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遣到中國的代表維經斯基的許多幫助。
1920 年三四月間，維經斯基一行四人從海參崴來到中國，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拜訪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維經斯基身負促進中國和遠東地區共產主義革命、與中國革命者聯絡的使命，很快與陳獨秀在上海就建黨問題達成一致。1920年8 月，上海黨的早期組織成立。在陳獨秀、李大釗和維經斯基的共同努力下，在隨后的半年多時間里，除上海和北京之外，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巴黎、東京先后成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在籌備建黨的過程中，陳獨秀領導的上海黨的早期組織起到了臨時中央的作用。
毋庸諱言，此時黨的早期組織雖然已經具備了黨的雛形，但還是一個尚未正式成立、處于松散狀態的雛形。
1921年1 月，維經斯基離開上海經北京回國，到共產國際遠東局工作。根據維經斯基關于中國情況的匯報，遠東局認為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并派出尼克爾斯基作為代表到中國接替維經斯基的工作，出席代表大會。
由于路途遙遠和曲折，尼克爾斯基直到 6 月初才到達上海。而更令維經斯基等人難以預料的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活動的中心上海，在維經斯基離開之后不久出現了種種困難，許多工作不得不被迫停止。
出現困難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活動骨干大部分離開上海，二是缺少必要的活動經費。
首先離開上海的是擔任上海共產黨組織書記的陳獨秀。1920 年 12 月，陳獨秀應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邀請，前往廣州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的離開使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失去中心，許多工作大受影響。
1921 年 1 月，維經斯基離開上海經北京回國，使黨組織的活動失去經費來源。
在陳獨秀離開上海后，李漢俊擔任了上海共產黨組織的書記，《新青年》雜志也交給李漢俊和陳望道主編，《共產黨》月刊則繼續由李達負責。陳獨秀和維經斯基的先后離開，使黨組織的活動出現經費困難，繼而又發生了人事的糾紛。作為當事人的李達在 1955年8 月份對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回憶的 ：
當時黨的工作經費，每月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卻無力負擔，因為當時在上海的黨員大都沒有職業，不能掙錢，搞工人運動沒有錢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馬路開了一家“新青年書社”。生意很好，李漢俊向陳獨秀寫信提議由“新青年書社”按月支二百元做黨的經費，陳獨秀沒有答應，還有陳獨秀臨去廣州時，曾對李漢俊約定，《新青年》每編出一期，即付編輯費一百元，后來李漢俊未能按月編出， 該社即不給編輯費，因此李漢俊認定陳獨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滿意，這是他兩人之間的沖突的起源，這時候黨的經費是由在上海的黨員賣文章維持的，往后因為經費困難，《共產黨》月刊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
1921年2 月，陳獨秀起草了一個黨章，寄到上海，李漢俊看到草案上主張黨的組織采中央集權制，對陳獨秀甚不滿意， 說他要黨員擁護他個人獨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個黨章，主張地方分權，中央只不過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陳獨秀看了李漢俊這個草案，大發雷霆，從廣州來信責備我一頓，說上海的黨員反對他，其實我當時并不知道這件事。從此以后，陳獨秀和李漢俊二人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我覺得黨剛才發起就鬧起分裂來，太不象話， 只得調停于二者之間，要大家加強團結， 但李漢俊態度堅決，不肯接受調停，并連書記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編了， 他就把黨的名冊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擔任書記，我為了黨的團結，只好接受了。（李達 :《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 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P9）
對于當時上海共產黨組織遇到的困難， 包惠僧也有回憶 ：
1921 年 1 月我由武漢到上海準備去蘇聯留學，在上海住在新漁陽里六號。因為沒有路費不能成行。……“五一”前李 漢俊對我說，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辦法干了。李漢俊因工作關系離不開，而我見過陳獨秀，又常有書信來往，于是讓我到廣州找陳獨秀談談，要么請陳獨秀回來，要么把黨的機構搬到廣州去。我同意去，但是沒有路費，此時正巧馬哲民（同我一道由武漢到上海來的一個團員）的父親從福建給他寄來二百元，他拿出十五元給我做路費。……這樣我就坐船由上海到了廣州。（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P383）
可見，作為草創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聯絡中心——上海黨組織的確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困難，各項工作在 1921 年 5 月份已經處于停頓狀態。但上海之外的北京、湖南、武漢、廣州、濟南等地的黨組織的發展并沒有因此受到影響，而是在健康地發展著，全國黨員的人數已經發展到五六十位。盡管在黨章起草過程中存在分歧，但畢竟表明建立全國性政黨的準備工作正在一步步進行著。
“一大”的籌備，馬林是“主角”
南陳北李未能出席“一大”，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是南陳北李并沒有參與“一大”的籌備。“一大”的籌備召開，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達上海后決定的。
馬林是荷蘭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J.F.M. Snevliet），出生于荷蘭鹿特丹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他19 歲加入了荷蘭社會民主黨，顯露出作為組織者、演說家和鼓動家的才能。30 歲之前，斯內夫利特已經成為在荷蘭頗有名氣的工人活動家了。1913 年，30 歲的斯內夫利特被荷蘭社會民主黨指派到萬里之外的荷屬東印度去從事革命運動。在這里，他成功地把印尼的另兩個有影響的革命組織——東印度社會民主聯合會和伊斯蘭教聯合會——聯合到了一起。1918 年 12 月， 斯內夫利特被殖民當局驅逐出境，返回荷蘭。1920年7 月，作為印尼共產黨代表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二大。由于在殖民地地區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寶貴經驗，斯內夫利特在會議期間受到列寧的重視，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并作為代表被派遣到中國。從此，斯內夫利特化名為馬林，并以這個名字名揚天下。
馬林是在維經斯基離開中國五個月后， 即 1921年6月3 日抵達上海的。據馬林自己說，共產國際并沒有給他具體的任務， 只是為了加強與中國和遠東地區革命者的聯系，尋機推動這里的革命。對于共產國際派遣他前去中國的情況，馬林在1935年8月曾經接受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教授伊羅生的采訪，談話記錄后來發表在《中國季刊》第 45 期上 ：
當時，雖有共產國際伊爾庫茨克局在進行與遠東的聯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個共產國際的直接代表駐在中國。我是 1920 年 8 月被委派的。在為共產國際在意大利、維也納處理了一些工作并重訪莫斯科之后，1921 年 4 月，我動身去中國。……沒有給我什么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先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討論和提綱。之所以沒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沒有什么指示可給，因為只有伊爾庫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國動態的情況。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系。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4 月版，P22）
由于路途遙遠通訊不便，更由于維經斯基在中國的工作匯報并非直接給共產國際最高機構，因此馬林對中國的情況一無所知。而馬林啟程前在維也納被捕時，就已經暴露了他為共產國際工作的背景，因此沿途受到嚴厲的監視，以至于一到上海就被租界方視為危險分子而密切監視跟蹤。
盡管上海有租界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 但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北洋政府對蘇俄和共產國際的仇視和恐懼，把共產黨視為必須嚴加防范的對象，因此共產黨的一切活動都是“非法”和危險的。
1921年6月3 日，當馬林平生第一次踏上中國的上海灘時，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蘭駐上海總領事的信，清楚地記載著馬林的行蹤 ：“斯內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亞號到達上海，住在南京路東方飯店，化名安得烈森。”偵探們甚至得知，他與中國人交往時，用了一個中國化名——“倪公卿”。
“東方飯店”，實際上就是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旅社。馬林下榻于大東旅社 32 號房間，維經斯基一行剛抵上海之際，也下榻于此。馬林知道自己的行蹤已經暴露， 因此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前往荷蘭駐滬總領事館辦理手續。為了躲避租界密探的監視，馬林先后搬過兩次家，但依然無法擺脫跟蹤。有關檔案中清楚地記載著馬林的活動 ：“斯內夫利特于 1921年7月 14日 離開南京路東方飯店，住進麥根路 32 號公寓。”麥根路，就是今天上海石門二路，與北京西路交叉。
檔案中還記載 ：“9 月底，他到匯山路俄國人里亞贊諾夫家居住。在這個地方一直住到 1921年 12月 10 日。”匯山路，即今天上海霍山路。霍山路在離市中心較遠的楊樹浦。大概是馬林為了躲避密探的監視，特地住到了僻遠的霍山路，卻仍在密探的監視之中！
就是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馬林還是很快與從來沒有謀面的尼克爾斯基接上了頭，并與上海中共發起組代理書記李達和李漢俊秘密會見。
“二李”都能講英語，李漢俊還會講德語，能跟馬林長談。尼科爾斯基因語言不通，在一旁默默無語。馬林通過李達和李漢俊的介紹了解到，處于草創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七八個支部，但自維經斯基離華后，因為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活動的實際情況之后，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成立全國性的組織。
李達后來回憶說 ：“六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李達 ：《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后》二，P10）
在這種情況下，李達寫信分別與在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商議，經他們同意后，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隨后，李達和李漢俊便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以及旅法、旅日黨的組織負責人，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并從馬林攜帶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位前來出席會議的代表提供 100 元的差旅費用。除旅法小組因時間緊路途遠不能回國
出席之外，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日本六個小組在接到通知后積極響應， 明確表示按時推派代表到上海參加會議。
“非法”、匆忙和缺乏充分溝通是主要原因
為什么黨的成立大會會有這樣多的未解之謎？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在“非法”的情況下秘密召開的，而且開得很倉促，沒有來得及做很周密的準備。對于這次會議的重要意義，當時顯然也估計不夠。因為這次會議召開的最初動議，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上海后幾天內臨時決定的。
首先，會議籌備過于匆忙，沒有來得及與陳獨秀和李大釗進行充分溝通。雖然維經斯基回國之前曾經就召開各地代表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與陳獨秀和李大釗交換過意見，但并沒有達成共識或做出決定。而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初到中國，對中國情況的了解十分有限，馬林盡管讓“二李”寫信給陳獨秀和李大釗征求意見，但畢竟與兩位關鍵人物從未謀面和溝通。事實上，陳獨秀在大會之后一個多月就回到了上海，因此，如果稍微推遲一下會期，陳獨秀和李大釗都很有可能出席會議。但會議的籌辦者沒有等待這兩位重要人物就匆忙開會了，這只能是因為共產國際代表太急于召集大會以盡快完成其使命。
當然，馬林這樣的決定是不是有點反客為主的武斷和過于倉促，我們今天已經不好評價。客觀地說，馬林的這一決定加快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步伐。因為盡管中共上海發起組名義上擔負著臨時中央的職責，但由于沒有正式的中央機構和固定的經費來源，陳獨秀和李大釗又都不在上海，黨的工作幾乎處于停頓狀態，因此很有必要召開這樣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其次，由于沒有充分的溝通和準備， 所以無論是會議的籌辦者，還是各地黨組織，對這次會議并沒有特別重視，可能覺得這只是一次一般會議，并沒有也不可能預見到這次會議無比重要的意義。以組織觀念很強、經常召集黨團組織會議的北京小組來說，他們并沒有專門召集黨員的全會來推選會議代表，小組的書記李大釗并沒有與會，而大家在推選代表的時候也沒有推選李大釗，因為他們覺得這種事務性的會議不應該打攪他們尊重的李先生。鄧中夏說他不能參加會議的理由是在此期間他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由此可見在他看來少年中國年會要比黨的代表大會更重要。
這個細節，一方面頗能生動地反映出黨在正式成立前組織生活的松散狀態，同時也反映出會議準備工作的倉促、各地組織對會議的意圖和重要性缺乏認識。由此推之，的確有很多重要的事務性工作纏身的陳獨秀和李大釗缺席會議也就不難理解了。
第三，在黨的草創時期和非常環境下， 一切只能因陋就簡。處于嚴密監視下的馬林能夠下決心在他陌生的上海召集這樣的會議是需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不可能一切都考慮得十全十美。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就是通過這個會議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讓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盡快聯合起來一起行動。正如董必武新中國以后參觀“一大” 舊址時題詞所寫 ：“作始也簡，將畢也巨。”一切偉大的開始都是簡單的，但邁出了第一步，就意味著一個偉大的開始。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位黨的最重要的創始人，沒能參加黨的成立大會固然是一種無法彌補的遺憾，但是，黨的成立大會在十分艱苦和危險的環境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宣告了中國第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今天看來，其歷史意義的重大、深遠是無與倫比的。
（來源：《博覽群書》2011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