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北京和上海，一個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一個是現代經濟和新思潮的中心，構成現代中國的“雙城”。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歷史中，“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廣為人知的一句話。李大釗和陳獨秀，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為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醞釀、產生和在海內外的發展，打下了組織、人才的基礎。陳獨秀領導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作為建黨“中樞”居中聯絡，李大釗領導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與上海緊密互動，一起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誕生。
與上海、廣州、長沙、武漢等地不同的是，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依托中國最高學府、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發展起來的，李大釗和張申府是北大的教師，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鄧中夏等人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北大兼容并蓄的文化環境，李大釗博大精深的學養，使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從一開始就十分注重理論和學術的研究；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經歷了從松散的學術團體到具有嚴格組織紀律的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的演變，這種演變在黨的早期組織形成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考察從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到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的歷史過程，對于認識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以及早期黨員的構成和組織特征，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原點和文化DNA，具有一定價值。
一、亢慕義齋里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一樓典藏部里，保存著八本珍貴的外文書籍。這些書都是32開印刷精美的德文原版小冊子，封面有橘紅、淡藍等顏色，每本書的封面上，都有一枚“亢慕義齋藏書”的印章。這是八本極為珍貴的德文原版馬克思主義文獻，有列寧的《偉大的創舉》《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季諾維也夫的《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德國十二天》《舊目標新道路》，托洛茨基的《法國工人運動問題和共產國際》，蔡特金和瓦勒齊的《反對改良主義》，布蘭特和瓦勒齊的《共產主義在波蘭》。封面的下方，分別印有“漢堡共產國際出版社”等字樣。印刷出版時間分別為1920年、1921年及1922年。
蓋有“亢慕義齋”印章的部分藏書
亢慕義齋是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設立的用于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收藏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圖書室。“亢慕義”，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譯，“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書齋之意，之所以用這樣一個名字，主要是為了躲避北洋政府當局的檢查和迫害。
1918年至1919年的兩年，是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迅速傳播的時期，也是李大釗從一個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階段，李大釗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雜志上發表《庶民的勝利》《五一節May Day雜感》《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廣大青年當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和深遠的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李大釗先后參與發起了30多家社團組織，是北洋法政學會、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志社、新潮社等影響力很大的社團中的核心人物。通過這些社團，李大釗廣泛聯絡各界先進知識分子，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使很多進步青年團結在他的周圍，這既反映出他高度的組織能力和個人魅力，也為他秘密進行的建黨活動做了組織人才的準備。
李大釗通過發表大量文章和他周圍的青年才俊密切接觸，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到很大的引導作用，而隨著大家組織起來的愿望日益迫切，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條件因此成熟了。其實，作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在1918年就已經開始組織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由于這個團體沒有展開太多工作，沒有吸收廣大革命青年參加，所以不為人知。1920年2月，李大釗雇了一輛騾車護送陳獨秀到天津，兩個人在車上商議建黨事宜，相約分別在上海和北京創建并發展黨的組織。回到北京后，李大釗與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等人經過多次醞釀和討論，決定首先組織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1920年3月，他們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時間上說，早于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因此被稱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開始時是一個秘密團體，直到一年半以后，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才公開。或許是出于斗爭的策略，李大釗沒有公開列名發起，沒有在研究會中擔任職務，而是以理論家的身份作指導。研究會公開活動后的第一次會議，有50多人參加，李大釗出席并致開幕詞。研究會的成員，以北京大學學生為主，主要有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范鴻劼、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劉仁靜、張國燾等人，其他學校有個別人參加，都是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李大釗領導的培養共產黨員的預備學校，19名發起人中，除高崇煥、范齊韓等3人外，其他16人都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亢慕義齋位于景山東街的北大第二院，也就是馬神廟西齋宿舍。羅章龍回憶說，蔡元培撥給他們使用的兩間房子很寬敞，應有設備齊全，火爐、用具都有，還派有工友值勤。擺放整齊的室內，墻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還有兩個口號：“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貼有革命詩歌、箴語、格言等，氣氛莊嚴、熱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歡騰雀躍，連日聚會，紛紛賦詩紀念。李大釗也和大家一起朗誦詩歌，表示慶祝。
亢慕義齋舊影
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是宋天放的手書，取自陳獨秀和李大釗的詩句。上聯意指搞科學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準備坐監牢的；下聯意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李大釗稱南方人為南方之強，鄧中夏、羅章龍等很多南方來的同學則稱譽李大釗為北方之強，南方之強又加上北方之強，表示南北同志團結互助，同心一德。對聯概括了當時研究會奮發圖強的精神。“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號，體現了北京大學校內的斗爭。當時的北大，是新舊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舊、復古思想其勢猶熾，唯心主義、宗教思想也相當活躍。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把馬克思學說立起來，就無法破對方，不破對方，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也就打不起來。
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學術和翻譯活動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組織會員學習馬克思主義，二是組織會員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三是組織講演活動。
《北京大學日刊》上曾經刊登過研究會的研究方法，這里不妨摘引如下：“（1）討論會。每星期六晚七時開一次。先由會員一人述釋該題之內容及其要點，然后付之討論。一次討論不完，下次續之。（2）講演會。每月終開一次。暫時敦請名人學者擔任講演員，由書記負責接洽。俟本會研究確有成績后，則完全自行擔任。（3）特別研究。完全由會員自動的自由組合。現已有了三個：A.勞動運動研究……B.《共產黨宣言》研究……C.遠東問題研究……”
從以上列舉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研究會是一個非常嚴謹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團體，不但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經典原理的學習、探討，還有針對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現實問題進行分析，這種扎實的作風，也只有在北京大學這樣有著濃厚學術氛圍的高等學府才有。當然，這與治學嚴謹的研究會領導人李大釗是密切相關的。
研究會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收集馬克思學說的各種圖書。起初主要是從北大圖書館借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分別閱讀。為了有組織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鄧中夏等10余人籌集了120塊現大洋，購買了第一批馬克思學說著作，過了一段時間，又籌集了部分資金，由李大釗利用擔任圖書館主任的便利條件向國外購買書籍。
亢慕義齋成立時已有馬克思學說的英文書籍40余種，中文文獻20余種，基本上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主要代表著作，如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等，中文圖書有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李漢俊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和惲代英譯的《階級斗爭》等。到了1922年，其藏書已達到數百種，包括德、英、日、漢等各種文本。
1920年10月，羅素到中國講學，引起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的大辯論。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利用這一機會，在紅樓一個大教室里，開了一次為期兩天的大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社會主義是否適宜于中國”，分贊成與反對兩派辯論，邀請李大釗作為評判員。研究會成員朱務善對此有一段詳細的回憶：“參加這次辯論會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學及專門學校的學生和教員，聽眾很多，連座位都沒有了，很多人還擁擠在教室外面聽。兩方面辯論終結時，聽眾都想聽一聽李大釗同志的結論，一時滿場俱寂、鴉雀無聲。李大釗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講臺，手里拿著一張筆記大綱，開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來解答這個問題。他慢慢地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證明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正如封建制度因生產力的發展一定要轉變到資本主義制度一樣，不是人的意識與感情所能左右的。”
李大釗
李大釗說話聲音不大，又很沉靜，表現出一種高度自信心與堅定性，最能吸引聽眾的注意，使人悅服，引起了大多數聽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此后不久，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竟增加到數十人之多，同時其他各學校也成立了這樣的研究會。
為了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原著，使更多不懂外語的人能夠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李大釗還在研究會成立翻譯小組，制定翻譯計劃，分批分組翻譯他們能夠收集到的馬克思主義文獻。
由于北大校長蔡元培很強調學習外語，課程安排上外語比重相當大，為翻譯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亢慕義齋的翻譯小組吸收外語系的同學，計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語有10余人，英語20余人，俄語四五人，法語五六人，日語也有一些人，還有老師進行輔導。研究會負責人之一、兼任德文翻譯組長的羅章龍對翻譯小組的工作有詳細的回憶：“開始，我們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記》，還翻譯了一些宣傳唯物論、進化論的西方科學書籍。這些書當時可以印行，在我們也是個練習過程，鍛煉和提高了我們的外文基礎和翻譯技術，以后慢慢翻譯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書籍。前后規劃有二十種，陸續譯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們德文組先后翻譯了《馬克思傳》、《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初稿，我參加了這些工作，并為執筆人。”
研究會的會員中能讀外文書的當然不是一個兩個，但并非都有較大理論興趣，能埋頭讀書。劉仁靜肯下工夫鉆理論問題，一本接一本地讀書、讀報刊，讀完后還喜歡以自己年輕的熱情到處宣傳，言必稱馬克思，動輒要無產階級專政，儼然是一個革命理論家。劉仁靜自己對此有過這樣的回憶：“記得那時由于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知之不多，研究會要組織演講報告之類活動是有困難的。李大釗先生對馬克思主義雖有研究，但不可能把講演的任務包下來，其他教授也無力經常接受邀請。為了開展工作，我這個低年級的學生會員也曾濫竽充數，登臺講過一次……不料由于這一講，有人竟戲稱我為‘小馬克思’。”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自1920年3月秘密成立、1921年11月將組織公開，到1926年還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啟事，前后活動共達六七年之久，是我國成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這個團體不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翻譯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培養、團結了一大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青年，成為建黨前后北京黨組織重要的外圍組織。
三、張國燾和張申府：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
北京黨組織的建立是以李大釗為中心，與陳獨秀在上海的建黨活動密切相關。“南陳”和“北李”之間的聯絡，除了通信之外，還有兩個穿梭往來于北京和上海之間的年輕人為他們充當了信使：一個是北京大學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張國燾，一個是李大釗在圖書館工作的助手、青年教師張申府。他們與“南陳”和“北李”的私人關系都很密切。
1965年，張國燾完成了100萬字的《我的回憶》，回顧了自己豐富而曲折的經歷。雖然書中有不少對自己的溢美之詞和出于個人恩怨對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污蔑之詞，但對他經歷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生動的敘述卻頗具歷史價值。
張國燾
張國燾又名張特立，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鄉一個鄉紳家庭。五四運動爆發后，張國燾成為重要的運動骨干，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組織參與多次講演活動并曾經被捕。運動后期張國燾和羅家倫以北京學聯代表的名義到達上海，與當時在上海的孫中山等國民黨上層人士有過一些接觸，并見到了已經來到上海的陳獨秀。張國燾在上海期間與陳獨秀多次晤談，了解到陳獨秀正在和戴季陶、李漢俊等人醞釀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情況。
1920年5月初，張國燾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拜訪了李大釗，把在上海的經歷和陳獨秀在上海的情況告訴了李大釗。李大釗很重視他和孫中山的接觸，認為他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于俄國革命的情況知道的也還少。因此，他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在張國燾回到北京之前，李大釗已經會見了從海參崴來到北京的維經斯基一行，幾次在北大圖書館為他們召集歡迎會和座談會，請維經斯基到上海拜訪陳獨秀。
當年7月初，直皖戰爭一觸即發，北京的局勢又緊張起來，段祺瑞親日派密謀搜捕反對他的學生們。李大釗建議張國燾到上海躲避，與陳獨秀商談一下關于馬克思研究會和進行工人運動的步驟。張國燾一到上海，就到漁陽里2號拜訪陳獨秀，匯報了李大釗的想法。陳獨秀非常高興，說正要商議關于共產主義運動的事，熱情地請張國燾住到家里樓下的一間客房，以便從長計議。張國燾對他和陳獨秀關于建黨的討論有如下生動的回憶：“他（陳獨秀）開門見山的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先生這種堅決的主張，我還是第一次聽見……1920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興奮的心情將和陳獨秀先生談話的經過告訴李大釗先生。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陳獨秀著手發展黨組織的行動，使李大釗倍受鼓舞。
李大釗在與張國燾商議著手進行建黨活動的同時，還與另一位姓張的年輕人，他在北大圖書館的助手——張申府秘密商議建黨事宜。1917年，張申府在北大畢業后以助教名義留北大工作，擔任預科數學和邏輯老師。通過同學郭曉峰，張申府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常去李大釗辦公室閑談，因此與張申府熟識。由于李大釗工作比較忙，就讓張申府幫助在登錄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釗離開的時候，張申府幾次擔任北大圖書館代主任，張申府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參與《新青年》編輯工作，在《新青年》上發表過許多文章。他和陳獨秀、李大釗共同創辦了《每周評論》，還是少年中國學會和新潮社骨干成員。
張申府
陳獨秀南下上海之后，一直保持與張申府的聯系。1920年8月，張申府忽然收到陳獨秀的一封信，就黨的名稱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征求他和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和他復信認為還是叫“共產黨”比較好。對于陳獨秀和李大釗分別在上海和北京發起建黨的過程，張申府這樣回憶：“對于建黨一事，我們有了統一的認識，便開始分頭活動。陳獨秀熱情極高，他說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漢、李達等，還發展了當時在滬的施存統、沈雁冰、沈玄廬等。此外，陳獨秀同胡漢民、戴季陶、張東蓀等人也談過此事，他們沒有同意。由于陳的多方推動和組織，終于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北京也在同時進行籌組活動。大釗同志性情溫和，樂于與人交往，然而又不善空言，他和陳獨秀一樣具有熱情和信心，但工作起來又較細致謹慎，因此北京的發展工作稍緩慢了一點。”
張申府久慕英國哲學家羅素大名，曾經在《新青年》等雜志上譯介了羅素的多篇文章，是中國思想界具有廣泛影響的羅素專家。1920年10月，羅素攜夫人來中國講學。張申府遠赴上海迎接。臨行前，李大釗請張申府到上海后，代表他與陳獨秀商談建黨事宜。張申府到達上海后，住在陳獨秀家里，一方面聽羅素的講演，一方面與陳獨秀就黨的籌組問題多次交換意見。張申府回憶說：“陳獨秀是一個熱情爽快的人。他信仰馬克思主義并且對之探討追求，但在當時來講還未必能說得上深入的研究。他所表現的是極大的熱情，甚至有點激進。他很喜歡提問題，談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當然更多的時間，我們是用來探討黨的組織建設工作。陳獨秀向我介紹了上海的建黨工作。我們一致認為，既然組織起來了，就要發展，能入黨的人最好都吸收到黨內來。我還見到了上海的早期黨員周佛海、田漢、沈雁冰等，結識了不少新朋友。” 經過張國燾和張申府兩人的穿針引線，李大釗在建黨問題上與陳獨秀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取得了共識，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呼之欲出。
四、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分化和重新組合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在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不久，張申府以蔡元培校長秘書的身份于11月底從上海乘輪船赴法國，李大釗和陳獨秀都希望他在法國發展黨的組織。張申府出國后，北京小組只剩下李大釗和張國燾兩個人，為了盡快開展工作，發展新黨員的任務迫在眉睫。
張國燾對接下來黨小組的發展有如下詳細的回憶：“李大釗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參加者時，標準不免過嚴。我的同學羅章龍和劉仁靜兩位對馬克思主義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們欣然答應參加。李大釗先生和無政府主義者接洽，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等五人也應允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就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里舉行。到會的共九人，除李大釗和我外，有羅章龍、劉仁靜、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等。我們宣布這一小組的正式成立。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愿有任何組織形式，這次會議沒有主席，也沒有記錄……至于經費問題，李大釗當眾宣布，他每月捐出個人薪俸八十元為各項工作之用。”
然而，工作還沒有開展，小組內部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就無法調和了。連一向很溫和的李大釗也為之頭痛。經過一番討論，最終無法獲得一致。結果，包括黃凌霜、陳德榮、華林等在內的六位無政府主義者“和和氣氣”集體退出了小組。事實證明，“道不同不相為謀”，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是無法在一起合作的。在后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提交給黨的一大的工作報告里，也談到了這次分裂：“在去年十月產生時，有幾個假共產主義者混進了組織，這些人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分子，給我們增添了不少麻煩，可是由于過分激烈的言論，他們使自己和整個組織脫離了。他們退出以后，事情進行得比較順利了。”
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后，北京共產黨小組又只剩下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4個人，于是決定將正在籌備中的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骨干分子吸收進來。這樣，鄧中夏、高君宇、范鴻劼、何孟雄、繆伯英等很快補充進來，使小組的力量頓時加強了。
1920年11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正式改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擔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至此，以李大釗為核心的、由馬克思主義者組成的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真正建立了起來。北京黨組織的工作從此逐漸走上正軌，各項工作生氣勃勃地開展起來了。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到底有多少人？由于缺乏原始資料，加上時間過久、當事人記憶不清，各種說法都有。有人主張十一二人，有人認為是20人以上。近些年來，隨著黨史資料不斷挖掘出來，對早期黨組織活動研究的加強，有些問題得到解決，有些爭論在認識上逐步統一。由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第一卷認為，北京早期黨員主要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范鴻劼、何孟雄、張太雷、繆伯英、宋介、吳汝銘等。
五、兩點結論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從醞釀、發起、成立到分化、重新組合的過程，在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展演變中具有典型的標本價值。通過梳理和剖析這個典型標本，不但可以對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過程有更清晰的了解，還可以深化對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一些關鍵因素的認知。
第一，“南陳北李”作為建黨發起人的核心作用功不可沒，北京和上海兩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建黨過程中共同發揮了發起組的作用。陳獨秀作為《新青年》主編、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在全國具有無可比擬的號召力。他敏銳的洞察力和說干就干的行動力，使他成為建黨活動的重要驅動力。他被迫離開北京到上海以后，使上海迅速成為建黨活動的中心地之一。李大釗作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馬克思主義在知識界和進步青年中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李大釗作為北京和北方進步青年心目中的領袖，他的深厚學養和高尚人格具有很強的感召力。作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實際發起人和少年中國學會、每周評論社等社團的核心人物，李大釗為黨的成立做了扎實的組織和人才的準備。在發起建黨過程中，李大釗和陳獨秀親密合作、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建黨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與上海不相上下。原因是：陳獨秀和李大釗自從在去往天津的騾車上謀劃建立共產黨組織后，就在上海和北京兩地分頭醞釀準備，其間不斷就黨的名稱、建黨的策略、黨的綱領等重大原則問題進行密切協商并取得共識；共產國際派往中國幫助中國革命的維經斯基也是先在北京拜訪李大釗，而后經李大釗推薦到上海找到陳獨秀；全國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之所以能夠很快發展起來，也是北京和上海共同努力的結果。
第二，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以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為主，由松散的學術團體開始醞釀，并經歷與無政府主義者或其他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分化，最終成為具有嚴格紀律和嚴密組織的黨組織的演化過程。學術團體的明顯特征就是松散和隨意，沒有嚴格的加入和退出的手續，對成員也沒有剛性的組織和紀律要求。李大釗組織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蔡和森等在長沙組織的新民學會、俄羅斯研究會，董必武、陳潭秋、惲代英等在武漢組織的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互助社等，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等在廣州組織的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成立的勵新學會，成員大多是有師生、同鄉、同事之誼，能談得來、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學說感興趣的知識分子。這些團體的活動除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演講較多外，多是以聚談的形式進行十分隨意的、具有明顯學術探討性質的活動。但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隨著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毛澤東、蔡和森、董必武等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的出現，隨著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爭論，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與張東蓀、梁啟超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爭論，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批判三次大的論爭的展開，一批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立志改造中國的進步青年，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真理性，認清了科學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區別，迅速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迅速投入到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中去。這個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爭論過程，也是兩者逐步分化，強調嚴格紀律、嚴密組織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逐步成型的過程。
（本文在“史志北京——黨史研究資料”公眾號刊發時標題改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過程》）
(原載《北京黨史》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