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
編者按：斯圖爾特，全名羅德里克·斯圖爾特，加拿大退休歷史教師，著名白求恩 研究專家，著有《諾爾曼·白求恩的思想》《白求恩在西班牙》《不死鳥：諾爾曼·白求 恩的一生》。2014 年，紀錄片《平山記憶》攝制組遠赴加拿大，拜訪斯圖爾特等多位學者。通過斯圖爾特的講述，我們發現，白求恩的生活經歷是豐富多彩的，他性格中的許多“缺點”也是明顯而可愛的。這與中國人心目中的白求恩有很多不同。
白求恩故居，位于加拿大多倫多郊區的格雷文赫斯特
從 1969 年開始研究白求恩， 出版若干關于白求恩的書
我從 45 年前就開始了對白求恩的研究，那是1969 年秋天，我正在多倫多的一所中學教歷史，那次研究持續到 1975 年。在此期間，1973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有關白求恩的傳記，名字就叫《白求恩》；1977 年，出版了《諾爾曼·白求恩的思想》，這是一本白求恩書信的合集， 我按照他從出生到去世的時間順序編寫； 1974 年，我還寫了一本叫做《諾爾曼·白求恩》的書，專門給中學生閱讀。
到 1999 年，也就是我教書的最后一年，我到了西班牙。妻子莎朗和我在一個叫做潘普洛納的城市住了一年，那里因每年 7 月的奔牛節而被大家所熟知。其間， 我收到了《諾爾曼·白求恩的思想》和《諾爾曼·白求恩》出版商的信，詢問是否愿意把這兩本書修改后再版。因此，回到加拿大后，我開始重新作一些研究。此后一年里，我意識到自從 1977 年出版了我的書之后，有很多新的信息和資料可以利用，當年不愿意接受采訪的人，在 20 年之后也開始愿意談論有關白求恩的事情。因此我又開始探訪一些地方，搜集新的資料，并決定寫一本新書， 而不只是對之前的書進行改版。
這次，我的妻子莎朗開始和我一起作研究。從 2000 年到 2011 年，我們走訪過英國、西班牙，當然也到過中國。我們走過了所有白求恩到過的地方，走遍了安大略所有白求恩住過的地方，包括他在蒙特利爾的住處。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發現很多新東西。2006 年，我們和白求恩的戰友張業勝、白求恩的翻譯董越千的女兒董純一起去了晉察冀邊區，走訪了白求恩到過的每一個地方。2011 年，我的書由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女王大學出版社出版。一年之后，北京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書名叫《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薩拉曼卡大學出版社則出版了西班牙文版本。
白求恩最重要的一點是有堅定的信念
白求恩最重要的一點是有堅定的信念，也就是說，他每作出一個決定，都會堅持下去，不介意只有少數人贊同，即便有很多人反對，他也不會放棄信念。
在青年時期，白求恩是基督教徒。像所有基督教徒一樣，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成為兄弟的守護者，要幫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慢慢地，他不再相信上帝和耶穌，但是一直相信基督教的這些觀念和教義。幫助別人是作為一個人應有的責任， 這種信念貫穿了他的一生。白求恩從來沒有賺過大錢，每次有了一點錢，他總是送給別人或者很愚蠢地把它花掉。他的興趣不在賺錢上，不在讓自己變得富有上，而在做好事上。
白求恩是人，不是神，其實他是一個脾氣很暴躁的人，有時還酗酒。但在中國，白求恩受到尊敬，不酗酒，生活作風上嚴格自律，目的就是為了幫助別人，而且為此獻出了生命。
我認為，想了解白求恩，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了解他生命的全部，而不只是他在中國的 22 個月。要知道，白求恩去世時49 歲，而他在中國只待了不到兩年，是到中國之前的經歷塑造了他在中國的樣子。如果你不了解在西班牙發生了什么， 在蒙特利爾發生了什么，你將不會全面理解白求恩。在英語里有一句話，叫做“豹子無法改變它身上的斑點”，意思是說一個人本性難移，所有的一切都會最終在他身上顯露，這也是為什么白求恩在中國達到了一個“頂點”。
白求恩堅持自己的信念，夜以繼日地工作
我在中國接觸過很多人，比如白求恩的同事、病人等，這些人給我講了很多細節，印象很深刻，感受也很多。第一，白求恩會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從來不會放棄；第二，白求恩夜以繼日地、非常努力地辛苦工作。比如說，在中國，白求恩每到一所醫院或診所，中國人都很客氣，先請他喝茶，而白求恩總是說，不要茶，我想要工作，帶我去看病人。他不要喝茶， 不要吃東西，不要睡覺，對他來說，首先是責任——對病人的責任。不論作為一名醫生還是作為一名基督教徒，這都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中國就是這樣做的。
有一次，白求恩去看傷員，他們躺在那里，身上穿得很少，天氣很冷，也沒有毛毯。你知道，白求恩脾氣很大，當時就很生氣，連聲問“為什么”。陪同的人說這里沒有毛毯，白求恩說那我給他們。于是他沖出房間，從自己的行李里拿出毛毯給了傷員，并對陪同人員說，希望他們能為這些傷員找到更多的毛毯。陪同人員當時很尷尬，并讓白求恩拿回自己的毛毯， 說馬上想辦法去給這些傷員找毛毯。
白求恩深入前線，救治傷員
白求恩一次又一次地做這樣的事情。1939 年 4 月，一次戰斗后，有一個年輕戰士腹部受傷很嚴重，白求恩看過后，花了幾個小時來照料這位年輕傷員。后來， 為了照顧這個小戰士，白求恩甚至想辦法讓他騎馬和自己一起轉移。不管做什么， 即使在有戰斗的情況下，他也會想辦法每天去照顧病人。白求恩就是這樣為他的工作和責任而活著。
白求恩脾氣很壞。董越千講，有一次聶榮臻司令員看他工作太辛苦，建議他多休息。但白求恩不聽，仍繼續工作。于是聶榮臻把白求恩叫到自己那里，請他坐下，對他說：我想讓你多休息，保重身體。聶榮臻還告訴白求恩為什么要讓他休息。然而，白求恩站起來，走向聶榮臻， 聶榮臻當時抽著煙，他一下子奪過聶榮臻的煙，踩在腳下，大喊道：我是大夫，有關醫療藥品我作決定；有關戰斗，你再來作決定！這可是他的“老板”啊，是軍隊的司令員，可白求恩就這么做，他脾氣真的很暴躁。也因為有這樣的脾氣，所以他才能很努力地工作。
我們研究白求恩，應該什么都講，不論是他好的方面，還是不好的方面。他就是他，不能拔高，讓他看起來與眾不同。他不是天使，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開始時，這對于中國人來說很難，中國人會說，白求恩這個外國人會發脾氣，會把儀器扔掉。據說，有一次白求恩見一個醫生拿著手術刀削蘋果皮，就打了那個醫生一巴掌，說以后不準再這樣做。所以，一些中國人開始時很怕他，后來逐漸意識到， 他的脾氣使他前進，使他有了這樣的成就，大家開始尊重他。
白求恩要求來到中國， 在晉察冀邊區待了 17 個月
白求恩臨終前說過，生命的最后兩年是最有意義的。他曾到過延安，和毛澤東、朱德、聶榮臻等結下深厚友誼。有人問我，作為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和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有著天然的親近感？他到中國之后，拒絕到國民黨統治的地方，而堅持到敵后，到延安，是否能夠從這個角度作出一些評價？是不是他認為和中共的合作是他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事？下面就根據我的研究，談談白求恩為什么要到中國，而且認為這兩年是生命中最有意義的。
我的《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一書記載了白求恩在西班牙做的一件好事——他在 1937 年建立了輸血站，幫助人們沿著西班牙海岸逃出法西斯的魔掌。但那時他酗酒，和上級軍官發生沖突，在被要求離開西班牙之前，他主動離開了那里。實際上他在那里做得并不是很好，因此在 1937 年 6 月回到加拿大后， 他為在西班牙所做的事情感到羞愧。讓他感到羞愧的不是他建輸血站，不是他幫助別人，而是他不聽從命令，不按上級軍官的要求去做，因為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氣，他喝的酒太多，發脾氣的次數太多。
一個月之后，日本人襲擊了北平盧溝橋，白求恩讀到了這條消息。接下來的三個月，不斷有消息傳來，說國民黨怎樣抗日，但報紙上沒有一點共產黨的消息。白求恩說，我已經沒有什么可留戀的，應該為自己在西班牙所做的一切作出補償，否則的話，我就是一個壞人。于是他去見了加拿大共產黨的領導。其實，白求恩先說自己想回到西班牙，但西班牙方面答復說，你最好不要回來了， 因此他在精神上很崩潰。于是他說，我想去中國，也許我在那里能做點什么事情——好的事情。就這樣，加拿大和美國共產黨作出安排，把他送到了中國。他們并沒有和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系，因為那時候通訊很困難，他們只是把白求恩和一名護士、一名美國醫生送到了中國，那是在 1938 年 1 月。
他們經香港到武漢，中國共產黨在武漢的代表周恩來問他：你想做什么？他說：我想去延安，加入八路軍。那個美國醫生不想去，于是白求恩和加拿大護士瓊·尤恩兩個人去了延安。他在延安待了一個月，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后來在《紀念白求恩》中說他只見過一次白求恩， 但據我所知，包括很多當時在場的中國人都說，在那一個月時間里，白求恩和毛澤東見過多次，談了很多。美國醫生馬海德、同白求恩一起來華的瓊·尤恩也告訴過我同樣的事情。
在那期間，白求恩說，我想去前線。但有人說他年紀太大了——那時他已經47 歲。要知道，那時八路軍戰士們的平均年齡是 18 歲到 22 歲，白求恩的年齡是他們的兩倍還不止，所以人們覺得他不能去。有一次，白求恩很生氣，順手拿起一把椅子，扔出了窗外，說：這是你們的想法，我不要這樣！然后他就走了。于是， 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意識到，必須讓白求恩去前線。
就這樣，白求恩和加拿大傳教士醫生理查德·布朗一起去了前線。布朗不是共產黨員，實際上他還反對共產主義，但作為傳教士，他想要幫助中國人，不管你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直到 6 月底，白求恩和布朗在五臺山的松巖口一起工作了六周，治療受傷戰士。后來，布朗決定回去，因為需要籌集更多的錢來幫助白求恩，但他因為某種原因沒能回來，之后只剩白求恩一個人。從 1938 年 6 月工作到1939 年 11 月去世，白求恩在晉察冀邊區整整待了 17 個月。
白求恩和中國人民一起抗擊日本侵略
白求恩在與中共領導人的交往中思想變化很大，也就是說，白求恩到中國后改變了。我認為，白求恩在中國最大的改變是學會了與人合作，而不是和人對立。在白求恩的一生中，一直有一個大的問題， 那就是他總是和職位比自己高的人發生沖突，不管在哪里。在學生時代、在蒙特利爾工作時，還有上邊提到的在西班牙，他始終是上級眼里的“大麻煩”。
白求恩與八路軍戰士在一起
到中國后，白求恩自己也曾經說過，學會了與人合作，因為大家有著共同的信仰。他反對侵略，和中國人民一起抗擊日本侵略。不管是白求恩，還是毛澤東、聶榮臻，或是每個八路軍戰士，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就是把日本人趕出中國，因此白求恩不遺余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工作中釋放心中的能量，這也把他從愛和上級作對所受的挫折中拯救了出來。
對于白求恩來說，當時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交流。實際上，在學生時代，白求恩的語言成績就不理想。在西班牙時，他沒有學會西班牙語；在蒙特利爾工作六年， 也只學了幾個法語單詞。在中國，由于白求恩不懂漢語，中共派董越千擔任翻譯， 否則他都可能把自己搞丟。當然，他不可能一天 24 小時都和董越千在一起，肯定有獨自一人的時候，沒有人同他講話，沒有書。感到很孤獨的時候，他一定在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晉察冀偏遠、落后的地區，沒有廣播，沒有書報，但白求恩做著自己想做的受到的就是這樣的教育。
聶榮臻了解白求恩，白求恩尊重聶榮臻
有人說，白求恩在晉察冀和聶榮臻有很多交往，臨終前給聶榮臻寫過一封類似遺囑的信，信的內容很感人。據我考證， 那封信是有爭議的。我可以肯定白求恩沒有親筆寫下那封信，而是翻譯根據他的意思寫下來的。
白求恩在去世前一天到達黃石口駐地，第二天早晨 5 點 20 分左右他就去世了，所以他在那里的時間只有十六七個小時。在那段時間，他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潘凡是他最后一個翻譯，因為董越千在幾個月前離開了。白求恩知道自己不久于世，想要給聶榮臻寫封信，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潘凡，還把戴的手表摘下來給了潘凡。由于信不是白求恩寫的，而是潘凡用漢語寫下來，然后又翻譯成英語，然后又被譯成漢語，所以經過這樣多次翻譯之后，大家看到的會有一些變化，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記錄。在那封信中， 他說（或者潘凡替他說），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
雖然生活很艱苦，但白求恩對這個地方的人民有比較高的評價。在他心里，聶榮臻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實際上，他對聶榮臻描述得并不多，但是我們知道一點：他很尊敬聶榮臻。即使是那次發脾氣從聶榮臻手里奪過香煙，他們依然是好朋友。當然，聶榮臻只懂一點法語，不懂英語，白求恩則不懂法語，因此兩人所有的交談都是通過翻譯董越千進行的。
聶榮臻是一個善解人意的人，他了解白求恩的情況， 知道白求恩的脾氣。董越千到晉察冀的時候，聶榮臻就跟他說，你不只是翻譯幾句話，你要試圖使白求恩平靜下來，控制他的脾氣，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時董越千只有 23 歲，還很年輕。
白求恩與聶榮臻在一起
正如我之前所說，白求恩在做他想做的事，所以他不求回報。即使付出的很多，得到的很少，幾乎掙不到錢，他依然會去給普通士兵購買物品。其實他一生都是這樣，從來沒有想過要錢。在中國，白求恩很尊重那些普通人，包括八路軍中年輕的士兵和遭受日軍殘害的普通百姓。他看到， 這些人雖然都遭受著日本侵略者的壓迫，但沒有逃跑，而是全力反抗，堅持和日本侵略者戰斗，直至獻出生命。因此他很尊敬這些普通人，認為他們都有好的品質。當然，白求恩更尊敬他的領導，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學會尊敬自己的領導、自己的上級。也就是說，聶榮臻得到了白求恩百分之百的尊敬和信任。
白求恩救助老百姓既是自發的， 也源于責任感
晉察冀在當時比較落后，即使到現在，也有很多是比較不發達的地方。白求恩對當地老百姓非常好，老百姓也非常感激他。那么，白求恩對普通老百姓的感情是源于天然的善良，還是出于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呢？我認為，首先是責任。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和老百姓越來越親近，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他曾經在一封信中寫道，他們是很好的人，老人給我鞠躬，希望我能夠救助他的孩子。
張軍鋒（ 站立者）、呂偉利在加拿大多倫多采訪白求恩傳記作者斯圖爾特（右一）
在晉察冀，不管白求恩走到哪里，在任何一個小的診所里，他都會治療受傷的士兵，也會救助當地老百姓。老百姓們有什么病，總是想辦法來找他。有一次，當地有一個孩子是唇腭裂，找到他時，白求恩拉著孩子的手說，我能幫助他，這很簡單。于是，他為這個十幾歲的孩子成功做了手術。他還給很多其他人做手術，盡管他們都不是軍人。
因為白求恩不懂中國話，所以交流時會有困難，但是他想和老百姓親近的愿望已經超越了困難，我相信這是發自心底的。他在信中常常寫道，這些老百姓都是很偉大的人，他們接受惡劣的生存環境和苦難的生活。所以毫無疑問， 白求恩救助他們是自發的行為，同時也源于責任感。
今天紀念白求恩的意義和價值
今天我們紀念白求恩，意義和價值是幫助別人？有多少人是為了能夠賺錢養家？如果說白求恩在現代社會能帶給我們什么，那就是大家應該向他學習，不是要求大家每天 24 小時都帶著責任感努力工作，只要每天能夠拿出一點時間去為別人而不是為自己做事就行。
不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中， 已有太多的人拜倒在金錢面前，拼命賺錢，錢成了一切，但白求恩不是這樣。當人們讀了《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或其他有關白求恩的東西，我希望大家能明白，白求恩對生活的追求就是能夠幫助別人。白求恩是一個普通的人，也喜歡被表揚，也喜歡別人拍著他的肩膀對他說“不錯”“是個好人”之類的話。但是，在中國的日子里，他不需要夸獎，他只是默默地工作，無私地奉獻，因為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給了責任。
這就是我們今天紀念白求恩的意義。也許應該有更多的人，不論加拿大人、中國人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思考他們的人生——是否應該多花一點時間想想別人，而不是自己？
我為什么走上了白求恩研究之路
我研究白求恩，與我當年的工作有很大關系。1973 年秋天，我在加拿大多倫多一所學校里教歷史。那所學校是加拿大最好的中學之一，所有的孩子入校時都要經過嚴格考試，即使家里很有錢，他們自己成績不好的話，也進不去，所以學生都是好學生。可是，作為一名老師，我對一些孩子的價值觀不太滿意，因為他們對錢更有興趣。
我想，能有什么辦法讓他們明白， 在生活中不只是學習成績好，還有責任； 不只是漂亮的外表、漂亮的服飾，還有責任。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加拿大國家電影局的目錄里一段對電影《白求恩》的描述。這部電影攝制于 1965 年， 是在我開始研究的四年之前。我讀到了有關白求恩的簡短介紹，明白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說實話，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白求恩。于是我找到那部電影， 放給班里 16 歲的男孩們看。這部電影講述了白求恩的一生，包括他在中國的情況。電影拍得很好，看電影時班里沒有一個人說話，針掉到地上的聲音都能聽得見。
那是當天的最后一節課，電影放映完后，十來個孩子不是像往常一樣跑出教室，而是圍了上來，問我白求恩是誰，毛澤東是誰，什么是醫療保障（medicare），在西班牙發生了什么事，還請我給他們多講講有關中國的情況。孩子們非常聰明， 我回答了一些有關毛澤東、中國、醫療保障的問題，但是我回答不了有關白求恩的問題，因為我也不了解。
有三四個孩子繼續跟著我走出教室， 一直跟我到辦公室，不停地問我問題。其中一個孩子說：“在我看了這部電影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醫療是為人服務的， 直到我看了這部電影。我父親是多倫多一位很有名的醫生，而且是大學里醫學會的成員，父親對他作為醫生的評價是他有三個車庫。”這基本上是他的原話， 學生的意思是說，他家有三輛車，而他父親對醫學感興趣，是因為可以賺到很多錢。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不知道那孩子說的是不是真的，但這真的很有意思，那個孩子的父親是因為能夠賺很多錢才當醫生，其他人有多少也是這樣的？
這件小事屬于意料之外，很偶然，但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找到了當時能找到的唯一一本有關白求恩的書—— 1952 年出版的《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 這是兩個共產黨人寫的，塑造了一位共產黨英雄的形象，他拿手術刀當武器，投入戰斗，無私地付出。后來，我對白求恩的了解越來越多，研究越來越深，一直到了45 年后的今天。這就是我為什么走上白求恩研究之路。
（張軍鋒：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影視處處長，高級編輯；呂偉利：河北廣播電視臺英文翻譯）
（原載《百年潮》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