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變國民黨南京政府出賣東北，從東北淪陷在日寇鐵蹄下開始，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人民武裝抗日，發動了包括大半部地域和千百萬群眾的游擊戰爭，反抗強暴的日本法西斯，堅持了14 年之久的殘酷斗爭。不管國民黨反動派如何厚顏無恥，否認和抹煞東北人民的光榮斗爭與犧牲，但東北人民為祖國獨立，為人民解放，曾經寫下一篇可歌可泣的歷史，而東北婦女在這篇歷史上，是有其光輝地位的。

隨著抗日游擊運動發展，婦女參加斗爭也是逐漸擴張起來的。九一八事變初期，東北吉、江兩省有些隊伍名義上是抗日軍、救國軍，但其實是受國民黨的影響，消極抗日，對待婦女參加救國也抱著“ 馬不能上陣”的輕蔑態度，排斥婦女參加抗日，即使有幾個婦女參加宣傳工作，也不過是點綴門面而已。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遍及各地的抗日救國會等群眾性組織，在日寇占領區是秘密的，日寇尚未占領區則是公開的或半公開的，各階層的特別是農村的婦女從這時期就已普遍入會。其中安東和沈陽的女工、遼吉中部及哈爾濱市與周圍各縣的青年女學生、舊吉東和淞江沿岸的農村婦女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會的組織。有許多地方婦女成立了單獨的團體組織。這時期工作活動主要有：第一是在群眾中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鼓動和擴大組織力量；第二是幫助當時的抗日軍、自衛軍募捐慰勞，動員人力物力進行抵抗日寇的進攻戰斗；第三是參加作戰軍隊的救護工作，組織和領導民間因抗日遭遇困難的救濟工作。

1933 年以后，隨著中共直接領導的各地抗日游擊隊的發展，以至編成抗日聯軍時期，千千萬萬婦女參加了游擊隊。有不少拿起武器成為殺敵好手——優等射手、機關槍手；有的擔任隊長、連指導員、政治委員，指揮作戰；有的參加后勤管理工作。游擊隊、抗日聯軍每年所穿的大部分軍服，是在深山大林里由婦女管理和工作著的被服廠所做成的，另一部分是由農村婦女在日寇及其走狗嚴密監視下秘密地做成，經過小孩子們一套一套地秘密搬運集中，再送到軍隊中去的。

婦女積極參加斗爭最出色的要算延邊各縣和寧安、穆棱和日寇所謂的“共黨樂土——三江省”的地方。許多農村里的救國會、反帝同盟、青年義勇軍、抗日兒童團、打狗隊（專鏟除日本特務漢奸的）、縫衣隊、洗衣隊、救護隊、文化宣傳工作、農民補習教育，差不多完全是婦女在那里起中心作用和領導著工作。有些游擊根據地農民抗日自衛隊的放哨、盤查、偵察、伏擊和夜襲“討伐隊”，差不多都是婦女占多數。遇到受日寇大軍合圍而必須撤離的地方，通常都是全村屯的婦女有組織地照顧老頭、小孩，把家搬走，搬到新的地方構筑簡單草舍和開辟新的耕地。布置新的防衛崗哨，都是婦女自己擔負。有時候在這些新的地方要多準備一些新的草舍和募集糧食，采山菜山果，準備游擊隊和日寇打仗以后來駐屯休整。

在1940 年以后幾個抗日游擊斗爭最困難的年頭，女游擊隊員的戰斗和勤務負擔，在許多情況下有時超過了男人。而在冰天雪地、饑疲困乏、萬難忍受的時候，婦女能安然自如，當情況緊張和凄慘的時候，婦女通常是沒有表現悲觀的。白晝行軍作戰，有時大雪沒膝，常急走百余里，凡宿營的草棚或帳幕、柴草、燒煮諸事，都是女隊員每天背著的斧、鋸、鍬、鎬、小鍋去操作的。有些帶著嬰兒的婦女，在敵人進逼緊張時，不忍牽累游擊隊，而將寶貝的嬰孩含淚埋藏在深雪里。

1937— 1938 年，在依蘭一縣，參加救國會的婦女會員3.5 萬人，占全縣人口25％，參加抗日聯軍游擊隊800 余名。湯原縣參加救國會的婦女兩萬名以上，參加游擊隊的有700 名。

1933— 1934 年，寧安縣婦女參加抗日救國會的有六萬名，占全縣人口1/3，參加游擊隊的就有500 多名。現在正在東北工作著的女共產黨員林娜、柴玉英姊妹和黃秀春等，就是那時的女反日會員或游擊隊員。在抗日聯軍遭受極端困難的年頭，婦女通常沒有人變節投敵人，即使被俘去也是至死不屈。

王一知

在“八一五”以前許多抗聯婦女為了準備日寇死亡來臨而加緊戰斗準備，許多婦女學會各種現代的軍事技藝，如無線電報、游泳、滑雪、爆炸及其他與飛行有關的技術。無論在戰斗中、艱苦生活中或學習中，婦女總是表現高度自覺和自強，不但不甘落后于男人，在許多情況之下有些落后的、出丑的、支持不了艱苦的男人，反而受到婦女的一種奇異魄力，受到鼓舞。東北抗聯領導者之一周保中同志常說：“我的心房留著東北人民的兩道最深的痕跡，永遠不能消磨，一道是抗日婦女的氣節與倔強……”

在無數的英勇奮斗與奇跡的婦女中，舉出千萬分之一的例子，看以往東北婦女在為祖國是怎樣地戰斗著。

東北抗聯第五軍婦女團

抗聯五軍的服裝，除部分搶奪自敵人外，主要是靠婦女團同志在密營被服廠縫制供應。五軍的這些被服廠分散建立在各縣境，一般有十幾人到四五十人。這些密營被服廠主要是五軍婦女團建成的，她們在冰天雪地里，用鋸、斧頭把五六丈高的樹一一放倒，然后鋸成板子搭蓋廠房。這種勞動非常艱苦，鋸樹需要體力，放倒兩三摟粗的樹木既笨重又危險。把廠房搭蓋起來后就動手做服裝。一個被服廠有幾臺到二三十臺機器，人多機器少，三個人使用一臺機器，輪流做，沒輪上用機器的同志鎖扣眼，檢查質量，打包等。當時缺少軍用布，大部分是白布，還有藍布，婦女團的戰士就自己染。她們上山采柞樹皮和黃菠蘿樹皮，把這些樹皮的老皮扒掉加草木灰，煮成土黃色染料，還用柞樹皮和糖粒樹皮、屯查條樹皮加草木灰煮成草綠色染料。

扒過皮的木頭還可用來搭房子。女同志們扒樹皮時，手上不是磨出泡就是被扎破，因工具少用石頭代替斧頭，有的同志被石頭砸破手也是經常的。不僅如此，大家都是“頂星星戴月亮”把任務提前完成。冬季，敵人要把抗聯戰士凍死在密林里，進行層層“圍剿”和封鎖，婦女團的同志總是想辦法沖破敵人的封鎖，千方百計將棉衣送出去。夏天到了，當被服廠的同志們聽說隊上的同志們因單衣不夠，而將身上的破棉衣中的棉花撕去，把棉衣縫補改成單衣時，女同志就坐臥不安，就又千方百計搞原料，趕制單衣送去。

當時五軍類似這樣的被服廠有七八個，廠內組織機構在1936 年—1938 年還比較完善，有廠長、副廠長、指導員，并有剪裁師傅及統計出納，有負責包裝的，還有負責驗收產品質量的。有時根據季節變化和任務情況，經常從前線調回一二十名或二三十名女戰士趕制衣服。有幾個大一點的廠子都有30 臺左右的機器，如依蘭縣克上克溝里被服廠，就是規模和設備較大的一個廠。這些被服廠的同志經常是一邊趕制衣服，一邊還要打仗，隨時做著轉移的準備。同時還要學習政治文化和軍事訓練。

建設后方醫院也是一場艱苦的戰斗。1936 年冬，婦女團的一部分同志接受在密營建一所醫院的任務，臨行前軍首長囑咐她們：“建好密營才能有鞏固的后方，建密營也是一次不小的戰斗，要跟冰雪交戰。”她們在原始森林里，迎著刮臉的狂風，放倒上百棵大樹。選好蓋房地點后，先把雪掃干凈，再點起火把凍硬的地燒化，然后才能挖坑埋柱蓋房子。這樣建造的房子可減少潮濕，傷病員住起來舒適些。為了防備敵人，她們把地往下挖二三尺深，住起來冬暖夏涼，又不易暴露，發生情況時，還可以做掩體向敵人射擊。像這樣容納百十來個人的秘密簡易醫院，婦女團的同志搭建了很多處。

與此同時，婦女團的同志在各連隊參加戰斗時，還擔任救護和運送、安置傷員工作，把傷員從陣地上搶運出來，換上便衣，送到可靠的老鄉家里掩護起來。1940 年初，婦女團的幾個同志，隨王效明支隊長，路經小漠河到獨木河去，和在那里的部隊會合，一起進行那一地區的抗日游擊斗爭，并到那兒醫治受傷有病的戰士。在獨木河堅持斗爭的同志，經常吃帶皮的糧食，或靠捕魚、射獵充饑，有時還吃一些草根樹皮，他們經常在大風雪里露天宿營，衣服破得連不成片，有許多凍傷的同志。婦女團的同志跟著部隊頂著漫天大雪，在零下三四十度嚴寒下急行軍，輾轉跋涉，走了幾天終于找到在獨木河一帶堅持斗爭的抗聯部隊。婦女團的同志以深厚的階級情意，為凍傷的抗聯戰士精心治療、護理，有時竟將自己衣扣解開，將抗聯戰士凍傷潰爛的雙腳放在自己的懷中，用自己的體溫溫暖戰士們的凍傷。她們采取了很多措施，使許多傷病員很快康復，從而增強了部隊的戰斗力。

五軍婦女團的同志為革命刻苦學習的精神是驚人的。1936 年到1942 年間，抗聯領導機關從部隊和地方抗日救國會里，選拔很多婦女去學習軍事理論技術、醫療救護和無線電通訊，等等。被選拔的同志都知道自己的文化基礎差，學習現代化技術有困難，但是，她們一想到這是抗日游擊作戰的需要，是黨對她們的信任和交給她們的光榮任務，便勇氣百倍。她們互相鼓勵，克服困難，孜孜不倦地勤學苦練，在短時期內，有的學成簡易醫生、護士，有的學成無線電通訊員，有的學會機關槍、步槍、手槍射擊。至于泅渡、滑雪，幾乎人人都學會了，并且是熟練的好手。最使人感動的是，還有50 多名婦女學會了跳降落傘。由于婦女團的同志學會了各種軍事技術，使抗聯部隊的游擊作戰力量得到了加強，特別是在救治傷病員和遠距離通訊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在抗日戰爭中，五軍婦女團的同志與連隊男戰士一起，參加了數不清的戰斗，雖然她們不是戰場上的主要力量，沒有單獨擔任各種戰斗的主攻，但在配合男戰士擔任側擊、伏擊、截擊、防御、救護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五軍各次戰斗的勝利做出了貢獻，為消滅日軍，解放祖國立了戰功。

紅槍白馬的趙一曼

她是1923 年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曾留學于莫斯科。1932 年同丈夫一起來到哈爾濱，領導了哈市電業工人的反日大罷工。1934 年她丈夫被日寇逮捕慘死在獄中，她被派到珠河縣的抗日救國會內進行婦女工作，她曾在珠河組織廣大婦女團體配合抗日游擊隊工作。她后來不僅領導了婦女，而且成為當地農民的領袖。

1935 年，當敵人對珠河縣采取燒殺“歸大屯”政策的時候，她帶了幾個女干部組織了數千人的自衛隊，抗擊敵寇。在珠河東部關門嘴子附近作了一次以低劣武裝對優勢兵器的英勇果敢的戰斗，給敵人以很大的打擊。后來這支自衛隊參加到東北抗聯第三軍第二團里去，趙一曼任該團政治委員。過了些時候，敵人大舉進攻，把珠河以東濱綏線北部燒光以后，她們這團人經過數次血戰后，退到濱綏線的南部。當時該團的上級指示她們再回到鐵路北部堅持抗戰，于是她們又回去了。后來由于叛徒告密，該團被優勢的敵人包圍于不利的地形上，全團300 余人幾乎全部殉難，逃出重圍者僅十余名。趙一曼身受重傷，逃到一個地窟中養傷，又因叛徒告密而被敵俘。

她被押到珠河縣，珠河當地的漢奸與士紳們，都想瞻仰這個出色的女英雄是何許人，當時被她大罵一頓，這些漢奸個個汗顏地抱頭而竄。后又把她解送到哈爾濱，押在日寇的特務機關，她備受過電、灌涼水等嚴刑摧殘，但是她始終守口如瓶，盡忠誠于祖國抗戰的志士，并未招出半點機密。日寇們看到刑罰無濟于事，況且她身上棒創累累，生命已是奄奄待斃，遂把她送到哈市濱江醫院養傷。她在養傷時也未嘗中止她的宣傳工作，所以該院的看護董女士和看守都受了她的感動。她病將好，三人就共同逃走，然事機不密，被敵人發覺，乘汽車追趕，在離游擊隊僅剩有20 里路的地點（老山頭附近），又被捕了，在被押回哈爾濱后，被敵偽槍殺了。臨死前，她曾壯歌一曲滿江紅，慷慨就義。趙一曼同志實不愧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人民之女英雄。

秘密工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蘇維民

趙一曼與兒子寧兒

日本強盜在東北鎮壓抗日救國運動，不但表現在殘暴的日本關東軍及其走狗偽滿軍的到處燒殺，而且在城市和鄉村中密布著各種形式的特務、偵探、漢奸、走狗，用綁架、恐怖、密偵、收買、威脅各種方法來搜捕抗日分子，特別是共產黨的干部。1936 年以后，這種手段越見其毒辣和周密，穆棱縣八面通舊中學未畢業的女革命分子蘇維民，便是在這樣嚴峻環境中與日寇做斗爭的。她不怕日寇特務機關的殘酷刑罰和追逐，她雖然是個誠篤忠厚的女子，但她總是以共產黨員的勇氣和民族節操自傲，因而很機巧地長期擔任了地下秘密工作，領導著寧安、穆棱兩縣的地方黨組織和抗日救國會。為了工作必須到農村去的時候，她常是蓬頭垢面，赤足襤褸地混雜在農村婦女群中，參加鋤地和養豬喂羊燒火煮飯，她有計劃地去做女會員的訓練和抗日文化工作，并收到實效，如為抗日聯軍游擊部隊秘密買冬天做服裝的棉花、布匹和醫藥材料。在游擊斗爭最困難的年頭，差不多都是由她所領導的抗日救國會的女會員和兒童團的孩子們，用各種方法買到以后秘密送走的，對日、偽軍的宣傳品多由婦女小孩去散發張貼。

1936 年8 月末，抗日聯軍二軍、五軍聯合部隊在穆棱代馬溝車站附近設伏，打死日寇機械化的步騎工兵300 余人，并得戰馬100 余匹，毀火車一列，也是蘇維民同志指導地方組織與游擊隊配合行動的。

蘇維民同志不斷受到中共吉東省委重要委托，常常穿上高跟鞋、燙起漆黑的發卷，衣冠楚楚，儼然時髦女郎的裝扮，像偽滿貴婦人一樣。她在工作行動中是非常機警而智慧，果決和大膽的，因此在1938—1939 年那樣的異常年份，她常往來于哈爾濱、佳木斯、牡丹江各地從未暴露，只有在叛徒宋一夫替日寇做走狗以后，日寇用盡一切方法才把她捕捉了。在日本憲兵包圍了她的住所而向她伸手攫奪時，她舉起大斧向憲兵猛砍，兇惡的憲兵向她開槍，把她捕走了。這是1940 年春天的事。

日寇千方百計地要軟化她，她在獄中受盡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嚴刑威脅，但她始終不屈，終日大罵和訕笑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走狗。蘇同志的意志和精神雖然是鐵的，然而人總是血肉和骨頭的身軀。她的頭被打壞了，腦筋受傷了，手足被打得癱軟了，然而她的心總是堅若鐵石，等候死之來臨。1945年8 月15 日日寇倒臺了，她出于希望之外地被解放出獄了，然終因受刑過重損壞了身體健康，而成為殘廢者，這不能不令人對日寇和民族叛徒們義憤填胸。

八女殉江

1938 年，敵人愈加瘋狂地“討伐”抗日聯軍。五軍一師、二師各一部于6 月下旬由佳木斯、樺川縣經勃利、依蘭、方正，奔五常、珠河、葦河一帶進行游擊活動，步步為敵人封鎖線，故每日戰斗以數次計，終于達到目的。當秋末冬初時，一小部分人由遠征地返回松花江下游依蘭地區，天氣嚴寒身著單衣，兩月來只食樹皮草根野果來充饑，還得堅持戰斗，寧凍餓而死也沒有投敵的。到時已晚，宿于刁翎河灣西岸，于次日拂曉遭遇敵襲，彈如雨下，寡難抵眾，乃撤退到東岸。時當秋水泛濫，水勢又急，男同志大部泅水而過，她們八人雖不能泅水，但恥做俘虜，而手攜手視死如歸地投入刁翎河的怒濤中。其中有：

（1）冷云（原名鄭志民），樺川人，任過小學教員，做過地方的秘密抗日工作，1937 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任過五軍后方被服廠指導員，遠征時任婦女第二隊隊長。

（2）黃桂清，寧安八面通人，任過班長，1935 年參加武裝斗爭，為一農村婦女，入隊后努力學習，大有進步，并有很好的裁縫技術，為大家所贊佩。

（3）楊貴珍，為依蘭縣刁翎人，1934年由地方反日會轉入軍隊，遠征時任婦女第二隊副隊長，為中共黨員。

（4）王惠民，亦為刁翎人，全家參加革命，均英勇地犧牲于戰斗中，王同志犧牲時僅為13 歲的小女孩。

同時犧牲者還有四名，其中有一安某（安順福——編者注），寧死不屈之精神可想見一斑了（另外三人分別為胡秀芝、郭桂琴、李鳳善——編者注）。

死也不舍機器的陳玉華

陳玉華同志為饒河游擊活動小隊中的電報員。她無論晝夜陰晴，或狂風暴雨，以至戰斗場合，從未耽誤過工作。一次在激烈的戰斗中，被敵彈所傷而犧牲于戰場，至死懷中還緊緊地抱著機器不放。日寇將其尸抬至饒河縣街去示眾，不但未能威脅了群眾，反而更加深群眾對日寇之深仇雪恨，就連日本鬼子與偽滿兵也都為之感動。

她是寧安縣一個農村婦女，18 歲時參加抗日游擊斗爭，由于她熱心學習而成為優等的報務員，生前為中共黨員。

日寇獄中的歌唱

1939 年冬季，天氣酷寒，雪沒過腰，北風刺骨，游擊戰士們的手腳全都凍傷了。從早到晚行軍，只能走五六里路。敵人利用此種時機跟蹤進攻，我抗聯五軍三師一部猛力抵抗，給敵人以不小的打擊。但我兵單力弱，彈盡糧絕，又無外援，敵人兵力屢增，乃不得已而轉移陣地。朱信玉、崔順善、劉秀英三名女同志因受重傷而不能行動，同志們冒著槍彈炮火來救她們三人撤退，她們說：“情況緊急已不容許，你們快退吧！我們死了還有你們去復仇，快把這槍同子彈拿去吧！”

鄧澍的油畫作品《八女投江》

以后敵人把她們三人抬到寶清縣城治傷侍候并加以誘騙，但她們三人毫不受誘惑，終日唱革命歌曲。敵人見勢不行，開始嚴刑拷打，以致她們皮開肉裂，死去活來，罵不絕聲。在監獄的鐵窗中，常常飄出來她們三人的革命歌聲，三人最終被日寇槍殺了，至死猶喊“中國共產黨萬歲！東北革命成功萬歲！打倒日本強盜！”等口號。

我們敬愛的裴大姐——成春

裴大姐是朝鮮族人，1929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后，她做地方的秘密抗日工作，1932 年為湯原縣農民婦女會之書記，同年秋參加湯原游擊隊。她是發起這支游擊隊中的第一名女戰斗員，也是發起人中之一。裴大姐是無分冬夏或雨雪紛飛，站崗放哨，行軍作戰，從未表示過困難猶疑，特別是善于在黑得伸手不見掌的夜間，在不透星月之森林中做偵探向導，既不畏縮又膽大勇敢，記憶力極強。她幫助同志們洗衣做飯、縫補，領導韓人男女學字、學中國話，對同志們非常地親切和愛護。長途行軍戰斗中，她常常幫助傷病員，或體弱的同志們背著兩三支步槍，或機關槍，另外還要背上自己的給養裝具，平均起來每天都是六七十斤重量。有一次到六七里路外去運給養，她一人曾背了三斗小米，超過男同志所背重量的一倍半到兩倍，故大家都對她非常敬仰和欽佩，而有“裴大姐”之稱號。

1937 年，她擔任抗聯第三路軍后方密營之被服廠長，能裁能剪，技術熟練，在各方面都成了男女共產黨員的英勇模范。

1938 年冬，她在寶清與敵人戰斗中英勇地犧牲了。她雖然死了，但是她的精神意志榜樣，仍留在游擊隊員們的心目中，仍留在湯原一帶老百姓的腦海中。

“八一五”東北解放了，老百姓歡天喜地，但是撫摸著14 年苦斗所受日寇摧殘、壓迫、剝削的創傷，又不禁憤恨。以往婦女和小孩子們所遭受的慘痛特甚，日寇在偽滿統治時期，實行配給制，有勞動力供日寇奴役的男子所獲到的配給糧，不足糊口，婦女和小孩長年忍饑挨餓用豆餅和糠秕充饑，或采野菜山果來飽腹。家中男子和年輕力壯的伯叔父兄終年“勤勞奉公”服各種強迫勞役，婦女增加了家庭的擔負，身體健康遭受無限傷害，小孩子們的成長異常困難。的確，東北婦女，特別是經過長期游擊斗爭的廣大區域婦女，希望在“八一五”東北解放后，在祖國的懷抱里，能夠順利地走上獨立民主和平的道路。東北婦女比起內地若干省份的婦女是較少有宗教傳統與守舊的氣味的，參加自由的新中國的建設是不會落后的。可惜得很，日本帝國主義倒臺了，美帝國主義又伸來了一雙魔手，要來代替它，攫住東北，攫住中國。賣東北有罪的國民黨蔣介石，今天正在東北蔣占區域完全恢復偽滿的制度，東北婦女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解放區的婦女，她們會覺悟到自己的命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繼續以往抗日救國的革命斗爭傳統，來積極參加要求獨立民主和平的自衛戰，與男子并肩去抗擊蔣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者。（本文寫于1947 年）

（作者：東北抗日聯軍老戰士，周保中夫人）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