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拓展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使之成為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大廈的支柱性制度，此舉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日臻成熟，對于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一、深入領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意義

這是市場經濟體制日臻成熟的一條重大標志舉措。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2個年頭。42年的改革開放史，實際上就是一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探索到建立，從完善到成熟，不啻為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革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始終是圍繞著正確認識與處理計劃與市場、政府與計劃的關系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市場常常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市場開始解封，從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十三大強調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歷程。90年代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對計劃和市場關系的認識實現重大突破后，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市場經濟體制開始初步建立。新世紀新階段，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得到了進一步完善。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中央站在更高層面，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來謀劃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特別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確定下來，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的一個全新概括。這是對新時代經濟發展實踐的科學判斷和總結，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日趨完善和成熟。此舉必將對完善我國經濟制度體系、加快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從各方面各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產生深遠影響。

這是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一項重大制度安排。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基本經濟制度不僅在經濟制度體系中具有基礎性、決定性地位和長期性、穩定性特點，在整個國家制度中也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對其他領域制度建設以及國家治理效能有著重要影響。中國共產黨對基本經濟制度內涵的認識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我國建立起以公有制為基礎、以計劃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一整套經濟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深刻總結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積極主動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推動經濟體制實現從計劃到市場這一深刻而重大的變化，從而在發展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的同時催生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的蓬勃發展。在所有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最具有標志性意義。因此，中共十五大在認真總結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首次明確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從而為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方向和基礎。但在實踐中，僅把所有制制度作為基本經濟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難以全面反映整個社會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而20世紀90年代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分配機制，經過20多年的運行和發展，已經日趨完善和成熟，形成了主要依靠資本、資源、勞動力投入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一起，正式納入基本經濟制度，構筑起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資源配置制度為三大支柱的一整套經濟制度體系，三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互促進，涵蓋了經濟關系的核心內容。這一全新的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作出的重要拓展和完善。這必將有利于進一步夯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石、堅定不移地走市場化改革之路，有利于更加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這是構筑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探索和發展，是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又一個奇跡的成功秘訣。隨著市場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凸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經歷了確立、完善和發展的過程，從而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我國落后的社會生產力。截至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9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同時，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然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從1979年至2012年年均增長9.9%下降到2019年的6%，國民經濟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如何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再上新臺階，需要我們更好地克服體制機制障礙、釋放體制機制活力。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好地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在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支持和鼓勵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健全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機制、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營造良好市場環境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創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觀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成果，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一項重要發展，必將指導我們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加快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這是增強市場主體信心和活力的一次重大政策宣示。改革開放40年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經歷了極其曲折的發展過程，其間曾經經受來自“左”或右的思想傾向的影響和沖擊。確定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是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世界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獲得的科學結論，是改革開放實踐發展的必然選擇和結果。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增速下行壓力以后，社會上再次出現了一些懷疑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質疑基本經濟制度甚至否定改革開放的思想苗頭和傾向，特別是一些所謂改革導致國進民退、讓民營經濟離場的論調在媒體上不時浮現，同時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還沒有理順，實踐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民營經濟得不到公平對待，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以致出現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民間投資持續下降，民營企業較大面積增長乏力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繼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與民營企業家座談釋放積極信號后，十九屆四中全會又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再次宣示了堅定不移堅持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給人們吃了定心丸、放心丸。這必將推動市場發展環境進一步完善，極大地增強各類市場主體的信心，極大地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最大限度釋放全社會創新創業創造的動能和活力。

二、如何認識和看待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臻成熟

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標志著在我國發展了近30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日臻成熟。這一體制的成熟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又意味著什么呢？

一是意味著對市場規律認識更加統一。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發展市場經濟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財產私有，這一理論邏輯導致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認為市場經濟與公有制是不可兼容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進行經濟建設，首先就要解決資源配置問題，而市場配置資源就是最有效的形式。于是，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否發展市場經濟，成為改革開放之初理論和實際工作者熱烈討論的問題。此后無論是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還是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均突破了以往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思想基礎，也拉開了探索建立全新體制的新征程。雖然這一時期市場因素在經濟體制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但究竟該如何處理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爭論一直不絕于耳，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很大，中間甚至還出現過一些政策上的反復。進入90年代以后，特別是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對于計劃和市場關系的認識實現重大突破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始在我國得以確立，市場化的方向已然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不可逆轉的潮流。人們的思想焦點從最初如何處理計劃與市場關系，轉移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究竟該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人們對市場究竟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特別是在市場還是政府起主導作用這個問題上尚有許多認識上的分歧。從中共十五大的“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十六大的“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十七大的“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到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從中看出人們一直都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去努力尋找關于市場和政府關系的科學定位。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對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目標及其框架在認識上逐漸趨向一致，并深刻體會到，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也最經濟的形式。由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為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明確了新的科學定位，其意義不亞于90年代初關于計劃和市場關系的一錘定音的影響和作用。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既是中國共產黨對市場規律認識的又一次升華，也是全社會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共同選擇和集中反映，凝聚了全社會的共識。正如習總書記所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把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反映出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這些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已經逐漸深入人心，市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已經被全社會普遍接受，表明了市場經濟意識已經成為人們的思想觀念的重要內容，顯示了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不動搖、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不動搖的堅定信心和決心。

二是意味著市場體系建設更加健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只有單一的消費品市場、單一的所有制形式，市場體系結構十分簡單。從1978年開始，幾十年來，我國的市場化水平在不斷進步，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被確立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表明我國已經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備的市場化經濟體系。在培育市場主體方面，我們持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到2017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和所有者權益分別達到151.7萬億元和52萬億元，是1978年的209.7倍和107.2倍；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培育要素市場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日益增強，我們不僅建立了極為豐富的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像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產權等重要生產要素市場也得以發育并茁壯成長，各種市場中介機構也得到了充分發展。在健全市場機制方面，我們已經扎實推進價格改革，建立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目前已有近98%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放開由市場決定，各種不斷完善的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等市場機制正充分發揮出資源配置的功能。在規范市場秩序規則方面，我們明確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加快制定規范市場基本經濟關系、市場主體行為和市場交易秩序的各種法律法規，逐步形成了統一、科學和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管理的法規體系。同時，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我們不斷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扎實推進“放管服”改革，我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躍升至第46位。可以說，一個立體化、多層次、多元化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市場體系日益完善，進一步激發了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活動和創新力，并創造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市場體制的建立、完善和發展，是這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真正動力和源泉。

三是意味著經濟體制改革更加深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非凡的政治智慧，銳意推進改革開放，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經濟體制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突破口和重頭戲，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取得重大進展，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國市場體系尚未完全形成，市場體制機制尚未建立健全，僅僅依靠市場還不能有效配置資源，我們一直是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實施漸進性改革。經過三四十年的改革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日趨完善。可以說，符合現代市場要求的經濟體系框架搭建起來了，圍繞這一框架的運行機制建立起來了，整個國民經濟按照新體制的軌道和規則運行；但要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臻于成熟，并不意味著這一體制的最終定型，特別是在具體制度層面還存在缺陷，運行機制還不健全，社會利益關系還沒有完全理順，經濟法制還不完備，經濟效率不高的狀況并沒有完全得到改觀。進入新時代以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國用三四十年實踐走過西方發達國家花幾百年時間所走的市場化道路的歷史進程沒有變。這“幾個沒有變”表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一些方面還是存在著束縛市場主體活動、阻礙市場規律和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甚至有些地方存在矛盾和混亂的現象，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還比較多。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以更強的決心、更大的勇氣、更多的智慧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深化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加強市場監管體制改革……我國經濟體制方面許多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均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主要領域改革的主體框架已基本確立，并解決了許多長期以來想解決但沒有解決的問題，攻克了許多長期以來想攻克但沒有攻克下來的頑瘴痼疾，正著力構建起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定制度保障。

四是意味著五位一體協同更加到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決定了我國改革開放是從經濟體制改革發端，再通過其牽引作用，為全方位深化改革創造有利條件、提供強大動力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闡述的那樣：“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導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著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因此，改革開放以來，歷次三中全會研究討論改革問題，其核心問題往往聚焦于經濟體制改革，會后往往會陸續出臺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其目的就是要抓住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牛鼻子，以此推進其他領域深層次矛盾的化解。隨著改革到了一定階段，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領域改革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相互聯系、相互交融的程度越來越深，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可能牽動其他領域，需要其他領域推進改革進行密切配合。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迫切需要我們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統籌推進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其他領域的改革，否則相關領域的改革不配套不協同，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牽扯、相互制約，經濟體制改革本身也很難深化。因此，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議題沒有僅限于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問題，而是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主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拓展到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體制改革，提出了構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并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就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體制改革進行全面部署，以著力形成一整套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按照這一部署，我們堅持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重點，協同推進其他各領域改革，努力營造各領域改革密切互動、齊頭并進的生動局面，凝聚起了強大的改革整體效應，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構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核心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整個國家制度體系中處于基礎性、決定性位置，對其他領域的制度建設及國家治理的效能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這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一方面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成熟，另一方面意味著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更加定型，可以將其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制度大廈四梁八柱的重要一根支柱。這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將有利于使各方面體制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使各方面體制的相關環節能夠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從而對各方面各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長期持續健康發展。

三、進一步健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解決好的三個重要課題

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更高要求。結合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進一步健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三個重要方面的課題尚需從廣度和深度上加以推進。

一是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中國幾十年的發展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夠成功結合，并且能夠結出累累碩果。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注入蓬勃生機和發展活力，社會主義為市場經濟開辟嶄新境界和廣闊前景。“向市場經濟要效率，向社會主義要公平”，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這兩種優勢的疊加、融合，已經并將繼續釋放出驚人的制度能量。在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市場經濟方向不變，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和價值規律，遵循市場改革取向，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進一步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特別是要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變，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發揮黨的領導、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既不走僵化封閉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總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無論是分配制度還是資源配置上都既講效率又講公平，既鼓勵先進、促進發展，又注重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從而使各種資源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二是進一步深化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機結合。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貫穿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過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依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定位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不僅進一步明確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而且進一步明確了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路徑，是社會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和市場發育程度還不太高，大幅度減少政府直接對資源進行配置和干預，推動資源配置依照規則和價格通過市場充分競爭來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方面，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不能僅停留在原則層面、宏觀層面，而是要在具體政策制度上細化具體化，凡是依靠市場機制能夠帶來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會損害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都要真正交給市場，讓市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促使各個市場主體遵從市場規則開展公平競爭，通過優勝劣汰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特別是不能僅停留上口頭上、紙面上，而是要落實到微觀層面、執行層面，在具體的產權保護、要素市場配置、公平競爭環境上真正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各級權力部門和行政司法機關要真正按法律和制度行事，不能越俎代庖、朝令夕改、以言代法。另一方面，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不重視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三是要進一步深化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有機結合。這是健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一段時間以來，國際輿論出現了一些聲音，認為中國的改革出現倒退，可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或是指責“中國只改革不開放”。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戰嚴峻形勢的大背景下，國內一些媒體和人士面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也出現了應該關起門自搞一套的論調。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向國內外闡明了中國的立場：“中國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這充分表明，對外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始終堅持的一個重大原則，逆全球化、關起門來發展只會讓我們走到死胡同里面。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發展經濟，我們必須更加充分認識到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緊密聯動性，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用國內產權制度尤其是知識產權的保護來推動國外市場的開拓，用國內市場的開放度來克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用國內遵守國際市場和貿易規則來換取貿易和企業走出去的廣闊國際空間，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積累更大更足的后勁。一方面要進一步擴大對內開放，堅決破除各種所有制壁壘，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地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堅決破除各種地方和行業壁壘，清理那些顯性和隱性的市場封鎖屏蔽和地方保護主義做法，加快培育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堅決破除各種不合理的行政壁壘，清理和廢除妨礙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做到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規則，強化區域聯動聯通聯合，為經濟發展騰挪更大空間、增添更多活力。另一方面要擴大對外開放，實施更大范圍的全面開放，優化對外開放的空間格局，改變目前東快西慢、沿海強內陸弱的開放狀況，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實施更寬領域的全面開放，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更多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在我國市場上同臺競爭、共同發展；實施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借鑒和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和做法，完善我國各類涉外經貿法律和規則體系，營造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和國際社會一道構建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特別是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全方位開放合作，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創新對外投資方式，進一步拓展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空間。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40多年來，我們通過探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釋放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使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將這一日臻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必將為我們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進一步釋放更強烈的信號、開辟更廣闊的空間、激發更強勁的活力。我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面落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健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在新時代長征路上更加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偉大成就。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