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與黨的七大
［摘要］陳云為黨的七大的勝利召開及精神貫徹落實作出了重要貢獻。陳云在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及后來主持西北財辦工作期間，從組織、思想、物資三個方面，為籌備七大和創造會議召開的成熟條件發揮了重要作用。陳云在七大上的發言產生了良好的反響，其思想觀點對黨的建設具有重要和持久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陳云作為黨的七大選出的中央領導成員，進入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并多次在黨的歷史發展關鍵時刻闡述七大精神。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75周年。黨的七大是黨史上“最盛大的最完滿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1］P556，是中國共產黨從創立，經過曲折發展，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今年也是陳云同志誕辰115周年。在兩個紀念日交匯之時，筆者作為一個長期從事黨的文獻及陳云生平研究的工作者，想從陳云與七大關系的視角，在人物與歷史結合的分析中，對黨的七大歷史有所研究，側重闡述其對黨建具有重要啟示的思想、經驗和智慧。
一、陳云在黨的七大籌備期間的貢獻
黨的七大是黨史上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時間最長的一次。1928年六大黨章規定，黨的全國大會“按通常規例每年開會一次”［2］P215。殘酷的階級斗爭現實，使黨中央1929年召開七大的計劃沒有實現。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必須召集”黨的七大，并把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等作為七大主要任務。［3］P26由于國民黨軍“圍剿”根據地，中共臨時中央被迫由上海轉移中央蘇區，加上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戰略轉移，形勢危急，七大召開的計劃未能實現。1937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局勢相對穩定后，在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重提召開七大議案。
陳云1935年6月離開長征隊伍，赴莫斯科，后轉至新疆，連續完成黨中央交付的特殊任務，1937年11月29日到達延安。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是陳云返延后參加的第一次中央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組成毛澤東為主席、陳紹禹(王明)為書記的25人七大準備委員會，陳云是成員之一;陳云并同毛澤東、張聞天、趙容(康生)、陳紹禹組成委員會下設的秘書處。在這次會議上，陳云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此后，陳云參與了七大籌備工作。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研究七大籌備問題，陳云因病未出席會議。會后，陳云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主持起草了《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同時出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主任，全力領導中組部及中青委，推動黨的組織在全國迅速恢復和發展。從4月到9月，陳云九次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參與討論山東、綏遠、內蒙古、陜西、河南、東北、陜甘寧邊區及國統區和在青年中開展黨的工作問題。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會議對實現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出全面規劃，毛澤東提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13項黨建要求。［4］P519－535會議通過《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確定了七大中心任務和主要議程等。［5］P774－776陳云在會前，對黨的干部政策進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解人，氣量大，用得好，愛護人”的“用人之道”［6］P109，使毛澤東會上強調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方針的落實有了政策抓手。
從1938年起，中組部在陳云領導下，努力在全國推動黨組織發展和干部隊伍建設。黨中央到達延安時，全國黨員僅有4萬人左右，1940年黨員人數發展到80萬，1945年七大召開時達121萬人［7］P355;并培養、鍛煉出一支德才兼備的干部隊伍，為黨的七大召開奠定組織基礎。
六屆六中全會后，黨中央號召全黨進行調查研究，準備好七大需要的材料。1938年11月23日，中央書記處在給北方局等地發出的指示中提出:“須要總結過去的經驗以供七大討論的材料”［5］P786。隨后中央軍委成立“華北戰地考察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云等都“接見過考察團的同志，作了專題報告和重要指示”［8］P395。
1939年7月21日，中央書記處向各根據地發出《關于七次代表大會通知》(第三號)，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開始召開代表會議，選舉代表;同年下半年，各地代表開始向延安匯集。［9］P825中央成立以任弼時為主任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陳云是委員之一。陳云認真審閱了七大代表的檔案資料，許多黨的高級干部的歷史情況，就是在這次審定工作中給他留下深刻印象［10］P1489、1492。1941年春，各地選出的340名代表已有306名到達延安。3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計劃在5月1日召開七大，并由任弼時、陳云、李富春商議150名旁聽代表名單，提交政治局批準。［11］P399
中組部日常干部管理與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工作的結合，使陳云在延安時期形成了系統的干部政策思想。比如:選擇干部“德才并重，以德為主”的原則;使用干部“堅持人、事兩宜”兼顧的原則，“放手使用，同時經常地適時地檢查和幫助”的原則;教育和培養干部要堅持“理論和實際統一”的原則;“審查干部必須實事求是，客觀，嚴格”的原則;加強黨內干部團結及與非黨干部團結的原則;堅決糾正干部問題上存在的家長式作風、搞個人系統、陽奉陰違、濫用紀律懲辦干部、輕視干部政治生命的錯誤傾向;建立和健全干部部門“經常了解、考核、選拔干部，向黨委提供意見”的管理制度等。［6］P211－219陳云這些政策思想，對黨的干部隊伍建設產生了長久指導意義，奠定了黨管干部的組織制度。陳云對待干部嚴謹認真的態度、公道正派的作風，贏得全黨贊譽和信任，為黨的組織工作部門的同志樹立了楷模。
鑒于戰事緊張，中央部分主要領導，如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不能如期抵達延安;加之黨內思想狀況，特別是遵義會議后，雖然解決組織問題，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但沒有從思想路線高度，對過去“左”和右的錯誤進行清算，故七大召開的思想條件還不成熟。于是毛澤東下決心開展整風學習，促進全黨思想統一;政治局原定五一召開七大的計劃擱置，已到延安的代表編入中央黨校學習。
從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黨中央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以思想教育為主的整風運動，表現了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主題的全黨政治思想上的高度自覺和深刻覺醒。延安整風對黨史上的重大問題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形成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的全黨空前統一，為七大召開準備了成熟的思想條件。
陳云對延安整風作出重要貢獻。1941年10月14日，黨中央決定成立黨建研究會，由張聞天和陳云負責，對黨章、黨員、組織原則(包括組織機構)、干部政策、支部工作、兩條路線斗爭、領導方式、黨與群眾工作、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鞏固黨、黨內教育、自首分子等12個問題進行研究;這個研究會為整風運動作了理論政策學習方面的準備。1942年2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接受陳云建議，成立白區工作總結委員會，王稼祥為主任、陳云為副主任，系統總結十年內戰和抗戰五年黨在白區和國統區的工作。十年內戰時期白區工作總結的分工是:鄧發負責職工運動，陳云負責組織工作，李維漢負責公開與秘密工作，康生負責特務工作，周揚負責文化衛生工作，彭真負責農民運動，陶鑄負責監獄斗爭與自首分子問題。抗戰五年來國統區工作總結的分工是:博古負責統一戰線，陳云負責組織和群眾工作，康生負責對付國民黨各種反動政策，凱豐負責青年與文化工作。為了加強和完善這項工作，2月11日，政治局會議又接受陳云的建議，決定白區工作總結委員會增加李富春、王若飛為委員，陶鑄為秘書;并按照問題組織小委員會，其中農運委員會由王若飛、彭真、古大存、張鼎丞組成，職工運動委員會由鄧發、吳德組成，少共與青運委員會由馮文彬、凱豐、陸定一、朱理治、李華生組成，組織工作委員會由陳云組成，文化委員會由周揚、李初梨、陳伯達組成，白軍與統戰工作委員會由柯慶施、歐陽欽、郭曉棠組成，特科工作委員會由康生、王學文、孫志遠組成，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委員會由李維漢、鄒鳳平、賈拓夫、趙振聲組成，宣傳教育委員會由凱豐組成，監獄斗爭與自首分子問題委員會由陶鑄、王德、王鶴壽、陳伯村組成。白區工作總結委員會每周例會一次，陳云提議政治局委員參加。［12］P387、402、404這個由陳云提議并參與組織的委員會，對系統總結兩個時期黨在白區和國統區工作的經驗教訓，作出重要貢獻。
整風運動全面展開后，1942年4月3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黨校、中央直屬系統、各學校(軍事學校除外)系統、陜甘寧邊區系統、中央軍委系統五個學習委員會，王稼祥、陳云負責中央軍委系統的學習;同日，陳云撰寫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被中央宣傳部列在首批推薦的18個學習文件中。4月10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委托王稼祥、陳云再考慮高級學習組準備增加的人員名單;這份最后由陳云審定的名單，在1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凱豐、康生、李富春、陳云五人組成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負總責。［12］P409、413、411
按照中央安排，陳云1942年10月和11月，先后在延安軍事干部會議和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話，1943年3月又在延安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講話。在這幾次講話中，他對黨的干部如何增強黨性，特別是知識分子干部如何加強黨性修養，提出精辟見解。其中共產黨員要“把個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無整個革命的前途，即無個人的前途。沒有人民，就沒有英雄”的教導;“行行出狀元。辦法是:各安其位，精通業務”的教導;“考察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的標志之一，就是看他對自己的缺點、錯誤采取什么態度”的教導;關于文化人不要以特殊黨員自居，在黨看來，文化工作者首先是黨員，文化工作只是黨內分工;［6］P258、269、273－274、276、277作文化和文藝工作的黨員，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的教導等;都深刻觸動與會者，給他們留下終身難忘的教益。時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黨支部書記劉白羽回憶說，陳云同志關于黨員作家，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作家的“警世之言，一直像雕刻在山石上的銘言深印在我的心靈上”［13］P253。
1940年，抗日根據地在日寇瘋狂進攻、國民黨軍事扼制及經濟封鎖下，陷入極度困難，財政異常窘迫，從1941年起，各抗日根據地開始生產運動。毛澤東把生產運動與整風運動一起，作為抗日根據地生存具有決定意義的“兩個環子”，指出其“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在適當時機抓住這“兩個環子”，“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14］P1107－1108
當時西北局不僅負擔陜甘寧邊區和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經濟供給，中央財政供給也要分擔，任務重大。為加強西北局財經工作，1942年10月9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賀龍為主任，南漢宸、葉季壯、高自立、朱理治為成員的西北財經辦事處。但賀龍軍事斗爭領導任務異常繁重，無法集中精力于財經工作，西北財經任務又十分艱巨，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于是根據毛澤東提議，1944年3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決定，陳云任西北局委員、西北財辦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協助賀龍、事實上是主持西北財辦工作;中組部部長一職由彭真接任。
不少人對陳云工作的調動不理解，認為陳云降職了，并對其中原因作出各種推測。在了解這段歷史后就會明白，毛澤東的提議及中央政治局的認可，正是對陳云的倚重和信任。當時延安地區和陜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在金融、貿易、財政以及生產等方面積累不少問題，亟待強有力的領導人扭轉被動工作局面［15］P317－348，而黨內能夠承擔起經濟領導工作重任的帥才不多。陳云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間，為黨籌集經費，卓有成效，受到共產國際的贊譽;到蘇區后，又與劉少奇一起糾正工會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推動了蘇區經濟的發展;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期間，陳云在列寧學校特別班，系統學習過政治經濟學理論。故毛澤東及中央的考慮是有著堅實依據的。“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陳云以一生踐行著自己的諾言。在中組部工作出色，到西北財辦后，他依然沒有辜負中央的重托和希望，一年左右，就落實了任弼時1944年代表中央在陜甘寧高級干部會議演講中提出的財經工作方針，使陜甘寧財經局勢有了根本性扭轉。［16］P261延安財經形勢的好轉，直接為七大的召開，提供了物資保障。陳云還直接領導了七大經費的籌備工作。［12］P473、481
總之，陳云在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及后來主持西北財辦工作期間，從組織、思想、物資三個方面，為籌備七大和創造會議召開的成熟條件作出重要貢獻。1944年5月21日，陳云出席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全會一直開到1945年4月20日，主要是討論《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目前掌握的歷史文獻看，陳云沒有參加具體討論;在最后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決議》時，陳云明確表示贊同，并指出提拔干部不能太快，否則不利工作。4月21日，在七大預備會上，陳云被確定為16名主席團成員之一。
二、陳云在黨的七大的發言及其影響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陳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5月9日在大會上發言。陳云的發言給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部分觀點，對黨的建設產生了長久的指導意義。
陳云的發言立足如下歷史情況。第一，共產黨經過24年英勇奮斗，已成熟壯大。第二，臨近抗戰勝利的“世界大勢、中國大勢”是我們“處在決戰的前夜”。共產黨的志向是“解放全中國，使全中國的人民起來，把政權拿在手里”，并要馬上做這件事，“開七大就是為了實現這樣的任務”［6］P297。第三，從1927年到黨的七大，工作重心在鄉村。而現在“我們快由鄉村轉到城市，快要離開農村”［17］P437，共產黨需要新的學習、新的準備。上述共產黨的巨大成功，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堅強的政治、軍事、社會基礎，同時歷史條件的變化，也使共產黨面臨新的嚴峻考驗。
陳云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近七年。長年的組織工作使他感到，黨內干部中存在著“喜歡人家說他好，不喜歡人家說他壞”;“只能升官，不能降級，有功必居，有過必避”的“驕傲之氣”。面對勝利，黨內驕氣將進一步嚴重。為警示全黨，已不是中組部部長的陳云，以在此站位上的思索，在發言中向全黨做了如下“交代”。
(一)共產黨的干部要擺正自己的位置
陳云深刻分析說，黨的干部為什么會“驕傲”?因為覺得自己有功勞。正確看待自己工作中的成績，要把握好三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把次序倒轉為“第一是個人，第二是黨，第三是老百姓”不符合道理。推動歷史進步的，不是哪一條英雄好漢，是人民;革命事業能夠發展，是黨的領導和影響作用的結果;“個人的作用是有的，不過自己不要估計太大了。任何人離開了人民，離開了黨，一件事也做不出來，應該這樣估計”。驕傲之氣，對黨的干部是“包袱”，“是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里有個人主義的成分”，不克服就會“跌跤”。“中國共產黨里有好多這樣的例子，覺得個人作用大得很，超過人民，超過黨，最后跌下爬不起來”;最顯著的例子有兩個，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張國燾。［6］P291－296
(二)共產黨員“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
陳云從認識論角度分析說，人為什么會犯錯誤?除個別人立場不正、心術不正外，是因為把客觀事物看錯了，行動就錯了。所以，當別人指出錯誤時，不要諱疾忌醫，要虛心請教，認真糾正，這樣可少犯錯誤。“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該怎樣就怎樣。愈要面子，愈要丟臉。正確態度是不怕丟臉，誠心誠意改正錯誤。共產黨員準備犧牲性命干革命，還計較面子嗎?丟開面子，講真理，怎樣對老百姓有利，對革命有利，就怎樣辦。強調個人面子，討論問題就不客觀，看問題就會攙雜個人角度和得失;立場不正，就看不清客觀，不會講真理，結果害人害己。［6］P296
(三)共產黨員要有高度的責任意識
七大處在歷史關口，共產黨責任重大，工作好壞決定中國革命的命運。共產黨員要意識到，肩上擔著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的責任。搞得好，勝利得早，人民解放得早;搞得不好，革命勝利會推遲很多年，要犧牲很多人。共產黨員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是老百姓派我們當代表干革命，帶領他們求解放的。人民把希望寄托共產黨。我們必須“兢兢業業，所有壞的東西，一切應該丟的東西，統統丟掉”。現在全黨的任務是增加力量，擴大解放區和減少淪陷區。對個人來說，增加就是要學習，減少就是要放下“包袱”，放下“包袱”就是增加力量。“如果我們的同志都把心擺得非常正，非常實事求是，毫無個人主義，可以抵得十萬軍隊，一百萬軍隊，這是無敵的力量。”［6］P297－298
陳云一席話平實、樸素，但極其深刻，由淺入深地闡釋了列寧關于人民、階級、政黨、領袖之間關系的理論，道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作“交代”前，陳云非常誠懇地算了自己的“賬”。他說，我當中央委員十多年有兩條教訓。一條是要有實事求是、分清是非的精神。當一個事情作了決定，要看一看它與客觀是否相符。另一條是對當大官要有正確態度。要想清楚當的是什么性質的官?本領同這個官位配不配?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共產黨的中央要決定這么多人的命運，搞不好要死人，死幾萬、幾十萬，人頭滾滾。這樣的重擔壓在身上是要汗流浹背的。［12］P478－479
陳云“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一席話，影響了中國共產黨幾代人。20世紀80年代初，黨處在撥亂反正、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時刻，因“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黨內紀律廢馳，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泛濫。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宣傳部負責同志談思想戰線方面的問題時嚴肅指出，當前黨對思想戰線和文藝戰線的領導，存在渙散軟弱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18］P389。8月3日，胡耀邦在全國思想戰線座談會講話中，傳達了鄧小平談話精神，并強調“全黨都必須學會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來增強團結，改進工作”。胡耀邦引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報告中的論述:“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開展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19］P289－291、295、299在此背景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以《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為題，印發陳云在七大發言中的一部分，指出陳云生動地、深刻地闡述了共產黨員應當怎樣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個人的功勞和錯誤;號召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勇敢地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切實改進黨的領導作風。12月3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印發的陳云在七大上的發言。1982年1月，中央紀委和中央宣傳部先后發出通知，要求各級紀委和宣傳部門的干部，“認真學習陳云同志這篇發言，并身體力行”［20］。使陳云同志倡導的“‘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的思想，深入到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中去，在社會上形成一股強勁的正氣”［21］。
1998年11月，黨中央決定在縣處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中開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黨性黨風教育，這是臨近新世紀對全黨的一次政治思想洗禮和武裝。在“三講”教育中，有的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和庸俗的關系學，搞無原則的一團和氣。針對類似問題，《人民日報》特發短文《真理與面子》，再次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陳云同志倡導的“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的作風，拋開“面子”，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回避問題，不掩蓋矛盾，不做表面文章，為真理而斗爭。［22］2005年6月13日，胡錦濤在《陳云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號召全黨學習陳云同志“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的非凡膽識和堅定立場”，學習陳云同志“把革命的和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講真理，怎樣對于老百姓有利，怎樣對于革命有利，就怎樣辦”的精神;并以實例說明陳云同志是“為了人民利益敢于堅持真理的典范”［23］。
陳云七大發言中倡導的“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以及個人工作中的成績，首先屬于人民，屬于黨，然后才是個人作用的“功勞觀”，是共產黨員政治品格修養的準則，是黨內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方針，其思想價值經久不衰，成為毛澤東思想中黨建理論的瑰寶，在黨內政治生活中有著廣泛的認同和影響。
再把歷史鏡頭拉回到黨的七大。陳云七大發言，并不僅限黨建內容。七大時陳云在西北財辦主持工作已一年有余，發言中自然要講到“本行”［17］P437－440。陳云這部分發言內容，在黨的歷史上，特別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同樣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有明顯的實踐前瞻性及戰略眼光，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對陳云發言的這部分內容及思想價值，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去理解。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根本性轉折，敵后抗日根據地度過最困難時期，從1944年起開始局部反攻。為開辟豫西地區，9月至11月，以八路軍太行、太岳軍區及駐陜甘寧邊區部隊組成4個支隊，先后渡過黃河、挺進豫西，開展游擊戰爭;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所屬359旅從延安南下，進抵湖北大悟山與新四軍第5師會師，然后渡過長江，進入鄂南。七大召開時，已處在抗日戰爭大反攻前夜，黨的工作將要發生從農村到城市的戰略轉移。陳云在西北財辦主持工作期間，正經歷了這個歷史轉變關頭。陳云立足現實，著眼長遠，對全黨財經工作提出兩點具有戰略意義的建議。
(一)要保存農村家務
陳云看到，陜甘寧邊區出征部隊，“對幾年以來生產勞動的結果——農村家務”，有“糟蹋”“浪費”“處置不妥當”的現象。他曾考慮過，在大會上是否講這個問題。考慮后，認為很有必要。因為這“不僅是陜甘寧邊區的問題，在現在是帶有全國意義的”問題。我們將來都要進大城市，如果進城“就把家里的雞鴨搞掉，豬娃子也不留一個，就不好”。陳云提出，將來進城時，要使自己勞動創造的“農村家務不受損失，還要保存。”在這方面，“陜甘寧邊區有經驗教訓，其他根據地也要注意”［17］P437－438。精打細算，勤儉節約，無論開辟新根據地，還是鞏固老根據地都需要，這是共產黨財經工作中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因為物質資源的節約和積累，同生產建設一樣重要，對根據地的鞏固、拓展和持久均具有戰略意義。
(二)要保存城市機器
因抗戰中日軍的大破壞，城市特別是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與1937年國民黨統治時期已不一樣了。國民黨管理城市的辦法行不通，延安農村根據地的一套也不行，“這是一個新的問題”。如何搞?陳云還沒有成熟的思路，但有一點非常明確:進城后“千萬不要把機器搞壞了，那時候機器是我們恢復經濟的本錢。如果沒有機器，我們恢復經濟就很困難”，必須好好保存機器。［17］P438對機器重視的觀念，是陳云在領導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的實踐中確立的。陳云說:陜甘寧邊區農業第一，這個方針很對，但也是因為沒有機器，只能農業第一。“如果有一點機器就可以把工業提得更高一點。”比如我們有了兩個發動機，陜甘寧邊區每天就可以造40箱洋火，三分之二的經費就解決了。我們有彈毛機，衣服就不成問題;現在沒有機器，就只好靠外邊的布匹。閻錫山的地盤，比現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地盤小多了，但他有織布機，織的是洋布，我們就要買他的洋布穿。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閻錫山從大城市出來，有過大工業;出來時“存了兩個東西，一個是機器，一個是干部”;到晉西南后，機器一搞，又可以織布。而延安唯一的發動機，是李強[①]當作破銅爛鐵買的，才1900元法幣;如果我們覺悟早點，1937和1938年在西安是有機會買些機器的。延安現在的機器靠沈鴻[②]，他在外邊搞過工廠，人來延安，機器也來了，在延安又搞了一點機器，可惜太少。故陳云強調，吸取經驗教訓，進城后“機器一定不敢搞掉，所有的東西要登記起來”。如果是“私人的企業，我們不沒收，要訂一個條約，不準破壞，為老百姓多生產一點東西”。如果把生產工具搞壞了，恢復經濟就會遇到很大困難。［17］P439－440保護機器，就是保護生產力。陳云悟到了事物的根本。
同期，在中央領導層中和陳云有同樣主張的還有任弼時。任弼時在撰寫的七大發言稿中指出:“到大城市后，要反對不保護器械財產，隨意破壞和浪費的現象。要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破壞性。”“我們要有由戰爭破壞轉到和平建設之思想準備，要認識革命的兩方面的任務，即破壞舊的建設新的。如果沒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設，那人民是不會擁護的。”［15］P392、390但任弼時的發言稿，在七大沒有公開。陳云“保存城市機器”的觀點，成為七大發言中獨一無二的戰略前瞻性主張，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
七大期間毛澤東的兩次講話，都提到陳云要“保存城市機器”的觀點。一次是《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毛澤東說，不一定每個中央委員都通曉各方面知識。“我們要從集體中求完全，不是從個人求完全。”把通曉一個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知識的人集中起來，就是完全的中央委員會。但共產黨的事業不斷發展，一時組成完善的中央委員會，會因為事業發展而不再完全，彌補的辦法就是學習，用知識彌補能力的不足。陳云同志講不要打爛機器，是因為我們缺乏搞大工業的知識，過去進城后，把機器打爛過。因此“有一個學習的任務”。要通過學習彌補知識不足，以適應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后的經濟恢復與建設任務。［24］P366另一次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結論》報告。毛澤東再次提醒全黨要關注陳云“保存城市機器”的觀點。他說:“我當了幾十年共產黨員，過去沒有學會搞經濟這一條，沒有學會就要承認，現在就要學。陳云同志講，進了城市不要打爛機器，這就有一個學習問題，不學會還是要打爛的。抓到機器、抓到工業以后怎么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個重要的問題。”［24］P406毛澤東重復強調陳云這一觀點，就是因為形勢的發展，已經顯露并將凸顯出共產黨在這方面能力的不足，如不改善，此薄弱環節將會成為全局發展中的死穴。
在黨的七大，除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作的政治、軍事、修改黨章的報告外;周恩來有統一戰線問題的發言，彭德懷、陳毅、高崗、劉伯承、朱瑞分別介紹華北、華中、陜甘寧、晉冀魯豫、山東抗日戰爭和根據地的情況與經驗，張聞天、康生、博古、彭真、聶榮臻、楊尚昆、陳云、李質忠、陸定一、古大存、李富春相繼在大會發言。在眾多發言中，周恩來和陳云的大會發言，“給代表們啟示尤大”;特別是陳云“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的觀點，“格外受到代表們的歡迎”［25］P703、704，成為黨建理論中的經典格言，廣泛和長久地流傳。
三、陳云與黨的七大相關的兩個問題
至此，筆者關于陳云對黨的七大直接貢獻的論述基本結束。下面想從七大后，陳云與七大相關的視角談兩個問題。
(一)陳云是作為黨的七大選出的中央領導成員，進入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
陳云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無論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多么殘酷，他都義無反顧，初心不移，在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洪流中，英勇奮斗，出色完成黨中央交付的一個又一個重任，歷煉和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中的中堅力量。因為陳云的襟懷坦白、堅守原則、公正無私，且實事求是、足智多謀、精明干練，又穩健慎重、平易近人、善于團結同志，七大時他在黨內已有很高威望，贏得同志們的廣泛信任。1945年6月10日，在黨的七大全體會議上，陳云當選為中央委員。6月19日，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13人被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剛滿40歲的陳云，緊跟在五大書記之后。8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云、彭真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6月4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中央書記處決定:陳云在任弼時休假期內[③]參加書記處議事，并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共同組成七屆三中全會主席團。10月27日，任弼時病逝，陳云正式遞補為書記處書記。［26］P77、99因此說，陳云在新中國成立翌年，就正式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1956年9月28日召開的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鄧小平精辟論述了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組成過程。他說:“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了一個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27］P309。
(二)黨的七大精神，給陳云留下深刻印象，他身體力行，并屢次在黨的事業發展關鍵時刻，反復闡釋七大精神，以激勵和警示全黨
陳云講的最多的有三個問題。一是全黨要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在勝利面前一定要頭腦清醒。這個思想毛澤東在整個七大講話中都有貫穿。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報告最后一部分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在24年中經歷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三個歷史時期。“只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采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體同志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掉，并且在消滅他們之后，把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建設起來。”［14］P1097陳云牢記七大精神，在工作中英勇奮斗，堅韌向前，兢兢業業，謹慎穩健，為黨的東北根據地的創建和鞏固，為東北財經工作的開拓，作出重大貢獻，直至選調中央，主政新中國財經工作。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各項事業雖然步履艱難，但很快取得成效，國民經濟恢復任務提前完成，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在這種情況下，黨內有的人個人野心膨脹，進行分裂黨的活動。1954年2月10日，陳云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講話中嚴肅指出:“在勝利的環境中高級干部不要頭腦發昏”。“一九四五年七大到現在，跌了大筋斗的幾個主要的領導同志，哪一個同志不是因為驕傲，背上背了一個大包袱，上面寫著兩個字，叫做‘正確’。背了‘正確’的包袱，就會跌筋斗”。順利的時候要十分警惕，“不小心，驕傲了，同樣可以再跌筋斗”。“一個人在人家鼓掌時，他可以有兩種態度，一是小心謹慎，一是昏頭昏腦。昏頭昏腦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補者。”［28］P233
二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創造好的黨內政治生活氣氛。陳云認為，延安整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使“毛澤東同志從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倡導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在我們全黨大大地發展了，普及了，我們黨在新的基礎上的團結加強了”。解放戰爭迅猛發展，“中國革命的局面很快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過三四年時間，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就建立起來了。當時，革命發展的那種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異常的形勢真是大大超過了預料”［29］P448。“從七大到全國勝利前，我們黨都很民主。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貫徹得很好。從一九五八年起，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民主集中制傳統被一點一點地破壞。”［30］P266－267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和發揚了七大倡導的黨的三大作風，實現了毛澤東倡導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紀委首次全會上，均向與會者講述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首先在幾十個高級干部中進行一次整風會議，連續開了幾個月的會。大家面對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評和自我批評，認真總結建黨以來的經驗教訓，在這個基礎上寫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后就開黨的七大，全黨同志團結一致，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陳云呼吁“一定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29］P453;“這一次黨中央帶了一個好頭，只要大家堅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國實現。這件事是我們全黨最大的事情，只有這樣做，安定團結、四個現代化才能實現。如果鴉雀無聲，一點意見也沒有，事情就不妙”［30］P239、240。
三是要像黨的七大那樣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對犯錯誤干部的態度和政策，給全黨留下深刻印象。毛澤東在1945年5月24日所作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報告中，苦口婆心地向與會同志講明這樣的道理:凡是犯過錯誤的一概不選，這是理想。只確定這一條不夠，還缺少一條，就是說，人家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我們就要選舉他。我們黨必須有一個原則，犯錯誤是不好的，但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是好的。一定要把這后一條加上才全面。“對歷史不加以具體的分析，不采取革命的現實主義”，“不把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起來，不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那我們就要造成缺陷、缺點，甚至造成錯誤”。“中國的和外國的經驗都告訴我們，黨內要盡可能的團結。”“任何一個同志，只要他愿意遵守黨綱黨章，服從黨的決議，我們就要和他團結起來。”［24］P361、363七大選舉中央委員那天，毛澤東投票后，沒有離開，“直到聽到王明的得票超過半數，他才離開會場”。陳云長期擔任黨務領導工作，對毛澤東在七大選舉方針上的良苦用心有著更深的體會。他強調說:政治問題的處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檢討了，就不要記錄在案，“扭住不放，不是我們黨的好作風。在這方面，我們黨是有很深刻的歷史教訓的”。處理政治問題時應考慮到當時復雜的政治斗爭背景，實事求是、從全局、從黨的最高利益、長遠利益出發來處理。但對于觸犯法律的，應當依法懲辦。陳云倡導的意見在實踐中取得好的效果。這也表明七大精神在黨內影響的根深蒂固。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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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2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