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修身齊家，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可謂高山仰止。他的領袖風范、博大情懷和獨特的人格魅力，不僅讓他的同事、友人為之贊嘆，也讓他的對手和敵人為之折服。家書不說謊，滴水見太陽。且讓我們透過部分家書信函，從另一個側面看看周恩來的家國情懷和人生境界。
少有壯志為救國
　　翻開周秉德先生著《我的伯父周恩來》第二章，你會發現一首非常熟悉的七言絕句：“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這是1917年9月，周恩來于天津南開中學畢業，赴日留學前夕與幾個好友告別時寫下的。字里行間，一位英姿勃發的少年，負笈東瀛，濟世求索，欲破壁而飛、誓當英雄的壯志豪情，仿佛撲面而來。時隔兩年，留日即將回國的周恩來在他的《雨中嵐山》詩中寫道：“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云出，愈見姣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詩言志，詞傳情。從這首詩歌里我們看到周恩來在日本接觸社會主義新思想后，認識到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可以救中國的“一點光明”，盡管還有些模糊，畢竟看到了希望。隨后，周恩來義無反顧地回國，并很快投身到五四運動中去。
　　經過一番戰斗洗禮，周恩來決定到馬克思主義誕生地的歐洲勤工儉學，進一步探求救國救民之真理。1921年1月30日，他在給表哥陳式周的信中寫道：“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來歐洲獵取學術，初入異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論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于吾民族間者。”在與表兄討論交流中國革命之路徑，是取英國保守之策，還是用俄國暴動之法時，周恩來坦言：“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至實行之時，奮進之力，則弟終以為勇宜先也。”不難看出，對于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式，周公并不主張簡單照搬歐洲那一套，當學習借鑒，兼收并蓄，“得其中和以導國人”。這種理性務實、忠勇求進的救國思想，對于一個年方20出頭的青年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時隔不到一個月，周恩來在致“式周表兄”信中，再次表達自己的考察感想，并對英法人文、產業之異同和我之出路作出分析。“英人重實利，法人重自然，此為世界之公言也，產業之振興，應用工藝之科學，法不如英，應用于農業上，則英不如法。吾國今日最大之患，為產業不興，教育不振。吾國立國本以農，然今日之急，又非工農兼重不為功。至于教育，則根本問題，端在平民身上。”決心學成回國后，“不為勢動，不為利誘，多在社會上做一點平民運動”。信中對表兄流露出的對時局有些悲觀消沉之狀，給予啟發開導。鼓勵其保持樂觀心態，堅信事在人為。一個胸懷理想抱負，奮發向上，醉心救國救民的熱血男兒形象躍然紙上。
戰友情深兩相知
　　1976年1月8日，是個令世人悲慟難忘的日子。巨星隕落，人民的好總理與世長辭。送別時，有這樣一個畫面，至今想來讓人刻骨銘心。周恩來總理的衛士張樹迎和高振普抬著鄧穎超獻給夫君的花圈走在前面，花圈兩側挽帶上赫然寫著：“悼念恩來戰友”“小超哀獻”。鄧大姐在兩位工作人員攙扶下，雙手捧著覆蓋有鮮紅黨旗的總理骨灰盒，神情凝重地緊隨其后。“恩來戰友”，多么親切、莊重、內涵極其豐富的稱謂。用在此刻，尤為耐人尋味。
　　周恩來和鄧穎超自1925年廣州結婚后，彼此風雨同舟，相濡以沫。有時也不乏甜言蜜語，共襄慰藉。1942年6月下旬，周恩來的小腸疝氣發作，住院手術。7月3日在一封以“超”開頭，“翔”結尾的信中，周公寫道：“昨天你們走后，朦朧睡去，醒來已近黃昏。晚飯以稀飯配火腿充饑。飯后讀唐詩數首，食柑子一個。十時就寢，服安眠藥兩包。……王大夫至，甚稱贊此兜子（鄧大姐親手制作），而痛苦亦減輕。大約再五六天可下地，適等你們女子生產期也。”這封家書的最后，恩來對自己的小超動情地說道：“天氣雖熱，尚能靜心。望你珍攝，吻你萬千！”五天后，鄧穎超以“來”開頭，“穎妹”收尾，發來一信：“……你一天比一天好起來，而且快出院了，我真快活！”“一心一意在歡迎你回來，我已經開始整潔我們的房子迎接你了”。最后以“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還了丈夫一個大禮。夫妻間的親熱、恩愛可見一斑。時隔三天，周恩來復信，在交流了病情、治療和父親周貽能過生日吃壽面等情況后，以一首五絕送給“超”：“結婚十八載，至友兼愛妻；若云夫婦范，愧我未能齊！”這封1942年7月6日晚寫自重慶歌樂山的詩，是周恩來家書中的經典佳作之一。清晰地表明，他與鄧大姐結婚以來的那種相敬相愛，患難與共，超越一般夫妻和伴侶關系的“至友”關系。這種關系的最好黏合劑就是：獻身革命，永不分離。這是周恩來對小超的又一次情感告白，是兩位“至友”間的心靈合唱，也是24年后鄧穎超“悼恩來戰友”的生動注腳之一。
　　周恩來和鄧穎超不僅在生活中、情感上相互關心，互相體貼，而且在思想上、工作中相切相磋，相扶相攜。根據內戰和土改工作需要，1947年3月下旬起，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領中央和軍委機關撤離延安，轉戰陜北。鄧穎超則隨劉少奇、朱德等領導東渡黃河，赴晉綏等地參加土改并開展婦女工作。其間，周鄧二人一東一西，互相寄念，書信較多。1947年9月29日，周恩來在給“超”的信中寫道：“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黃昏，月已東升，坐在一排石窯洞中的我，正好修寫家書寄遠人。”在談了“山居過節，居然也吃到兩塊月餅，幾串葡萄。對月懷人，不知滹沱河畔有無月色可覽，有無人在感想？”等情況后，回首往事，周恩來發思感慨：“九個年頭了，似乎我們都是在一起過中秋的，這次分開，反顯得比抗戰頭兩年的分開大有不同。不僅因為我們都大了10歲，主要是因為我們在為人民服務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繼而寫道：“你來電提議在東邊多留半年，我是衷心贊成。再多在農民中鍛煉半年，我想，不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會起更大的變化，就連你的身體想會更結實而年輕。”信的最后周公深情地說：“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著余興送我入夢。愿你安好。”信內信外，都是暖暖的。
　　土改工作面廣量大，政策性強，涉及問題多。鄧穎超幾次書信交流。1948年2月間，周恩來先后就鄧穎超到河北下鄉參加土改遇到的土地劃分、群眾工作、干部隊伍建設以及宗教、農會等問題，談看法，提建議，與鄧穎超相切相磋，交換意見。其中2月2日至2月9日的一周時間內，給鄧穎超寫過兩次長信。2月9日信的最后寫道：“我與你的信是想到哪里寫到哪里的，只能作為你的研討之用，不帶任何指導性，望勿在工作團中以我的意見提出，因容易生出影響，反倒不好。”可敬的總理，慮事達情總是如此縝密，及至夫妻之間也能如此謙謙之風，這樣的“戰友”怎么能不讓人生敬和銘記呢？
　　1975年12月底，是總理生命的最后時刻。《周恩來年譜》有一段這樣的記錄：在病痛中，同守候在身邊的鄧穎超低聲吟唱《國際歌》，“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心手相牽，鸞鳳和鳴，信仰如天，大無大有，山河悲泣。如此至親至愛、至尊至重的“戰友”情，令所有的華夏兒女和世界友人，無不為之動容。
不搞特殊偶開口
　　“不準搞特殊，做好普通人。”周恩來對自己、對家人、對親友的嚴格是出了名的。從《周恩來的十條家規》，便可見一斑。1946年6月，為謀求國內和平，制止內戰，周恩來隨中共代表團駐南京負責同國民黨政府的代表進行談判。親友得知后，有的托人帶信，有的直接找上門來請周恩來給予照顧，幫忙找工作。堂兄周恩夔及夫人陸淑珍就是其中之一。周恩來在給這對俗稱“鐵仙四歌嫂”的信中寫道：“相別幾近三十年，一朝晤對，幸何如之。舊社會日趨沒落，吾家亦同此命運。惟人生賴奮斗而存。兄嫂此來，弟處他人檐下，實無可為助。……目前局勢，正在變化萬端，兄嫂宜即返揚，俾免六伯父懸念。……設大局能轉危為安，或有機緣再見，屆時亦當勸兄嫂作生產計也。”其后，周恩來從自己的生活補助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給他們作返程路費和應急之用。慮大局，講原則，嚴于律己，是周恩來修身齊家的一貫作風。周恩來在處理家事、親情問題上，偶爾也會“開口子”，搞“變通”。幫“女兒”找妹妹就是其一。1949年7月22日，周恩來致電時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喬冠華和龔澎。電報中指示：“請在香港報上登一尋人廣告，用蘭姊的名義尋黃粵生（女性）22歲，四川南溪人。如找到，請龔澎找她談一下……如粵生愿來北平，望告劉恕邦助她來平。”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孫維世姐妹得以團聚。作為革命烈士孫炳文的后代，孫維世是唯一被周恩來夫婦稱作“女兒”的人。骨肉分離，天各一方，盼望團聚，做“爸爸”的怎能不關心呢？
　　周公吐哺為納賢，翔宇片牘動九州。透過周恩來的部分書信文傳，我們仿佛從另一個視角窺探到人民總理、大國領袖的多彩人生，感知到他那“望你珍攝，吻你萬千”的浪漫情懷，觸摸到他那大公無私，深謀遠慮的人間至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