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使力量倍增。”黨的組織是實現黨的領導、完成黨的全部工作的保證。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有著科學嚴密的組織體系，這也是黨的傳統和優勢。自黨成立以來，組織發展始終是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抗日戰爭時期是黨組織發展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組織發展全面走向成熟，并且積累了豐富經驗，迄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使力量倍增。”[1]黨的組織是實現黨的領導、完成黨的全部工作的保證。“正確的政治路線提出以后，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其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的命運，即決定它的實現或失敗。”[2]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黨在抗戰時期達到全面成熟，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組織建設，為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為執政黨，奠定了堅實基礎。總結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組織建設的基本經驗，對于推進新時代黨的組織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科學判斷并準確把握黨的歷史方位

科學判斷并準確把握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是黨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前提。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由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是中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轉化的必然要求。如何科學把握黨所處的時代方位，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矛盾的變化，制定正確的政治方略，順利實現工作重心的轉變，是檢驗黨是否成熟、是否有戰斗力、是否能夠駕馭中國革命航向的重要尺度，這是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

20世紀30年代，當國民黨調動兵力大規模“圍剿”紅軍之際，日本帝國主義于1931年發動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隨后在短短四個月內，中國東北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淪于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日本對東北的大規模侵略，強烈震撼了中國社會，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愛國運動嚴重沖擊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也激化了國民黨內各派系之間的矛盾。這表明，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爭正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斗爭。然而，當時黨的領導人未能看到時代的變化，未能順應形勢的發展、調整自己的政策，而是繼續推行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方針，強調國民黨政權同蘇維埃政權的對立，作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裂斗爭”[3]的錯誤判斷，導致黨非但錯失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的歷史機遇，反而使自己在國民黨統治區和革命根據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損失。特別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中國革命遭遇嚴重挫折。總結經驗教訓，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時刻，黨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改變了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會議依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的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4]。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實際上也開始了黨的組織路線的轉變。

1935年10月，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甘地區，在民族危機不斷加重的情形下，“成功把解決生存危機同拯救民族希望聯系在一起，把長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進陣地聯系在一起，實現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5]。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表明中國已處于政治形勢大變動的前夜，將全國抗日力量匯聚在一起、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任，歷史性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

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甘根據地前后，日本侵略者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整個華北危在旦夕。隨著中日民族矛盾的急遽上升，中國共產黨把握時代的脈搏、順應時代的要求，率先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于1935年8月1日草擬了《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初步糾正了“左”傾關門主義，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開始發生轉變。

在《八一宣言》公布之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尚在長征途中，在未獲悉宣言內容的情況下，從華北事變后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中，敏銳認識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1935年10月22日，黨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獨占華北，反帝運動高漲，反帝革命在全國醞釀。”[6]張聞天則更明確指出，到達陜北蘇區，長征的任務完成了，“一個歷史時期已經完結，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了”[7]。現在新的任務是保衛與擴大這一蘇區，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8]黨中央于1935年11月13日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我們的出路，只有堅決的武裝起來，開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與打倒賣國賊首蔣介石國民黨的革命戰爭，以保衛華北，與保衛中國，以爭取中國民族的最后解放”[9]。紅軍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黨中央抓住了歷史機遇，審時度勢，順應時代要求，作出了戰略調整，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科學分析了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特點，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解決了遵義會議未能解決的政治路線問題。會議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明確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期，這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中國革命準備進入全國性的大革命。”[10]為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當前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并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11]。在這樣的形勢下，“一切不愿當亡國奴，不愿充當漢奸的中國人，迫得走上一條唯一道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圣的民族戰爭”[12]。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戰線是擴大了”[13]。黨應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并且認為，“‘左’的關門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14]。

瓦窯堡會議結束不久，即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批評黨內存在的看不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及其變化，拒絕同其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錯誤觀點，深刻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特別是中國反動營壘的分化，認為“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為集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斗爭、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15]。毛澤東認為黨內“左”傾關門主義者患了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因此，“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我們一定不要關門，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16]

毛澤東在報告中特別強調，戰勝國內外敵人的根本保證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他提醒全黨，大革命失敗就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17]，為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18]。

瓦窯堡會議是全民族抗日戰爭興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它與之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報告，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錯誤，制定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策略，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即將到來之際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系統解決了黨的政治策略問題，并適時完成組織路線的轉變。

二、以黨組織的大發展推進偉大的民族解放斗爭

全國抗戰開始前，全國的共產黨員只有4萬多，并且大多集中于紅軍和陜甘寧邊區，不少地區連黨員也沒有，更不用說黨的組織，“黨的組織力量，在全國，一般地說來是微弱的”[20]。黨組織的這種狀況同抗戰形勢和黨所擔負的使命極不相稱。之所以會這樣，“一方面由于國民黨的控制和壓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們自己的沒有工作或工作不足。這是我黨在現時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最基本的弱點。不克服這個弱點，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21]。為此，毛澤東于1939年5月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特別強調，“擔負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的任務，需要我們建設一個大黨”，“一個獨立的、有戰斗力的黨”。[22]

（一）建設全國性的大黨。瓦窯堡會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期，這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中國革命準備進入全國性的大革命”[23]。“為了完成中國共產黨在偉大歷史時期所負擔的神圣任務，必須在組織上擴大與鞏固黨。在新的大革命中，共產黨需要數十萬至數百萬能戰斗的黨員，才能率領中國革命進入徹底的勝利。”[24]為了擴大黨員發展的群眾基礎，決議提出了“兩個先鋒隊”的論斷，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應該大量吸收先進的工人雇農入黨，造成黨內的工人骨干。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因此一切愿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25]據此，決議明確了黨員發展的基本標準，即“能否為黨所提出的主張而堅決奮斗，是黨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社會成分是應該注意的，但不是主要的標準。應該使黨變為一個共產主義的熔爐，把許多愿意為共產黨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布爾什維克戰士”[26]。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在為《共產黨人》雜志撰寫發刊詞時發出了“建設全國性的大黨”的號召，由于“黨所處的環境，黨所擔負的任務，現在和過去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環境是復雜得多，現在的任務是艱巨得多了”[27]，“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28]。黨的建設的總目標、總任務，就是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29]，并將其稱為“偉大的工程”。

隨著國共合作抗戰局面的形成，黨的活動范圍進一步擴大。為了適應各方面工作的需要，黨中央于1938年3月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決議》指出：“為了擔負起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神圣任務，強大的黨的組織是必要的。但應該指出，目前黨的組織力量，還遠落在黨的政治影響之后，甚至許多重要的地區，尚無黨的組織，或非常狹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30]為此，要“打破黨內在發展黨員中關門主義的傾向”，“大膽向著積極的工人、雇農，城市中與鄉村中革命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堅決勇敢的下級官兵開門”，“特別注意在戰區在前線上大量的吸收新黨員，建立強大的黨組織。在后方無黨的組織的地區，當地黨應有計劃的與迅速的去重新建立與發展黨的組織”。[31]

從全國來看，到1940年，共產黨員人數已發展到80余萬,到抗戰結束時達到120多萬人。黨員數量的大大增加，是黨興旺發達的重要表現，也為黨成為左右中國政局的決定性力量打下了基礎。

（二）加強黨的干部隊伍建設。“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32]，這是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中提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黨的干部是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黨的路線和政策的制定者、執行者，是實現黨的領導的組織保證，沒堅強有力的干部隊伍，黨的事業是不可能向前發展的。

瓦窯堡會議提出了“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干部”的要求，指出在“偉大斗爭時期，黨的干部堅固的團結于黨的領導機關的周圍，是有決定意義的。黨要團結全黨領導最廣大群眾走上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戰爭，沒有很多的與很好的干部作紐帶，是不能成功的。正確的組織路線與干部政策，是完成這個任務的前提”[33]。

1937年5月，毛澤東在給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結論時強調：“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干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34]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十七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材，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干，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有的骨干還不足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材。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斗爭中，已經涌出并正在繼續涌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35]

在干部的選拔和使用上，黨中央提出了“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和“德才兼備”的選拔使用標準。要求干部必須“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36]；必須“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37]。

從知識分子中選拔干部，是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方面。由于“左”的錯誤影響，黨內存在長期輕視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傾向。為了克服這一傾向，1939年12月1日，黨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決定指出：“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38]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于1939年6月專門發出《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干部問題的訓令》，提出要大批吸收純潔的革命知識分子參加下層工作，不要歧視知識分子。[39]

大量知識分子成為黨的干部，使得黨政機關和部隊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政策水平大大提高，彌補了黨的干部隊伍建設的不足。

（三）建設“大而精”的黨組織。抗戰時期黨組織的大發展，是黨領導民族解放斗爭的必然選擇，是實現黨的政治路線的客觀需要。然而，短時間內黨員隊伍的迅速擴大，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些問題，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指出：“這些新黨員極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成分。他們為追求真理，愿意為共產主義奮斗，加入共產黨，我們歡迎他們。但是，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帶著濃厚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習慣。”“這就需要引起我們極大的注意，加強對新黨員的思想意識的教育。”[40]

為克服黨員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黨中央于1939年8月25日發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決定》認為，在中央作出大量發展黨員的決策后，黨組織獲得很大發展，“建立了全國的群眾性的布爾塞維克的黨的基礎”[41]，但也存在“嚴重的錯誤與缺點”，這些錯誤與缺點主要有：“某些地方黨部為追求新黨員的數目字，便進行所謂發展黨的突出運動，集體加入與不經過個別的詳細審查的征收黨員。因此許多普通抗日分子或黨的暫時同路人，也加入了黨。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奸細，也乘機混入了黨。使黨的組織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和黨的組織之鞏固程度大大受到損害。使黨的組織與群眾抗日團體之區別，在某些地方模糊起來。使民族敵人與階級敵人，有了一些機會來進行破壞我黨的陰謀。”[42]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成為我們今天極端嚴重的任務，成為完成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43]。

對于如何鞏固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七項決定：（1）停止發展黨員，將整理、緊縮、嚴密和鞏固黨的組織作為當前和今天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2）詳細審查黨員成分，清刷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敵探奸細；（3）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階級教育和黨的教育；（4）加強對黨的各級干部的教育工作；（5）加強黨的保衛工作和反對奸細的斗爭；（6）加強黨的秘密工作，嚴格劃分公開機關和秘密組織；（7）加強黨的紀律和黨的團結。[44]

事實上，對大量發展黨員可能產生的問題，黨中央是清醒的，曾多次提出針對性的要求。比如，“大量的發展黨員，不是采用不經審查的拉伕式的辦法，新黨員的入黨，必須經過支部一定黨員的介紹與一定黨部的審查”，“嚴防漢奸、托派分子、陰謀家、投機家混入黨內”等。[45]

《關于鞏固黨的決定》發出后，各級黨的組織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停止發展黨員，把鞏固黨作為中心工作，通過大力整頓黨的組織，審查黨員成分，清洗混入黨內的敵對分子、異己分子和投機分子，建立健全各種制度，使黨員的素質得到很大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大大提升。

三、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政黨，歷來高度重視組織的力量。抗戰時期，黨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從中央到地方黨的組織形成科學嚴密的體系，使全黨成為統一的整體，黨的組織優勢最大限度地得到發揮，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

（一）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并實行一元化領導，是與黨當時面臨的形勢和實際工作的矛盾密切相關的。1942年前后，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期，除了日本侵略者的“掃蕩”封鎖之外，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也十分猖獗。克服面臨的困難，進一步鞏固并發展抗日根據地，壯大人民力量，是全黨面臨的十分緊迫而嚴峻的問題。而當時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處于分割狀態，這種狀況容易造成令出多頭、各自為政的局面。同時，黨的歷史上形成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思想認識還大量存在，某些根據地擅自發表有關全局的意見或主張，造成全黨認識上和行動上的混亂，導致中央在一些政策上的被動。對于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黨中央認為是“由于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由于對某些政治觀點與組織關系還缺乏明確的了解與恰當的解決，黨政軍民中（實際上是黨政軍民系統中黨員干部的關系），在某些地區，還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現象。例如：統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齊，各自為政，軍隊尊重地方黨、地方政權的精神不夠，黨政不分，政權中黨員干部對于黨的領導鬧獨立性，黨員包辦民眾團體，本位主義，門戶之見等等。這些不協調的現象，妨害了抗日根據地的堅持與建設，妨害我黨進一步布爾什維克化，[46]。要統籌全部工作，各根據地必須實行一元化領導。

為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通稱“九一決定”）。《決定》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結。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因此，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取消過去各地黨政軍委員會（黨政軍委員會的設立，在根據地創立時期是必要的正確的）。”[47]

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目的在于“加強各抗日根據地領導的統一，是為了更順利的進行反對日寇的戰爭，‘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48]。而對于如何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決定規定：“中央代表機關及區黨委地委決議、決定或指示，下級黨委及同級政府黨團、軍隊軍政委員會，軍隊政治部及民眾團體及黨員，必須無條件執行。”“上級政府的決定、命令、法令，上級軍事領導的命令、訓令，上級民眾團體的決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須經過各該機關黨員負責人交同級黨員批準，或事先商得黨委負責人同意，然后頒發，但不是一切都要批準），不僅下級政府、軍隊、民眾團體必須無條件執行，下級黨委也必須無條件執行。不得假借無上級黨委指示而違抗或擱置，下級黨委對上級政府、軍隊、民眾團體之決定如有不同意見，可報告上級黨委。”[49]“九一決定”特別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于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50]。

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加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協調了抗日根據地內黨政軍民之間的關系，統一了根據地的工作，保證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落實，有力推動了根據地的建設和對敵斗爭的開展。

（二）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重要原則，也是中國共產黨歷經長期革命實踐正反兩個方面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

維護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原則，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作了基本規定。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部黨章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機關。在全國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51]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對此作了經典概括：“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的執行，成為一切黨員與干部的模范。”[52]《關于鞏固黨的決定》進一步強調，“為著鞏固黨，必須提高黨的紀律和加強黨團結。必須在黨內開展正確的思想斗爭，保證黨內思想上的一致，提高黨的鐵的紀律，保證黨的行動上一致”[53]。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題討論了如何加強黨性的問題，將是否服從中央的指揮，維護中央的權威，上升到黨性的高度。作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的起草人之一，王稼祥指出了“黨內獨立主義的錯誤”的表現、危害以及糾正的方法，在他看來，糾正這些錯誤的根本辦法就是“實行中央集權”，“實行鐵的紀律，對犯錯誤的干部必須實行紀律與組織的制裁”。[54]陳云在發言中認為：“下層雖有違反黨性的，但頭子愈大，危險愈大，軍隊愈多，危險愈多。”“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黨的利益，個人利益僅僅包含在黨的利益中。”“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是有矛盾的，但個人利益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前提。”[55]毛澤東在發言中聯系黨的歷史上的教訓強調：“對干部的錯誤要正面批評，不要姑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團結全黨，但同時必須進行斗爭，斗爭是為團結。我們干部要做到雖受打擊也要服從組織，就在一個時期為上級所不解了，并且孤立，都能夠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56]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決定發出后，“對于全黨是起了教育的作用，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比過去更加統一，一些象過去那種政治上隨便發表意見同黨的主張對立的現象，最近是沒有看到了。這表現我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統一了。在組織上也是一樣，那些鬧獨立主義的情形比較少了，能夠把局部利益服從黨的整個利益，這表現了黨的進步，表現了黨比過去更加鞏固一些”[57]。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過的《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政治局每月應舉行例會兩次，必須時可召開臨時會議。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58]“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他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59]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澤東同志為主席”，中央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的決定權”。[60]這次重要的人事調整，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進一步得到確認。

為從制度上確保黨的集中統一和中央的權威，黨中央在抗戰時期還制定了多個黨內法規，如《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黨的七大把“四個服從”，即“黨員個人服從所屬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61]鄭重寫入黨章。

總之，抗日戰爭時期是黨組織建設在各個方面達到成熟的歷史時期，形成了組織建設的一系正確的方針政策和做法，促進了黨組織的大發展，使黨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保證了抗日戰爭和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其經驗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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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1][12][13][14][23][24][25][26][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444.531.531.532.534.536.531.548.549.549.550.

[15][16][17][18][34][36]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153.155.157.157.277.277.

[19]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1.

[20][21][26][27][28][29][32][35][37][38]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4.394—395.603.602.603.526.526.527.618—620.

[22][39][41][42][43][44][5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六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19—320.403—404.579.579.579.580—581.58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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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7][48][49][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九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422.422—423.429.423—424.428.

[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167.

[5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論黨的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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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陳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322—323.

[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285.

[57]任弼時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4.

[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539.

[59][60][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73.173.173.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