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 4 月 11 日，毛澤東從北京搭乘火車，輾轉南京，歷經 25 天后于 5 月5 日抵達上海。這是毛澤東第三次來到上海，這期間他經歷了個人一生中至關重要的轉折。

組織成立自修學社

1919 年 3 月，26 歲的毛澤東為送別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第一次來到上海，這是他與上海結緣的開始。同年 12月中旬，毛澤東再度來到上海，這次仍為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同仁，只是對象換成了蔡和森、向警予、蔡暢和蔡母葛健豪。

1920 年上海之行，毛澤東在哈同路民厚南里 29 號（今安義路 63 號）寓居了兩個月零兩天。民厚南里 29 號是一幢沿街而建的舊式兩層樓石庫門連體建筑，坐南朝北，磚木結構，建筑面積約 83 平方米。底層前半間是客堂，用于會客和吃飯；后半間的右側是灶房，左側為小天井。樓梯位于客堂與灶房之間，旁邊有一只圓形柴炭風爐，樓梯底下堆放著炭簍。沿木梯而上，前樓是較為寬敞的臥室，有一排臨街的長窗，室內有兩張單人木板床、一只方形茶幾和一張桌子。毛澤東每天睡在靠北的落地長窗下的那張板床上，臥室外有一個小陽臺，放著一張藤椅。后樓是一間狹小的亭子間，外側有曬臺，邊沿處用木柵欄同鄰居兩兩隔離。

這套住所由新民學會出面租賃，供旅滬會員臨時居住。毛澤東晚上在臥室休息，白天經常坐在小陽臺的藤椅上，閱讀最新出版的上海報紙、雜志、叢書以及各種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譯著。不久，毛澤東在這里組織旅滬湖南籍青年成立了自修學社，開展讀書活動，學理論、學外語。

毛澤東與居住于此的其他三名新民學會會員李思安、李鳳池、陳書農過著清苦的生活，他們每人每月僅三元零用錢，四個人輪流做飯，經常以蠶豆煮米飯、青菜豆腐湯果腹充饑。難以為繼時，就參加工讀互助團，毛澤東接受的項目是洗衣服，由于接送衣服路途較遠，需搭乘電車，這樣一去一來，洗衣所得的報酬基本上都花在了車費上，因此生活總是過得捉襟見肘。6 月 7 日，毛澤東寫信給遠在北京的同鄉黎錦熙：“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學社，從事半工半讀。”

主持召開半淞園會議

5 月 8 日，毛澤東來到上海后的第四天，召集新民學會旅滬會員，以聚會、游園之名，在滬南半淞園路 480 號召開了半淞園會議，歡送即將赴法勤工儉學的 6 名會員。參加這次活動的 12 人分別是：毛澤東、彭璜、陳紹林、蕭三、熊光楚、勞啟榮、周敦祥、劉明儼、張伯齡、歐陽澤、李思安、魏壁。

半淞園是當時滬上一處頗有名氣的營業性私家園林，位于黃浦江西岸南市碼頭附近，面積 60 余畝。園內引入黃浦江水，水域逾半，輔以傳統的樓、臺、亭、閣等建筑，取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中“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的詩意，命名為半淞園，是那個年代文人雅集、市民游樂的場所。

12 位朝氣蓬勃的青年入園后，駕舟游湖，登高望遠，飽覽旖旎景色。隨后，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大家就新民學會的宗旨任務、活動原則、會員條件、入會手續，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當前的革命形勢等一系列問題展開討論。會議議決，學會應秉持“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的思想作風；新會員入會必須具備“純潔、誠懇、奮斗、服從真理”四項條件。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會友各個向各方面去創造各樣的事”，指出：新民學會會員應散布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在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的同時，還應當動員部分青年赴南洋從事教育工作。后來的情況也確實如此，李思安、張國基等會員先后前往新加坡，至 1920 年9 月，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從事教育工作的湖南籍青年達 24 人。會議還商議決定，由毛澤東負責編輯新民學會的會務報告。

青年毛澤東

中午，與會人員利用會議間隙，在暮春初夏的斜風細雨中留下了一張意氣風發的合影，毛澤東站在眾人中間位置，左腋下夾著一把雨傘。

會議一直開到晚上才結束。后來出版的由毛澤東主持編訂的《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刊載了半淞園會議的召開情況，其中提到：“這日的送別會，完全變成了一個討論會了。天晚，繼之以燈。但各人還覺得有許多話沒有說完。”半淞園會議加強了新民學會的思想和組織建設，學會初步孕育了“共產主義的胚胎”，并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組織嚴密、信仰明確的革命團體。

5 月 9 日，毛澤東乘坐駁船踏上停泊于楊樹浦碼頭的“阿爾芒勃西”號郵輪，送別勞啟榮等六名會員。關于這次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籌集，章含之在《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書中披 露：“1963 年 初 …… 他（ 指毛澤東——筆者注）告訴我，1920 年，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他去上海找到父親（指章士釗——筆者注），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說是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后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后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他。”1936 年毛澤東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時是這樣說的：“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經募集了大批款項，協助把學生送到法國去，還撥出一些錢幫助我回湖南。”不管細節如何，對于湘紳章士釗的這次幫助，毛澤東一直銘記于心，因此也就有了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用自己的稿費“還債”的佳話。

倡議成立湖南改造促成會

1920 年初抵上海，毛澤東便前往位于霞飛路（今淮海路）花園里 277 號的天問周刊社，南下上海前，毛澤東已安排彭璜等人在滬先期出版《天問》雜志，繼續開展“驅張”宣傳，廣泛探討湖南的改造問題，以期形成“趕走張敬堯后湖南怎么辦”的方案和路徑。此后，他拜訪湖南籍各界愛國人士，布置“驅張運動”和“改造湖南”的具體事宜，倡議成立湖南改造促成會（首任會長彭璜）。

1920 年 5 月 8 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左七為毛澤東

7 月 4 日，他在《天問》周刊第 23 號上發表了題為《湖南人民的自決》的文章，署名“澤東”。這是毛澤東在上海撰寫并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此后，又接連撰寫了《湖南人民自決會宣言》《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等文章，呼吁全國各民意團體、各省軍民官吏，以及各報館和各地湖南同胞，為“驅張運動”的最終勝利推波助瀾。毛澤東在文章中寫道：“社會之腐朽，民族之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這些觀點和言論，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圍繞湖南的建設問題，由毛澤東主持的湖南改造促成會提出了廢督、裁軍、財政、教育、自治、實業等六個方面改革方案，創新設計湖南的未來建設——成立湖南人民自決會，實施廢督裁兵，實現地方自治。

1920 年，毛澤東在上海的寓所舊址（今安義路63 號）

成為馬克思主義信仰者

此次在上海，毛澤東多次拜訪居住在環龍路老漁陽里 2 號（今南昌路 100 弄 2號）的陳獨秀。其時，陳獨秀已將《新青年》雜志從北京遷至上海編印發行，正與共產國際代表籌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

陳獨秀熟悉湖南，了解《湘江評論》，關注“驅張運動”。1920 年 1 月 5 日，他在《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就曾寫道：“‘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我們歡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歡迎他們的奮斗精神，歡迎他們奮斗造橋的精神，歡迎他們造的橋，比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蔡松坡所造的還要雄大精美得多。”在陳獨秀寓所，毛澤東介紹了自己在北大深受李大釗演講和文章的影響、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會；陳獨秀則講述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以及醞釀創建一個新的政黨的計劃。他們坦誠交流、深入探討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應用，商議籌劃“改造湖南聯盟”計劃。

離滬前，毛澤東又一次前往老漁陽里 2 號，同陳獨秀告別。陳獨秀交給毛澤東一個重要任務——回湖南組建該地區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為便于他們開展工作，陳獨秀還把上海發起組和上海機器工會的情況告訴了毛澤東，答應給他寄去上海發起組創辦的《共產黨》月刊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他滿懷期待地對毛澤東、彭璜說：“你們的計劃若能實現，也是建黨的最好準備。”

正是在這段時間，在陳獨秀的影響下，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正如他后來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交談時所回憶的：“我第二次（實為第三次——筆者注）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 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20 年 6 月 11 日，“驅張運動”告捷，張敬堯逃離湖南。7 月 5 日毛澤東離開上海，7 月 7 日返回長沙。11 月，他和何叔衡、彭璜等在長沙創建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作者：上海市崇明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