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問題與主義”論戰是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陣營在新思潮的洶涌澎湃中發生裂痕、內部分化的標志性事件。在論戰中，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在斗爭中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前進道路。經此論戰，曾經的同人各自堅持著主義，在各自道路上漸行漸遠。論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促使新文化運動陣營產生分化，培養了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的斗爭精神，使很多人認識到輸入和實行主義須注意實際。這些都是論戰的積極意義。

在“五四運動”余波中，新文化運動陣營內部發生了一次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一百余年過去了，回頭來看這次論戰，對于我們了解、感受那個時代的人們如何追尋主義、選擇道路，領略、體會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伊始怎樣在戰斗中開辟前進道路，的確大有裨益。為使人們更為清晰準確地把握此次論戰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傳播的作用，筆者以參與論戰的代表人物在《每周評論》(1919年7月20日第31號至8月31日第37號)上發表的5篇文稿等為主線，再敘論戰的前前后后。

一

談起“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多數人會立即想到論戰雙方———胡適和李大釗。事實上，這次論戰的導火索，是皖系政治首領、時任北洋政府眾議院議長的王揖唐談論社會主義。在“五四”時期各種主義紛紛涌入的思想大潮中，社會主義潮流最為引人注目，各種學說廣為流行，尤其“五四運動”后各地知識青年紛紛成立社團、出版刊物，幾乎都不能不議論社會主義。時人評論說：“現在社會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

(一)王揖唐別有企圖“趕時髦”，“究心社會主義”

1919年6月27日、28日，安福部控制的北京《公言報》發表《論危險思潮敬告為政者與將帥》長篇社論，認為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危險思潮”，“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凡是俄國“過激派”所倡導、所實行的都屬此類。于是，政客們很替北洋政府擔憂，籌謀應對之法。社論提出的第一條措施就是：“為政者與將帥宜究心社會主義也”，既不要回避，也不要畏而遠之，而“宜人究其書，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應也”。

7月8日，王揖唐在安福俱樂部舉行的全體議員大會上發表演說，稱：“自世界潮流播及后，民生主義為不可再緩之圖”，而安福部的政綱中，第四項就是“注重保育民生”。他認為，中國古已有“均田均耕”等與“近世之共產主義相近”的學說，但自古也有人如孟子認為這種學說“與中國不適”，但“此等學說，何嘗不從人民生計上著想？”于是，王揖唐提議在安福部內特別組織一個“研究會”，稱為“民生主義研究會”。安福部公議結果，全體均贊成。次日，《公言報》以《昨日安福部之議員會———社會主義研究之組織》為題，對這次會議作了報道，并摘要刊登了王揖唐的演說。

在當時京城熙熙攘攘的新思潮激蕩中，紛紛擾擾的社會主義學說頗有些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景象。王揖唐和安福部談論社會主義的言行，在當時算是“趕時髦”，也可稱為“蹭熱度”。這一事件頓時引起京城輿論界的熱議。

(二)胡適有感而發，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號發表了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一文。文章開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樂部，嘲笑王揖唐們“假充時髦”的行為。不但如此，胡適還認為，這給了“新輿論家”一個教訓。由此，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認為，“主義”都是應時勢而產生的“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主義”都是“抽象的名詞”，任何人都可以“同用一個名詞”談“主義”，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們一樣談論社會主義，都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就成了“‘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所以，他極力反對“空談主義”，因為：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這是極容易的，“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談外來“主義”，沒什么用處；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很容易被無聊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所以，胡適以杜威實用主義為立論基礎，指出當時輿論界的最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他主張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把一切學理、一切主義作為工具，細心考察社會實際，由此希望人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為避免引起誤會，胡適還解釋，“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他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解決，輸入主義不一定適合當前需要，包治百病的萬靈藥是絕對不存在的，所以他非常擔心人們自以為找到了“根本解決”的辦法，而不用心研究具體問題的解決辦法，這才是“‘主義’的大危險”。

《每周評論》整版發表的這篇文章，迅即引起了京城輿論界的關注，引出了一場論戰。

二

胡適文章發表后，第一個回應的是藍公武。第二個回應的是李大釗。

(一)藍公武批評胡適“有幾分武斷”且“因噎廢食”，力挺“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臺上的照海燈”1919年7月24日，《國民公報》開始發表藍公武《問題與主義》一文，至7月31日刊載完畢。8月3日，《每周評論》第33號摘要發表了這篇文章。藍公武早年留學日本，當時是梁啟超研究系(憲法研究會)的重要成員，1917年7月接任《國民公報》社長，在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張的同時，宣傳新思潮。

藍公武文章從問題的性質、主義學說的性質、方法等方面，比較系統地批評了胡適的觀點。談到問題的性質及其解決的方法，藍公武認為，“凡是構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問題的性質很復雜，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不能一樣。要解決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系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所以，必須宣傳這個問題的意義和理論根據，引起人們反思而成為“問題”，才能接受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

關于主義的性質，藍公武認為，“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于某種問題的趨向或是態度”，并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臺上的照海燈”。他還說：“理想乃主義最重要部分”。怎樣認識方法和主義之間的關系？藍公武認為，主義與方法是目標與路徑的關系，實行主義可以有種種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沖突。

對胡適所講的“主義危險”，藍公武批評這一觀點“實是因果倒置”，因為“主義的自身并沒有什么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主義是否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才有危險”。那些所謂“主義危險”的論調，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橫豎我們是他們的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了去他們才痛快。”他覺得最遺憾的事情，卻是因為自己還沒有“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所以不能“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

藍公武認為，問題與主義“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東西”。他把問題、主義、方法三者聯系起來研究，提出“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中心問題就是“解決方法的標準”，把它抽象出來推而廣之，就成了“主義”，并且主義和問題之間的關系因為不同的社會環境而不同，特別“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往往由他國輸入富于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就胡適“空談外來主義無用”“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為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險”等觀點，藍公武則認為，一方面，鼓吹主義絕不是讀一二本小冊子隨便亂談、濫竽充數的，無恥政客騙不了人；另一方面，在當今世界文化交通時代，排斥一切外來思想是極端錯誤的做法，簡單地“概括的以空談外來主義為無用，未免有幾分武斷”，如果過于注重“實際的問題”，而抹煞了“主義學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

所以，藍公武得出結論說：我們要解決種種問題就要研究種種主義，所以，“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的切實的第一步”。

對藍公武的回應文章，胡適產生了一些想法，本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評論》發表文章，但被李大釗的一封來信打斷了。

(二)李大釗認為“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為此“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

8月17日，《每周評論》第35號發表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這是李大釗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二人在北大共事，也是好友。抬頭處，李大釗尊稱“適之先生”；落款處，注明“寄自昌黎五峰”。此時，李大釗因病在河北老家休養，正在昌黎五峰山避暑。離京之前，他就讀了胡適的文章，當時“發生了一些感想”，有些意見完全相同，有些稍有差異，經幾日思考，乃一一寫出。

與藍公武尚未“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不同，李大釗“標明”了馬克思主義“旗幟”，同胡適“短兵相接”，本著探討的態度，就“‘主義’與‘問題’”“假冒牌號的危險”“所謂過激主義”“根本解決”等問題作了回應。

李大釗也主張認真研究實際問題，不應空談理論學說，而且胡適文章讓自己“覺悟”了，“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于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后誓向實際的方面去做。”但是，李大釗認為，問題和主義不能分離，宣傳、實行主義與研究、解決問題并不矛盾，而“是交相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如何實行和運用“主義”去解決“問題”。其中的邏輯關系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前提是要想辦法使該問題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這就需要能夠解決該問題的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要研究各種問題必須先研究各種主義，如此，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如果把主義和問題隔開，社會問題和多數人“一點不生關系”，那就“永沒有解決的希望”，問題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李大釗反對胡適把“主義危險”和“空談主義”有害混為一談，認為這種危險并非主義本身帶來的，而是空談主義的人造成的。

怎樣實行“主義”呢？李大釗認為，“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應用兩面”，社會主義也是如此，“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所以，社會主義者要使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發生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

對王揖唐和安福部“假冒牌號”談社會主義，李大釗認為這如同“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長出”一樣，但在處理時不能良莠不分，“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更不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正因為有人“假冒牌號”，我們更應該“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研究解決種種問題的實用方法。

盡管《新青年》《每周評論》同人很少談論布爾什維主義，而且有些同人很不滿意李大釗等對于布爾什維主義的態度，但李大釗并不因此而隱瞞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反而旗幟鮮明地聲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兇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對所謂“過激黨”“過激主義”等帽子，李大釗明確表示沒有閑工夫理會它，“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

怎樣運用主義求得“根本解決”呢？針對胡適主張改良、反對“根本解決”、反對階級斗爭，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刻論述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求解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李大釗根據馬克思唯物史觀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進行“根本解決”，才能解決諸多具體問題，而“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但是，經濟問題的“根本解決”僅僅是“唯物史觀”的“第一說”，還必須實行它的“第二說”即“階級競爭說”2，進行階級斗爭。如果“了不注意”階級斗爭，“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過去很多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因此吃虧。

胡適本打算寫“再論問題與主義”，因為李大釗來信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只好推遲自己的文章，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

三

面對接踵而至的回應和批評，胡適連續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先后于1919年8月24日、31日在《每周評論》第36號、第37號發表。

(一)《三論問題與主義》進一步主張“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

《三論問題與主義》一文，著重回應藍公武、李大釗的文章。胡適集中力量作了辯解，指出藍、李二人對自己的誤會，首先是“由于他們誤解我所用的‘具體’兩個字”，而“我認定主義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救時的具體主張”，這是他們之間“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胡適認為，藍公武的第二個誤會是把“‘抽象’兩個字解錯了”，他所攻擊的“抽象的主義”，乃是指那些“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全稱名詞”和“抄襲成文的主義”，他自己始終“不但不曾反對理想，并且極力恭維理想”，批評藍、李“所辯護的主義，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胡適說，“主義本來都是具體問題的具體解決法”，但不能因為這點普遍性就認為主義“只是一種抽象的理想”。當然，他和藍、李也有意見一致的地方，就是“要用主義學理作解決問題的工具和參考材料”。胡適說，他所指的“主義的危險”，是“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聞“布爾扎維主義”，不懂它的具體主張，“便大起恐慌”，宣稱捉拿“過激黨”，或者給人扣上“過激黨”的帽子。

胡適批評藍公武把主義和實行方法區分開來的觀點，提出對實際的改革需要把主義和實行方法“合為一件事”。把兩者隔離開來，“分為兩件不相關的事”，是人類的“大毛病”、世界的“大禍根”，“目的熱”和“方法盲”是它的兩種病征。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他批評李大釗運用主義為工具從事實際的運動并適應環境發生變化的觀點，“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

怎么克服人類迷信抽象名詞的弱點呢？在文章最后，胡適給出了答案：“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他強調，一切主義、學理都該研究，但只能作為假設的見解、參考印證的材料、啟發心思的工具，不能當作天經地義的信條、金科玉律的宗教、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

(二)《四論問題與主義》主張以“歷史的態度”輸入學說和主義

因為《每周評論》遭北洋政府封禁，第37號只印刷了第一版，其中就有《四論問題與主義———論輸入學理的方法》的部分文字，談及“輸入學說”的注意事項到“應該注意‘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學術影響”并以“馬克思”為例來說明，此后的文字沒有刊出。這篇文章后來被胡適收入《胡適文存》。

在《四論問題與主義》的題下，胡適特地標明該文主要探討“論輸入學理的方法”，即對于輸入各種學說主義所應采取的態度。胡適將其歸結為“歷史的態度”，即“凡對于每一種事物制度，總想尋出他的前因與后果，不把他當作一種來無影去無蹤的孤立東西，這種態度就是歷史的態度。”他希望中國學者都用這種態度研究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這樣輸入的每一個主義，“都是活人對于活問題的解釋與解決”“都有來歷可考”“都有效果可尋”，并且避免了許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剝主義的弊端。

輸入學說怎樣實行“歷史的態度”？胡適認為，要注意三點：第一，要注意學說產生的時勢情形，因為“凡是有生命的學說，都是時代的產兒”，最初“都只是一種對癥下藥的藥方”。第二，要注意“論主”的生平事跡和所受的學術影響，因為學說代表某人的“心思見解”，如不仔細分辨，就會把“個人怪癖的分子，當作有永久價值的真理”。他以“馬克思主義”的“論主”馬克思為例，對此作了說明。3第三，要注意學說的效果即“主義的價值和功用”，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的影響、改變人的言行、變換制度風俗的性質等等，觀察這些效果，就能清楚學說的意義和功用價值。他以“馬克思主義的兩個重要部分”唯物史觀和階級競爭說為例，對此加以說明。胡適雖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觀的價值和意義，4但卻極力反對階級斗爭，言辭十分激烈，認為“階級競爭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結果就是，“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

1919年8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封禁《每周評論》。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號，只印刷了第一個版面。這個平臺上的論戰被迫戛然而止。論戰雙方當時未分勝負，也未就此結束論戰。

四

這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的第一次論戰，是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陣營在新思潮的洶涌澎湃中發生裂痕、內部分化的標志性事件。經此一戰，曾經的同人各自堅持著主義、在各自道路上漸行漸遠。正是在新一輪的論戰中，馬克思主義在斗爭中為在中國繼續傳播和著手實行開辟著道路。其中，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5和胡適《新思潮的意義》，便是最活躍的論戰余音。

(一)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馬克思主義三大理論“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李大釗在給胡適信的最后說：“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接下來，他作了哪些“相當的準備活動”呢？

首先，便是李大釗在信中所講的“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在主編《新青年》雜志馬克思研究號時，李大釗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鮮明地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系統介紹“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馬克思主義。文章分上、下兩篇。上篇是第1-7部分，重點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理論等；下篇是第8-11部分，重點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文章說，馬克思主義包括社會組織進化論、資本主義經濟論、社會主義運動論及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等，“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強調“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階級競爭”。文章指出，唯物史觀強調“經濟的要件是歷史上惟一的物質的要件”，凡精神構造都是隨著經濟構造變化而變化，而經濟構造變化的最高動因，就是生產力。此后，李大釗陸續發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唯物史觀的文章，還在北大等學校開設《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的將來》《現代政治》《史學思想史》等課程，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

其次，便是李大釗在給胡適信中所講的用“階級競爭說”“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作“一點的預備”。這就需要組織起來。1920年2月，李大釗送躲避北洋政府追捕的陳獨秀離京赴滬，在去天津途中，兩人交換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相約分別在北京和上海活動，籌建黨的組織。1920年3月，李大釗領導組織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羅章龍等人，發起成立了秘密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一邊參加社會政治活動。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抵達北京，李大釗多次同他就建黨問題交換意見。1921年3月，李大釗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中，主張“急急組織一個團體”、一個“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呼吁“C派的朋友”“成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么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也使中國歷史改變了方向。

(二)胡適《新思潮的意義》：“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雜志第六卷第6號發表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次日凌晨3點，胡適寫成《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發表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1號上。

文章開篇就亮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十六字綱領，明確提出“一點一滴的改造”口號。文章說，“我們對于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在文章最后，胡適明確說：“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可見，胡適仍然堅持改良主義和實用主義，并未退讓。

后來，胡適編輯《胡適文存》時，把自己所寫的文章，以及藍公武、李大釗所寫的回應文章，集納出版。

五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科學的革命的理論，不僅僅在于它解釋世界，而且在于它改造世界。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馬克思主義面對的就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荊棘和攻擊，每前進一步都要經歷艱苦的斗爭。這種斗爭在當時的中國尤為激烈。此次“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思想理論上的一次重要論爭。在論戰中，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理論上雖然不很成熟，運用理論亦尚不熟稔，卻通過論戰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前進道路。這次論戰的影響是深刻的，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這次論戰對于新思潮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的傳播，有積極的意義。它在辨別真偽、蕩滌泥沙的同時，形成了一種傳統，促使人們運用自己的思想和頭腦，認真辨析各種良莠不齊的學說理論，特別是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社會主義。當時，社會主義流派眾多，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真假莫辨。主要有新村主義、托爾斯泰主義、工讀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合作主義以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等等，都冠以“社會主義”的名號流傳，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和發展，有極大的阻礙作用。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學說，猶如“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的，不十分清晰的。”所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對于當時苦苦追尋真理、選擇道路的人們來說，意義非同一般。經過論戰，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吸引了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加入隊伍，從而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準備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正如毛澤東所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附”。

盡管各種思潮、各種社會主義思潮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但增加了人們接觸新思想的機會，能夠在短時間內進行研究、推敲、比較、分析，從而確立起自己的堅定信仰。青年毛澤東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在追隨和分析比較各種社會思潮之后，才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五四”時期，毛澤東因為比較深入地參與各種類型的社會活動，包括辦報、辦學、勤工儉學、學生運動等，所以見多識廣，接觸新思潮的機會比較一般青年人來說要多得多，也因此深受各種思潮的影響。在他的早期文稿中，曾經主張呼聲革命、平民主義、民眾大聯合、聯省自治、教育救國，也曾傾心于杜威實用主義、托爾斯泰泛勞動論、克魯泡特金社會互助論、新村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經過充分的接觸、評析、比較、批判，毛澤東最終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在1921年1月新民學會長沙會員代表大會發言中比較五種方法，而確定中國“最宜采用”列寧的主義。

這次論戰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同時，也促使新文化運動陣營產生分化。一批先進分子通過論戰更加科學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更加深入地學習和了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對于當時的青年人來說更加重要，“不通過他們直接的，或為他們耳聞目睹的無可辯駁的經驗和教訓，他們是不會對某種學說深信不疑的”。同時，盡管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在論戰之初影響了一批青年學生，但隨著論戰的深入，他的觀點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學生青年偏偏不談問題而談主義，尤其是《星期評論》、《新青年》，大學青年學生的歡迎表現十分厲害。”而胡適仍然堅持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立場，逐步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營壘中分化出去。

這次論戰培養了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的斗爭精神，提高了斗爭本領，錘煉了斗爭意志。毛澤東說：“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后來，在同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的論戰中，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毫不畏懼對手來勢洶洶，運用并不十分熟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敢于斗爭，迎前論戰。這種吾往矣何所懼的昂揚斗志，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突出種種主義學說的重圍，是難能可貴的。

這次論戰使很多人認識到輸入和實行主義須注意實際。為了宣傳、運用和實行主義，人們紛紛在志趣相同的前提下組織起來，成立各種學說或主義研究會，在研討主義學說的同時，為實行主義而逐步把眼光投向社會實際，運用主義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也需要正確認識實際。李大釗在回應胡適時，也承認自己這方面的不足，誓言以后“向實際的方面去做”。可見，經過論戰，研討主義、輸入學說要注意聯系和結合實際，在一些進步分子中逐步形成了共識。這也影響著“五四”青年。1919年9月，毛澤東以湖南“問題研究會”的名義，向全國有關團體和個人發出《問題研究會章程》，列舉71類、一百多個具體社會問題供人們研究。后來，毛澤東作為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組織者卻沒有留洋，他在比較出國學習還是留在國內探究時，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不能不說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在尋找、選擇、運用、踐行主義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的至關重要的大問題，可謂是新思潮傳播特別是“問題與主義”論戰的一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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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N]．每周評論，1919-08-17(01).

[7]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N]．每周評論，1919-08-24(01).

[8]胡適．四論問題與主義[M]//胡適．胡適文存(二)．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190-198.

[9]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J]．新青年，1919，6(5)：521-537.

[10]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J]．新青年，1919，6(6)：612-624.

[11]胡適．新思潮的意義[J]．新青年，1919，7(1)：5-12.

[12]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通告[N]．北京大學日刊，1920-12-06(04).

[13]李大釗．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M]//李大釗．李大釗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7-79.

[14]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M]//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26.

[15]毛澤東．致羅璈階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M]//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498.

[16]李新，陳鐵健．偉大的開端(1919—1923)[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225-226.

[17]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1926年)[M]//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

[18]毛澤東．致彭璜(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M]//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4.

[19]毛澤東．致周世釗信(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M]//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428.

注釋

1胡適后來談到這篇文章的寫作意圖時說：“我的意思是想針對那種有被盲目接受危險的教條主義，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來稍加批評”，根本目的是不使人們“讓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參見：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5，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45頁。

2(1)對于階級斗爭學說，李大釗在《每周評論》1919年7月6日第29號上發表《階級競爭與互助》一文中說：“這個階級競爭說，是KarlMarx倡的，和他那經濟的歷史觀很有關系”，“這最后的階級競爭，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現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極點。我們為繼續人類的歷史，當然要起一個大變化。這個大變化，就是諾亞以后的大洪水，把從前階級競爭的世界洗得干干凈凈，洗出一個嶄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來。這最后的階級競爭，是階級社會自滅的途轍，必須經過的，必不能避免的。”

3(1)胡適說：“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知道馬克思的學說，不但和當時的實業界情形、政治現狀、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等等，有密切的關系，并且和他一生的家世(如他是一個叛猶太教的猶太人等事實)，所受的教育影響(如他少時研究歷史法律，后來受黑格爾一派的歷史哲學影響等)，都有絕大的關系。還有馬克思以前一百年中的哲學思想，如十八世紀的進化論及唯物論等，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無形元素，我們也不能不研究。”

4(2)胡適說：“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涵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系了。”“這種歷史觀的附帶影響---真意義---是不可埋沒的。”

5(3)關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發表時間，有三種說法。一是傳統說法，按照《新青年》雜志標注的出版時間確定，即上篇發表于“1919年5月出版”的第六卷第5號，下篇發表于“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第六卷第6號。二是1999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李大釗文集》(第3卷)，收入《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把時間訂正為“1919年10月、11月”。訂正理由是，當時報刊上所發出版廣告時間為9月，而且，文中引用了1919年8月3日《每周評論》第33號所刊《歐游記者明生君通信》中的有關內容。《新青年》雜志第5號是馬克思研究號，輪由李大釗主編，可見該文的上篇，到8月初仍在寫作之中(參見劉維：《一個必要的考據》，《光明日報》1960年8月4日第3版)。第6號標明1919年11月1日出版。由此判斷，第5號的出版當在10月。2011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采用了這一說法。三是2016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再把時間訂正為“1919年9月、11月”。本文采用第三種說法，即《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發表于1919年9月、11月先后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5號、第6號。所謂“真理愈辯愈明”。如此看來，李大釗撰寫和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同“問題與主義”論戰有著不容忽視的緊密關系。

（王玉強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2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