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經常會問到三個問題，“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要到哪里去？”這“三個問題”也經常被幽默化為哲學問題，體現著人們普遍對哲學的“熟知”。哲學家們通常也都會孤獨地追問與此類似的“三個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哲學家的“三個問題”與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三個問題”到底有什么區別？不同于常識與“科學”中的人們，哲學家何以成為哲學家？哲學為什么是哲學？對于大多數人甚至專門從事哲學的人來說，仍然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不知而問”與“因知而思”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求知是人類的本性”。這意味著“求知”在其本質上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而求知在人類具體的生存中就表現為對各種不同事物的發問，人們不同的發問方式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思維。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三個問題”和哲學家的“三個問題”代表了人類最基本的兩種思維，我們姑且將這兩種思維稱為“現象思維”和“本質思維”。這里的現象并不是在胡塞爾“現象學”的意義上來使用的，而是指人們感覺直觀中的經驗。

“現象思維”反映著人類求知活動中對未知事物的求解性發問。這種發問緣于對事物的“不知”，是一種“不知而問”，通常表現為對外在新事物的求解，在感覺經驗的范圍之中，理論上來講屬于科學的認知范疇，是科學研究的開始。波普爾“科學開始于問題”的認識澄明的就是這種人類思維的意義，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現為人們對“不知道”的人和事的求解。“本質思維”反映著人類求知活動中對已知事物的反思性發問。這種發問緣于對事物“所知”的不滿足，或者準確地說是不滿意，是一種基于懷疑的“因知而思”。它通常表現為對“熟知”的反思，旨在通過對“熟知”的反思，超越“熟知”，達于“熟知”背后的“真知”，在理性思考的范圍之內，屬于形而上的思維范疇，體現著哲學的本質特征，是哲學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如果說現象思維的對象本質上是經驗直觀中的“事物”，那么本質思維的對象本質上就是理性直觀中的“思想”。黑格爾的“熟知非真知”與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都表達著這一重要哲學觀念。

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三個問題”與哲學家的“三個問題”，看起來只是“你”與“我”的對象不同，但卻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前者是因為對“你”的不知，而基于實際需要所提出的問題，其中并不包含懷疑和反思的維度，上升到科學的認知層面，則是基于人類求知的本性，針對“不知”事物所提出的問題。后者很明顯并不是不知道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而恰恰是基于對“我”的認知，但又不滿足、不滿意和懷疑這種認知，同樣出于人類求知的本性，是在反思的意義上對“真知”的一種追問。因此，哲學家的“三個問題”的準確表述應該是“我到底是誰？”“我到底從哪里來？”“我到底要到哪里去？”從前提和本質上來講，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三個問題”是一種“不知而問”，而哲學家的“三個問題”則是“明知故問”，是一種“因知而思”。

“問必可知”與“問未可知”

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認識的事物”，從而在科學認知的認識論范疇中確定了人類求知的可能性意義，消解了不可知論對科學探索合法性的消解，確證了人類求知的前提合理性和實踐現實性。在邏輯的世界圖景中，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認識，也是可以被呈現的，而且這種認識和呈現在一定條件下是明確的和統一的，所不同的只是已經被認識和尚未被認識的差別。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就意味著所有的問題都是有答案且是可以被正確回答的。

“哲學不是自然科學之一”。維特根斯坦的認識進一步確證了人們長久以來的哲學觀念，對于哲學來說，它的世界并不都是邏輯的世界圖景，也不都是可以呈現的，正因為如此，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最后，確立了“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的哲學態度，并在之后的十六年保持了哲學沉默。同樣，懷疑論的觀念也確證了哲學的這一本質，懷疑論認為，人類到底能不能認識世界是不確定的，人類認識的世界到底是不是世界本身是不確定的，誰到底認識了世界也是不確定的。人類的認知就像在黑暗中射箭一樣，能不能射中目標、射沒射中目標、誰射中了目標等都是無法確定的。當然與維特根斯坦不同，懷疑論不僅把這一觀念應用于非邏輯的世界，而且也貫徹到了邏輯的世界當中。由此看來，超越科學認知的范疇，人類認知的世界圖景不僅有邏輯的世界，而且還有非邏輯的世界，邏輯的世界是可知的和可呈現可言說的，而非邏輯的世界則是不可知的和不可呈現不可言說的，至少不是明確可知的和有確定性的呈現與言說。這就是為什么與自然科學的提問可以得到明確而確定的回答不同，哲學的提問通常得不到明確的回答，或者準確地說得不到統一的確定的回答，而不確定性也正是哲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魅力所在。

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三個問題”在可認知的范圍內，可以得到明確而確定的回答，與自然科學的問題一樣，是對可言說事物的呈現，如果不是對回答有疑問，就不會再繼續追問，問題也就會變成舊的問題而成為過去，在人類認知中屬于“問必可知”的問題，因其能夠得到最終的回答而不會成為人類思維的誘惑。哲學家的“三個問題”則不同，是對不可言說事物的呈現，因此也就得不到明確的確定的回答，或者說得不到確定的統一的回答，人們的回答總是千差萬別、各異其是，并且在人類認知的范疇中是得不到最終答案的，屬于“問未可知”的問題。所以哲學家的“三個問題”作為人類認知的“斯芬克斯之謎”，就永遠在人類思維的途中恒久地誘惑和折磨著人類的思維。

“問有可證”與“問未可證”

整個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培根所確立的近代經驗論認為，人的一切知識都來自經驗，孔德所確立的現代西方科學主義思潮開創性流派實證主義強調，實證哲學的一切本質屬性都概括在“實證”這個詞中。在“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經驗、實證、實踐等是近代以來人類認知的典型征候，它奠定了現代意義科學的基礎。孔德甚至認為這是人類理智進入了成熟階段。而這一切都源于人們關于人類認知的“可證性”前提。

事實上，在人類認知的全部圖景中，并不是所有認知都具有“可證性”的，無論是確證還是否證，都不能全部涵蓋人類所有的認知，也不能滿足人類理性的全部本能，因為人類的理性不會只停留在現象直觀面前，而往往奔涌著達于理性直觀的沖動，在科學的世界之外還有眾多非科學的世界。孔德為我們揭示了人類理智的發展過程，認為人類理智經歷了“神學階段”，人類用想象力探求萬物本原、尋找最終原因——“形而上學階段”，人類用抽象的邏輯推理和空洞的思辨追尋現象背后的本質，獲取絕對知識——“實證階段”，也是人類理智成熟的最高階段，人類依靠觀察和理性去說明解釋現象，發現具有相對普遍性的規律。雖然波普爾證偽主義的科學方法發現了實證主義的困難，認為單個觀察事實并不能證實任何普遍的科學陳述，提出了證偽的科學原則，并堅持了猜測—反駁的方法，但同樣沒有消解經驗現象背后的理性直觀世界，也沒有消解人類理智中想象與思辨的合法性，沒有消解人類認知的“不可證性”構成。邏輯實證主義者石里克關于“傳統形而上學命題，都是在真的或假的以外的無意義的命題”的斷言，最終也沒有終結傳統形而上學。甚至愛因斯坦在談到相對論時也指出：“相對論不過是通向更嚴密可靠理論的中間環節，一旦使用更加先進準確的方案對之進行檢測，總能得到兩種結果——確證與否證。”但人類理智的發展及其存在說明，人類對世界的認知不是只有確證與否證，在此之外還有超越經驗、實證和實踐的“不可證”，那里是宗教神學和形而上學的王國。

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三個問題”在可證的范圍內，屬于“問有可證”的問題，因此也就有確定的結果，也能夠被確證與否證，有真與假、對與錯、是與非等本質差別，也能被證實是“真的”或者“假的”。哲學家的“三個問題”則不同，往往超越了可經驗的現象，超越了可實踐的現實，通常在“不可證”的范疇中，屬于“問未可證”的問題。這就決定了哲學家的形而上學問題是沒有終結的，也沒有科學意義上的真與假、對與錯、是與非，不在實踐的范圍內，也很難被證實與證偽。當然，無休止的爭吵與辯論、對話與交流、沉思與笨想就成了哲學最常見的存在方式，而“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批判性反思則是哲學思維的基本邏輯，“哲學就是哲學史”包含了哲學學習與研究最重要的方法。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