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13個方面凝練概括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文章認為，新中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充分彰顯了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2020年我們黨領導人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更是彰顯了這些制度優勢。為長期保持并不斷增強我國制度優勢，我們要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通過改革創新，持續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關鍵詞： 國家制度;國家治理;優勢;治理效能

制度是國家之基、社會之規、治理之據。治理是制度在實踐中的運用，是制度功能的發揮。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體系，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多方面的顯著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文統一簡稱《決定》）從13個方面凝練概括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即 “13個堅持”：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堅持黨指揮槍，確保人民軍隊絕對忠誠于黨和人民，有力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

這是我們黨首次系統總結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從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切入，從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展開，明確回答了“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一重大政治問題，是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據。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治國理政中不懈探索奮斗的結晶，具有深厚理論和實踐支撐，是“中國之治”的制度密碼。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原因的深刻說明和全面總結，是新中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制度之基和治理之道。

一、“兩大奇跡”彰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

從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勢不斷彰顯、不斷增強。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為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社會安寧、國家統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顯著增強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我國從一個封閉落后、“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我國經濟總量突破90萬億元。我們從“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國和來源國。聯合國《2018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指出，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約占1/3（陸婭楠，2018）。

在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的同時，我們黨帶領人民還創造了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新中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不僅經歷了巨大的經濟社會變遷，也經受了很多重大考驗：抗美援朝戰爭、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河北唐山、豐南地區強烈地震、1989年國內政治風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特大洪災、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2003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國際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依靠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奮斗，我們黨和國家勝利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而且有力鞏固了人民政權、持續保持國家政治和社會大局穩定。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面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的外部環境，面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美國對我國發起貿易戰等一系列深刻變化，面對黨面臨的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我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迎難而上、開拓進取，繼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全國呈現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人民幸福、社會安寧的景象。

新中國70年來，我們黨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斷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從新中國成立初到2018年，我國人均GDP從119元增加到64644元，實際增長70倍（唐方裕，2019），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從不足100元、50元增加到39251元、14617元。人民生活順利實現從貧困到溫飽、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我們不斷加強社會治理、形成良好社會秩序，為社會長期穩定打下了堅實基礎。70年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人口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1949年至2018年，我國城市從132個發展至672個，城市人口從3949萬人發展至8.31億（常住人口）。在這樣高速發展、快速轉型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治理難題，對世界上任何國家來說都是極大挑戰，而我國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實現了社會長期穩定。我國城鄉社會治安保持平穩有序，逐步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一些反映城市犯罪率的統計數據中，我國城市普遍表現良好。例如，2017年，我國嚴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51.8%，人民群眾對社會治安滿意度從2012年的87.55％上升到95.55％（人民日報，2018）。聯合國《2018年人類發展指數與指標》報告指出，中國是命案發案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我國已經成為國際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2019）。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14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保持社會長期穩定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造福全國各族人民、深得全國各族人民擁護的治理體系，是確保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彰顯我國制度的顯著優勢

2020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習近平，2020a）。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采取最全面、最嚴格和最徹底的防控措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雙推進。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得到了深刻驗證，釋放出強大制度威力，轉化成了強大的治理效能。

第一，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得到充分彰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居于統領地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條根本經驗就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我們之所以能在抗洪搶險、抗擊非典、抗震救災等一系列風險挑戰中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也在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堅強的政治保證，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控制疫情的關鍵所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強對疫情防控的集中統一領導。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從1月7日到4月8日，他先后主持召開10多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開展4次調研，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對疫情發展不同時期全國的首要任務做出精準批示。黨中央迅速采取措施，成立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分類指導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央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有關地方全面加強防控一線工作，印發《關于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就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在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發揮作用提出明確要求。各地區成立黨政主要負責同志掛帥的領導小組。在黨中央的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下，各地各部門迅速啟動應急響應和社會動員，開展聯防聯控、群防群治，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戰，向疫情發起了總體戰、阻擊戰。

第二，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得到充分彰顯。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正是得益于這一制度優勢。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統籌保障疫情防控最有力的保障。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自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局視野和系統思維出發，要求“疫情防控堅持全國一盤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疫情防控決不只是醫藥衛生問題，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項工作都要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支持。疫情發生以來，我國的醫療衛生、交通運輸、公安民警、市場監管、宣傳輿論、教育科學、物資生產和供應等部門，以及基層社區和企事業單位，都堅決遵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有力有效地開展工作。為堅決遏制病毒傳播，黨中央對逾千萬人口的區域中心特大城市和國家交通樞紐城市實行封閉，選擇封一座城而護一國，同時又舉一國之力救一座城。從2020年1月起，全國4200余位醫護人員分批馳援湖北。1月27日至3月24日，全國累計向湖北地區運送防疫和生活物資超101.43萬噸，運送電煤、燃油等生產物資156.9萬噸（人民網北京，2020）。

第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得到充分彰顯。以人民為中心是我國制度的價值取向。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把“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擺在重要地位和提上工作日程，多次強調：“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習近平，2016）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黨中央明確要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首先考慮的是盡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眾被感染，盡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系列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指導明確。2020年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命重于泰山。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2月3日，他強調，全力以赴求治患者，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努力保持生產生活序，確保蔬菜、肉蛋奶、糧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應。在2月10調研時，他叮囑要堅決做到應收盡收，不斷優化疹療方案，全力做好救治工作。2月12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時，他要求，圍繞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做好疫情防控重點環節，提高患者特別是重癥患者救治水平，集中優勢醫療資源和技術力量救治患者。在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就關心關愛參與疫情防控工作的醫務人員作出重要批示，對醫務人員的安全防護、生活保障、工資待遇、心理疏導、必要休整都作出了明確指示。在幫助基層干部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的同時，他要求上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抽調更多干部支援基層。此外，習近平總書記還對事關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而周密的要求，包括及時處理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按時準確報送有關數據，解決個體工商戶盡快恢復營業問題；讓高校畢業生順利畢業、盡早就業；關愛因疫情在家隔離的孤寡老人、困難兒童、重病重殘人員；加強群眾的心理疏導和干預。

經過2個多月的艱苦努力，我國成功遏制了疫情擴散蔓延，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復工復產取得重要進展，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加快恢復。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再一次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20b）指出的：“我國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之所以能夠有力推進，根本原因是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發揮了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

三、持續推動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保證是《決定》提出的重大任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

面對世界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軍各方面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務，以及各種前所未有的嚴峻風險挑戰，我們要在繼續堅持好鞏固好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的前提下，不斷推動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20b）指出的，“發展環境越是嚴峻復雜，越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體系，促進制度建設和治理效能更好轉化整合，善于運用制度優勢應對風險挑戰沖擊。”

第一，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和全面領導制度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領導制度。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的堅定領導力是國家治理的關鍵和根本，是實現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保障。能不能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關鍵在黨，要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是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和政治工程，只有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才能確保其正確政治方向。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是一項宏大系統工程，只有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才能做好科學有效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謀劃。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只有堅持黨中央統一領導，才能凝聚全黨力量，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工作合力。

第二，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要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是我國制度的顯著優勢，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要也要堅持改革創新。

把國家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會遇到各種體制機制障礙和權利格局調整所產生的阻抗，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不利于國家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體制機制弊端，進一步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努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不斷提高國家治理效能。

第三，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要著力提升制度執行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要強化制度執行力，加強制度執行的監督，切實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制度執行能力的強弱、執行效果的高低，直接影響制度優勢能否轉化為治理效能。制度一經制定，就要嚴格執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實，只是寫在紙上、貼在墻上、鎖在抽屜里，就形同虛設，其效果也會大打折扣。要健全權威高效的制度執行機制，明確各項制度執行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形成制度執行強大推動力。要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不留“暗門”、不開“天窗”，防止“破窗效應”。

嚴格監督是保證制度不折不扣貫徹執行的關鍵。要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堅決杜絕做選擇、搞變通、打折扣的現象。把監督檢查、目標考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堅決糾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現象，對把制度當擺設、破壞制度、違法違規違紀的，都要嚴肅查處，確保各項制度落地生根。同時，還要完善激勵機制，提高效率效能，要為干事者撐腰，讓干事者心情舒暢，讓干事者得實惠。

第四，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要加強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理論硏究和宣傳教育，引導全黨全社會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和顯著優勢，堅定制度自信。制度自信是推進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民心基礎和力量源泉。只有大多數社會成員增強制度認同、堅定制度自信，各項制度才能得到自覺遵守、嚴格執行、切實維護，制度優勢才能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因此，我們要構筑中國特色制度建設理論的學術體系、理論體系、話語體系，為堅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論支撐;另一方面，我們要繼續加強制度自信宣傳教育，講好中國制度故事，不斷增強廣大干部群眾的制度自信，特別是要加強對青少年的制度教育，引導人們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來之不易，必須倍加珍惜；同時，我們還要積極主動開展對外宣介，講好中國制度故事，讓世界認識和了解中國道路、中國制度。

第五，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要提高廣大黨員領導干部運用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毛澤東同志（1991）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制度優勢能否轉化為治理效能，關鍵在干部。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專業訓練，強化運用制度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嚴格按照制度履行職責、行使權力、開展工作。要把制度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推進各項工作的基本依靠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善于運用制度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實現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提高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各項工作能力和水平。

總之，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以治理效能彰顯制度優勢，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之道。我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決定》提出的各項要求，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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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方裕，201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顯著優勢”，《求是》，2019，23。�チ暯�平，2016：“推進健康中國建設”，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17年11月第11版，第3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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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b：《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的的講話》，新華社，2020-04-27。�ァ吨泄仓醒腙P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9年10月31日。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2019：《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725、726頁。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課題組，執筆：武市紅、丁開杰、徐向梅、彭萍萍、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