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世界和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與奠基者。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科學分析二戰結束以來的國際格局，提出“永久和平”與“持久和平”兩個不同層次概念，并作出了“新的戰爭能夠制止”的基本判斷。由此出發，從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警惕可能的戰爭威脅、發揮社會主義中國積極作用幾方面，闡述了關于推動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張。從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中汲取歷史經驗和智慧，對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情況下科學處理國際矛盾與沖突、維護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 世界和平 永久和平 持久和平 和平共處

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維護世界和平大局，實現共同繁榮發展，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期待，也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實踐，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了系統的關于世界和平的理論。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是這一理論的主要創立者與奠基者。他科學分析國際形勢，對一系列相關基本問題，都提出了新的認識，使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與和平”這一命題的論述，獲得了更深入的理論展現與更豐富的實踐積累。

一、 世界永久和平：以戰爭消滅戰爭

一般說來，“世界和平”指人類社會的非戰爭狀態。歷史上，戰爭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和平只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暫時狀態，由此帶來了人們對和平事業的持久關注與不懈追求。近代以來，資本的擴張沖動以及科技的飛速發展，使戰爭規模越來越大，世界戰爭成為戰爭的主要形式，“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31頁。】。由此，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世界和平的思想。19世紀80年代末，恩格斯就已經對未來世界戰爭爆發的方式及其對舊秩序的破壞、對社會革命的推動等情況，作出了天才預見。在前人基礎上，毛澤東對世界和平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是從“永久和平”“持久和平”兩個不同層次展開的。

反對戰爭，追求和平，是毛澤東世界和平理論的核心。他提出，共產黨人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是為了消滅戰爭，實現永久和平，我們“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476頁。】。1936年，在對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作第一次系統論述時，他稱戰爭為“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74頁。】。幾千年來，這個怪物給人類帶來了無數災難。二戰中，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古老中國，是受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因而，中國人民不得不拿起武器，爭取獨立和解放，“為永久和平而戰”【《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474頁。】，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就提出“和平為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頁。】的外交原則，向全世界表達中國的和平愿望。他說，所謂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獨立、民主、和平友好、人類進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84頁。】。可見，在他關于世界局勢的思考中，“和平”是頭等重要的大事。這樣的和平觀，既源于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理論，也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和平理念與中華民族的現實需求。

馬克思說過，未來的社會主義新社會與以往任何社會都不同，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為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3卷第61頁。】與馬克思從歷史發展客觀規律角度立論不同，中國傳統和平思想把“和為貴”的道德觀推及對外關系，提出“親仁善鄰”“務共安人”等認識。隨著儒家文化的發展演變、生生不息，這些認識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成為幾千年來中國人堅守的價值觀念。近代以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欺侮和侵略，人民遍嘗戰亂之苦，對和平的渴盼尤為迫切。這些都成為毛澤東格外重視和平的思想動因。他早年曾說過，社會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這個樸素的理解，反映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和平觀進行融合的努力。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毛澤東把這個理解提升到了理性高度。

所謂“世界永久和平”，意味著戰爭的徹底消除。毛澤東對這個概念的理解運用，來自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戰爭理論。把社會制度變革作為實現永久和平的前提與基礎，是這一理論的突出特點。毛澤東認為，戰爭產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階級和國家利益的根本對立。“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71頁。】所以，只有徹底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也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才可能徹底消滅戰爭，“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74頁。】才可能到來。

對于達致永久和平的具體途徑，毛澤東也提出了設想：戰爭雖然令人痛恨，但以正義戰爭消滅非正義戰爭，卻是實現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徑。這一設想的內在邏輯是，規模越來越大的帝國主義世界戰爭，促進了正義力量的覺醒與團結。被迫拿起武器的被侵略者的暴力革命，必然加速資本主義的衰落和崩潰。這一過程艱辛曲折，但正義戰爭對非正義戰爭的勝利，將使世界不斷接近于永久和平的實現。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這就是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戰爭的目的在于消滅戰爭”，“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74頁。】因而，帝國主義發動的戰爭規模越大、越殘酷，卷進去的民族越多，時間越長，人類遭受的痛苦越大，離世界的永久和平也就越近。等到戰爭毀滅了剝削階級本身，人類的永久和平就實現了。這些認識，是對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進一步延伸與發展。

從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人類的永久和平是一個長期的、逐步達致的理想狀態。這樣，就必然引出另外一個更為緊迫、更具現實意義的話題——社會主義能夠為當下的世界和平做些什么？毛澤東關于“持久和平”的思考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私有制的存在是客觀現實，人類依然面臨戰爭與動蕩的威脅，但是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創痛，所有國家都希望維持和平局面，爭取發展機遇，創造穩定繁榮。新獨立的民族國家急需和平環境以開展各方面建設工作，西方國家也需要和平環境來調整經濟、休養生息。在這種情況下，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毛澤東關于這個問題的探索與實踐，對二戰結束以來的世界和平大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世界持久和平：新的戰爭能夠制止

有了和平的主觀愿望，并不意味著和平會自然到來。在階級社會，世界和平是一種動態變化的相對理想狀態，人們必須通過大量艱苦工作，綜合協調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因素，來保持和鞏固這種狀態。毛澤東作出這種努力的出發點，是對國際形勢的總體判斷。二戰結束前后，他多次提出，“總的看來，形勢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85頁。】，“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68頁。】。這是一個非常明確、肯定的戰略判斷，其依據主要在于如下幾點。

一是世界進入了“新的謀求和平、以談判解決問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頁。】的時代。時代特點的這個變化，是人心向背所致，更是國際力量對比向有利于和平與發展的趨勢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民族解放運動在世界范圍內廣泛興起，一批民族國家獲得獨立，資本主義勢力范圍受到壓縮。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他認為，全球力量對比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改變，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必然會超過帝國主義力量，廣大人民的斗爭將會保障世界和平。“各國革命力量所處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戰后要好得多。”【《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46頁。】如果再爆發新的世界大戰，可能東西方會連成一片，西方國家只會不斷被削弱，“西方的高壓政策、實力地位政策，或者說是冷戰政策，已難以繼續下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91頁。】。因而，未來一個時期，世界和平是大勢所趨，“將來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84頁。】。這個時代特征，是人類得以選擇更為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國際問題，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基本前提。

二是美蘇之間隔著廣闊的“中間地帶”，兩國之間打不起來。世界大戰能否打、怎么打，大國關系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二戰結束，美蘇從短暫的合作轉向對峙，許多人對此憂心忡忡。毛澤東不這么看。他指出，“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呢？不會的”【《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162頁。】，因為美蘇與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需要和平。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主要矛盾的重心并不在美蘇，而是在美國與廣大“中間地帶”國家，即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要是真的發生戰爭，美國首先要侵占的不是蘇聯，“而是這些被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194頁。】，“如果真的打起來，首先中間地帶就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05頁。】。這反映了毛澤東對戰爭規律的科學認識。后來，不管世界形勢如何變化，他從未動搖過這一觀點。20世紀60年代，根據美蘇爭霸的新情況，他提出并完善了第二個“中間地帶”理論。雖然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立足點不同，但從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看，其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廣大的處于美、蘇兩極中間地帶的國家，是阻止戰爭爆發的重要力量。

三是西方世界內部不團結，存在種種矛盾和困難，“發動戰爭已不是那么容易”【《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92頁。】。毛澤東始終認為，經濟實力并不是決定事物發展的唯一因素。“決定問題的不是鋼的多少，重要的是他們面臨的矛盾。”【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頁。】經過長期觀察，他得出結論，西方世界總體來說實力強大，但并不是無懈可擊的鐵板一塊。在出現利益沖突的時候，它們中間存在嚴重的矛盾與斗爭，是“很不統一的，四分五裂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34頁。】，比如美國壟斷資本同日本壟斷資本，日本壟斷資本同日本人民，以及壟斷資本本身，都有內在的矛盾，有其兩面性，“他們的困難比我們更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84頁。】，其嚴重程度甚至超過了與社會主義陣營的矛盾。美國以鄰為壑，對自己在西歐、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國，也“實行‘弱肉強食’的政策，力圖把它們踩在自己的腳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5頁。】。這種一家獨大的客觀情況，使西方世界新的大國爭霸格局短時間內難以形成，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降低，同時也為世界和平力量提供了可利用的寶貴機會。我們可以在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的空隙中，找準突破口與切入點，以爭取更長久的和平穩定局面。

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毛澤東對戰爭爆發可能性的估計增加了，但這種估計并沒有上升到世界大戰的層面上。他晚年之所以說“絕不相信持久和平”【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2頁。】，一是指反對大國以“持久和平”為幌子對其他國家的侵占與干涉；二是指中國與蘇聯的沖突可能演變為戰爭；三是指帝國主義國家必將發動戰爭以爭奪世界霸權。無論哪種意義上的認識，都指的是局部戰爭、有限戰爭在未來的必然性，而不是斷言世界大戰在當下的不可避免性。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經70多年。在這70多年中，世界形勢風云變幻，但始終在向著和平發展的方向曲折前行，其基本原因，離不開毛澤東所指出的這幾個方面。

三、國際秩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

要把和平的客觀趨勢變為現實，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是必要前提。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均起因于西方大國的霸權爭奪。他們崇尚強權，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依據實力對比確定外交政策與外交秩序。在這種觀念下建立起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無疑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為建立與鞏固持久和平，就必須提出制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映各國人民利益訴求的國際關系準則，推動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由我國首先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這樣一個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國際關系準則。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關于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思想，為這一原則的形成、推廣，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國與國之間完全平等，是毛澤東國際關系思想的基本觀點，也是他主張的世界和平的根本原則。1945年4月，毛澤東就在中共七大上強調了互相尊重獨立、平等地位在處理國家關系中的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84—1085頁。】1949年1月，在審閱中共中央關于外交問題的指示稿時，他又提出了“不干涉內政”的要求：“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78頁。】這年4月底，在就“紫石英號事件”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起草的聲明中，他再次強調，我們愿意考慮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前提是“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61頁。】。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被寫進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成為新中國處理外交關系的指導原則，也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20世紀50年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逐漸形成。1953年底，周恩來在與印度代表就西藏問題談判時明確指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是“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的。【《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18頁。1955年4月萬隆亞非會議上，周恩來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將五項原則的表述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51—152頁。】在五項原則指導下，中國很快與印度、緬甸達成協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并共同倡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在國際關系史上是一個重要轉折。它反映了“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中華古代智慧，既代表著國際關系中弱勢國家的利益，同時又代表了戰后世界民主和平潮流的基本方向，體現了所有愛好和平、愿意和睦共處國家的基本訴求，因而是一個具有普適意義的全新的國際關系準則。一經提出，它就迅速得到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影響不斷擴大。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做了許多重要的理論闡釋與實踐推動工作。

一是明確它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礎。1956年8月29日，毛澤東在審閱黨的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專門加寫了這樣的內容：“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支援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我國政府和人民已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今后還應當做更多的工作，爭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們更加發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國的建設。”【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頁。】這段表述，集中闡明了新中國外交政策的立足點和主要目標，表達了通過五項原則的貫徹來建立“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的國際秩序的基本主張。

二是提倡把它作為處理所有國家關系的一般準則。中印、中緬兩國總理聯合聲明公布之后，毛澤東在會見英國、緬甸、印度等國客人時，反復強調了這樣幾點：第一，不同主張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可以和平共處；第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可以和平共處，只要雙方愿意，我們可以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等和平共處；第三，和平共處的原則不僅適用于亞洲國家，而且應當“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39、362頁。】即是說，不論什么制度類型、什么具體情況，所有國家之間都應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16頁。】。

三是推動采取切實步驟落實五項原則。1954年12月，毛澤東在同緬甸總理吳努談話時講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處理國家間關系上是一個大發展。五項原則適合我國情況，也適合你們國家的情況，適合亞洲、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情況，堅持五項原則符合廣大不發達國家的根本利益。所以，“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不是為了臨時應付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74頁。】。在這方面，發展中國家要帶頭發揮作用，采取些步驟使五項原則具體實現，不要使它成為抽象的原則，講講就算了。

為達到這一目的，毛澤東還就相關理論問題作出了進一步解釋。他指出，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主要是針對“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的實力決定論，指國家無論大小，在國際關系中應該一律平等，“應該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關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系”。【《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78頁。】對于“干涉內政”，毛澤東也作出了明確界定。他說，不能以政府是否愿意作為標準，要看問題的性質。履行盟約派軍隊抗擊外來侵略、派教授和專家幫助搞建設，不是干涉內政。但是，“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土地上去建立軍事基地，附帶軍事和政治條件的援助和貸款，在另外一個國家建立的宗教機關進行間諜活動”，介入“純粹屬于內政范圍的事，如民族之間或黨派之間的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95頁。】等，都侵害了一國的民族利益，屬于干涉內政。這些觀點進一步闡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理論內涵和實踐依據，是對叢林法則更具體、也更徹底的否定與批判。

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現在已經成為指導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同和遵循，為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及國際爭端開辟了嶄新道路。

四、戰爭與和平：警惕可能的戰爭威脅

毛澤東主張世界和平，追求持久和平，但絕非不講原則、不講條件的和平主義者。他總是提醒人們注意和平的另一面——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毛澤東風趣地說，“我們并不是資產階級的參謀長”【《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6頁。】，戰爭的主動權掌握在帝國主義國家手中，不知道他們什么時候要發動戰爭，所以要從思想上、行動上有所準備，以免陷入被動。

沒有對戰爭和戰爭規律的透徹把握，就不可能有對世界和平的科學認識。毛澤東對戰爭必然性的認識，除了來自前述戰爭根源論之外，還來自對戰爭與和平辯證關系的哲學理解。以往的思想家們往往把二者對立起來，認為它們是相互否定、相互沖突的。毛澤東則認為，這種認識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事實上，戰爭與和平是對立統一的概念。兩者既有對立性，又具有同一性。與所有的對立面一樣，它們也是“互相滲透、互相轉變的對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頁。】，“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94—195頁。】。在階級社會，戰爭實際上就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列寧全集》第2版增訂版第30卷第78頁。】，“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480頁。】。和平時期醞釀著戰爭，戰爭中間同樣醞釀著和平。這一辯證觀念，使毛澤東關于世界和平問題的探討，總是與戰爭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

哲學認識和歷史規律闡明的是戰爭必然發生的一般原理，而不是它爆發的現實可能性。毛澤東對戰爭問題的現實考慮，主要包括如下兩個層面。

一是“虛假和平”的存在。所謂“虛假和平”，是指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達到侵略、壓迫別國的目的提出的假和平主張。這種“愛好和平”，和被壓迫民族的愛好和平完全不同，其實質是讓被壓迫者服從、認可壓迫者的統治，服從、認可弱肉強食的國際規則與國際秩序。比如，日本侵略者的所謂“遠東和平”，是要占領中國，讓中國不要抵抗。這種情況下，戰爭的目的就是和平，堅決抗戰就是保衛世界和平，我們同世界和平調和的基點，就“只能建立在制裁與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86頁。】。在當代，打著“和平”旗幟的戰爭企圖并未消失，帝國主義仍然“在和平的旗幟下準備戰爭，大搞基地、導彈，準備用戰爭的方法消滅社會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頁。】。這是“虛假和平”一方面的表現，也是其易于辨別的一面。

對于“虛假和平”的另一方面表現——和平演變的揭露與批判，是毛澤東理論上的新貢獻。他認為，這是戰爭的另一種形式，也是不那么容易辨別的和平“陷阱”。帝國主義在和平旗幟下，“大搞腐蝕、演變，用各種辦法包括文化、人員往來等等，以腐蝕、演變的方法消滅社會主義”【同上書，第245頁。】。其基本原則是有時和解，有時緊張；這里和解，那里緊張，歐洲和解，亞洲緊張；爭取機會主義，孤立馬列主義。他們所講的“永久和平”“持久和平”，都是表面文章，“我們不贊成吹什么‘和平’、‘緩和’、‘友誼’這一套”【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69頁。】。1975年，他還就美蘇爭霸前景作出預測，認為“本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將是極不安寧的”【同上書，第568頁。】。事實證明了他的看法。蘇聯最終被美國、也被自己所描繪的“永久和平”幻象所迷惑，在毛澤東去世后僅僅15年，就上演了國家解體、民族分裂的歷史悲劇。

二是局部戰爭有爆發的可能。從當時國際形勢出發，毛澤東認為，世界主要戰爭危險來自頭號強國美國的好戰分子。他們倚仗軍事實力到處伸手，除了爭奪領土之外，還通過在經濟上剝削、在政治上壓迫小國，“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78頁。】，“占領別人的國家”“搶奪各國市場”“在國外建立軍事基地”“派軍事顧問團到各國”“訂立不平等條約并附有政治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88、231頁。】等方式進行擴張侵略，不斷激化國際矛盾。美蘇爭霸時期，毛澤東指出，戰爭威脅更多來自兩國爭霸，蘇聯也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美國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護，蘇聯要擴張，這個沒法子改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頁。】因而，雖然戰爭暫時打不起來，但要有準備，“戰爭總有一天是要打的。寧可放在這個‘打’字上，第二個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喪失警惕”【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98頁。】。如果不做準備，將來要吃虧。

正是基于上述考慮，毛澤東主張，我們爭取和平，但并不反對所有戰爭。應當對戰爭的性質作出區分，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同時支持并積極參加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如果侵略者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我們別無他法，只好以戰爭反對戰爭。“我們愿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頁。】立足于不打仗，同時準備打仗，“一是反對，二是不怕”，兩個方面都考慮到，就可以立于不敗之地。空談“愛好和平”，以妥協退讓來避免戰爭，是十分危險的。要研究戰爭，準備應對戰爭。這樣，才能使敵人不敢輕言戰爭，進而放棄侵略企圖。“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4頁。】這樣的認識既是唯物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也是中國人傳統的底線思維的突出反映。

也正是從“以戰止戰”的思想出發，毛澤東堅持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發展中國的戰略核武器。他說：“原子彈、氫彈、導彈我們都搞出來了，世界大戰就打不成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2頁。】大國之間在戰略武器上的相互制衡，是遏制戰爭的重要手段。但是，武器制衡并不等于軍備競賽。中國的軍事戰略始終是防御性的。在原子彈成功爆炸的當天，中國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不會率先使用核武器，更不會對無核國家動用核武器。毛澤東極富遠見的認識，使中國獲得了戰后的戰略主動，也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世界的和平局面。

戰后70多年來，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有了新的發展。但是，局部戰爭和地區沖突仍然不斷，世界和平依然任重道遠。毛澤東的思考對于今天分析、判斷、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維護和鞏固世界持久和平，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和深刻的現實啟示。

五、中國的作用：走和平發展道路，擔當世界和平責任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我們歷來是把實現這個初心和使命的過程，與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繁榮的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抗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就鄭重表明，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將在保障戰后世界和平上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33頁。】

一是高舉和平旗幟，堅持獨立自主。政治上完全獨立、經濟上自力更生的新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視的新興力量。毛澤東把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反對霸權主義，反對一切外來干涉作為頭等大事，沒有一絲一毫的含糊和猶疑。他說：“我們熱愛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們的獨立，我們的天性就是奮不顧身地起來捍衛。”【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頁。】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不但徹底清除了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權，而且毫不屈服于美、蘇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霸權行徑，與其做了不妥協的堅決斗爭，成為霸權主義主宰世界的重要障礙。

二是做負責任大國，永遠不稱霸。中國共產黨致力于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使中國富強起來。與一些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們的富強來自自力更生、和平發展，而絕不靠恃強凌弱、侵略他國積累財富。毛澤東用“大而可親”來形容未來中國，他說我們“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91頁。】，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針對有些國家對中國強大后會稱霸的擔憂，毛澤東回答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不搞實力原則。中國的強大不構成對任何和平友好國家的威脅，只會增加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而不是損害它。“社會主義的原則，馬列主義的原則，是不允許侵略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75頁。】，“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1頁。】，“我們不侵犯別人一寸土、一根草”【《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23頁。】。1974年，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永遠不稱王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充分表明了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堅強決心和正義立場。

三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和鞏固世界和平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是以弱勝強的重要法寶。這個戰線的主要目標是團結盡可能多的朋友，同時努力分化帝國主義陣營，“一面加強自己，一面爭取人家”【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頁。】。加強自己，是指鞏固與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5頁。】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支持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斗爭，努力鞏固、擴大和平民主陣營。爭取人家，是指團結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爭取同一切愿意與我們和平相處的力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后來，隨著“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國際統一戰線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蘇、美兩霸，以維護世界和平和被壓迫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是尊重他國主權，不輸出革命，不干涉內政。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為避免大國主義傾向，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尊重他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57頁。】。他說，在同其他國家相處時，要謙虛謹慎，不要自以為是，不要盛氣凌人。在政治上，“一定要尊重別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能干涉別國的內政，一定要平等相處”；“對兄弟黨，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原則，堅持協商一致的原則，絕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不輸出革命，“靠外國的幫助，靠外國輸出革命，而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89頁。】。在經濟上，我們對朋友的幫助是真心誠意的，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為此，中國政府制定了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其核心就是“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同上書，第651頁。】。這些原則要求，成為新中國外交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國推動世界和平的重要舉措。

五是爭取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加強合作交流。為爭取更長時期的和平局面，新中國在鞏固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同時，還十分重視抓住一切和平機會，與西方國家建立起交往。毛澤東認為，中國和西方國家“都要和平，不愿打仗”，“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因此也要做生意”【《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40頁。】，所以彼此都有合作的需要。這種需要可以超越不同國家之間的各種障礙，為世界提供重要的和平支撐。“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148頁。】1961年2月，他對來訪的密特朗提出，只要能做到互不干涉內政，“意識形態的墻和社會制度的墻”【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37頁。】，是可以拆掉的。1975年，他就中美關系提出，“希望以后兩國友好”【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27頁。】，并親手開辟了兩國關系的歷史新篇章。這說明，反對霸權主義的基本原則，與加強西方國家的交往合作，在毛澤東那里是辯證統一的。正是秉持既堅持原則又務實靈活的外交策略，中國先后與法、英、日、西德、美等西方大國建立起外交關系，在為自身贏得有利國際環境的同時，也為世界向著和平穩定的方向不斷邁進作出了重要貢獻。

綜上，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和平問題的理論認識，堅持以唯物辯證法作為思想武器，從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看待世界和平問題，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以斗爭求團結，以斗爭求和平。同時，他又充分發揮中國“和而不同”的思想傳統，超越意識形態局限，以盡可能擴大和平民主陣營，抓住機會維護和鞏固世界和平，體現出科學駕馭全局、辯證處理矛盾的高超領導藝術。這兩個相輔相成的突出特點，以及毛澤東關于世界和平的基本觀點、基本態度，深刻影響了新中國外交政策，也隨著新中國實力的增長，深刻影響并不斷推動著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就是這種影響的必然結果與自然延伸。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矛盾紛繁復雜，沖突層出不窮。在這種情況下，要維護世界和平，更需要從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中汲取豐富營養和歷史智慧。

（李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一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