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澤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論斷和最早提出“思想路線”，就是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這篇文章強調了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闡述了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凝煉了毛澤東思想的一些理論精髓，具有奠基性作用，毛澤東一生極為看重。他在探索道路、整頓作風、反思失誤等重要關頭多次解讀、升華調查研究思想和黨的思想路線。這篇文章沁潤了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的生機活力，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深邃內涵和無窮魅力。

《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初步形成的標志，是奠基性著作； 毛澤東最初在這篇文章中闡述的有關思想原則，成為后來概括的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群眾路線的雛形。在我們黨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講到毛澤東提出的“我們黨必須永遠堅持”的思想路線問題時，就是從“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強調調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講起的。正因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和反對本本主義問題的奠基性和永久性作用，我們今天很有必要進一步探討毛澤東本人是怎樣解讀這個問題的。

一、揭秘：毛澤東自解《反對本本主義》有兩個版本

我們現在談論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原題為《調查工作》，是毛澤東1930年5月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強調從實際出發搞調查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而寫的。這篇文章寫成后，曾于當年8月印過石印單行本，遺憾的是，因戰爭散失，作者本人卻沒有保存下來，以致1951年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1 卷時，未能收入。所幸的是，1957年2月，福建上杭縣農民賴茂基將珍藏多年的這篇文章的石印本獻了出來，最終輾轉于1961年1月重新回到毛澤東手中。據1958年11 間曾到過贛南、閩西老區一帶收集黨史資料和革命歷史文物的同志回憶，他們在福建龍巖地委黨史辦公室的一個庫房內，曾經看到有5 份毛澤東著的《調查工作》石印本原件，同時擺放在文物柜內的一個木格里。當時只作了登記，并未將文物隨身帶走[①]。

這篇重要文章失而復得后，毛澤東喜悅之情溢于言表，他多次表達說：“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歡，這篇我是喜歡的。”[②]“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不記得了，這兩篇文章我總是記得的。忽然找出一篇來了，我是高興的。”[③]他將題目改為《關于調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于1961年3月11日印發在廣州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們閱看。1964年7月，在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時，毛澤東又將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收入。這是《反對本本主義》首次公開發表，從這以后，《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經典著作，被廣大讀者熟知。

說到版本，這里需要搞清楚一個問題：毛澤東所說“我總是記得”已經丟了的、一想起來就“傷心”的“這兩篇文章”，也就是改題后的這篇較長篇幅的《反對本本主義》與原題為《反對本本主義》的另一篇文章，是個什么關系？

對這個問題，毛澤東自己揭開了秘底。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這樣解釋過這篇文章：“有同志說這是幾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幾段。”毛澤東講的“幾段”中，第三“段”（即第三節）的題目就是“反對本本主義”，也是整篇文章的主題。毛澤東接著說：“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寫的，總結了那個時期的經驗。寫這篇文章之前，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④]毛澤東對“那個時候產生這篇文章的詳細過程”，內心感慨萬千。1964年在公開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之前，毛澤東再次對一長一短的這兩篇文章的情況作了說明：“先寫了一篇短文，題名《反對本本主義》，是在江西尋烏縣寫的。后來覺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說服同志，又改寫了這篇長文，內容基本一樣，不過有所發揮罷了。當時兩文都有油印本。”[⑤]

正因為一長一短兩篇文章主題一致、“內容基本一樣”，相互交叉，毛澤東在找不到那篇原題《反對本本主義》短文的情況下，在強調全黨開展調查研究，“一九六一年成為一個調查年”[⑥]的時候，用《關于調查工作》一題印發黨內學習； 在調查研究工作有所改觀，全黨全國工作需要開創新局面、重點放在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時候，1964年則改為《反對本本主義》一題付印。該文1982年12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1986年9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 上冊) 。1991年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時，《反對本本主義》是唯一增補進去的文章。

自1930年以后，直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每到革命和建設的關鍵時刻，都要談論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問題，并對《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的深刻內涵和現實意義反復作過解讀。

二、探路：20 世紀30年代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時寫出的經典

毛澤東曾說過，《反對本本主義》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是經過一番大斗爭以后寫出來的”[⑦]。這番大斗爭，在黨內和紅四軍內部，有各種表現形式，歸結到一點，就是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還是主觀唯心主義，是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還是從主觀估量出發的問題。

黨內早期的一些教條主義者們習慣從“本本”出發，拿著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和俄國的經驗在中國“瞎指揮”，他們排擠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通過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的同志，從各個方面實施“左”傾機會主義政策，使原來順利發展的革命形勢遭到了嚴重破壞，黨和紅軍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為糾正黨內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和解決黨領導下的紅軍發展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毛澤東于1929年12月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在毛澤東起草的這份決議中，尖銳地批評了主觀主義的指導，認為這種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提到糾正主觀主義的方法，決議講了三條，包括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說話要有證據等[⑧]。這些都與調查研究相關。但具體怎么做，決議里不可能說得那么詳細和透徹，這些問題從理論上進一步思考和解決，是在幾個月后的《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中。

《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初期的實踐總結和理論思考，反映了“探路”時期的思想結晶。這篇文章從調查工作切入，第一句就點明了調查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⑨]從根本上講，這篇文章講的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講的是共產黨人遵循的思想路線問題。

最早思考并提出黨的思想路線問題的，就是毛澤東，就是《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毛澤東反復思考了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給我黨帶來的嚴重危害，針對那些具有“一切拿本本來”、“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和“空洞樂觀的頭腦”，以及那些試圖靠“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勝利”、“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想法，他明確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⑩]

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從七個方面闡述了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特別是從批評教條主義的角度，以先“破”后“立”的方式，凝煉了毛澤東思想的一些理論精髓。

講到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時，毛澤東批評黨內一些干部，對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11]。

講到群眾路線問題時，毛澤東批評一些新接任工作的干部，喜歡一到任就宣布政見、指手畫腳、純主觀地“瞎說一頓”，“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號召大家“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12]。

講到獨立自主問題時，毛澤東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3]

講到糾正領導干部的作風問題時，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 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么不公道呢？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14]

講到共產黨的政策和策略的源泉時，毛澤東特別反對閉門造車的作風，他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15]

這篇文章從批評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入手，初步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基本點，由此也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奠基性著作。這種奠基性，從這篇文章留下的一些永恒準則或經典語言中也可以看出來。比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注重調查! 反對瞎說!”“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你對于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 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 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 “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我們調查所要得到的結論，是各階級現在的以及歷史的盛衰榮辱的情況”； “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 “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 “速速改變保守思想! 換取共產黨人的進步的斗爭思想! 到斗爭中去! 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 “要自己做記錄”，“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等等[16]。這些論斷表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過程中，思考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問題，闡述的是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

就在毛澤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不久，他在實踐中又對這一論斷作了補充和發展。1931年4月，毛澤東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起草了一份《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進一步提出：“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17]由此可見，這些重要論斷作出后，并沒有停止不前，而是在邊探索、邊思考中不斷深化。

三、整風：20 世紀40年代在延安時期以此融貫整風

從一定意義上講，以調查研究和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為切入點，提出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從而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這一出發點和落腳點，一開始就鑄起了毛澤東思想的魂，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基礎，由此也就具備了黨的事業能夠取得勝利的思想武器。對這一點，葉劍英曾以自己的切身體會說過：“同志們試想，如果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后和遵義會議以后，不從中國當時的實際出發，不反對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本本怎樣說就怎樣做，中國革命能夠勝利嗎？ 能夠有毛澤東思想嗎？”[18]他認為，不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就不可能產生毛澤東思想，我們黨的事業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當然，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找到并堅持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更不容易。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實踐探索中，我們黨歷經艱難曲折。毛澤東1930年提出的反對本本主義和注重調查研究的思想，并不是立即就被黨內所理解和接受的，不僅如此，一些“靠本本吃飯”的人甚至譏笑毛澤東這套理論為“狹隘經驗論”，以致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和“保守路線”在很長時間里仍然在黨內很有市場。這個問題，直到延安時期才基本解決。

延安時期，隨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全面深入，中國共產黨要承擔起引領中華民族前進方向的偉大任務，就必須從根本上全面解決黨的作風問題特別是思想路線問題。毛澤東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頓“三風”當中首先一條就要整頓包括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在內的主觀主義傾向，消除這些傾向給黨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這之前，毛澤東就深刻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寫下了《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著作，從理論上系統清算了黨內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全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進入整風時期，要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就必須重申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進一步解決與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等主觀主義作風相勾連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此，毛澤東系統地回答了《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來卻沒有條件深入回答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

( 一) “實事求是、不尚空談”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為共產黨人確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等主觀主義作風的一大特點就是不從實際出發，不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只會空洞說教。毛澤東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特別批評過“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作風，尖銳地指出：“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19]

為了徹底糾正這種不良風氣，引導全黨求真務實，毛澤東自1937年秋天開始，就匯集了自己留存下來的調查報告，即“親手從農村中收集的材料”，以《農村調查》為題結集( 遺憾的是，當時沒有找到1930年寫的長文《調查工作》和短文《反對本本主義》) 。1941年正式出版前，他還特別“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并要求領導干部：“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20]

隨后，毛澤東進一步升華了調查研究思想，于1942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明確概括了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清晰地闡述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21]他把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的思想加以升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賦予了“實事求是”以豐富的思想內涵，創造性地融入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應該說，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只是提出了“思想路線”的問題，著重強調了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從實際出發進行調查研究，以及“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意思，而到了延安時期，毛澤東則從哲學高度，明確地概括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立了實事求是在中國共產黨人指導思想中的精髓和核心地位。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從各個角度通俗地闡述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作風。比如，他專門提出了“深入群眾，不尚空談”的號召[22]，并解釋說：“不尚空談，就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就是要實干，不講空話。”并親自為中央黨校確定了“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校訓[23]，用于教育干部，目的是以這樣的干部作風引領中國共產黨承擔起民族獨立和走向復興的歷史重任。

( 二) “眼睛向下”，“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

“眼睛向下”，是毛澤東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提倡的一種根本態度和著眼點。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一大習慣就是眼睛里只有書本和上級，熱衷于唯書、唯上。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就批評過那些“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和“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24]

延安時期，毛澤東極力提倡共產黨人不能唯書、唯上，要唯實。他特別強調：“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25]這種思想風格和工作作風，對全黨上下影響很大。

要想“合乎實際”，就必須“眼睛向下”，“向群眾學習”。這就是毛澤東提倡的調查研究的態度。毛澤東自己以身作則，眼睛向下，甘當群眾的小學生。他誠懇地說：“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毛澤東要求黨內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有“眼睛向下”和“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和精神：“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26]

要想“合乎實際”，就必須“面向下層”，不能“昂首望天”。他提醒干部們：“我們是信奉科學的，不相信神學。所以，我們的調查工作要面向下層，而不是幻想。”在印發《農村調查》時，毛澤東在“序言”中也特別提出了到實際中去、到下層去了解生動的情況，明確提出：“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他反復強調，眼睛向下就是要面向下層，“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否則“一輩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27]。

( 三) “事物是運動變化進步著的，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

建立“長期的”調查研究制度，是毛澤東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著力加強的基礎性建設。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一大頑疾是以僵化的、一成不變的眼光看問題和處理事情。毛澤東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嚴肅地批評過“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認為他們“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因此他提出:“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28]他提倡“時時了解”“時時調查”，就是一種制度性思考，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阻斷本本主義者們的“保守路線”。

延安時期，全面系統地清掃主觀主義顯得更加迫切。為此，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系統地調查研究的任務，推行周密地調查研究的計劃，作為轉變黨的作風和決定政策的基礎一環。他提醒全黨同志：“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29]要想徹底“掃除主觀主義作風”，“加重調查與研究”，就必須建立起一定的制度。所以毛澤東在確立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基礎上，進一步考慮建立調查研究制度的問題，提倡共產黨人要學會時時做、長期做且永遠做調查研究工作。1941年8月1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在這份制度性文件中，他仍然從《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的首要觀點出發，警示全黨：“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他特別指出：“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 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30]這個決定，為我們黨建立調查研究制度打下了重要基礎。

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大力倡導，全黨上下形成了調查研究的風氣，許多單位組成調查團，按照“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到農村、基層，扎到群眾中去搞調查，了解中國的實情，急群眾之所急、想群眾之所想，從實際出發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發出不久，中央婦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組成調查團，即將下去做調查工作，走之前向毛澤東提出了許多問題。毛澤東應約與他們作了一次長談。這次談話，后來整理成《關于農村調查》一文。毛澤東開門見山，從調查工作的長期性談起，談到的幾個重要觀點，都反映了他對調查研究工作的制度性思考。他首先提到，馬克思主義是從終生進行的調查研究中產生的。毛澤東說:“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31]第二，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學會全面系統地做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說：“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 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觀主義，自以為是，完全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32]第三，到下面去做調查研究工作的同志，要深入中國農村，特別是要了解中國各階級的狀態。毛澤東說，“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同志們的任務是腳踏實地去鉆，去努力”。第四，調查研究是一項長期的、永久的。他說：“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33]

從上面這幾個側面可以看出，毛澤東自從寫作《反對本本主義》以后，對其中相關問題的思考和探索不僅沒有停止，而且一步步深化。到了延安時期，全黨上下調查研究蔚然成風，實事求是路線基本確立，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歸于科學，而那種曾經譏笑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理論是“狹隘經驗論”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也就沒有了市場。這恰恰印證了毛澤東在延安印發《農村調查》報告集和進一步提倡全黨調查研究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毛澤東在印發這本報告集的序言中曾說過：“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 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34]延安整風后不久，偉大的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更加證明了毛澤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如果從《反對本本主義》的思想內涵角度審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否可以這樣說，自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初步闡述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提出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問題起，毛澤東思想就是沿著一條思想路線的主線不斷深化的，到了延安時期，隨著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全黨上下真正解決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毛澤東思想也走向成熟。

經過延安整風，我們黨成為比較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和指導下，在斗爭實踐的錘煉下，涌現出一大批能夠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并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干部。正如毛澤東所期待的：“不但造就了一大批會治黨會治國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會治軍的有力的骨干。”[35]在他們的帶領下，中國革命終于取得成功，建立了新中國。

四、反思：20 世紀60年代反思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重新解讀

思想路線問題的解決，不是一勞永逸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這類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是輕易就能退出歷史舞臺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特別提醒大家：“主觀主義永遠都會有，一萬年，一萬萬年，只要人類不毀滅，總是有的。有主觀主義，總要犯錯誤。”[36]這個“永遠在路上”的客觀規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體現出來。

(一) “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舊殘余和新花樣，時不時沉渣泛起、翻新再現。針對出現的問題，毛澤東經常結合《反對本本主義》中講述的一些基本道理，有針對性地提醒黨內同志注意防范理論脫離實際的危險。對“大躍進”問題的反思，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自1958年初發動“大躍進”運動后，毛澤東不是沒有擔心的。從歷史文獻中可以看出，發動“大躍進”的是毛澤東，但頭腦發熱的卻是全黨上下； 而最早認識到“大躍進”問題并主動降溫的，也是毛澤東本人。自1958年3月起，僅當年他對“大躍進”發表反思和批評的談話就不下十次。毛澤東嚴肅批評那些不從實際出發、不實事求是、“吹牛吹得太大”的做法，要求大家“把指標降低”。比如，1958年3月，他針對一些同志總是習慣“照搬”、“硬搬”經驗和規章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不結合實際作細致分析、不獨立思考的現象，明確指出：“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他批評這些同志既不講唯物論，也不講辯證法，“缺乏獨創精神”[37]。7月，毛澤東針對一些同志身上存在的教條主義，嚴肅批評說：“馬克思和列寧都說過，他們的理論僅僅是行動的指南，是指導方向的，不能當作教條。但我們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這一點，后來受了損失，吃了苦頭，才明白了。”[38]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越是在黨和國家面臨困難和挫折的時候，毛澤東越側重提醒黨內頭腦發熱的同志要注意防止教條主義、避免主觀主義。他多次借用歷史經驗告誡大家：“過去，在民主革命中，我們受主觀主義的害時間很長，受了很大的懲罰，根據地差不多喪失干凈，革命力量喪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覺悟。經過延安整風，著重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39]

這些情況恰恰說明，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年代，沒有調查研究或者不做正確的調查，不從實際出發，就會背離正確的思想路線，就會犯嚴重的錯誤。曾經的教訓讓毛澤東記憶猶新； 現時的失誤和曲折又迫使他經常反思。

(二) 這篇“老文章”“看來還有些用處”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再加上天災不斷，中國經濟社會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為找到帶領人民走出困境的辦法，毛澤東不斷總結并深入反思。1960年6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寫了一份提綱式的《十年總結》稿，第一句話就是從批評黨內仍然存在的“洋教條”開始的：“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然后梳理了我們黨在“大躍進”期間犯錯誤的過程，指出：“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原因，分開改正。”并鄭重提出，對今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40]。

鑒于導致“大躍進”中各種錯誤的一個基本原因是情況不明、脫離實際，毛澤東于1961年初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恢復黨的實事求是作風。1月13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時候，回想起當年作尋烏調查和寫《反對本本主義》時的情景，自我檢討說：“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為此，他提出：“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1月18日，他在主持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時，再次提出：“希望今年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41]

恰好在這個時候，毛澤東看到了30年前寫的那篇“老文章”《調查工作》( 后改名《反對本本主義》) 。在印發黨內學習前，1月20日，毛澤東先送給自己身邊將要下去搞農村調查的三個調查組成員每人一份，要求大家先討論一下，然后再去搞農村調查。他特別提出：“給三組二十一個人看并加討論，至要至要! ! !”[42]用了兩個“至要”、三個感嘆號，可見對這篇“老文章”的極端重視。

八屆九中全會以后，毛澤東也離開北京，一路南下親自作深入細致的調查工作，并一路講“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道理。3月間，他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前，印發了新找到的《調查工作》一文。毛澤東特別在印發前批示說：“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1961年1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43]為強調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毛澤東還懇切地說：“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44]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對一篇“老文章”如此看重，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少見的。

(三) “文章中心點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幾十年過去了，時過境遷，革命戰爭年代所做的調查及其總結，是不是還適合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情況？ 對這一點，毛澤東還是極為審慎的，他說：“這篇文章，我不贊成現在公開發表，只在內部印給大家看看就是了。”[45]同時，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思想價值和現實作用極為看重、極為珍惜。

1961年3月23日，他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為有利于大家討論《中共中央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專門遂節詳細解讀了《調查工作》這篇文章( 印發時已改名為《關于調查工作》) 。

講到第一節，毛澤東首先交待，這篇文章里面講的一些問題是針對民主革命的，“現在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毛澤東同時也點明了這篇文章的現實意義：“有一些用處，就是講文章中心點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很不容易的。”[46]他從調查研究和思想路線高度，強調了這篇文章的重要性。

講到第二節，毛澤東解釋了當時為什么要強調“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重申：“要做調查研究，做典型的調查研究。”[47]

講到第三節，也就是以“反對本本主義”為小標題的一節，毛澤東提示：“這里頭包含一個破除迷信的問題。那個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級的東西就認為是好的。”[48]

講到第四節，毛澤東強調“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的道理，現在依然適用：“無論城市或農村，都不能離開階級分析。”[49]

講到第五節，毛澤東解釋了原文中所提的“調查工作的縱斷法和橫斷法”，說明“這兩個名詞我只用了一次，寫出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沒有再用過”。他批評一些人調查方法是錯誤的、調查的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賬”，“只是收集許多材料，沒有觀點，沒有思想”[50]。

講到第六節，毛澤東重申解決中國的問題“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不能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51]。

講到第七節，毛澤東分別解釋了幾種常用的調查方法。特別強調從基層干部到最高領導人“都要親身出馬”，“一定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 “要自己當記錄”，“假手于人是不行的”[52]。

解讀完每一節后，毛澤東結合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經驗，堅定地說：“我總是不相信沒有調查會有發言權的。”“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53]

在解讀這篇文章時，毛澤東還為自己近些年來缺少調查研究承擔了責任和過錯，誠懇地說：“為補過起見，現在我來提倡一下。”“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會后他又在一封給領導干部的信中特別提出：“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54]

我們極為少見到毛澤東對自己幾十年前寫的一篇文章如此重視并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如此詳細的逐節解讀，其重要性及其現實指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談到毛澤東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劉少奇在會議發言中重復了兩個“最根本”：“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調查研究是今后改進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并強調說：“要提到這樣一個高度。毛主席的文章，提得非常尖銳：調查研究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必須堅持的。”[55]會議期間，中共中央在《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中是這樣說的：這篇文章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56]。

自20 世紀60年代初起，在毛澤東的親自倡導和帶動下，以調查研究作為“做好工作”和“改進工作”的“最根本方法”，全黨上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重新找回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使得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很快有了起色，走出了“大躍進”帶來的困境。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真正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到基層和群眾中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就能夠取得勝利； 如果相反，我們就會犯錯誤、事業就遭受挫折。

一篇文章、一個概念，生命力如此之強大和久遠，對我們黨的指導思想、路線方針和干部作風產生如此長遠和深厚的影響，對黨和國家事業發揮如此大的推動作用，這在我們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產生的文章中是非常少見的。關鍵就在于，這篇文章的“中心點”是講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核心和根本問題是闡述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深邃內涵和無窮魅力所在。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57]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原載《毛澤東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