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博古向張聞天交權的“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對于這個會議召開的日期，學術界以前基本沒有異議，但在何地召開，學術界則意見不一。通過對“雞鳴三省”會議前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土城會議所需要的在開會地點需停留一整天以上的時間條件和中共中央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分析、探討，結合對中共中央、軍委當時發出的電報等檔案資料和有關會議資料進行考證，得出的結論是：1. 博古、洛甫交接班的中央常委分工會議開會的時間應是1935 年2 月4 日白天。2. 史學界所說的“雞鳴三省”會議，包含了中央常委分工會議和張聞天主持的中央和軍委討論中央蘇區問題的會議。3. 會議召開的地點應是石廂子。

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博古向張聞天交權的“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對于這個會議召開的日期，學術界以前基本沒有異議，但在何地召開，學術界則意見不一。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一是云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說，二是四川敘永縣石廂子說，三是貴州畢節林口鎮迎豐村（現改為“雞鳴三省村”）說。盡管學術界以前對“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日期并沒有分歧，但筆者認為，正是這個日期問題，產生了大家對會議地點在哪兒的不同見解。故此，筆者根據所見到的資料，試對“雞鳴三省”會議的日期和地點進行考證，敬請學術界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學術界對“雞鳴三省”會議地點分歧產生的緣由

探討、考證“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地點，必須首先弄清產生分歧的緣由。

關于“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時間，學術界比較公認的是1935 年2 月5 日。這個時間來自1983年2 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該報告說：“可以認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職務，是1935 年2 月5 日在雞鳴三省，當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時決定的。”^[1]271984 年9 月，該報告對這個結論又稍微進行了修改，將原來的“1935 年2 月5 日”改為“2 月5 日前后”，“雞鳴三省”改為“雞鳴三省一帶”。[2]132同年11 月25 日，胡喬木在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的成文時間的考證致陳云信中采納了這一說。信中說：“提綱內講到以洛甫代博古負總的責任，這事發生在2 月5 日前后，地點在云貴川三省交界處的雞鳴三省（據恩來同志72 年在中央會議上的講話）。”^[3]250盡管胡喬木采納了這一說，但權威的黨史著作仍采取“2 月5日”說，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朱德年譜（新編本）（1886—197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修訂本）等。只有《周恩來年譜（1898—1949）》仍采用“2 月5 日前后”說。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報告中博古交權“2 月5 日”說主要來自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和周恩來1972 年6 月10 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以及當時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回憶錄《中國紀事》。陳云在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中說：“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4]43陳云這段話，給出了博古、張聞天交接一個大跨度的時間段，雖然不具體，但劃出了一個范圍。周恩來1972 年6 月10 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從土城戰斗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5]68,69周恩來的講話，把張聞天接替博古的地點具體明確為云貴川三省交界一個叫“雞鳴三省”的莊子，但沒有時間。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遵義會議后，“博古開始仍然是總書記，一個月以后，也就是在1935年2 月，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他才同意將他的職位讓給洛甫，自己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書記”。^[6]129李德的回憶給出了較為具體的時間，但沒有明確是2 月的哪一天。在上述資料的基礎上，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參與調查的同志通過紅軍長征時期的電報、日記和到當地考察，認為博古、洛甫交接的時間為1935 年2 月5 日，地點開始為“雞鳴三省”村，后改為“雞鳴三省一帶”。為什么這樣改？據1984 年云南省參與調查的人員事后寫的調查報告中說：“查民國初年地圖，岔河標為‘雞鳴三省’實為泛稱，即指三省交界周圍的村寨，大體是形容能山水相望、聲音相聞之意，距離過遠就不叫‘雞鳴三省’的范圍了。”^[7]76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調查人員1984 年8 月曾到云南調查，回京后邀請了部分曾在中央總部工作過的老同志進行座談，對確定“雞鳴三省”提了幾條參考意見，其中一條為：“舊地圖上標明的‘雞鳴三省’，位于三省交界赤水河與渭河交匯的地方，又稱‘岔河’，只有一戶擺渡人家（當年是三戶），周圍峰巒環繞，懸巖峭壁，紅軍長征時并無部隊在此駐過，因此，恩來同志所說的‘雞鳴三省’，可能是指周圍的村寨。似可以岔河為中心，由近及遠來回憶。”^[7]73可見，由于進一步調查不能確定周恩來1972 年講話中的“雞鳴三省”為哪個村莊，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1984 年9 月的關于遵義會議的調查報告又將“雞鳴三省”改為“雞鳴三省一帶”。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會議的調查報告，花費了大量功夫，收集許多珍貴的歷史檔案資料，對過去鮮為人知的博古、洛甫交接班的“雞鳴三省”會議給出初步的調研成果，對于深入研究遵義會議，研究紅軍長征史、黨史，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由于這個調查報告對“雞鳴三省”會議給出的時間是1935 年2 月5 日，而這一天中共中央是行軍的，即從此處出發到彼處宿營，并且給出的地點是一個區域范圍，即云貴川三省交界處，沒有更為確切的地址；同時，關于博古、洛甫交接的原因，也只講了一句“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出于沒有更多的分析論述等原因，在學者們中便產生了會議召開地點的三種不同說法。

二、對“雞鳴三省”會議前中共中央召開的幾次會議的考察分析

為探討、考證“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日期、地點，有必要對此前中共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進行一些考察分析。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主要是最高“三人團”決策，一直到1934 年12 月上旬，未見有開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記載。12 月12 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會上，博古、李德不顧變化了的情況，堅持按原定計劃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則根據國民黨軍在紅軍前進道路上正以五六倍兵力布置四道封鎖線的嚴重敵情，主張紅軍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毛澤東的主張得到多數與會者贊同，會議作出了西進貴州的決定。會議在當日下午七點半以前結束。通道會議，是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第一次會議。當然，這只是一次負責人的臨時會議，還不是正式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通道會議后，12 月13 日中央紅軍向貴州方向西進，15 日占領黎平。12 月17 日軍委縱隊進入黎平。由于博古、李德仍堅持到湘西去，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再次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決定采取毛澤東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的主張，放棄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和建立湘西根據地的原定計劃，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會議一直開到夜里才結束。黎平會議是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

12 月31 日，中央紅軍準備北渡烏江，博古、李德再生事端，反對北渡烏江，主張“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8]339鑒于此，12 月31 日夜至1935 年1 月1 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又一次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在會上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根據地。多數與會者贊同毛澤東的主張，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意見，決定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占遵義。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中央紅軍渡江后，“立刻準備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內轉入反攻”，“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9]193

中央紅軍于1 月7 日占領遵義城后，軍委縱隊在1 月9 日進入遵義城。1 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會上，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批評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與會多數同志的贊同。這次會議明確回答了紅軍在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放到支部中去討論；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結束后，根據擴大會議決定，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另一個內容就是討論黔北地區是否適合建立根據地問題。會議接受劉伯承和聶榮臻的建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4]36

根據遵義會議的決定，中央紅軍于1 月19 日開始北上，計劃迅速渡過長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進。1 月28 日，在攻打土城的戰斗中，由于情報有誤，紅軍進攻受挫，戰局發展越來越不利。當晚，毛澤東提議召集政治局幾位領導開會，會議根據國民黨各路軍隊正向土城地域急進圍堵紅軍的新情況，判明原定在這里渡江的計劃不能實現，決定迅速撤出戰斗，渡赤水河西進。

分析上述五次會議，可以看出這樣幾點：

其一，中共中央在開會地點一般要停留一整天以上。其中，通道會議，軍委縱隊在12 月12 日進入通道，13 日離開，在通道停留一天；黎平會議，軍委縱隊于12 月17 日進入黎平，20 日離開，在黎平停留三天；猴場會議，軍委縱隊于12 月31 日到達猴場，1935 年1 月2 日離開，在猴場停留兩天；遵義會議，軍委縱隊于1 月9 日進入遵義，19 日凌晨離開，在遵義停留十天；土城會議，軍委縱隊于1 月26 日到達土城，29 日凌晨離開，在土城停留兩天。

其二，討論面臨的必須解決的問題。其中，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都討論了紅軍戰略行動方向問題，特別是前三次會議，如不解決戰略行動方向問題，紅軍就可能陷入國民黨軍的重重包圍，難逃全軍覆滅的命運。土城會議，雖然不是解決戰略行動方向問題，但是放棄了原定在這里渡江的計劃，是當時必須解決的緊急問題。遵義會議，則是解決的軍事指揮問題，是當時必須解決的事關紅軍前途和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

其三，愈是重大的問題，討論的時間愈長。遵義會議主要討論的是從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是非問題，參會人員擴大到軍團一級領導干部，人數比較多，議決的事項比較多，因而開了三天時間。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是政治局會議，會議爭論激烈，作出了紅軍戰略行動方向的正式決定，因而開的時間較長。其中，黎平會議從白天開到夜里，猴場會議從夜里開到凌晨。通道會議和土城會議是中央領導人臨時會議，只是暫時解決了軍事行動問題，因而開的時間較短，只有半天多或不到半個晚上的時間。

分析說明，中共中央開會解決重大問題，在開會地點停留的時間是一個重要條件。這個條件對于探討、考證“雞鳴三省”會議也是十分重要的。

三、“雞鳴三省”會議前中共中央面臨的幾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博古是中共中央負總責任者，更換他肯定是有必須更換的原因。探討、考證更換博古的“雞鳴三省”會議，應分析當時中共中央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當時中共中央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下：

1. 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內部的情況

博古在遵義會議上作的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反“圍剿”的失敗歸因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白區和各蘇區的斗爭配合不夠等，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而造成的結果。遵義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但“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 同志[①]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4[43]

當時戰爭形勢緊急，遵義會議沒有全面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這時，要就多年來黨的工作中所有重大問題的是非展開討論，不僅時間不允許，而且條件也不成熟。中共中央在這些問題上取得一致的正確認識，需要一個過程。因此，遵義會議只是一般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也沒有探討造成軍事指揮錯誤的深刻的政治原因。在此種情況下，政治局擴大會議后中央常委分工，博古仍然擔任中央總負責人。

由于博古沒有完全徹底承認自己的錯誤，毛澤東提議紅軍總部決定的攻打土城戰斗失利，他在中央政治局幾個領導人臨時會議上曾嘲諷毛澤東：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8]346博古的這種堅持不認識錯誤的狀況，難以服眾，不適宜繼續做中央總負責人。

2. 中央蘇區的緊急局勢

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時，留下項英、陳毅等人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項英擔任中共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項英沒有創建和堅持根據地的實踐經驗，沒有能夠根據變化了的形勢迅速實行戰略轉變，開展游擊戰爭，致使許多地區的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遭受嚴重的損失。1934 年11 月下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堅守在以于都寬田為中心的“三角地區”。12 月中旬，項英接到中革軍委電報，得知中央紅軍主力已放棄去湘西計劃，改向貴州遵義挺進，采納陳毅的意見，在于都寬田召開中央分局十二月會議。會議決定轉變戰略思想，改變斗爭方式，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會后，中央分局雖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戰略轉變還只是局部的。1935 年1 月，中央分局組織的洋陂戰斗、牛嶺戰斗，使紅軍游擊隊傷亡1000 余人，紅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身負重傷。這時，國民黨軍加緊對蘇區進行分區“清剿”，中央分局與湘贛、閩浙贛、閩贛、江西蘇區的聯系均已中斷，形勢十分危急。1 月27 日，項英致電博古、朱德、周恩來，綜合報告了中央蘇區的情況，要求：“迅速給我們指示。”^{[10]3547-3548}中央紅軍這時正準備進行土城戰斗，無法顧及中央蘇區的事情。

1 月30 日18 時，項英致電博古、朱德、周恩來，報告：“目前情況日趨緊張。”表示“我們是努力來破壞打擊敵人構筑雩會封鎖線以保持現有地區，堅持斗爭”。同時一方面提出如敵人封鎖完成，瑞金西部地區狹小，分局必須轉移到于都南部，將處于四面包圍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如轉移活動地區，向南、向西、向東都難以立足發展。因而，項英告訴中央：“我們的行動方針前根據各方情況與中央總的方針確定，因此要求中央迅速給我們具體指示，適應情況執行。”^{[11]3548-3549}同日20 時，項英又給朱德、周恩來發去“萬萬火急”電報，報告了紅十軍團被敵打擊后大部潰散，王如癡、劉疇西先后被俘，方志敏下落不明和中央蘇區的敵情。

項英發出這兩封電報時，軍委縱隊正是一渡赤水后經古藺鎮龍山開向回龍場行軍中。1 月31 日，軍委縱隊宿營回龍場。中共中央處于緊張的戰斗、行軍環境之中，同時遵義會議的決議還未形成，自然無法顧及給項英回電指示。項英見中央兩日未有回電，于2 月1 日連續給中央兩封電報。前一個電報開頭便指責道：“屢電諒達，無一指示，令人不解。”強調“中區環境日益緊張，遲緩不決是最有害的”。“目前問題是整個行動方針，關系全國與中區前途，因此必須中央決定與指示。”重申“我們行動必須根據全國形勢與中央總方針決定，否則易于錯誤，影響工作前途”。并“盼一二日內將中央方針與［對］中區指示電復”。^[12]3551后一封電報是在19時發出的，除通報了最新敵情外，再次要求：“我們行動方針，請立電示。”^[13]3552一天兩電，并要求中央一二日內回電，說明接不到中央指示電項英心情焦急。

這時，軍委縱隊仍處在行軍轉戰途中，無法顧及給項英回電。2 月2 日，紅一軍團先頭部隊進攻永寧（今敘永）不克，紅軍主力向川滇黔三省交界處挺進。當日24 時，朱德、周恩來致電各軍團首長：“我野戰軍擬通過永寧（敘永）、摩尼之線，轉移到古宋、興文、長寧地帶休息一兩天，再向西北前進。”[②]根據這個部署，軍委縱隊于2 月3 日晚到石廂子宿營。項英見他要求的兩天已過，依然未見中共中央回音，遂于2 月4 日凌晨1 時又給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電報：“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還是堅持現地，還是轉移方向，分散游擊，及整個部署如何？均應早定，以便準備。”抱怨“中央與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極不妥當”。要求“中央及軍委立即討論，并盼于即日答復”。^[14]3553

從1 月27 日到2 月4 日，短短七天多時間，項英連發六封電報，其中五封都要求中共中央盡快復電指示，說明中央蘇區的局勢的確到了非常緊急的關頭，中共中央無論怎么都不能無視。

3. 中央紅軍面臨新的問題

土城戰斗受挫，中央紅軍渡江入川的目的沒有能夠實現。紅軍撤出戰斗后，一渡赤水，進入川南的古藺、敘永地區。這時，川軍有12 個旅沿長江兩岸嚴密布防。蔣介石以“追剿”軍第二兵團和滇軍、黔軍組成第二路軍，龍云為總司令，薛岳為前線總指揮，轄四個縱隊：第一縱隊吳奇偉任司令官，下轄四個師；第二縱隊周渾元為司令官，下轄四個師；滇軍為第三縱隊，孫渡為司令官，下轄三個旅另一個團；黔軍為第四縱隊，王家烈為司令官，下轄五個師。其任務是：專事“追剿”中央紅軍，企圖在川軍協同下，圍殲中央紅軍于敘永、赤水以西，長江以南，橫江以東地區。

敵情說明，中央紅軍北渡長江已沒有可能，遵義會議決定的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根據地的計劃落空。陳云曾指出：“這個決議只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的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志對于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4]37面對新情況，中央紅軍此后戰略進軍方向應該向哪里？仗應該怎么打？如何擺脫新的困境？這是遵義會議后新的中共中央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雞鳴三省”會議究竟在何時何地召開

如何確定“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時間，筆者認為應該綜合考慮中共中央開會討論重大問題的時間條件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當時反映博古、洛甫交接的檔案文獻著手。

首先，應該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后的第一個檔案文獻。

查閱目前所能見到的當時中共中央的電報，筆者認為，1935 年2 月5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的“萬萬火急”的指示電，應為洛甫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后發出的第一份電報。這封電報指示項英和中央分局：“目前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斗爭的前途是有利的。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要求“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15]3555而在遵義會議決議中，則有這樣的內容：“政治局擴大會相信放在我們前面的這些嚴重的任務，我們是能夠完成的，完成這些任務是以后革命戰爭的新的勝利的保證。”“在中央蘇區……黨必須堅持對游擊戰爭的領導，轉變過去的工作方式，來適合于新的環境。”^[16]25,24對比這兩段內容，意思基本是一致的：其一是要求面對困難的局面，堅定革命必勝的信心；其二是要求轉變斗爭方式，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張聞天是遵義會議指定的決議起草者，2 月5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的指示電內容與遵義會議決議內容基本一致，說明這個指示是張聞天起草的，由此也可以證明，這時張聞天已經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

其次，中共中央書記處1935 年2 月5 日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的電報，是在當時軍情緊急的情況下，中央政治局和軍委對迫切需要解決的中央蘇區問題討論后作出的簡要指示。

項英在1935 年1 月27 日、30 日、2 月1 日、4 日連續給中共中央發出六封電報，其中除了1 月30日20 時是發給朱德、周恩來，2 月4 日是發給中央和軍委外，其他四封都是發給博古、朱德、周恩來的。項英在1 月27 日的電報中，要求“中央及軍委，迅速給我們指示”；在1 月30 日18 時的電報中，“要求中央迅速給我們具體指示”；在2 月1 日的第一封電報中，“盼一二日內將中央方針與［對］中區指示電復”；在2 月1 日19 時的電報中，要求“請立電示”；在2 月4 日1 時的電報中，“請中央及軍委立即討論，并盼于即日答復”。1 月27 日至2 月2 日，正是中央紅軍攻打土城和攻打土城失利后向川滇黔三省交界挺進的時候。這時中共中央正面臨三個迫切需要解決且相互交織的問題：黨內博古等人對遵義會議批評他們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不理解，對于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新的軍事指揮者的工作不支持；中央紅軍渡江入川計劃受挫，面臨新的敵情如何決定新的戰略進軍方向；中央蘇區局勢日趨緊張，項英連續致電中央，要求中央就戰略方針上給予指示。三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中，博古的問題是主要問題，他的問題解決了，其他兩個問題才能解決。以博古當時的思想狀態來講，是無法主持中央來正確作出中央紅軍戰略進軍方向和中央蘇區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的。在土城戰斗至挺進到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區這段時間，軍情緊張，中共中央處于連續行軍狀態，就算按項英要求的“任何緊張情況下應抽空討論我們的問題”，^[11]3549 由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會議，也只能是產生爭論，不能作出決定。很明顯，項英連電中央，得不到回音，以至于產生了抱怨的情緒，主要問題，還是出在博古身上。只有更換博古，才能解決中央蘇區的問題。

其實，遵義會議后的中央常委分工時，曾提出了更換博古問題。20 世紀90 年代，楊尚昆在一次回憶中曾這樣說過：“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于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17]47土城戰斗失利后，博古的表現引起大家不滿，應是重提更換博古的開始。從這時到中央紅軍挺進川滇黔三省交界，是中央醞釀更換博古的時間。2 月3 日晚，軍委縱隊宿營石廂子。當日19 時，朱德發布2 月4 日行動部署是“軍委縱隊進到水潦地域”。^[18]153然而，情況發生了變化，就在當晚22 時，朱德連發兩封電報，第一封取消了19 時的電令，第二封就新情況作出了新的行動部署，指出：“我一師昨2 日在三岔河，二師今3 日在永寧，繼續被敵截斷，結果尚未明，估計三岔河之敵似系劉旅，明4日有聯合范旅分向兩河口、君（后）山鋪、站底繼續截擊我軍的可能。”據此，“我野戰軍為迅速脫離當前之敵并集結全力行動，特改定分水嶺、水潦、水田寨、扎西為總的行動目標”。規定“軍委縱隊明日仍在石廂子不動，準備開水田寨、扎西之間的地域”。^[19]155,156

這一部署的改變，使軍委縱隊在石廂子有了難得的一整天休息時間。恰在朱德發出22 時的電報后的三個小時，即2 月4 日凌晨1 時，項英給中共中央和軍委發出了自1 月27 日以來的第六封電報。項英的電報中充滿了情緒性的語言，他要求中共中央和軍委立即討論中央蘇區的問題，“并盼于即日答復”。“即日”即是當日。這是繼項英2 月1日電報中要求中央一二日內復電后，又一次給中央要求的回電時間，且是“即日”，充分反映了項英未接到中央復電的焦急心情和中央蘇區局勢已到了極其緊張的狀況。而2 月4 日，軍委縱隊在石廂子又停留一整天。根據前述筆者對通道會議至土城會議等五次會議的探討，中共中央討論解決重大問題在開會地點一般要停留一整天以上的時間。因此，中共中央不可能忽視項英的請求，必須利用難得的在石廂子休息的一天時間，于2 月4 日討論中央蘇區問題。而討論中央蘇區的問題，又必須先解決已醞釀數日的博古問題。那么，中共中央何時開會呢？項英電報是在2 月4 日凌晨1 時發的，從發電報到接到電報，是需要一定時間的。況且不可能接到電報立即開會，應在幾個主要領導人通氣后才能正式開。因此，筆者認為應先開中央常委會議，在早晨或上午開始召開，起碼于2 月4 日白天實現博古與洛甫之間的交接。之后，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軍委會議，討論中央蘇區問題。據朱德于2 月4 日23 時半發布的2 月5 日中央紅軍行動部署，其中規定2 月5 日“軍委縱隊應進到水田寨宿營”，^[20]160中央政治局和軍委領導不可能2月4 日夜至2 月5 日晨一夜不睡，第二天再花13個小時行軍75 里路，[③]會議應在朱德發出2 月5 日紅軍行動部署的電報時間，即2 月4 日23 時左右或遲至5 日凌晨結束。2 月5 日，中央書記處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發出“萬萬火急”的電報，電報對1月27 日以來項英屢次電報請示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簡要指示：

其一，項英在1 月30 日、2 月4 日，兩次就中央分局堅持現有地區還是轉移活動地區請示中央。對此，中央書記處的回復是：“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15]3555

其二，項英在電報中對集中行動還是分散行動猶豫不決，一方面認為“集中行動必有立足之處，不能長久游擊，目前四周無此條件，否則一戰不利，即被敵沖散”；另一方面認為“分散目標，便于游擊，但各自為戰，領導困難，有［易］被敵人各個擊破”。^[12]3551中央書記處的回復是：“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后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斗爭方式是不適合的。”^[15]3555很明顯，中央書記處是要求項英和中央分局分散行動，以適應游擊戰爭的環境。

其三，項英在1 月30 日電報中表示：“我們的行動方針前根據各方情況與中央總的方針確定”；^[11]3548在2 月1 日的電報中再次強調：“我們行動必須根據全國形勢與中央總方針決定。”^[12]3551由于這時遵義會議決議還在起草之中，尚未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中央還沒有形成新的總方針，因而，書記處的電報指示項英：“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2 人組織之，項為主席。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可經過軍委討論，分局則討論戰略戰術的基本方針。”并告知“先此電達，決議詳情續告”。^[15]3555很明顯，中央書記處是讓項英先做馬上要做的事情，不久中央就會有更詳細的指示到達。

其四，中央分局曾于2 月5 日給中共中央發了一個請示電，從電報的內容看，是報告了他們對行動方針的兩個具體意見。中央書記處2 月5 日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電沒有回答這些問題，而回答這些問題則是在2 月13 日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的指示電中。同時，中央書記處2 月5 日電報抬頭是項英及中央分局，而不是像2 月13 日指示電那樣，是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給中央分局。這說明，由于2 月4 日1 時以前的電報，都是以項英的名義發給中央領導人或中共中央、軍委的，所以中央書記處2 月5 日回電，抬頭為項英及中央分局。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分局發出這封電報時，中央政治局和軍委討論中央蘇區問題的會議已經結束，中央書記處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的電報已經草擬，準備發出，或剛剛發出。

上述說明，中央書記處2 月5 日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電，是對項英2 月4 日1 時給中央和軍委電及此前給中央請示電的答復。

第三，中央書記處2 月5 日電報是在何時發出的。

由于中央書記處2 月5 日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電沒有標明是當日幾時發出，因而產生了學術界對“雞鳴三省”會議地點的分歧。弄清這個電報在2 月5 日幾時發的，對于確定“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地點是非常必要的。

先從電報的內容看。中央書記處這封電報是以“萬萬火急”發出的，第一句便是：“政治局及軍委討論了中區的問題。”^[15]3555這說明，在中央政治局和軍委討論中央蘇區問題的會議結束不久，就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出了這封指示電報。

再從當時軍委的無線電通信情況看。時任中革軍委三局無線電第一分隊隊長羅若遐回憶：長征中，“為了使軍委同下屬各軍團、主力師之間不致因日夜行軍而中斷聯絡，我們把無線電第一、第六兩個分隊分成兩個梯隊，第六分隊為第一梯隊，每天隨同中央軍委縱隊出發；第一分隊為第二梯隊，由我率領，留在原來的宿營地繼續收發電報。當第一分隊的電臺得到了第六分隊在新宿營地發出的信號，或第一分隊在電話中請示毛主席的隨從參謀后，才拆收天線，向新的宿營地前進。由于采取這種工作方法，從而可靠地保證了通信聯絡的不間斷”。^[21]93時為軍委無線電第一分隊報務主任的陳士吾在回憶中說：“長征途中，我一直跟著軍委。軍委兩部電臺為了保持不間斷的聯絡，采取了交替前進、循環工作的方法。”^[22]132時為軍委無線電第一分隊報務員的黃萍也有同樣的回憶：“軍委總部的電臺，特別是一、六兩個分隊，擔負的任務更繁重，既要保障對中央紅軍所屬的一、三、五、九等軍團的指揮通信，又要加強同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的聯絡。因此必須確保24 小時不間斷的通信。為此，總部電臺采取了一、六分隊交替行進的方法，作到一部電臺行軍，一部電臺工作，從而使各對方臺能夠隨叫隨應。”^[23]139這些回憶資料可以說明，中央書記處2 月5 日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電是軍委縱隊從石廂子出發后，留在這里的電臺發出的，時間段應在2 月5 日凌晨至上午離開石廂子之前。

綜上分析，筆者的結論是：1. 博古、洛甫交接班的中央常委分工會議開會的時間應是1935 年2月4 日白天。2. 史學界所說的“雞鳴三省”會議，包含了中央常委分工會議和張聞天主持的中央和軍委討論中央蘇區問題的會議。3. 會議召開的地點應是石廂子。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 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1983 年2 月）[M]//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中共黨史資料：第6 輯. 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

[2]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 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1984 年9 月）[M]//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 遵義會議文獻.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胡喬木. 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的成文時間的考證致陳云的信（1984 年11 月25 日）[M]// 吳德坤，主編. 遵義會議資料匯編.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4]陳云.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 年2 月或3月）[M]// 陳云文選：第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周恩來. 黨的歷史教訓（節錄）（1972 年6 月10 日）[M]//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 遵義會議文獻.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德] 奧托· 布勞恩. 中國紀事[M]. 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7]中共昭通地委黨史辦公室，等. 關于“雞鳴三省”交權問題的調查（1985 年10 月）[Z]// 中共昭通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紅軍長征過昭通資料集（內部資料）.2015.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傳（1893—1949）（上）[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9]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1935年1 月1 日）[M]//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紅軍長征· 文獻.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10]項英關于中央蘇區情況給秦邦憲、朱德、周恩來的綜合報告（1935 年1 月27 日）[M]//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 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 黨的系統（5）.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1]項英關于保持現有地區或轉移活動地區給秦邦憲、朱德、周恩來的請示電（1935 年1 月30 日）[M]//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 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 黨的系統（5）.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2]項英關于請中央速達目前方針致朱德、周恩來、秦邦憲電（1935 年2 月1 日）[M]//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 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 黨的系統（5）.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3]項英關于據報婁夢俠、方志敏已被俘及中區行動方針致朱德、周恩來、秦邦憲電（1935 年2 月1 日）[M]//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 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 黨的系統（5）.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4]項英關于目前行動方針問題致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電（1935 年2 月4 日）[M]//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 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 黨的系統（5）.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5]中央書記處關于中央蘇區及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1935 年2 月5 日）[M]//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 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 黨的系統（5）.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6]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年1 月17 日政治局會議通過）[M]//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 遵義會議文獻.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200 位老人回憶張聞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8]關于我軍4 日行動部署（1935 年2 月3 日）[Z]// 中共昭通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紅軍長征過昭通資料集（內部資料）.2015.

[19]關于我軍向分水嶺等地前進及4 日戰斗部署（1935 年2 月3 日）[Z]// 中共昭通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紅軍長征過昭通資料集（內部資料）.2015.

[20]關于我軍5 日行動部署（1935 年2 月4 日）[Z]// 中共昭通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紅軍長征過昭通資料集（內部資料）.2015.

[21]羅若遐. 一個通信戰士的回憶[M]//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 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22]陳士吾. 跟著中央軍委長征[M]//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 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23]黃萍. 一、四方面軍會師前后[M]//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 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原載《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