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革命生涯和工作實踐中，陳云在哲學、經濟、黨建等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這些思想的精華集中體現在他常講的九句話、一百個字上。深刻體悟陳云的這“百字真言”，可以對學習、研究和領會他的一些重要思想特別是蘊涵其中的思想智慧和領導方法起到一定的引導入門的作用。

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

這十五個字的思想方法始終貫穿于延安時期以來陳云的全部文稿之中。陳云說：“在延安的時候，我曾經仔細研究過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當我全部讀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之后，感到里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那末，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當時我的體會就是十五個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陳云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71頁。）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這是毛澤東經常思考的重大問題。筆者曾將毛澤東心目中的實事求是概括為“虛懷觀是”“和氣察是”“去偏歸是”“去

偽存是”“調研得是”五個方面。（參見《北京日報》2016年 4月 11日。） 陳云十五個字的思想方法是從毛澤東實事求是的基本指導思想中學習來的，同時與毛澤東心目中實事求是的五個方面密切聯系、交相輝映。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可以說是“虛懷觀是”“和氣察是”的另一種表達。“虛懷”是自然狀態的虛懷，“和氣”是民主狀態的和氣。如果一切從領導的意圖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那就不是虛懷的狀態，而是唯上是從的狀態。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那也不是虛懷的狀態，而是教條主義的狀態。如果高高在上、盛氣凌人，就聽不到下級和百姓的真實意見，看不到下面的實際情況。“只唯實”，不僅關系思想方法問題，還關乎講民主的問題。講民主就不怕別人批評提意見。陳云所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不是說不重視上面的指示和書本知識，而是強調上面的指示和書本知識要與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交換、比較、反復”，可以說是“去偏歸是”“去偽存是”“調研得是”的另一種表達。關于交換，實際上“就是互相交換意見”。陳云認為，過去工作中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

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71頁。）。交換意見才能既知此又知彼，達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才能避免片面性，達到“各去所偏，歸于一是”。關于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71頁。）。“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72頁。）他指出，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是運用了比較的方法，把中日之間互相矛盾著的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基本特點作了比較，得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結論。從陳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持久抗戰論與亡國論、速勝論是經過比較才顯其是非的。只有通過比較，才能達到“去偽存是”。關于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再反復考慮一下，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72頁。）所謂“調研得是”，不是靜態的，而是著眼于事物本身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的實際，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不斷循環往復的過程，深化對事物本身和發展規律的認識。

陳云十五個字的思想方法，簡潔、生動、深刻，既源自毛澤東思想，又帶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和特點。

二、“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

自 1956年 11月起，陳云在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的同時，還開始兼任商業部部長和中共商業部黨組書記。 1957年 1月 9日，他在中共商業部黨組會上講話時，談論了調查研究弄清情況與決定政策的關系。陳云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其次是決定政策，解決問題。

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況，不難決定政策。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調查研究弄清情況，要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反對的意見。“如果沒有‘反對派’，也要假定一個‘反對派’”。（《陳云文選》第 3卷，第46、47頁。）

陳云重視調查研究的方法，是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延安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為能給全黨的組織建設制定出有效的方針政策，陳云先后共組織了 9個鄉的支部書記進行調查研究。在做邊區財經工作時，他也經常到延安南郊新市場和公司貨棧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接收沈陽時，他先后四次到沈陽及其周圍城市調查研究工業生產情況。陳云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期間， 1949年七八月間的上海調查、 1951年 3月的武漢調查、1955年 1月和 5月的青浦調查、 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業調查以及下半年的青浦小蒸調查和北京煤炭工業調查等，都留下了許多佳話。

陳云提出的“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明顯受到毛澤東調查研究方法的影響和啟發。毛澤東曾經指出：“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0頁。）但是，陳云的調查研究，特別是他在財經工作上的調查研究，具有獨到的特點和貢獻，給毛澤東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夸獎陳云懂經濟工作，“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 120頁。）。

三、“做大事都是從做小事開始的”

1942年 10月 7日，在延安軍事干部會議上，陳云強調干部要嚴格要求自己。針對新知識分子干部中有些人只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術、經濟、事務工作，感到自己被大材小用了等問題，陳云論述了政治與技術、經濟、事務的關系以及“大”與“小”的關系。他說：“技術、經濟、事務工作有其政治意義，政治工作也會帶有技術、經濟、事務性。 ”“單純的政治工作，是沒有的。”（《陳云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56頁。）他認為，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談闊論，要做各種各樣的實際工作。“吃飯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難事”，決不是小事。他一方面指出，知識分子是有用之才，但“還不是革命的大才”，“因為革命工作，不僅需要書本知識，還要社會知識和革命實踐知識”（《陳云文選》第 1卷，第 257頁。）；另一方面他認為：“要適當估計自己，不要嫌事小。做大事都是從做小事開始的。”（《陳云文選》第 1卷，第 258頁。）

這次講話一年后，陳云的工作轉到邊區財經工作方面，開始做在有些人眼中是“小事”，而在他眼中是“大事”和“難事”的“吃飯穿衣”之事。

“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在主持陜甘寧和晉西北兩個邊區的財經工作時，陳云面臨的是 300萬人民的生活和十幾萬脫產人員的經費問題；在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經工作時，陳云面臨的是 3000多萬人民的生活和 140多萬（其中軍隊 108萬）脫產人員的經費問題；新中國成立時，陳云面臨的是四五億人民的生活和成千萬脫產人員的經費問題。盡管工作局面由小到大，但是陳云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所表現出的卓越智慧都是從邊區這個“小處”開始的。

四、“寧可穩當一些，不要冒冒失失”

1948年 10月 28日，在準備接收沈陽的干部大會上，陳云講解了接收的辦法和需要注意的原則問題。他提出了最需要重視的一條原則：穩當勝于冒失。“穩當一些，要多想一想，多請示一下。這樣慢了一些，有點損失，但這比冒冒失失犯了錯誤，哪一樣好？寧可穩當一些，不要冒冒失失。”（《陳云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64頁。）陳云堅持強調的這條原則，為此后成功接收沈陽提供了指導。

重視一個“穩”字，穩扎穩打是陳云工作方法上的一大特點。以做小事為做大事打基礎，這是“穩”的一種表現。“摸著石頭過河”也是“穩”的一種表現。陳云在 20世紀 50年代、 60年代抓財經工作時，指出“要摸著石頭過河”； 20世紀 80年代初，他談改革仍然要求不能過急，還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這都是強調“穩”。陳云講話時，喜歡打比喻。他說沙漠里頭就不能有喜馬拉雅山，一定要有西藏高原才行。（參見《陳云傳》（上），第 778頁。） 他還說挑兩筐雞蛋不要碰破一頭，一頭失落另一頭也保不住；拿著一個沙袋在鐵絲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參見《陳云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91頁；《陳云傳》（上），第 779頁。）這種重視基礎作用、重視平衡的思想，也是強調“穩”。

五、“一要吃飯，二要建設”

1983年 6月 30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接班人培養的問題。對現代化建設，他講了一個方針性意見：“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吃了之后，還有余力搞建設，國家才有希望。”（《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23頁。）

“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是陳云主持全國財經工作一個重要的、一貫的指導思想。

講“重要”，是因為陳云認為，全國財經工作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處理好民生與建設的關系，就是要為人民理好財、用好財。在這對關系中民生是第一位的，建設是第二位的。建設是為人民過上好日子，不顧民生去搞建設，既脫離了建設的目的，也造成人民餓肚子搞建設，建設必然搞不好。這是脫離了“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宗旨。但是，只強調民生，只強調提高生活水平，財力都用到消費上，搞不了擴大再生產，甚至連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持，那就是危害整體的民生、長遠的民生。這也是脫離了“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宗旨。

講“一貫”，是因為陳云主持全國財經工作，向來重視處理好民生與建設的關系。 20世紀 50年代，他提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陳云文選》第 3卷，第 52頁。）。這時，他反對的重點是不顧民生貪大貪多地搞建設。 20世紀 60年代，陳云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目標就是要達到建設規模和國力相適應。改革開放之后，針對那種只顧民生兼顧建設不夠的傾向，陳云也曾強調，經濟工作的一個大方針，第一是要使十億人民有飯吃；第二是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他說：“必須做到一能吃飯、二能建設。”“飯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沒有力量進行建設了。”（《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06頁。）以后，他又多次重申這條方針，要求“把握住這一條”（《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09頁。）。陳云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有一個原則界限，即：有飯吃之后國家還有余力進行建設。

六、“七分經濟，三分政治”

1957年 1月 9日，陳云在中共商業部黨組會議上提出“七分經濟，三分政治”的口號。（參見《陳云文選》第 3卷，第 45頁。）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口號？陳云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正確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一方面，政治是統率，是起方向作用的，不能以業務擠壓政治、輕視政治。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參加革命時，陳云就提出：“堅決地破除往昔中國人民普遍‘不談政治’的現象。”（《陳云文選》第 1卷，第 1頁。）不談政治就不能起來革命。所以，在延安時期陳云就指明了政治的必要性，“政治是重要的，我們共產黨就是搞政治的”（《陳云文選》第 1卷，第 265頁。）。他對文藝工作者說：“政治可以使我們放開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們去掉一些小氣，少一些傷感。”（《陳云文選》第 1卷，第 277頁。）陳云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時，同樣要求財經工作者加強政治。 1950年 6月，他指出：“財經干部經常注意政治是必要的。做財經工作的人，一天腦子里就是數目字，經常轉財經工作本身的問題，其他方面考慮的就很少。要經常在政治上提醒他們，如果沒有群眾觀點，沒有政治觀點，就很容易出毛病。” （《陳云文選》第 2卷，第 95頁。）兼管商業工作后，陳云繼續強調：“商業部門的領導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體的經濟工作，對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夠，這樣就很容易產生事務主義。如果不注意扭轉，就會變得目光短淺。這件事，值得我們警惕。”他指出：“我們如果不重視這個問題，就是帶有原則性的領導方法的錯誤。”（《陳云文選》第 3卷，第 45頁。）

另一方面，“搞政治要有一個基礎”（《陳云文選》第 1卷，第 265頁。），政治存在于經濟工作和各業務工作之中，不能搞空頭政治。政治與文化，文化是基礎。“要搞通政治，就先要提高文化；沒有文化，就不可能學懂政治。”（《陳云文選》第 1卷，第 266頁。）政治與經濟，經濟是基礎。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陳云批評一些干部出現的只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術、經濟、事務工作的傾向，指出：“單純的政治工作，是沒有的。”（《陳云文選》第 1卷，第 256頁。）他在邊區做財經工作時要求財政廳的同志會打算盤會算賬，“如果來一個‘政治領導’，人家要什么給什么，不算賬，那是不行的”（《陳云文選》第 1卷，第 286頁。）。新中國成立以后，他要求把政治具體落實到業務上，不能空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不能土特產賣不出去卻無人管。他認為：“倒過來，‘三分經濟，七分政治’，行不行？這也是不行的。”（《陳云文選》第 3卷，第 45頁。）

七、“無農不穩”，“無糧則亂”

1985年 9月 20日，陳云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了六條意見，其中一條意見是抓緊抓好糧食生產。他指出：“發展鄉鎮企業是必要的。問題是‘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無農不穩’。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50頁。）

新中國成立后，農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問題被看作重中之重。毛澤東認為，“飯”字就是“食”字邊加個反字，意思是“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就要起來造反的，民以食為天嘛”（《毛澤東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559頁。）。周恩來提出：“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5頁。）陳云主抓財經工作，更是把解決吃飯穿衣問題擺在首要位置上。然而，幾億人口的中國不能依靠手工搞飯吃，必須實現工業化，否則要永遠受人欺侮。問題是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建設，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不得不采取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陳云竭盡全力地處理建設和吃飯的關系，努力把建設擺在人民有吃有穿的基礎上，注意調整防旱除澇、化肥生產和農村政策等促進農業發展，作出了巨大努力和重要貢獻。

改革開放之后，陳云依舊強調“無農不穩”，“無糧則亂”。這是提醒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農業的基礎地位，都要抓緊糧食問題；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底線思維，從心里牢記糧食安全這根弦；任何時候都要把飯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如果糧食出了問題，任何人都救不了我們。

八、“搞經濟工作，一定要多方考慮，統籌兼顧”

1950年 6月 6日，陳云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言，講到了調整公私關系和整頓稅收的問題。當時存在著五種經濟成分，即：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陳云在講調整公私關系時強調，必須堅持統籌兼顧、各得其所的辦法。關于整頓稅收問題，陳云認為：“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搞工業要投資，必須拿出一批資金來，不從農業打主意，這批資金轉不過來。但是，也決不能不照顧農業，把占國民經濟將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業放下來不管，專門去搞工業。”（《陳云文選》第 2卷，第 97頁。）因此，“搞經濟工作，一定要多方考慮，統籌兼顧”（《陳云文選》第 2卷，第 98頁。）。

統籌兼顧，原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中為正確處理五種經濟成分之間的關系而提出來的。陳云在發言時進一步闡發了統籌兼顧的思想：五種經濟成分統籌兼顧“才可以大家夾著走，搞新民主主義，將來進到社會主義”；這種統籌兼顧必須“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統籌兼顧”（《陳云文選》第 2卷，第 93頁。）；工業投資和農業生產、農業生產中的糧食生產和棉花生產、工業投資中解決石油問題和發電問題以及鐵路問題都要統籌兼顧。

九、“真正為人民謀福利”

1962年 3月 7日，在重新設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陳云談到國民經濟調整的目的時指出：“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里失掉。現在我們面臨著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關鍵就在于要安排好六億多人民的生活，真正為人民謀福利。”（《陳云文選》第 3卷，第 210頁。）

“真正為人民謀福利”，是陳云一貫的立場，也是他做財經工作一貫堅持的宗旨。

早在延安時期，陳云就認為，共產黨要處處依靠群眾，先了解群眾，幫助群眾，群眾才能幫助我們。他指出：“沒有群眾，軍隊是不能擴大的；黨脫離了群眾，就成了光桿子的黨，這樣的黨也是不能存在的。”（《陳云文選》第 1卷，第 171頁。）“我們不應該只知道向群眾要東西，更應該時刻注意為群眾謀福利。”（《陳云文選》第 1卷，第 173頁。）他主持邊區財經工作，注重開源節流，發展經濟，讓陜北老百姓家家存的糧食都多起來了。

在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艱苦斗爭中，陳云很快看到，只有解決東北農民特別是占農民人口 60%的雇農的土地問題，才能發動群眾跟黨走。他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其大等于天！”（《陳云傳》（上），第 451頁。）正是由于千方百計地從使基本群眾得到益處去爭取群眾，才把觀望的群眾發動起來，建立起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從而使我黨我軍在東北地區實現由被動到主動、由弱勢到強勢、由防御到進攻的偉大轉變，為此后東北全境的解放打下了重要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經常思考的就是怎樣“真正為人民謀福利”。他不是把為人民服務看成抽象的口號，而是強調其具體的歷史的內容。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業、手工業占全部經濟的 90%，工業經濟的恢復、城市的繁榮要靠農村經濟推動。對此，陳云指出：

“城鄉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動員全黨的力量去做。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就是為人民服務，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則是空話一句。 ”（《陳云文選》第 2卷，第 128頁。）當時，他正是抓住了城鄉交流這把鑰匙，以 90%的農村經濟帶活了 10%的工業經濟。此外，陳云還總是把老百姓的柴米油鹽、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心上。他告誡經濟工作者：“不要看不起這些，這是人民的大事。我們共產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陳云文選》第 3卷，第 33頁。）

十、結語

筆者認為，陳云九句話的“百字真言”，可以進一步概括為四個字，即“實”“穩”“高”“本”。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這兩句話集中反映了一個“實”字。要唯“實”，就是要千方百計弄清實際情況。

“做大事都是從做小事開始的”；“寧可穩當一些，不要冒冒失失”。這兩句話集中反映了一個“穩”字。要“穩”，就要重視打好基礎，就要力戒冒失、冒進。

“一要吃飯，二要建設”；“七分經濟，三分政治”；“無農不穩”，“無糧則亂”；“搞經濟工作，一定要多方考慮，統籌兼顧”。這四句話集中反映一個“高”字。“高”，就是要站在戰略高度，關注戰略問題，重視戰略思維。吃飯與建設、經濟與政治、農業與糧食等問題，都是需要站在戰略高度關注的戰略問題，需要以長遠的、整體的戰略思維進行多方考慮，統籌兼顧。

“真正為人民謀福利”，集中反映一個“本”字。要守“本”，就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務人民。

“實”“穩”“高”“本”有著內在聯系。“實”是根本思想方法，“穩”解決的是打牢基礎、扎實前進的問題，“高”強調的是在全面聯系中從戰略高度看問題和處理問題，“本”是個立場問題、根本問題。牢固樹立為人民謀福利的根本立場，要求做到“實”“穩”“高”；“實”“穩”“高”則是實現為人民謀福利的重要途徑。

﹝作者曹應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