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2日，是李富春同志誕辰120周年。李富春同志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他一生忠誠為黨、竭誠為民，把全部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一、旅歐總支部的領導者和紅軍的杰出政治工作者

1900年，李富春同志出生于湖南長沙一個貧寒的教師家庭。少時，清貧的家境，嚴格的家風，對他的一生產生深刻影響。1919年，有感于國家內外交困的境況，他投身五四愛國運動，隨后赴法勤工儉學，尋求救國救民真理。

到法國后，李富春同志立志當“實行勞動的先導人”，先后做過鉗工和火車司機。他對法國勞動人民的生活及社會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發表小說《一個法國兵的懺悔》和《法國哈佛爾施乃德工廠的華工實況》等文章，控訴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帝國主義。在蔡和森等同志影響下，李富春同志開始思考如何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問題，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1922年6月，他在巴黎參與發起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更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的領導者之一。1923年6月，根據中共三大實行國共合作的決定，李富春同志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宣傳科主任，承擔起開展海外宣傳和發展力量的任務。

1925年初，李富春同志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接受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教育和訓練，先后任中國共青團旅莫地方執委會委員、組織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執委會委員、宣傳部主任。同年夏，他回到祖國，滿懷熱情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5年8月，李富春同志到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委員。不久，受組織派遣，以國民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副黨代表（實際負黨代表責任）兼政治部主任、軍法處處長。他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各級黨代表制度，組建軍、師兩級政治部，形成堅強有力的政工隊伍，使第二軍成為“頗受民眾歡迎”的革命軍隊。

1926年7月，李富春同志隨第二軍踏上北伐征程。途中，他帶領政工干部戰斗在一線，開展政治教育、宣傳民眾、扶助農工等工作。經過努力，第二軍“國共合作密切，官兵作戰奮勇”，屢建戰功。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產黨人在北伐時期的軍隊政治工作實踐，為后來黨創建人民軍隊提供了寶貴經驗。

大革命失敗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堅持地下斗爭。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在黨的建設、發展生產、擴大紅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指導下，興國縣因工作突出成為模范縣，毛澤東同志贊揚說：“興國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1934年，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前夕，李富春同志調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職務。長征開始后，他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員的模范作用，領導總政治部制定政治工作命令和訓令。這對于做好政治工作、統一部隊思想、保持戰斗力產生了積極影響。

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李富春同志堅決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嚴厲批評“左”傾軍事錯誤。會后，他及時傳達會議精神，積極貫徹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思想。8月，他改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后調任紅三軍團政委等職，隨黨中央、中央紅軍到達陜北。

二、抗日根據地建設的實干家和接管城市工作的先行者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7月，李富春同志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39年1月，兼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1940年10月，兼任中央財政經濟部副部長。1941年9月，兼任中央副秘書長。在八年延安歲月中，他不懼困難、勇挑重任，展現出高超的組織才能和行政管理才能。

李富春同志協助陳云同志主持中組部工作，參與建章立制，明確分工和職責范圍，推動各項工作走向制度化，使中組部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員之家”。根據中央指示，他直接領導對延安各機關各部門的檢查工作，幫助調整充實組織機構，建立健全規章制度。他和陳云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使黨有一個正確的組織路線，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國性的工作”的指示，分類施策，推動各地組織系統很快恢復并發展起來，為黨的組織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李富春同志參與領導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為克服嚴重財經困難，李富春同志具體組織陜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他不僅積極做好動員和領導工作，還帶頭深入勞動一線，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大生產運動持續數年，取得豐碩成果，使陜甘寧邊區財經困難局面得到根本改變。

1941年，李富春同志兼任中央副秘書長，分管生產、生活和機關事務。他從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高度強調加強衛生工作的意義。他提出的成立延安中西醫藥聯合會、解決醫生和藥材問題等多項舉措，對提高廣大干部戰士和邊區人民的健康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1944年5月起，李富春同志出席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多次參與討論《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他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6月，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李富春同志赴東北工作。1945年底，任中共西滿分局書記、西滿軍區政委。1947年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等職。其間，他領導開展建設西滿根據地的工作，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及軍隊后勤工作，同時負責哈爾濱市的領導工作。他特別強調東北戰時財經工作的特點是“一切為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堅持“發展經濟，支援戰爭；依靠群眾，軍民兼顧；統一籌劃，分工負責；精密計劃，結成整體”的財經工作方針，著力做好財經工作，提高部隊后勤工作質量。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東北的大中城市相繼解放。面對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新任務，李富春同志貫徹中央“讓東北工作先走一步”的方針，心懷“期望以渺小的實踐，來作全國的觀摩”的使命，先行先試，逐步積累經驗。他說：“我們已處在從掌握鄉村轉入掌握城市的過程中，這在全國是準備的問題，而在東北已是現實的問題。如果東北的城市工作摸到了經驗，則將有利于全國。”他堅持“城市的政策不是破壞，而是維護建設”的理念，積極“利用城市組織生產力，發展生產，創造新的大批物資支援戰爭”，在穩定物價、恢復經濟和以工業生產為中心任務等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經驗和做法。在東北工作期間，他為解放東北全境、接管城市、統一財經、恢復和建設東北工業基地以及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推動東北率先實現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

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東北調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重工業部部長。1953年9月，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1956年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年，在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書記處書記。1966年，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協助周恩來、陳云同志領導經濟工作，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領導者。

李富春同志參加了對新中國經濟建設具有開拓意義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組織編制和指導實施。1952年八九月間，他參加以周恩來同志為首席代表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蘇聯就五年計劃輪廓草案進行談判。周恩來、陳云同志先期回國后，李富春同志帶領代表團成員同蘇聯有關部門進行廣泛接觸。經過艱苦談判，1953年5月，李富春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簽署經濟援助協定，最終敲定蘇聯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工業項目。這些項目連同1950年已確定的50個項目和1954年蘇聯增加的15個項目，形成我國“一五”計劃時期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這些項目的建設，構成新中國工業建設的核心和骨干。按照中央“求援而不依賴”“學習而不照搬”的方針，李富春同志堅持從實際出發，為156項重點工程建設付出大量心血。每個項目的組織實施，都由他主持討論，作出決定，簽報中央。從編制設計、審查設計任務書，到選擇廠址、組織施工、設備分交，他“從頭到尾，一抓到底”。新項目上馬，他往往開完會就親臨現場，奔波跋涉在田野山嶺和江河湖泊之間。在他領導指揮下，絕大多數工程都能實現預期目標，技術經濟指標達到設計要求，相繼取得巨大經濟效益和科技效應。“一五”計劃時期，以156項重點工程為骨干，初步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堅實基礎。

“一五”計劃時期，是我國國民經濟計劃工作建立和發展的重要時期。李富春同志直接領導我國計劃工作機構和計劃管理體系的建立，是我國計劃工作的創始人之一。繼“一五”計劃之后，他參加和領導了“二五”“三五”計劃和其他重要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規劃的組織編制和指導落實工作。在實踐中，他總結出許多科學的指導原則和工作方法，如：重視調查研究，尊重經濟規律，注意總結經驗；經濟建設要從實際出發，對生產、建設、生活統籌兼顧，全面安排；重視經濟效益和經濟核算；注意綜合平衡等。

1953年，李富春同志針對當時財政經濟的嚴峻形勢，向中央提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建議。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指示》，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廣泛開展起來。1955年冬，周恩來等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同志提出加上一個“省”字，經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針。1960年，在我國經濟發生嚴重困難的情況下，他提出應該用幾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頓、鞏固、提高的主張，得到周恩來同志支持。在此基礎上，中央制定實施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3年初經濟形勢初見好轉時，他又提出繼續貫徹八字方針的建議，被中央采納。八字方針的實施，為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李富春同志竭盡全力協助周恩來同志主管經濟工作，千方百計排除干擾，抓生產、抓經濟。他先后主持起草《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關于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等文件，并支持有關部門起草《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力圖防止生產秩序受到進一步沖擊和破壞。他還協助周恩來同志在保護受迫害的領導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一身正氣，為黨和人民事業竭盡心力，卻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責難和誣陷，受到嚴重迫害。對此，李富春同志橫眉冷對，據理斗爭。同時，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始終心念全局，盡最大努力抓工農業生產。即使已經不能參加領導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牽掛國民經濟發展和“四個現代化”，關心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和命運。

四、高風亮節，精神永存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因病逝世。李富春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歲寒松與柏，忠貞照千古。”趙樸初先生為他題寫的詩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實寫照。他的卓越功績、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激勵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奮勇前行。

我們紀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對黨忠誠、信仰堅定的崇高品格。他很早就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一旦確立，便義無反顧，堅貞不渝。無論是反動勢力的白色恐怖，還是革命斗爭的艱難困苦，無論是建設時期的嚴重困難，還是“文化大革命”的內亂，都絲毫不能動搖他對黨和人民的赤膽忠心。即使受到誤解甚至身處逆境，他始終堅持真理，顧全大局，堅守信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關鍵看是否對黨忠誠。”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堅定理想信念，堅持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牢記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永遠忠于黨、忠于人民。

我們紀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學習他敢于擔當、任勞任怨的使命意識。他畢生以黨和人民事業為重，從不考慮個人榮辱得失，被譽為刻苦耐勞的“革命的毛驢”。在香港開展地下斗爭時，面對“滿布偵探的監視”，他無所畏懼，堅持斗爭。在延安工作期間，他身兼數職，十分繁忙，但他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從來不考慮什么是份內工作和份外的事情”。1964年，他已年過花甲，仍率隊跋山涉水到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區考察三線建設，為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選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干部政治上過不過得硬，就要看關鍵時刻靠不靠得住”，“關鍵時刻沖得上去、危難關頭豁得出來，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把初心落在行動上、使命擔在肩膀上，勇當先鋒、敢打頭陣，用行動展現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我們紀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學習他以身作則、嚴守紀律的政治自覺。毛澤東同志曾稱贊說，富春同志是黨內最守紀律的人。他有強烈的組織紀律觀念，凡是中央決定的事情，都堅決執行。在國家計委處理重大問題時，他從不擅自做主，要求不經請示批準，不準擅發文件；決定什么，都要向中央、國務院請示報告。他選拔任用的干部來自五湖四海，從來不分親疏，一律任人唯賢，不搞任人唯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用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嚴密、紀律嚴明是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不斷錘煉黨性，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我們紀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學習他求真務實、尊重規律的優良作風。李富春同志在黨內外以實干家著稱。他注重調查研究，強調“了解經濟情況，一方面要系統地搜集資料，一方面要有目的有計劃地下去深入調查”。他重視“綜合平衡、全面安排”，強調要“注意正確掌握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他要求所有經濟部門的建設，都必須講究經濟效果，避免浪費。他作風民主，主張“領導、專家、群眾三結合”，遇到問題讓大家暢所欲言，如有分歧盡量協調，求得一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踐反復證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動實踐中探求和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

我們紀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學習他艱苦樸素、廉潔齊家的公仆情懷。他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常說：“我們的生活上不要脫離工農群眾，要儉省。”他嚴格要求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有親戚請他調動工作，他嚴厲批評道：“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不要把國民黨那一套搬到共產黨里來。”外出調研時，他反對“興師動眾”，常教育隨行人員：“我們黨員干部不論地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老爺！”臨終前，他將全部積蓄作為黨費上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風，教育督促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走正道。”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廉潔修身、廉潔齊家，無論公事私事都必須堅持黨性原則。

李富春同志離開我們已經45年了，他畢生為之奮斗的偉大事業和美好理想正一步步變為現實。我們要學習弘揚李富春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披荊斬棘、奮勇前進。

《 人民日報 》（ 2020年05月22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