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即將百年華誕，毛澤東作為黨的締造者和“守護神”，其功無以出其右者。毛澤東一生心系黨的建設，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他關于黨的命運的三次“對談”集中地說明了這一點。這三次“對談”都與重大歷史事件相聯系，本文聯系重大歷史事件，論述了毛澤東關于黨的命運的三次“對談”及其時代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 黨的命運； “甲申對”； “窯洞對”； “趕考對”

中國共產黨即將百年華誕。百年黨史，如何建設好我們的黨，是命根子。我們黨能夠“長命百歲”，毛澤東作為黨的締造者和“守護神”，其功無以出其右者。他從井岡山斗爭開始所提出的思想建黨原則到他成為黨的領袖后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黨建理論，就是旨在使我們黨永遠保持它的先進性、純潔性、高尚性，永不腐敗，永不改變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染紅的黨旗顏色。毛澤東一生都心系黨的建設這個命根子。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他關于黨的命運的三次“對談”，集中地說明了這一點。這三次“對談”，都與重大的歷史事件相聯系。本文即聯系重大歷史事件來論述毛澤東關于黨的命運的三次“對談”及其時代意義，聊表對黨的百年華誕祝壽的赤子寸心。

一、延安整風與毛澤東和郭沫若的“甲申對”

1．關于“甲申對”的由來

這就要回溯歷史了。先說76年前的1944年，按照我國農歷紀年算是甲申年。在這一年，郭沫若寫了篇很有影響的《甲申三百年祭》長篇史論。60年過去，到2004年又是一個是甲申年。神州大地不僅建立了新中國，而且我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新世紀。在這個甲申年，黨的十六大召開已經兩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巨大成就，黨率領全國人民正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斗。但是，歷史的發展都有兩面性。在我們的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黨內的腐敗現象也在滋生，并有蔓延趨勢。黨的十六大報告已經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于是我寫了篇《甲申三百六十年祭》時論。文章認為盡管歷史變遷很大，昔非今比，但也應當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堅持不懈地開展反腐敗斗爭。該文發表后，許多媒體競相轉載，《新華文摘》全文刊登。又過了6年，2010年10月我在《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一文中，講到毛澤東有四個偉大創造，認為第四大創造就是民主新路和兩個“務必”，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防治腐敗的根本之道。在該文里，首次將三個“對談”思想聯系起來論述了，但是還沒有提出三個“對談”概念。“窯洞對”“趕考對”的發明權不是我，這“兩對”的說法早已流傳開來。

2013年7月中旬，習近平同志在河北調研時指出：全黨同志要不斷學習領會“兩個務必”的深邃思想，始終做到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實事求是、一心為民，繼續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將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1】受到這篇講話的啟發，我寫了篇《“兩個務必”與三個“對談”》時評，在這篇文章中，首次將毛澤東與郭沫若關于《甲申三百年祭》信函往來的筆談稱作“甲申對”，從而有了三個“對談”。

2．關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內容

郭沫若寫“甲申祭”文章的1944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歐洲戰場，蘇聯軍隊在1943年2月結束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取得了消滅德軍150萬人的勝利。此后，蘇軍不斷向德軍發動反攻，收復大片國土。7月，英美聯軍占領意大利南部，9月，意大利政府向英美投降。這意味著德、意、日法西斯開始瓦解。在太平洋戰場，是年春夏，英美聯軍轉入戰略反攻；10月，在東方亞洲戰場，中、美、英軍隊在緬甸開始反攻。11月，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舉行開羅會議，商討聯合對日作戰和日本戰敗后的處理問題。隨后，蘇、美、英三國首腦舉行德黑蘭會議，決定美、英兩國應于1944年夏天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民全民族對日抗戰勝利的形勢已趨明朗。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重慶的郭沫若應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之約，撰寫了紀念大明王朝和大順王朝滅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并在該報和該刊同時發表。郭文首先論述了三百年前的甲申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這就是大明王朝的滅亡。接著用主要篇幅論述了李自成農民軍怎樣歷經18年艱辛奮戰，出兵山西，不到兩個月打到北京，只三天時間便攻陷北京城。郭沫若寫道：這軍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風暴雨的力量。但是，農民軍“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的“過大成功”，使其主要將領“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他們紛紛然，昏昏然。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大將軍劉宗敏忙的是搜括贓款，嚴刑殺人，而且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追求吳三桂的愛姬陳圓圓，而終于把吳三桂逼反了。農民軍兵丁掠搶民財，大家都以為天下就像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囤積在京城里面享樂。盡管平時的軍令是怎樣嚴，但現在“兵丁掠搶民財”，軍紀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后來失敗的大漏洞也就發生在這兒。

《甲申三百年祭》還寫道：農民軍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個月，到吳三桂已經降清，并誘引清兵入關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親自出征，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二十九日離開北京，首途向西安進發。后面卻被吳三桂緊緊地追著，次年，竄入河南湖北，為清兵所窮追，竟于九月犧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宮山，死時年僅三十九歲。“這無論怎么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以上是《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內容。全文長達1.8萬字，由重慶《新華日報》于1944年3月19日刊出，連載四天。5天后的24號，國民黨《中央日報》專門寫了一篇社論，對《新華日報》進行抨擊，污稱刊登郭文是影射史學，散播失敗主義，攻擊政府當局。

3．關于延安整風與《甲申三百年祭》的關系

過去的黨史講延安整風運動，都只講全黨范圍的普遍整風。其實，整風運動分中央領導干部的高層整風和全黨干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面進行。整風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黨的高中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延安整風運動，是從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的。參加會議的，都是黨中央主要部門負責人，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然后研究黨的歷史上的路線，總結建黨以來歷經的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全黨干部的整風，主要是學習馬列理論和毛澤東的三篇整風文獻，進行“三反三整”，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旨在全黨樹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作風。現在一些人通過一些渠道將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扭曲了，以為延安整風就是小“文革”，這是錯誤的。整風運動后期搞審查干部，擴大為搶救運動，嚴重混淆兩類矛盾，搞了逼供信，造成不少冤假錯案。但這只有20天，毛澤東了解情況后就停止了，也平反糾正了。毛澤東還三次脫帽鞠躬，向被冤枉的同志賠禮道歉。用這20天發生的錯誤來否定進行了將近四年的整風運動，顯然是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計其余。

在我看來，延安整風運動至少有四大歷史功績：一是空前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二是基本弄清了黨的歷史問題的路線是非，使全黨初步地實現了思想上的統一。三是加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步伐，促進了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四是對于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起了決定性作用。沒有延安整風運動，就沒有現在全面從嚴治黨的中國共產黨。

延安整風與《甲申三百年祭》有什么關系呢?毛澤東在1944年4月12日對整風運動作總結的《學習與時局》中講到了。這個講話是他在看到郭文之后講的。毛澤東說：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各種包袱，解除精神上的許多負擔，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其中一個大包袱就是驕傲自滿。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于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的契機，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90%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類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一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很大損失。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2】毛澤東作這個報告的一個星期后，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甲申三百年祭》。這時，延安整風進入后期結束階段，黨中央仍將它作為整風文獻推薦給全黨干部學習。

1944年11月，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期間，毛澤東再函郭沫若，感謝郭沫若信中對黨的抗戰路線和延安成為民主圣地的夸獎。郭沫若是1892年11月16日生的，比毛澤東大一年零一個月，早在大革命時期，兩人關系就比較密切。大革命失敗后，兩人各奔東西，郭沫若亡命日本，毛澤東上了井岡山。全民族抗戰開始后，郭沫若回國，先在武漢，后在重慶，一直是我們黨倚重的左派。郭沫若在重慶創作了多篇著名歷史話劇，深得毛澤東的喜愛和夸獎。1944年初，毛澤東看了郭沫若在1942年后寫的《虎符》(寫戰國時期魏國信陵君通過國王寵姬竊符救趙的故事，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就給郭沫若寫信說：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慶賀。【3】11個月后，毛澤東又回了這封信，很虛心地寫道：大示讀悉，獎飾過分，十分不敢當。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缺點錯誤，希望隨時示知。【4】毛澤東的這種謙恭態度在該信中達到了極致，這充分表現了他對歷史教訓的敬畏精神。

以上就是延安整風與毛澤東和郭沫若“甲申對”的基本情況。

二、黨的七大與毛澤東和黃炎培的“窯洞對”

1．關于黨的七大

黨的七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空前的盛會。它的召開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對于打敗日本侵略者、奪取全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七大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有五大貢獻：

一是對黨的歷史問題作出了科學總結，原則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精雕細刻修改后，在七屆一中全會二次會議上，最后全體一致通過《歷史決議》，從而完成了對黨的歷史問題的科學總結。

二是正式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通過延安整風和討論《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廣大黨員干部對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心悅誠服，對他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獨特理論創造贊佩有加。七大通過的新黨章寫道：“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5】

三是制定了奪取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勝利的正確路線。七大召開之時，正是全民族抗戰進行了將近八年英勇的不屈不撓的奮斗，將迎來最后勝利之時；同時又面臨國民黨重新挑起內戰的危機。七大制定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

四是組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遵義會議雖然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中央核心領導集體的形成卻有一個過程。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歷史，與會同志不僅對毛澤東的歷史作用提高了認識，而且認為劉少奇代表了過去10年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1943年3月，中央領導機構改組，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這就不僅在政治作用上，而且在組織程序上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劉少奇和任弼時分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毛澤東工作。1944年5月開始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決定，由書記處三位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再加朱德和周恩來組成會議領導小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基本定格。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五人組成中央書記處，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是黨的核心。這樣，從遵義會議開始的、為七大正式認定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最終形成。

五是極大地推進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將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是毛澤東在1939年《〈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的。延安整風運動對加強黨的建設起了決定性作用。七大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具體表現為：一是提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形成黨的作風建設理論；二是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一系列方針，形成正確開展黨內斗爭的理論；三是提出正確處理各方面干部關系的原則，豐富了黨的干部政策理論。

七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范例，是黨建偉大工程的大檢閱。這次大會充滿民主氣氛，討論大會的報告和發言都暢所欲言，大多數發言是即席講演，沒有什么套話、空話，沒有那些黨八股，包括毛澤東的許多講話在內，都充滿了通俗易懂的口頭語言，非常鮮活，展現了從未有過的生動活潑局面。毛澤東總結道：“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范，是自我批評的模范，又是黨內民主的模范。”【6】

七大創造了兩個第一：一是從六大到七大相隔17年，在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二是七大開了48天，在黨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很可能是既空前又絕后，再很難有那種際遇來開這么長時間的會議了。

2．關于“窯洞對”

就在七大閉幕后20天，代表中間勢力的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等6人從重慶飛抵延安進行訪問和考察(原來致信給毛澤東、周恩來要訪問延安是7位參政員，王云五因病未來)。毛澤東同他們就國共關系作了3次正式會談，在兩個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那就是停止召開國民大會，盡快召開政治會議。就此，中共代表與6位國民參政員達成了延安會談紀要。

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同黃炎培有一次長談。毛澤東問他這些天訪問有什么感想?黃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黃炎培對毛澤東最后說道：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聽了黃炎培的這番見解后，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說：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7】

上述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這番對談，就是史稱的“窯洞對”。毛澤東為什么能明確回答跳出“周期率”呢?一是我們黨的先進性，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就是黨的“初心”所使然，初心變恒心，就有這個可能；二是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對黨的建設所發生的決定性影響，特別是黨的七大表現的高度的民主活潑氛圍和團結友愛真情，使毛澤東很受感動。那時大會發言有20多位，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主動作自我批評，達8位之多。博古作自我批評的發言，博得大會熱烈鼓掌。最后選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多次講話做工作，要選幾位犯了錯誤的同志，包括王明。許多代表對選他們特別是王明想不通，毛澤東讓各代表團去做工作。在選舉唱票時，直聽到王明的得票超過半數，他才離開會場。七大這樣廣泛地團結更多的同志，獲得巨大成功。所以，毛澤東回答黃炎培的“周期率”問題，信心滿滿地說：我們找到了能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

毛澤東與郭沫若的“甲申對”和他與黃炎培的“窯洞對”，這兩次對談實際上是一個主題，即如何防治腐敗，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甲申對”主要是揭示了大明封建王朝和大順農民王朝，特別是李自成大順農民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窯洞對”則將這一歷史現象提升到了“周期率”的高度來認識，特別是李自成農民軍打天下18年，坐天下僅42天，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非常典型的“周期率”表現。李自成農民軍為什么亡得這樣快?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驕傲腐敗。他的大多數將領貪圖享樂，奢靡成風，無心打仗。吳三桂帶著清軍進關，當年威風凜凜的闖王大軍潰不成軍，不亡才怪呢!共產黨的主要成分也是由農民組成的，黃炎培在延安考察后對共產黨很佩服，但是，仍然擔心共產黨能否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黃炎培提出這個問題是善意的，毛澤東充滿底氣的回答令他信服。他在回重慶后寫的《延安歸來》中說：“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8】他相信共產黨能跳出“周期率”，這也是他后來參加新政協，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應邀出任政務院副總理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籌建新中國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趕考對”

“趕考對”是進入新世紀后學者們講得比較多的一個概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趕考問題講得更多，“趕考對”也就成了熱門話題。

黨中央籌建新中國主要是兩個會，即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這兩個會是在什么形勢下召開的呢?1948年3月下旬，戰爭形勢發生了有利于我們的巨大變化，轉戰陜北一年的毛澤東決定東渡黃河，與早期到達河北平山的中央工委一起謀劃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大方略。

首先是1948年秋在西柏坡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戰爭形勢迅速發展，劉鄧、陳謝、陳粟三支大軍挺進中原后，改變了中部地區戰場形勢。豫東戰役的勝利進一步打亂了國民黨的戰略防御體系，為隨后淮海決戰創造了條件。到1948年秋，國民黨正規軍不到200萬人，我人民解放軍已發展到150萬人，基本上形成了均勢。再加上我解放區不斷擴大，后方鞏固，老百姓積極支援前線，戰爭資源優于國民黨軍隊。因此，中央在九月會議上決定從1946年7月算起的大約五年左右時間，摧毀國民黨反動統治；邀請民主黨派代表人物到解放區共商國是，準備于1949年內召開新政協，成立新中國的臨時中央政府，以取代國民黨反動政府。在這次會議上，還決定實施對于中國革命最后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大決戰。根據這個精神，隨即進行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至1949年1月底結束，殲敵154萬余人。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摧毀，這就奠定了全國勝利的牢固基礎。

同時，也就在平津戰役結束的當天下午，斯大林委派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達西柏坡，與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會談。毛澤東向他全面地介紹了中國軍事政治形勢和奪取全國勝利及籌建新中國等情況，并談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歷史問題和對犯錯誤干部的政策等問題。這次會談對蘇共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內形勢起到了重要作用。米高揚在西柏坡訪問了一個星期。

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會，就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1949年2月上旬送走米高揚后，黨中央就為召開七屆二中全會作緊張準備。那時北平已經解放，但根據當時條件，中央決定還是在西柏坡舉行擴大的七屆二中全會。這次全會開了8天，聽取毛澤東的主題報告，著重討論了這樣四個問題：一是關于黨的工作重心戰略轉移，即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要求全黨學會管理城市，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并為它服務。二是關于經濟政策，明確了對待不同經濟成分采取不同政策。沒收官僚資本的國營經濟將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大量分散的個體經濟將逐步地引導它們向現代化和集體化發展；對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采取利用其積極方面和限制其消極方面，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斗爭的主要形式。三是關于兩種基本矛盾，認為革命在全國勝利并解決土地問題后，中國還存在兩種基本矛盾：國內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此，必須強化國家政權，而不是削弱它。四是關于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全會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巨。全會提醒全黨要警惕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情緒的滋長，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全會還根據毛澤東提議，作出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和用黨的領導人作地名等規定。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籌備建設新中國的一次中共中央頂級盛會。在“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9】的昂揚精神鼓舞下，3月下旬，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構由西柏坡遷至北平。在進行出發的準備工作時，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3月23日出發啟程，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10】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這段對話，現在史稱“趕考對”。“趕考對”顯然是回應“甲申對”的。從“甲申對”到“窯洞對”，再到“趕考對”，這三個“對談”，討論的問題是一個，以李自成農民軍打天下18年，坐天下僅42天這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典型的“周期率”為史鏡，共產黨絕不能再重蹈覆轍，成為20世紀的李自成。但是，有這種可能性沒有呢?不能說沒有。不僅黃炎培擔心，其他人也在擔心。1948年12月，遼沈戰役已經結束，淮海、平津兩大戰役大局已定，中國革命勝利在望。劉少奇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說：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后，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就會好一些。他還指出：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舊政權后，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11】劉少奇非常尖銳地講了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值得我們警惕。劉少奇講的這個問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也討論了。毛澤東講的“兩個務必”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經過一年的探討，我們黨找到了答案。這就是走民主新路，堅持“兩個務必”。只要始終不渝地堅持走民主新路，堅持“兩個務必”，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就一定能跳出“周期率”。

四、毛澤東三次“對談”的時代意義

2018年10月，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將這三次“重要對談”，稱之為《黨史上事關生死的三次“重要對談”》。這個題目，好像有點聳人聽聞似的。也有人與我探討，說有這么厲害嗎?我說，這一點也不夸張，它確實關系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我在20多年前的1996年初曾經提出過“兩個周期律現象”和“三面歷史鏡子”問題，就感到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理論問題，也在不斷地進行思考。我本來對黨建問題研究不多，這以后就比較多地寫了些黨建文章。

所謂“兩個周期率(律)現象”，一個是前面講過的“窯洞對”：黃炎培問毛澤東關于共產黨能否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即過執政關的問題。再一個就是過富裕關問題，即國家富裕了，還能否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還能否信奉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及至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問題。我一直在琢磨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曾流行說，“窮則思變，富則變修”。前半句沒錯，后半句就不對了。否則，還要使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干什么?不過，富了還能否堅持社會主義，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情況看，確實成了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我們都經歷過這些年來的變化。在黨的十八大頒布“八項規定”前，從中央到地方一些部門的干部，那種大慷國家之慨，用公款比闊氣，講排場，揮金如土，花天酒地，驕奢淫逸之風盛行，不能不使我們擔憂國家會不會改變顏色?還有那些“土豪”“官二代”“富二代”們，他們的追求和生活方式與西方國家有什么區別?這些，就使能否過富裕關問題同過執政關問題一樣，非常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了。在我看來，這同樣是個“周期率(律)”現象。說重一點，這些就是可能發生“顏色革命”的社會基礎。

所謂“三面歷史鏡子”，第一面鏡子就是上面所講的李自成的農民軍造反打天下18年，執政坐天下僅42天。“其亡也忽焉”?一言以蔽之，腐敗。第二面鏡子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抗戰勝利后，他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他的“接收大員”們大搞“三陽(洋)開泰”(捧西洋、愛東洋、要現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人心喪盡，結果短短三年多就亡命臺灣。第三面鏡子是蘇聯東歐易幟劇變，即我們過去講人家的“亡黨亡國”——亡執政之黨、亡社會主義之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艱苦奮斗幾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被希特勒打垮，卻在和平環境下毀于一旦。搞了近半個世紀的東歐各國也改換門庭，要姓“資”不姓“社”。這些國家劇變情況雖各不相同，但一是經濟沒有發展上去，人民生活沒有得到很大改善；二是共產黨不再為人民群眾所擁護，民心丟光。或者“公決”，或者選舉，老百姓打叉不劃圈，只好下臺完蛋。這是嚴重的歷史教訓，對我們的震撼是空前的。

過去我們總以為：資本主義社會有腐敗，資產階級政黨有腐敗，社會主義社會不應當有，共產黨不會有。這個認識是把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太簡單化了。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滋生腐敗的土壤，共產黨不是世外桃源。黨的十八大以來所揭露的貪腐現象讓我們深感震驚!上面講的“兩個周期律現象”和“三面歷史鏡子”，就有如高懸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頭上的達摩克里斯神劍。我們黨需要練就一番蓋世武功，才能將其取下，化險為夷，轉危為安。這個蓋世武功不是別的，就是前面講的，毛澤東提出的民主新路和“兩個務必”，即制度他律和教育自律兩個方面。也如鄧小平說的，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無論是哪一手，都不能一手硬、另一手軟，必須是兩手都要硬。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并實施的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實際上就是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條件下，來回答三次“重要對談”所提出的問題，以“三面歷史鏡子”為鑒戒，努力跳出“兩個周期率”。應當說，這些年來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績，也進一步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秘笈”。這就是：

第一，始終不渝地堅持“思想建黨”。“思想建黨”是毛澤東的一個偉大創造。他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最早提出著重在思想上建設黨的思想。到延安整風時期，他進一步強調這個思想，要求共產黨員不僅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不斷開展無產階級思想反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這個思想是毛澤東思想整個黨建理論的核心。此后，我們黨雖然一直堅持“思想建黨”思想，但比較少地使用這個概念。2014年10月上旬，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提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個新的理念后，特別是在這個月底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弘揚古田會議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偉大思想后，“思想建黨”概念才重新“網紅”。習近平總書記講思想建黨問題又特別強調要把理想信念作為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堅持以德治黨，煉就共產黨人的“金剛不壞之身”；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不斷地強化全黨對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的堅定度。他認為，這是“總開關”，“總開關”把握住了，其他問題容易解決。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認識，就將“思想建黨”理念賦予了新的內涵，提到了新的高度。這是治本之策。這里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共產黨要強調思想建黨，老是開展一個又一個主題教育，沒完沒了呢?道理很簡單：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是一蹴而就、不能一勞永逸的。它必須要不斷加強教育才能解決。再則，這是個基因改造工程。我們國家的歷史文化國情，反映到思想意識層面既有進步的真善美思想，也有落后的假丑惡思想，長期的歷史積淀，一代人一代人的傳承就成為了我們身上的這樣那樣的基因。這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反映。我們要改造不好的基因意識，就需要進行思想教育。從共產黨來說，就需要強調思想建黨。在這個意義上說，以思想建黨為核心的黨的建設工程，說到底，實際上就是改造不好的非紅基因，弘揚好的紅色基因工程。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工程，不進則退，不改依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同其他政黨的一個根本區別。這也就是我們黨不斷強調思想建黨、進行一個又一個主題教育的根本原因。

第二，始終不渝地堅持“兩個務必”思想。自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這個思想后，這始終是執政黨建設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說起來容易，但踐行起來卻很不容易。先看第一個“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這既是千百年來歷史經驗應當引為的鑒戒，也是我們黨創建以來應當牢記的血的教訓。但是回顧新中國70多年來所走的不平坦道路，發生的曲折和挫折，應當說與沒有牢記這一教訓也是有密切關系的。驕躁，非敗即挫，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愿為轉移的。我們過去說失敗乃成功之母，其實，成功也會成為失敗之母。這就是辯證法，也是老子講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驕傲急躁，一定要努力防止，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忘乎所以。謙虛就是敬畏低調，謹慎就是多思少語，扎扎實實干事，最后就會獲得成功。再說第二個“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有一種觀點，說到了高消費時代，什么艱苦奮斗、勤勞節儉，早已過時了。這就是過富裕關問題，也是過執政關問題。那種認為艱苦奮斗作風過時了的觀點，完全是對國家富起來了的錯誤理解。只要共產黨執政，只要共產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那么艱苦奮斗的作風就永遠不會成為歷史博物館的古董。毛澤東說得很清楚：“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巨。”【12】鄧小平說得更具體：“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13】現在不少人認為鄧小平這個話要修正，因為到本世紀中葉就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么需要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呢?其實，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目標，就是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為什么后來又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說得這么長呢?這就要有點辯證法。要冷靜地想想：建成了是否就鞏固了?如同我們宣布脫貧了，是否就不會發生返貧了?這是一個道理。還有，將來會不會有戰爭?會不會再折騰?會不會發生挫折?這些都應當估計在內。這也就是毛澤東講的做最壞的思想準備，力爭最好的可能。有了這種思想準備，又有什么不好呢?!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講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14】“歷史只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而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全黨一定要保持艱苦奮斗、戒驕戒躁的作風，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15】顯然，這都是教導我們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兩個務必”的思想作風。

第三，始終不渝地堅持走民主新路。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在踐行“窯洞對”中提出的走民主新路的探索。那時最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有這樣三大舉措：一是召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建立各級人民政權，讓人民群眾充分行使民主權利；二是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成為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廢除封建把頭制度，進行民主改革，使工人階級成為企業的主人；三是在廣大新解放地區進行土地制度改革，使全國3億無地少地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1956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將對民主新路的探索提高到了新水平。改革開放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提出制度治黨治國新思路，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進一步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開拓由治黨及至治國的民主政治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拓展了由治黨及至治國這條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新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回顧40年來我國探索民主政治新路的成就指出：“我們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益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人權事業全面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更加鞏固，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權利的內容更加豐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樣。”【16】這里，要特別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它不僅僅是反對“四風”、懲治貪腐、糾正寬軟散現象；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強化了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由治黨及至治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使之進入了新境界。它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視域，強調依法治國首先要依規治黨，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促進黨員、干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是約束、監督和制衡權力體制的新探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也是由治黨及至治國的重要制度創新。它標志著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中國特色國家監察體制正在形成，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當然，我們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17】，還有一段距離。但這正是我們黨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主要議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是在為實現這個目標而作出重要決策。今后，我們黨將繼續堅持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第四，始終不渝地堅持反腐敗斗爭。三次“重要對談”的核心問題就是說明一個客觀真理：驕傲必敗，腐敗必亡。要跳出周期率，就一定要戒驕戒躁，反對腐敗。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踐行了這一點。在“三反”運動中，他嚴肅處理了號稱共和國第一宗大腐敗案的劉青山、張子善事件。劉、張二人也算黨的高級干部(天津地委書記和天津地區專員)，他們卻利用權力，盜用公款、非法經營、貪污等所得折合新幣近200萬元，成為大貪污犯。當時有人為他們“說情”，但毛澤東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因此，盡管他們在革命戰爭年代立過功勞，但黨決不姑息。該案起到了極大威懾效應。它對樹立起廉潔奉公、艱苦樸素的良好社會風尚，提高黨的隊伍的純潔性和戰斗力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過這次整黨教育，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真正清正廉潔的形象。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屆中央都十分重視懲治腐敗。鄧小平在國內政治風波之后明確指出：“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18】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數十年來，不斷開展的反腐敗斗爭，也取得了許多重大的階段性成果，但塌方式腐敗的高發勢頭難以遏制，令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擔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心解決舉世矚目的黨內腐敗現象，進行自我革命。經過幾年間，這場自我革命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這樣的顯著成效，不僅使黨的形象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成功地挑戰了西方國家和全盤西化論者認為的中國共產黨反對腐敗的不可能。曾幾何時，西方國家鼓吹的沒有兩黨制不可能反對腐敗，以及全盤西化論者散播的“反腐黨亡，不反腐國亡”的謬論甚囂塵上，廣為流傳。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勝利，證明中國共產黨完全有能力反對腐敗；反了腐敗，黨未亡、國也未亡，并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這既徹底地粉碎了這種謬論，又進一步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對現代政黨政治的理論和實踐是個重要創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將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向了新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任重道遠，我們必須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以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執著，深化標本兼治”，不斷“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扎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才能“保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歷史周期率，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19】這是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的期待，也是歷史賦予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我們必須以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愚公移山精神為此而不懈地接力奮斗!

注釋：

【1】習近平：《充分調動干部和群眾積極性保證教育實踐活動善做善成——在河北考察時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7月13日。

【2】《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頁。

【3】《毛澤東年譜(1938—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90頁。

【4】《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7頁。

【5】《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4頁。

【6】《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頁。

【7】黃炎培：《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204－205頁。

【8】黃炎培：《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205－206頁

【9】《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頁。

【10】《毛澤東傳(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917頁。

【11】《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3頁

【12】《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頁。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頁。

【1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頁。

【1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70頁。

【16】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頁。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543頁。

【18】《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頁。

【19】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頁。

（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毛澤東思想研究》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