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周恩來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偉大風范，感召和哺育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同志身上展現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精神，是歷史的，也是時代的，將激勵我們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征程上奮勇前進。”斯人已去，精神猶存——我們從周恩來生命倒計時的500多天里，選取幾個時間點，還原他的“最后一次”，再現偉人“不忘初心、堅守信仰；對黨忠誠、維護大局；熱愛人民、勤政為民；自我革命、永遠奮斗；勇于擔當、鞠躬盡瘁；嚴于律己、清正廉潔”的光輝形象。

一

周恩來一生勇挑重擔，嘔心瀝血，任勞任怨，即使重病后也是如此。時間進入1974年，由于過度的勞累，周恩來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從3月上旬起，他每日便血量達100多毫升。醫療小組在全面檢查的基礎上，經過多方會診，最終確定為癌癥復發。

周恩來本人也清楚自己的病情，意識到自己剩余的時間已經不多，但他卻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重病的治療當中，因為辦公桌上需要處理的文件實在太多太多，他必須要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地把關乎黨和國家命運的大事處理完、安頓好，確保自己“百年”后，國家能夠平穩運行。正如他自己在參加四屆人大天津代表團討論時說：“現在，我正在醫院里同疾病作斗爭，在可能的情況下，我還要繼續和大家一起奮斗，共同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

周恩來被病痛折磨的程度，常人是無法想象的。據當時守候在周恩來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描述：總理的病情比外界猜測的要嚴重得多。值班時，總是能看到總理因癌癥的劇痛而頭冒虛汗、緊皺眉頭的情形，我們心如刀絞。總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也曾回憶：“總理用的止痛藥，開頭打一針可管上四五個小時，后來管兩三個小時……他疼得實在不行時，就把我叫進去，說，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聽到這里我的眼淚都掉下來了，我說，總理，你現在愿意怎樣就怎樣吧！”

周恩來曾經說過：我不怕死。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經是77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從新中國建立至今這二十幾年的時間，本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里報到，才感到安心。以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讓人感到內疚、羞愧，但“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他抱病操勞國事。據統計，從1974年6月1日在解放軍三〇五醫院住院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共做大小手術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除了批閱、處理一些文件外，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批，在接見外賓前后與陪見人談話1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醫院開會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

二

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應邀訪華。在身體極度虛弱、醫護人員已經做好隨時搶救的情況下，周恩來堅持按原計劃同拉扎克就中馬兩國建交問題舉行會談。這是周恩來最后一次與外國首腦舉行會談。5月29日，周恩來陪同拉扎克去見毛澤東，這也是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對風雨同舟、攜手走過半個世紀的戰友最后一次共同會見外賓。5月31日，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出席中馬建交公報簽字儀式并同拉扎克共同簽署《中馬建交公報》，見證中馬兩國之間的這件大事。當他在公報上重重落下“周恩來”三個字時，身后賓主一片歡呼雀躍，舉杯相慶。活動結束以后，賓主先后離開人民大會堂，這時已是5月31日午夜（即6月1日凌晨）。周恩來才在鄧穎超以及保健醫生、護士等的陪同下，前往三〇五醫院。從那時起，周恩來就再沒有離開過三〇五醫院，直到生命的盡頭。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來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周年招待會并致祝酒詞。這是周恩來最后一次參加國慶招待會。當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步入宴會廳時，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軍樂團高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后，周恩來致祝酒詞。他那帶著江蘇口音的普通話，聽起來是如此的熟悉、洪亮、清晰。講話快要結束時，他環視全場，嗓音有些發顫地說：“我們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國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你們給予我們的支持。……請大家舉起杯，為中國各民族人民大團結，為世界各國人民團結干杯！”招待會進行當中，周恩來在醫生的再三催促下，滿帶歉意地向鄰近的賓客握手告別，提前離場，結束了他最后一次國慶招待會的活動，離開了人民大會堂。

1975年6月9日，周恩來出席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這是周恩來最后一次參加悼念活動。長期以來，賀龍飽受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一些無恥之徒拼湊的材料使賀龍蒙冤。這件事自始至終壓在周恩來的心頭，他要在有限的日子里，還賀龍清白。幾經努力，特別是在毛澤東作出指示后，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聶榮臻等人排除“四人幫”的干擾，終于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賀龍問題平反的通知稿。很快，毛澤東批準了《關于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1975年5月，賀龍夫人薛明給葉劍英寫信，要求將賀龍的骨灰遷移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葉劍英批示同意，中央軍委決定在賀龍逝世六周年這一天（即6月9日），舉行賀龍骨灰安放儀式。儀式開始前，周恩來在鄧穎超的陪伴下緩步走到賀龍家人中間，眼含熱淚，嘴角顫抖，半天才說出幾句話：“我來晚了，我來晚了”，“薛明啊，我沒有把他（賀龍）保護好啊……”四周哭聲一片。賀龍的女兒握住周恩來的手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要保重身體啊！”周恩來顫抖地回答：“我的時間也不多了。”所有在場的人，無不失聲痛哭。骨灰安放儀式由鄧小平主持，周恩來致悼詞，參加人數由原定800人增加到1500人。許多軍內受審查的老同志剛剛被解放，有這樣的機會和周恩來見面，實在是太難得了。

1975年6月15日，周恩來回到西花廳，整個過程時間不長即返回解放軍三〇五醫院。這是周恩來最后一次回到曾經學習、工作、生活過的地方。西花廳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統年間修建的那種京城常見的舊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1949年11月，周恩來和鄧穎超搬到了西花廳，以此作為居住和辦公的地方。周恩來在此生活了26年。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在此又居住了16年。西花廳由前后兩個院落組成。前院有一個前廳，建在約一米高的臺兒上，是周恩來接待與宴請外賓的地方。臺下有一橢圓形花壇，四周是低矮的常青樹，中央栽種著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喜愛的芍藥花和月季花。后院是周恩來辦公與居住生活的地方，綴滿海棠花的海棠樹隨風搖曳。每年初夏時節，后院里的海棠花盛開，每棵樹上開滿了紅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彩蝶紛飛，周恩來和鄧穎超經常在樹下散步賞花。周恩來因何事返回西花廳，現在已經不得而知，有人猜測可能是又值初夏時節，是海棠花開的時候，周恩來想最后一次看看西花廳里盛開怒放的海棠花。

1975年7月1日，周恩來與部分身邊工作人員最后一次合影。三〇五醫院的工作人員早就想和周恩來合影留念，但苦于沒有機會。這天，周恩來會見外賓，大家就請喬冠華幫忙轉達這個請求，沒想到周恩來竟然一口答應下來。他站在第一排中間的位置，兩位護士分別站在他的兩側。拍攝完，大家正準備離開，總理說了句讓大家大吃一驚的話：“我這是最后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后不要在我的臉上打叉叉。”大家面面相覷，都嚇了一大跳。因為誰都知道“打叉叉”是什么意思——“文化大革命”以來，對被打倒的人的一種否定的極端做法。當時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要打上紅色的叉叉，如果與這個人有合影照片，為了表示劃清界限，照片持有人便要在被打倒的人臉上畫上叉叉。

1975年7月23日下午，周恩來最后一次去人民大會堂，在南門接見廳《迎客松》畫前，佇立良久，陷入沉思。人民大會堂貴賓接待廳內的巨幅鐵畫《迎客松》，由蕪湖著名的鐵畫大師儲炎慶在1959—1960年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制作完成，先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內陳列，后由周恩來決定移往人民大會堂貴賓接待廳。從此，鐵畫《迎客松》作為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和中國人民傳統好客的象征，成為一件具有特殊意義的民族瑰寶。十幾年來，迎賓大廳不知舉行過多少場隆重的儀式，《迎客松》也不知見證過多少歷史瞬間。當天陪同周恩來的工作人員都清楚地記得：周恩來走走停停，看到了《迎客松》，走到跟前，用手輕輕地撫摸一下，直到大門口他還在回頭看，說這個地方他太熟悉了。周恩來囑托大家，你們是代表中國外交的一個窗口，要把大會堂好的思想、好的作風傳下去，以后再來新同志你們要把他們帶好。臨走，周恩來最后說的一句話是：你們要在這兒把這個家給我看好。

1975年9月7日，不顧病情的惡化和醫護人員的再三勸阻，周恩來會見以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書記伊利耶·維爾德茨為首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在回答客人的提問并介紹自己病情時，他坦然說道：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么，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這是周恩來最后一次會見外賓，他近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隨之落下了帷幕。時間定格在當時，場面是這樣的：周恩來用那略有殘疾的右臂，握拳支撐在沙發邊沿，左肘抵在沙發扶手上，為盡可能緩解腹部傷口未愈合而帶來的劇痛，他上身艱難地向前微傾，凝神聽著伊利耶·維爾德茨的談話。在會見中，周恩來充滿信心地向羅方介紹鄧小平，說鄧小平將接替他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會談只有短短的15分鐘，但周恩來的額頭上已經滲出細密的汗珠，右手握拳緊緊支撐沙發邊沿，形象好似一尊石刻的雕塑。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體溫38.7℃。這天上午，周恩來突然提出要見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羅青長，羅青長感到十分意外。在周恩來的病榻前，羅青長簡要匯報對臺工作，周恩來不時插話，詢問臺灣的近況和在臺灣的老朋友的情況，羅青長一一作了回答。交談15分鐘，周恩來再次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兒才醒來，對羅青長說：“不要忘記臺灣的老朋友……”周恩來說完這句話，再次陷入了昏迷。羅青長在病室外一直等候，但他知道周恩來的病情已是相當嚴重，不能再讓他因為談話太累發生昏迷，便沒有向周恩來告辭就離開醫院。后來，羅青長一提起這件事就傷心不已，因為他最終沒能聽到周恩來的最后指示。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來做最后一次治療手術。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前來探望并在手術室外守候。當時，周恩來已有兩個多月不能進食，但腸道內仍有自身分泌的液體，還有留下的少許殘渣，加之體內惡性腫瘤細胞和各類致病病菌在迅速地生長繁殖，不停地進行著新陳代謝而產生毒素。這些復雜而有害的物質造成腸道發生麻痹，本已處在高熱狀態的周恩來又增加了“腸麻痹”，使得他腹脹，疼痛難忍。為此，5日凌晨，醫生為生命垂危中的周恩來做了最后一次手術，即在左下腹開一個口子，以解決大便不通問題，將腸道里的“殘渣余孽”盡量清除出去，但這個手術對于病情沒有任何幫助，只是暫時緩解了周恩來的一些痛苦。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來進入彌留之際，他雙眼微睜，辨認出病床前的吳階平大夫等人，聲音微弱地說：“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們……”這是周恩來說的最后一句話。這時，他說話已經不是十分清楚，但這句話周圍的人還是聽懂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57，周恩來病逝于解放軍三〇五醫院，終年78歲。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用生命詮釋了大愛、無私、奉獻、擔當……

1976年1月15日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50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高度評價周恩來偉大、光榮的一生。

1976年1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遵照周恩來的遺愿，其骨灰撒在北京、天津以及山東北部黃河入海口等處，這是周恩來最后一次“乘坐飛機”巡視他眷戀的祖國大地。

（作者：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

（原載《百年潮》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