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在長達66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對黨和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多次臨危受命、從困境突圍。抗日戰爭時期是李先念的一個重要成長期，在這一時期，他發動和依靠群眾，先后創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和新四軍第五師，開辟并發展了鄂豫邊區這塊地處要沖、孤懸敵后的抗日根據地，從戰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國各個地區的抗日戰場。正如王震所評價的：“這一時期，先念同志已經成為比較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了。”

一、“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

1937年12月，李先念從新疆到達延安。在經歷了長征和西路軍的浴血奮戰之后，他被安排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作為曾經的紅四方面軍三十軍政委，李先念不可避免受到清算“國燾路線”的牽連，入學不到兩個月，便深感受壓抑、不舒暢，于是主動要求離開，轉入馬列學院學習。工農出身的李先念，在馬列學院拼命補短板，“特別用功夫于哲學”，極大提高了自己的馬列主義水平和觀察、分析問題的能力。

此時，中國的抗日戰場正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日軍分路深入中國廣大領土，對中國正面戰場的攻勢達到頂點。中共一方面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一方面伺機深入敵后開辟抗日游擊戰爭，各地急缺得力的軍事干部。周恩來等于1938年8月1日致電毛澤東，“鄂豫皖游擊運動有發展為在我們領導下之大規模游擊戰之前途……請無論如何抽調二百軍事干部即來”。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延安馬列學院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李先念被組織安排到八路軍一二九師當營長。從軍政委到營長，連降六級，一般人都難以接受，然而李先念想的是只要能扛槍打擊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他表示：“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后來還是毛澤東找他談話，重新安排他到新四軍第四支隊當參謀長。毛澤東1961年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曾談到這段歷史，說：“我叫譚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紅一、四方面軍的職務，調查結果，四方面軍同志統統當總務科長，就是沒有做政治工作的，說他們文化低，就是不信任他們。”毛澤東要求要把紅四方面軍的光榮歷史和張國燾的路線錯誤區分開來，對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的干部一視同仁，充分顯示了偉大革命領袖的深刻洞察力和博大胸襟。

1938年12月，李先念與中原局組織部長兼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等一路同行到達河南確山縣竹溝鎮，這是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通過路上和李先念的相處，朱理治認為他顧全大局、智勇雙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而河南省委軍事部長一職一直沒有合適的人選，于是就打報告把本來要去往鄂豫皖的李先念留在了鄂豫邊。隨后，河南省委撤銷，中共豫鄂邊區黨委成立，李先念任軍事部長。從竹溝鎮起步，李先念開始了創業中原的征程。

二、“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過國民黨，不能它讓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讓干就不敢去干”

鄂豫邊區地處中原抗日前哨，屬于國民黨統治地區。中共在這兒發展、開辟敵后戰場，勢必與國民黨產生矛盾。抗戰初期長江局受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影響，把抗戰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國民黨的軍隊，片面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輕視游擊戰爭的戰略作用。在李先念到達鄂豫邊之前，“我黨在豫南、鄂東、鄂中、鄂南、江漢等地組建起來的部隊，為了謀取合法的地位和解決糧食、財政的困難，大都是用國民黨部隊的名義，聽從國民黨軍政機構的調動和指揮。其中絕大部分還駐扎在國民黨統治區內。”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撤銷長江局，成立了中原局。李先念從延安動身到鄂豫邊區前，新任命的中共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指示：第一是要抓武裝，第二也是要抓武裝，第三還是要抓武裝。在這過程中，可以使用八路軍、新四軍甚至國民黨軍隊的旗幟，但有一條要記住，那就是保持我們黨的領導權，領導權是寸步不能讓的。

李先念堅決貫徹中原局指示，迅速創建、發展抗日武裝。1939年1月，鄂豫邊區組建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下轄三個中隊，共160余人。對外則以新四軍豫鄂游擊支隊的名義，由司令員李先念率領從竹溝鎮南下，繞道鄂東到達鄂中，最后進駐趙家棚。沿途宣傳抗日主張、聯絡地方黨組織和抗日武裝。回顧這段歷史，李先念說“從竹溝出發就用的是新四軍的番號，挺進到鄂豫邊區更堅定不移地樹起了新四軍的旗幟，宣傳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然而，國民黨對此相當戒備，新四軍旗幟一出現在鄂中，蔣介石即電令新四軍軍部和五戰區當局，妄言“鄂中非新四軍防區，必須撤走，否則以武力解決”。此時國民黨反共態勢已逐步升級，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動方針，隨后出臺《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反共法令。受此影響，本來與共產黨保持較好關系的第五戰區開始頻頻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在這樣的形勢下，鄂中區黨委于1939年6月19日召開養馬畈會議，會上經反復討論，決定取消利用國民黨或其他勢力的部隊番號，統一將豫南、鄂中兩地黨組織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編入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這一重大舉措，鮮明地在鄂中敵后樹起了新四軍的旗幟，解決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問題。

李先念回憶：“我到鄂豫邊不久，就看到了國民黨中央頒發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我們不理它那一套，放手發展自己的抗日力量”，“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過國民黨，不能它讓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讓干就不敢去干。總之，不能束縛自己的手腳”。

事實證明這一舉措是完全正確的，這些抗日武裝擺脫國民黨頑固派的束縛后，完全按照八路軍、新四軍的軍政制度進行建設，很快發展壯大起來。新四軍豫鄂游擊支隊從最初的百余人得以擴編為幾千人，馳騁在豫南、鄂中敵后，逐步創建了豫南、鄂中、天漢湖區、鄂東等抗日游擊根據地，成為共產黨在中原的一個游擊主力兵團。而那些“未及時深入敵后并墨守國民黨頑固派軍令、政令限制的，都先后被國民黨頑固派吃掉或被武裝圍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損失”。

1940年1月，為統一豫鄂邊區的黨政軍領導，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決定，豫鄂邊、鄂豫皖、鄂中三個地區的抗日武裝統一合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共9000余人槍，李先念任司令員。隨后，李先念率縱隊東進鄂皖邊，經大小悟山、侏儒山等反頑戰役，不斷擴大游擊區。隨著各級抗日民主政權的紛紛建立，1940年9月，鄂豫邊區軍政聯合辦事處成立，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權得以初步統一。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重新組建新四軍軍部，并將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組編為新四軍第五師。1941年4月，李先念宣誓就任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擲地有聲地宣告：“造謠終不能掩蓋真理，殘殺亦絕不能消滅革命。”新四軍抗日救國的神圣職責，“決不因皖南事變及反攻投降派之大舉進攻而退讓！”

五師成立后經歷了日偽軍多次“掃蕩”。其中以1942年12月的大、小悟山反“掃蕩”戰役最為驚險。當時日軍1.2萬余人，附炮80余門，對大、小悟山發起突襲，五師事前并未獲得情報。等日軍已經逼近合圍之后，五師才發現日軍行蹤。考慮到當時在大悟山的五師部隊只有7000余人，不宜同日偽軍硬拼，李先念果斷下令，把部隊、機關分成若干路，趁敵人還未建起封鎖線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跳到外線去，留部分部隊在大悟山區配合地方武裝打“麻雀戰”，迷惑、牽制敵人。在李先念的正確判斷和指揮下，五師順利突圍，并殺到日偽軍背后，向日偽部隊老巢發起攻擊。日偽軍損失慘重，狼狽逃出大、小悟山區。李先念在戰斗中展示的卓越軍事指揮才能，受到周恩來的高度稱贊：“五師在鬼子偽軍的重重包圍下，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地突出了重圍，真是好樣的！”直到解放戰爭時期，到中原解放區采訪的王匡還對這場戰役贊不絕口：“1942年秋敵人‘大掃蕩’大悟山，集中萬余兵力，六路包圍猛襲，在一個夜晚，就把師部全部包圍得緊緊的，可是他們卻在一個早晨，借著濃霧神妙地從夾隙中突圍出來了。至今很多人回憶起來，都認為是一種‘奇跡’。”

五師在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已經發展到5萬余人，共解放了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萬人民，建立了8個專區、11個中心縣、66個黨政軍組織齊全的縣級政權。從戰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國各個地區的抗日戰場，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光輝篇章。而五師的發展壯大，正是李先念堅決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結果。“這支部隊就像是圍棋盤上的一顆‘飛子’，它同黨中央、華中局和軍部保持聯系的唯一手段，只有無線電通訊，除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重大決策，能及時從電訊中得到上級指示，在戰略上能同兄弟部隊遙相配合外，五師無法在戰役、戰斗上取得兄弟部隊的配合，更不可能在財力上、物力上得到外援。一切困難都必須依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去解決。”

三、“對自己的同志和人民，要親如一家，愛護他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

李先念出身貧寒，深諳社會底層人民的痛苦，對人民懷有深厚的情感。在領導部隊、創建根據地的過程中，他特別重視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他說：“鄂豫邊區是孤懸于敵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又被日、偽、頑分割為幾十個‘豆腐塊’，敵、頑、我‘三角斗爭’十分激烈。在如此艱苦的敵后環境里，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部隊要生存和發展，要長期堅持抗日游擊戰爭，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爭取群眾、團結群眾與依靠群眾，是創造與發展根據地的基本問題。”

李先念堅持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凡是戰斗或工作間隙，他總要到老百姓家里看一看，噓寒問暖，還幫他們干農活。孫家大灣老人孫紹南回憶，有一年麥收后，家里請來平耖子的人不小心被石頭劃破了腳，剛好被從司令部大門出來的李先念看到，他急忙叫來兩個戰士把傷者送去醫院，而自己則脫下鞋襪、卷起褲管，接過耖子平起田來。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根據地生活日益困難，李先念雖然自己生活也很清苦，但從伙房打了飯菜回來，常常讓給房東一家吃，自己卻端起房東家的蕨根苕葉羹咕咚咕咚喝幾碗。1941年秋，姚家山地區遭受大旱災，家家戶戶顆粒無收，鄉親們只能跑到山上挖葛根充饑。李先念知道后十分痛心，說：“老鄉們天天喝這黑水怎么行呢？”他從邊區撥出一批糧食，分給鄉親們渡過難關。他始終保持這樣淳樸平易的作風，也常常教育部隊要嚴守群眾紀律。他說：“抗日軍人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已經編成歌子，大家都會唱。但會唱和遵照執行是兩碼事。我們是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為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奮斗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成為我們的自覺行動。不但要會唱，而且一定要照著去做。”他領導的部隊與地方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0年1月，陪同史沫特萊訪問李先念縱隊的作家安娥，這樣描述剛到鄂豫邊區的情景：“老百姓已經都知道是新四軍游擊隊來了，就都不躲了。部隊沿路不斷地和老百姓打著招呼，旅途頗不寂寞。”史沫特萊也看到“我們的游擊隊員們同老鄉們拉拉扯扯，說說笑笑，忙來忙去，親如兄弟”。而她眼中的李先念，“木工出身，他的生活艱苦，同人民共患難，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李先念積極貫徹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戰爭”理念，在重視組建主力部隊的同時，認識到“沒有群眾性的民兵組織的支持，正規部隊和半正規性地方武裝堅持敵后抗日斗爭就會遇到更多的困難”。1941年2月，鄂豫邊區成立抗日保安司令部，在李先念的領導下，指揮、訓練和管理全邊區各縣地方武裝和自衛隊。抗日保安司令部不僅直接收編了若干地方游擊隊，而且認真抓整訓工作，派出巡視員檢查地方武裝情況，幫助提高地方武裝的戰斗力。在李先念的大力推動和指導下，在人民群眾的熱情響應下，邊區地方武裝力量大大增強，截至1941年12月，邊區各縣獨立團、獨立大隊、保安部隊等地方武裝發展到7800余人，比1940年擴大一倍；自衛隊員達19.9萬余名，還陸續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鋒隊、少先隊等群眾性青少年抗日武裝。李先念在1941年年底總結地方武裝工作時進一步強調：“把組織自衛隊民兵這一環抓好了，我們就可以實現黨中央關于全民武裝的號召，使根據地確立牢固的基礎，立于不敗之地。”隨后，邊區黨委深入開展群眾動員，群眾性抗日游擊戰爭在邊區各地全面開展，各地很快成立了20人以上的基干自衛隊，又稱游擊小組，邊區民兵組織得以大大發展。到抗戰勝利時，邊區民兵武裝已經發展到30萬人，為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堅持根據地斗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李先念奉行革命軍人要愛憎分明，“對敵人，實行革命的‘霸道’主義，眼睛睜大，要‘吃’掉他；對自己的同志和人民，要親如一家，愛護他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生存和發展。”正是由于他及其領導下的第五師真正做到了這一點，鄂豫邊抗日根據地才能夠在敵偽頑雜處的復雜環境中生存下來，并發展為地跨鄂、豫、皖、湘、贛五省的中原解放區。1945年2月到達中原解放區的記者王匡說：“‘李師長’在中原人民看來，是希望，是力量。當你闖進中原軍區，有一天你迷失了道路，只要你說一聲‘我是李師長的部隊’，老百姓就把你引導到目的地，他們會說‘同志哥，我們都是一家人啊！’李先念將軍是這樣密切地和人民聯結在一起。”“一個到過延安的美國《紐約郵報》記者馬丁，看到李先念將軍時，第一句話就說：‘我發現新四軍和八路軍共同之處，就是一樣的都是為了人民。所以你們到處都獲得了勝利。’”

四、“不論在任何環境之下，我們都堅持爭取和各黨、各派、各階層、各抗日軍隊團結抗日的方針”

新四軍五師的創建，沒有成建制的紅軍大部隊作基礎，如同滾雪球一樣，是通過會合、整編一支支武裝發展起來的。這些武裝，既有地方游擊隊，也有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偽軍，還有民團、土匪。能夠將他們團結到抗日的旗幟下，得益于李先念等鄂豫邊領導大量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

李先念剛到鄂豫邊時，統戰形勢已經相當嚴峻。但他區分國民黨各派勢力的不同情況，運用不同方式進行爭取和斗爭，堅持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提出：“不論在任何環境之下，我們都堅持爭取和各黨、各派、各階層、各抗日軍隊團結抗日的方針。”積極爭取一切愿意合作抗日的友軍；實在爭取不過來的，就努力使他們保持中立；對那些頑固不化、堅決反共的分子，則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予以反擊。

安陸縣青龍潭周叔屏部隊原是國民黨收編的部隊，周叔屏因不滿國民黨內部傾軋而將部隊拉出來，以維持會“皇協治安組”為掩護，駐扎在青龍潭。1939年4月，日軍青龍潭據點改為偽軍把守。偽軍想收編周叔屏部，但周叔屏感于國難，痛恨日軍的殘暴，不愿倒向日偽，又不愿回到國民黨部隊中去。正當他徘徊苦悶時，李先念決定爭取周叔屏部反正，先后派出新四軍挺進團干部關旭東、政治委員周志堅等人前去做爭取工作，宣傳中共抗日救國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7月23日，周叔屏高舉義旗，率所部200余人參加新四軍。李先念在次日歡迎周叔屏棄暗投明的大會上，高度評價了周叔屏的反正行動，并將周部編入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第一團第三大隊，任命周叔屏為大隊長。這一事件在當地造成了巨大影響，原來躍躍欲試充當偽軍的安北楊祖興、鄧文山和京山、安陸、應城三縣接壤的晏永寬、許佑祥等人，紛紛效仿周叔屏加入新四軍，或與新四軍攜手抗日。一些已經充當偽軍的人，也秘密與中共聯系配合，通報消息，積極進行反戰活動。同時，安陸縣一些國民黨武裝也開始轉變態度。如國民黨安陸縣游擊兵團第三支隊，支隊長嚴叔端，轄100余人槍。豫鄂挺進縱隊將其包圍后，李先念和劉少卿只身入寨，對嚴叔端進行爭取工作。嚴叔端被李先念的浩然正氣和真誠坦率感動，率部反正，從此走上革命道路。邊區《挺進報》以《嚴叔端深明大義與本軍合作抗戰》的顯赫標題，報道了這一事跡。

李先念爭取敵、偽、頑軍共同抗日的生動事例很多。他教育部下：“對偽軍工作的方針，主要是從政治上爭取，輔之以軍事力量的打擊，以軍事、政治力量的靈活運用，來促成偽軍的瓦解。”史沫特萊探訪鄂豫邊時，就看到“游擊隊員們對抓來的這類偽軍從來不加懲辦。相反，給他們一點訓練，即要他們加入游擊隊”。

做統戰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時會反復，有時需要長時間才能看到效果。1941年2月，李先念率鄂豫挺進縱隊擊敗占據大悟山的頑十九縱隊，俘虜了頑十九縱隊四支隊支隊長劉亞卿以下官兵2000余人。李先念親自接見劉亞卿，做他的教育爭取工作。李先念向他詳細說明中共抗日救國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以團結抗戰的大義，勸他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并未能爭取劉亞卿與豫鄂挺進縱隊合作。即便如此，李先念仍決定將劉亞卿及其他被俘官兵全部釋放。當時恰逢皖南事變發生不久，干部戰士們對于釋放劉亞卿的抵觸情緒很大。為此，李先念專程到縱隊一團做思想工作。團長羅厚福想不通，說：“戰斗中我們犧牲了那么多同志……釋放，太便宜他了。”李先念微笑著說：“對于頑軍制造磨擦，破壞團結抗日，我們必須狠狠地揍他，揍得越痛，他們就越老實。可是，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善于判斷情況，開展政治攻勢，這有利于爭取友軍，分化頑固分子。所以，放劉亞卿大有好處，將來我們的人會更多，武器會更多，勝利來得會更快更大……”經過李先念的耐心解釋、教育，全團干部戰士統一了思想，很快就將劉亞卿釋放了，禮送出境。

這件事震撼了劉亞卿的叔父、頑十九縱隊三支隊支隊長、國民黨孝感縣長劉梅溪。劉梅溪轉變態度，許諾不殺中共地方工作人員。后經過中共的爭取，劉梅溪與豫鄂挺進縱隊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劉亞卿一共被新四軍三擒三縱，1942年8月，他再次被俘釋放后，表示再也不與新四軍打仗，棄武從商去了。

正是由于以李先念為代表的鄂豫邊領導從長遠大局出發，始終高度重視統戰工作，使得鄂豫邊區的抗日武裝力量在敵、偽、頑夾擊的險惡環境中，非但沒有被消滅，反而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在華中新四軍各師中，五師部隊是人槍發展最多和根據地發展最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被中共中央華中局嘉獎為“發展工作第一”。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敵偽軍投誠與反正11557名。對于這樣一支來源廣泛的隊伍，李先念堅持以政治工作為先導，通過教育改造把他們緊密團結在一起。鄭位三曾說：“李先念領導的第五師團結得好。王震在延安匯報時說，他在黨內少見工農干部能像李先念師長那樣善于團結人。在新四軍七個師中，我認為師級干部中就算李先念師長團結工作做得最好。”

李先念在抗日戰爭時期領導創建新四軍第五師和鄂豫邊及鄂豫皖湘贛抗日民主根據地，先后抗擊了15萬日軍和8萬多偽軍，為抗日戰爭建立了不朽功勛，但他說：“五師的創建、成長、壯大和取得的勝利，主要是由于中央正確路線的指導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因此，寫這段歷史，應該把功勞歸于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歸于廣大人民群眾的英勇奮斗，決不要突出個人。”老革命家不計名利、謙遜低調的美德，可見一斑。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李先念傳》《李先念年譜》《李先念文選》等資料）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原載《百年潮》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