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改革開放初期，黨內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存在嚴重分歧，錯誤思潮暗流涌動。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改革開放的巨輪也就無法揚帆遠航。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新中國成立后32年的歷史和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進行了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有力地抵制了各種錯誤思潮，為推進改革開放掃除了障礙；《決議》還孕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因子”，為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決議》的出臺，成為開啟改革開放的關鍵一環，其歷史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和借鑒。

[關鍵詞] 決議；毛澤東；改革開放

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連續執政的黨，正確認識和評價自己的歷史及領袖，是推動歷史前進中繼承與創新的關鍵環節，也是開辟未來的一個重要前提。特別是在歷史轉折關頭，能否正確看待自己的歷史，關乎黨自身及整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歷史轉折點上，正是由于黨正確地評價了自己的歷史，并以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姿態告別過去，從而迎來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

一、改革開放起航之時急需通過正確評價歷史凝聚共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這既標志著歷史的偉大轉折，也標志著改革開放的起航。但改革開放的決策是在徹底摒棄之前“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和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背景下作出的，因此，改革開放首先就涉及如何評價此前黨的歷史、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問題。這些重大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中國的改革開放就無法向前推進，也就無法開啟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一）兩種錯誤思潮暗中滋生，導致人心不定，阻礙改革開放的推進。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黨在實際工作中撥亂反正工作的全面開展和深入推進，黨內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但與此同時，由于當時黨內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存在嚴重分歧和思想上的混亂，影響著人們對于中國未來向何處去的正確判斷。其中，有兩種錯誤思潮的滋生嚴重阻礙改革開放的推進：一是黨內有一部分人仍然受“兩個凡是”等“左”傾思想的束縛，教條式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和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觸；另一個是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把黨的錯誤加以夸大，企圖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以及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任由這兩種錯誤思潮發展蔓延，不僅會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而且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也會遭受挫折甚至中斷。

（二）黨的指導思想尚未完全走上正軌，影響整個撥亂反正工作的深入開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開始有步驟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開展了以平反冤假錯案為主要內容的撥亂反正工作。這項工作不僅涉及撥林彪、“四人幫”之亂，而且由于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因而自然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如何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以及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問題。由于黨在指導思想上的不統一，許多干部在撥亂反正的實踐中，常常遇到“符不符合中央文件”“違不違背最高指示”的情況，阻礙著撥亂反正工作的深入開展。顯然，不徹底撥亂反正，就無法統一全黨的思想，對于改革開放也就無法形成共識。而要徹底完成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工作，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能夠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指引下健康地發展下去，首先必須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對毛澤東的功過作出準確定性和科學評判。

（三）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如何對待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不僅牽動全國人民的心，國外各種勢力也在拭目以待。中國若想實現飛躍式發展，除了需要內部改革的推動，也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在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我們黨如何對待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的歷史，如何對待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已成為令人矚目的重大國際問題，直接關系到改革開放能否贏得良好的外部環境。當時的國外輿論針對我們黨正在進行的糾“左”等工作，流傳著所謂“非毛化”運動的錯誤論調及一些荒謬不實信息；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和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也非常關注我們黨將如何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不少西方國家更是以此作為制定對我國政策的基準之一。[1]這就要求我們黨對這些問題予以及時、堅定、正確的回應。正如鄧小平所說：“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的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2]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國際上各種質疑的聲音，維護黨和國家的良好形象，為改革開放營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總之，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所面對的復雜政治局面，要求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非凡勇氣、政治智慧和科學態度,對自己的歷史和領袖及時作出科學評價，拿出正確結論，以澄清是非，消除種種錯誤認識，統一全黨全國人民思想。

二、《決議》出臺：以正確評價黨史消除思想障礙，改革開放巨輪由此揚帆遠航

為了徹底結束過去的錯誤，開辟改革開放的未來，從1979年10月起，中央常委會開始著手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決議》七易其稿，前后用了20個月左右的時間得以完成。鄧小平、陳云、胡耀邦、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們堅持走群眾路線，多次召開不同規模和形式的討論會，聽取了各方的意見。《決議》是在“博采眾議”和“力排錯議”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典型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的出臺，樹立起“不容動搖的科學權威（符合實際）和組織權威（中央通過）”[3]，成為維護黨的團結和國家穩定的“定海神針”。

（一）《決議》對新中國成立后32年的歷史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總結和恰當評價，為堅定改革開放的航向提供了準繩和立論依據。《決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32年的歷史、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及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歷史問題予以科學、明確及權威性的評判，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為此后黨的工作和認識改革開放提供了準繩。

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2年中，“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4]；如果說我們犯了錯誤，那么我們在哪些問題上犯了錯誤，錯誤的根源是什么，等等，這些問題必須予以科學分析和作出明確結論，否則，就無法回答為什么要改革開放，以及改革開放要將中國引向何處去等關鍵問題。為此，《決議》首先對新中國成立后32年的歷史作出了總體評價，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總結了十項成就，同時指出成就“是主要的”，是不容忽視和否認的。這個總體評價，為正確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定了基調。

與此同時，《決議》還深刻分析和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清楚地指出，由于照抄照搬蘇聯經驗，采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施過分集中僵化的指令性計劃，及在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左”傾錯誤，從而造成大量浪費和損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一度遭遇嚴重挫折。

不僅如此，《決議》還重點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從四個方面論證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觀點的錯誤之所在，并將其定義為一場“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從性質上對其進行了徹底否定。由此使全黨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結束過去、實行改革開放的極端必要性以及改革開放的重點和目標所在。正如鄧小平所說：“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5]

總之，《決議》對新中國成立32年歷史的總體評價和對黨所犯錯誤的認定，一方面表明中國不會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必將繼續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不會繼續走僵化的老路，即必將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改變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經濟體制，結束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這就使全黨和全國人民明辨了是非，澄清了思想認識，明確了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而不是別的改革，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樣，《決議》的出臺就成為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一環。

（二）《決議》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評價了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并對毛澤東思想進行科學闡釋，有力地抵制了兩種錯誤思潮，穩定了人心，維護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首先是以政治穩定為前提的。改革開放初期，圍繞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產生的錯誤思潮如果不及時消除，不僅會阻礙人們對改革開放的認同，而且會導致政治的不穩定。當時，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因為，如鄧小平所說，“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6]而認識不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無法進行改革開放。正因如此，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成為《決議》中最為重要的內容。

作為《決議》的總體設計者和主持者，鄧小平曾提出起草《決議》的三條總原則，其中最根本、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7]。他還明確指出：“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8]在與起草小組成員的多次談話中反復強調和闡釋這一核心原則。正是堅持這一原則，《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雖然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就其一生來看，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還系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9]，并強調要將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

不僅如此，《決議》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歷史事件進行總結的同時，還回顧了新中國成立前28年的歷史，并將其作為《決議》的一部分單獨列出，重在闡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從而更全面、更客觀地展現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這就將“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論斷立于充分的歷史事實之上，成功地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當然，《決議》也客觀地指出和分析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對其犯錯誤的原因，《決議》辯證地分析指出，除了其個人原因外，更有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健全、封建專制主義遺毒難以肅清等深層原因，進而揭示和凸顯了推動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總之，《決議》的科學評價，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對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有了準確把握和正確認識，這不僅有力地批判了“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思潮，消除了其對改革開放的干擾，而且有助于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使改革開放沿著正確軌道前進。

（三）《決議》孕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因子”[10]，為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如前所述，《決議》對新中國成立32年歷史的分析和定位已經表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勢在必行，但改革開放只能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而不會是任何其他性質的改革開放。同時也表明，社會主義絕不會走封閉僵化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新路。《決議》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予以高度肯定，并第一次將其總結為十大要點，涵蓋經濟建設、政治制度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等，其中所闡述的新內容和新論斷，都是基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這些內容實質上初步回答了應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雖然當時還未將其命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已經孕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因子。這些思想因子既為我們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石，也為改革開放航船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三、《決議》出臺的歷史啟示

歷史催生《決議》，《決議》淬煉歷史。揆諸現實，《決議》的出臺，奠定了全黨全國人民一心一意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堅實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成為開啟改革開放的關鍵一環。

（一）推進改革開放，必須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統一思想，凝聚共識。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對黨內外要求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重大問題作出結論的強烈呼聲，為了抵制兩種錯誤思潮的干擾，解決人民群眾思想的困惑，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以辯證的科學的態度作出《決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歷史事件，包括“文化大革命”等作出了明確、科學的評價和權威性結論。由于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則問題上做到了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從而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凝聚了共識，讓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不再為歷史泥沼所困，昂首闊步邁向改革開放新時期。

歷史雖然不會重復，但卻不乏相似之處。新時代，我們依然肩負著認真總結和評價自己歷史的責任。因為在改革開放深入推進的歷史征程中，歷史虛無主義的沉渣依然會泛起。丑化、抹黑黨的歷史、黨的領袖與英雄人物，故意歪曲中國改革開放性質的現象依然存在。對此，我們需要吸取歷史經驗，在大是大非問題面前，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做到旗幟鮮明，敢于并善于向歷史虛無主義“亮劍”，讓歷史說話，牢牢占領黨史的各種輿論陣地，不斷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人心齊，泰山移”的氣勢構筑起抵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銅墻鐵壁，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的順利發展。

（二）推進改革開放，必須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列寧曾說：“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高度重視和善于總結歷史經驗，自我糾錯，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點，也是其永葆青春的一大優勢。《決議》的出臺，就是黨正確對待歷史，坦然面對自己所犯的錯誤的有力證明。也正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強大的政治勇氣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對于自身發生的錯誤不諱言、不護短，既實事求是，又恰如其分作出評判，從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才贏得了人心，凝聚了共識，消除了阻礙改革開放的思想障礙，為順利推進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當下，在我們黨帶領人民奔向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我們還將面臨各種風險和考驗，難免遇到困難和挫折。必須明辨真理與錯誤，堅定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駕駛改革開放的巨輪行穩致遠。

（三）推進改革開放，既不能丟掉“老祖宗”，又要與時俱進勇于創新。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老祖宗”指的就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它們是中國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理論基礎，是黨長期執政的法理依據。不論歷史發生怎樣的變化，不論遇到什么復雜的問題，我們都不能離開和背叛“老祖宗”。縱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有的政黨就是因為改變黨的指導思想或放棄馬克思主義而變色，甚至垮臺。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雖然遭遇過各種曲折，但卻經久不衰且日益強大，根本就在于我們“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11]。不僅如此，我們在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的同時，始終堅持與時俱進，勇于理論創新。可以說，沒有理論創新，就沒有改革開放的開啟，就沒有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決議》通過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嚴格區分開來，強調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等于向世人宣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要在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前提下，開辟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就是秉持“繼承不泥古，揚棄不傷根”的原則，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創新，在“老祖宗”的穩固根基之上結出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一系列理論碩果，使得改革開放的巨輪順利揚帆遠航，并將中國歷史推向了一個嶄新的偉大時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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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龔育之.在黨的歷史決議的基礎上前進[J].中共黨史研究,2001（2）.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26.

[10]石仲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夢”[N].文匯報，2013-06-17.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N].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331.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原載《上海黨史與黨建》雜志，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