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早期撰寫的部分調查報告
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在專列上召開調研座談會
編者按：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毛澤東同志不僅留下“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至理名言，而且帶頭深入一線搞調查研究，并親手寫就了大量不朽的調查報告。本刊今天特邀請專家詳細介紹毛澤東早期開展調查研究的情況，回顧和學習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方法和理論總結，以期對我們今天更好地繼承和弘揚這一傳統，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提供借鑒和啟示。
毛澤東一生對調查研究極其重視，認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他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礎，而且把調查研究當作各級干部必須練就的基本功。毛澤東本人就是調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極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中，親自做過無數次深入細致的調查。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時期，他就在農村專門做過十幾個系統的調查。這里，我們僅從收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的幾個調查報告，探尋這位歷史偉人是如何進行調查研究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調查研究的理論思考和總結。
毛澤東早期做了大量的調查，寫下了許多調查報告
對早期在嚴酷革命戰爭環境下所做過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調查報告，毛澤東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但由于條件和環境惡劣，一些調查報告損失了，毛澤東曾痛心地說：“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頁）除了已經痛失的“永久也不會忘記的”調查報告以外，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調查報告保留了下來，其中僅大革命時期至少有七篇調查報告得以保留，后來收入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分別是：《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926年）、《尋烏調查》（1930年5月）、《興國調查》（1930年10月）、《東塘等處調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調查》（1930年11月）、《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才溪鄉調查》（1933年11月）。
從這些調查活動和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凡作調查，目的都非常明確，針對性也很強。調查期間都是親自做記錄，結束后又親手撰寫調查報告。他認為：“要自己當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頁）
《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毛澤東最早的一篇比較完整的調查報告。這次調查是毛澤東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農生活的整體狀況。這份調查報告后來被作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叢書教材，為從事農民運動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尋烏調查》，記錄了毛澤東早期“最大規模”的一次調查活動，主要是了解城鎮商業。毛澤東說在這之前“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自開始從事調查研究活動以來，他認為：“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
《興國調查》，使毛澤東開始有了“農村的基礎概念”。了解中國農村，歷來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的重點。因此他在江西的興國縣永豐區農村作了一次“較之我歷次調查要深入些”的農村調查。“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的基礎概念。”
《東塘等處調查》，是毛澤東緊接著興國調查后做的一個專題調查。這次調查是毛澤東在紅軍行軍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這些地方的村鄉兩級蘇維埃在土地斗爭中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毛澤東說，“在這次調查前，我對于那些情形的觀念是模糊的”。調查后發現，“哪曉得實際情形完全兩樣”！
《木口村調查》，可以說是毛澤東做過的最短的一次調查。這是毛澤東等人途經吉水縣一個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飯時，利用短暫的時間做的一次專題調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員的成分及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分”。
《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是毛澤東為了總結和推廣基層工作經驗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治理國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蘇維埃政權如何運轉？一切都很陌生。毛澤東認為，必須找到一些典型經驗，推廣一些基層好的做法。這才有了1933年11月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毛澤東早期留下的大量詳盡的調查筆錄和他自己整理的調查報告，是我們黨的一筆巨大財富。僅從上述七篇留存下來的調查報告看：長的達幾萬字，可以說是調查報告里的一份巨著，如《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8萬多字；《興國調查》，也有3萬多字；《長岡鄉調查》2萬多字；《才溪鄉調查》1萬字左右。也有短的，如《東塘等處調查》，有5000字左右；《中國佃農生活舉例》，3000字左右。更短的是《木口村調查》，不足2000字。這些調查報告，不僅為當時黨和紅軍了解農村和城鎮的情況，研究革命斗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了豐富、詳實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據；而且為后人研究中國農村和城鎮的經濟、政治和各種社會狀況，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毛澤東早期調查的幾種方式和特點
（一）解剖麻雀式的調查方式，觀一點而知全貌
解剖麻雀式的調查，是毛澤東早期常用的調查研究方法。在《中國佃農生活舉例》這篇調查報告中，采用的就是這種調查方法。為了解中國佃農的生活狀況，毛澤東找來自己家鄉的壯年佃農張連初，首先了解他的家庭基本情況，進而詳細分析他家里包括食糧、豬油、燈油、茶葉等在內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豬、工食省余等在內的“收入之部”。通過分析這些詳實的家庭情況，毛澤東得知：如果沒有天災人禍，這戶細農“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由此毛澤東分析道：“窮苦佃農總是老實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競爭十分劇烈之今日農村，此點關系榮枯極大”；“中國之佃農比牛還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則全無”；“事實上佃農不能個個這樣終年無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懶，虧折跟來了”。毛澤東認為：“這就是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中國佃農的苦難，“在中國現時重租制度之下，是極其普遍的”。
（二）短暫的專題調查方式，及時糾正政策和認識上的偏差
針對一些突出問題及時采取專題性的臨時調查，也是毛澤東常用的調查方法。為解決這些問題或糾正認識偏差，毛澤東經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做一些短暫的針對性極強的專題型調查。木口村調查就屬于這種情況。這次調查是在行軍途中利用一次吃午飯的機會做的。對這個只有200人的小村子，毛澤東逐一分析了村政府辦事人員的成分和“本村共殺了七個反動派”的情況，得出結論：“證明小地主富農當土地革命深入時，有許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也提出疑問：“這七個人是否每人都應該殺，卻是問題。”這個調查雖然規模很小，但針對性強，通過調查發現了一些我們黨在對待地主階級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問題。
（三）大規模的系統性調查方式，詳細摸底了解情況
對于一些重大的深層次問題，只要時間和條件允許，毛澤東都盡量采取詳盡、系統的大規模調查方式。尋烏調查就屬于這一類。在尋烏，毛澤東開了十多天的調查會。參加調查會的人員從20多歲到60多歲，有雜貨店主、職員、小商販、縣署錢糧兼征柜辦事員、城郊鄉蘇維埃主席等不同職業。調查報告中介紹了尋烏的全貌，重點講了“尋烏的商業”。里面所列各個行業的情況，琳瑯滿目，應有盡有。為什么要如此細致？毛澤東道出了真實想法：“對于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毛澤東認為自己到了尋烏，才有了這樣的機會，“使我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對于這樣的機會，他不僅自己表示“不勝歡喜”，而且提請黨內同志注意：“于研究農村問題之外還加以去研究城市問題，那更是有益的事了。”對于一些重大決策方面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必須首先把基本情況調查研究透，把研究方法搞對頭，“倘若走馬看花，如某同志所謂‘到處只問一下子’，那便是一輩子也不能了解問題的深處。這種研究方法是顯然不對的”。
（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式，彌補所看材料和報告的不足
不滿足于看材料和報告，而是抓住一些具體問題采取具體分析的方式進行再調查，是毛澤東特別注意的調查方式。毛澤東認為，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從實際出發和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的過程。如果僅限于看材料，依賴別人的調查結果和報告，是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的。毛澤東所做的興國調查，就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最強調的就是一定要對具體情況、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他在撰寫這篇調查報告時特別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
（五）研究總結典型經驗的調查方式，把基層好的做法向更大的區域推廣
對一些典型案例進行調查研究，善于發現、總結并推廣基層工作中創造的鮮活經驗，是毛澤東常用的方法。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就屬于這一類。在做調查之前，毛澤東發現，在蘇區工作中，往往黨的任務提出了，許多工作計劃也發布了，但在怎樣動員群眾去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方面，卻出現偏差。怎么辦呢？毛澤東提出：“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里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于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于更高的任務與計劃。”毛澤東提醒人們：要善于發現基層創造的新鮮經驗，“在許多地方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的很好的方法，他們與群眾打成一片，他們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級蘇維埃人員的一種責任，就在把這些好的經驗收集整理起來，傳播到廣大區域中去”。毛澤東明確提出：“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在長岡鄉和才溪鄉調查中，毛澤東研究總結的鮮活經驗包括“代表會議”“檢查制度”“群眾生活”“勞動力調劑”等方面的經驗做法，并提出這些好的經驗和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
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一些理論思考
毛澤東在開展實地調查的過程中，始終注意把調查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來進行思考。他的一些理論思考，為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作風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思想源泉。
（一）只有調查研究，才能形成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早在1930年5月做尋烏調查期間，毛澤東就從理論上總結了調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他在這次調查期間寫下的《調查工作》一文中，對調查研究活動提出過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其中最著名的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論斷。他還明確提出了“必須努力做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等重要論斷。在長岡鄉調查中，毛澤東又進一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問題，正是在這一時期的調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中，以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為精髓的毛澤東思想開始有了雛形和基礎。
（二）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毛澤東在早期調查中撰寫《調查工作》一文時就指出：“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這就是說，一切決策、論斷、結論，都來自于調查研究；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必須經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在談到我們黨的成功經驗時曾經說過：“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注意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了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為此，他在1961年1月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倡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重新強調：“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34、235頁）他批評一些領導干部之所以在決策上發生缺點錯誤，根本原因在于放松了調查研究工作，“滿足于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匯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斷和決定”。他在談到自己的實踐經驗時說：“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他明確指出：“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
（三）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前提，“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惡習，不斷地侵襲著黨的肌體、影響黨的作風。毛澤東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在他提出的各種克服上述壞習氣的辦法中，調查研究，就是一個基本的辦法。1941年8月1日，毛澤東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時表示：“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為了在全黨確立好的風氣，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并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提出：“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夸夸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作者系《黨的文獻》常務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