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不愧為英雄的城市，武漢人民不愧為英雄的人民，必將通過打贏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再次被載入史冊！”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省武漢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為英雄的武漢和武漢人民深情點贊，鼓舞著沖鋒在抗疫一線的武漢人民英勇奮斗、共克時艱。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武漢輝煌的歷史，孕育了“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漢精神，作為首義之城，這里曾打響了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第一槍，奏響了推翻延續200多年的清王朝和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勝利凱歌。
　　救亡圖存尋大道
　　以寬闊的歷史視野看，辛亥革命的風暴發端于武漢，不是偶然的風云劇變，而是近代中國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和運動的必然結果。從1840年至1901年8月，西方列強先后發動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了300多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見的深重苦難。
　　面對極端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社會的各階級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提出了不同的救國主張。地主階級中的洋務派企圖在維護腐朽的封建主義社會制度前提下，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新的軍事和生產技術而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而農民階級先后發起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和義和團運動，雖然沉重打擊了清政府的反動統治，但最后都歸于失敗。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企圖依靠手無實權的光緒皇帝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達到變法圖強的目的，卻不料僅百日維新即遭慘敗，“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選擇了一條不同于改良派的道路。他站在時代前列，“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先后創建興中會和同盟會，將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作為救亡圖存的主要手段。同盟會精心策劃，在廣東和西南地區相繼領導了十多次武裝起義，但是都先后失敗。特別是1911年4月的黃花崗起義，仍未跳出兵敗人亡的厄運，其中72人的遺骸被收葬于廣州東郊。此時，同盟會領導的革命斗爭到了“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境地。
　　“惶恤苦為”圖大舉
　　革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歷史選擇了兩江交匯、九省通衢的武漢。自春秋戰國以來，武漢地區一直是中國南方的軍事和商業重鎮。到了清末，武漢經濟繁榮，位居亞洲前列。近代以來，武漢人民積極關心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不斷開展各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在革命黨人屢戰屢敗陷入絕境的嚴峻形勢下，英雄的武漢人民毅然高舉民主主義的旗幟，勇敢地肩負起振興中華、創建民國的千鈞重擔。
　　1904年以來，武昌相繼成立了科學補習所、日知會、軍隊同盟會、振武學社等革命小團體。這些團體名稱不同，宗旨一貫，為文學社之前身。他們之中不少人是同盟會會員。到了1911年，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湖北革命黨人中影響最大的兩個團體。
　　武漢革命團體有一個顯著特點是既“不競聲華，埋頭苦干”，又敢為人先，堅韌不拔。他們在新軍中秘密開展革命宣傳工作，發展武裝力量，積極準備起義。武昌首義領導者之一劉復基烈士本是一位文弱書生，為了組織革命武裝力量，他毅然從軍，錘煉自己。他說：“吾為復興祖國而奮斗，雖湯鑊且不懼，惶恤苦為。”入伍以后，他積極發展進步士兵，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干。至1911年5月時，新軍中加入文學社的達3000多人，加上參加共進會的總計5000多人。
　　1911年9月23日，共進會、文學社宣布合并，大家決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統稱“武昌革命黨人”。第二天，召集各部隊代表100多人舉行會議，組建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詳細討論軍事行動后臨時政府的框架及人選，確定各參戰部隊行動方案和聯絡方式。起義時間定為10月6日（舊歷八月十五，中秋節），后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起義前夕，革命黨人面臨重重危機。1911年10月8日晚，蔣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圍墻逃跑。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制造炸彈時發生事故，不幸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武昌全城戒嚴，清軍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彭楚潘、劉復基、楊洪勝三位革命黨人英勇就義。此時，孫中山先生尚在海外，蔣翊武、孫武等主要領導人又不在現場，形勢萬分危急。是立刻揭竿而起，還是取消起義？武漢革命黨人作出了正確的抉擇。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第8營的起義部隊在武昌城頭打響了第一槍，革命風暴驟然興起。部隊間雖情報隔絕，遇到許多未曾預料的危險，但起義官兵勠力同心、和衷共濟，終于在天亮前占領了督署和鎮司令部，整個武昌城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1911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1912年1月1日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確稱：“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武漢遂被稱為“首義之城”。
　　眾志成城擔大任
　　辛亥革命的勝利，是英雄的武漢人民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勝利。武漢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為辛亥革命的勝利提供了雄厚力量支撐。
　　武昌首義的當天下午，當第一份《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張貼于武漢街頭時，“到處擠滿了觀眾，不識字的人請識字的人念給他們聽。武昌街頭巷尾，可謂萬頭攢動，群情興奮，許多人流下熱淚，感到揚眉吐氣”。武昌城內廣大群眾積極參軍參戰。各中小學校數以萬計的學生紛紛“停課鬧革命”。一支約1300人的“湖北學生軍”在很短時間內組建，成員多為武昌的初級師范、中學和高小的學生。學生軍奉軍政府之命，負責守衛咨議局、都督府及藩署、銅元局、官錢局等要害機關，并維持武昌城內治安。據估計，上述府庫中儲備金銀錢鈔總值不下4000萬銀元，在學生軍護衛下分文未少。后來起義軍由一個協（相當于旅）擴充到八個協，戰費開支全由此支出。在戰事緊急之際，學生軍還開赴前線作戰，“內守外攻，均關重要”。
　　為贏得辛亥革命的勝利，武漢人民浴血奮戰，戰死沙場的勇士達1萬多名，絕大多數為無名烈士。僅40天的陽夏保衛戰，就犧牲起義軍民萬人，留下姓名和小傳的只有41個人，其余絕大部分都是草草合葬在漢口和漢陽的幾個大堆里。
　　董必武作為親歷者，回顧了武昌起義的情景：“當時我們在漢口三道橋看見的革命軍和清軍作戰的英勇，以及武漢市民男女老幼對革命軍的幫助，那種自動饋糧食，送子彈，抬傷兵，踴躍歡欣的情形，是難以筆墨和口舌來形容的……參加革命隊伍者都抱持著推翻清朝政府爭取革命勝利的一顆純潔的心。”高度贊揚武漢民眾表現出的英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種表現”。
　　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武昌首義是辛亥革命的偉大開端，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熠熠生輝的里程碑。武漢人民在辛亥革命中涌現的敢為人先、勇擔大任、萬眾一心、攻堅克難、不畏犧牲、敢于勝利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為中國革命斗爭譜寫了嶄新篇章。武漢人民在斗爭中凝聚的武昌首義精神，彌足珍貴，必將繼續激勵著我們奮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