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衛生防疫工作面臨極大困難：一方面要面對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和醫療資源的極端匱乏；另一方面，在150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有100多萬文盲，2000多個巫神，群眾普遍存在迷信、愚昧、不講衛生的習慣。如何才能有效開展衛生防疫工作，減少疫病的滋生和蔓延呢？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能否做好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引導群眾和服務群眾的工作，就成為決定衛生防疫工作成敗的關鍵所在。
　　教育群眾 成風化俗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陜甘寧邊區把衛生防疫工作納入政權建設的軌道，從組織建設、政策法規、制度完善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推動，重點是改變群眾迷信、愚昧和不衛生的生活習慣。邊區一方面持之以恒開展經常性的群眾衛生運動，通過報紙、小冊子、辦展覽會等多種方式宣傳衛生防疫知識；另一方面，衛生防疫主管部門經常組派大量專業人員深入基層，結合實際情況創造性地開展面對面的衛生防疫宣傳教育，以起到成風化俗的作用。
　　醫療隊員們走村串戶，不僅積極救治病患，還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不怕臟、不怕累，很快與群眾打成一片，既了解了造成疫病流行的各種原因，也贏得了群眾的信任，他們進行的宣傳教育便具有了特殊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延安一年四季都有胃腸道傳染病流行，人員死亡的事常常發生。經醫療隊員們調查發現，發病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飲水不潔，水源周圍多污穢不堪，且民眾有直接飲用生水的習慣；二是廚房不衛生，存在距離廁所近、蚊蠅多、灶具不干凈等問題，做飯時也有不良的衛生習慣。找到病源之后，防疫工作者制定了相應措施，幫助群眾解決全市范圍內的飲水、廚房衛生問題，要求飲用燒開之后的水，采取措施安排婦女將燒開的水送到田間地頭供勞動者飲用，逐步養成喝開水的習慣。
　　各地醫療隊在幫助群眾解決病痛的過程中，切身感受到封建迷信給大家帶來的巨大傷害。據《解放日報》記載，延安曾有巫神161人，每年每人跳神“看病”多達36次，且費用極高，請他們“看病”的百姓往往落個人財兩空的結果。各地醫療隊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巫神坦白大會，揭露他們跳神過程中的騙人伎倆，更用科學的診療結果教育群眾，從根本上破除群眾的恐懼和疑惑。延安子長縣一對母子患麻疹并發肺炎，孩子疹子發不出來，昏睡不醒，已經被請來的巫神宣布“不可救了”。醫療隊派了兩位醫務人員登門救治，精心護理，終于使孩子脫離危險并在不久后痊愈。這樣發生在身邊的真實事件，極大地教育了群眾，對于邊區民眾提升思想認知，移風易俗樹立新風尚發揮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組織群眾 分區防疫
　　為推進防疫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邊區于1940年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員會，負責延安境內的衛生防疫工作，還在各大機關單位、區鄉各級根據需要成立分會，具體負責各單位、各區鄉的衛生防疫工作。這樣的組織體制，有效推動了衛生防疫工作的開展，在疫情暴發期間還能更好地組織群眾，真正做到分區防疫，有效隔離。
　　1942年3月，河曲、綏遠、寧夏等地發生鼠疫，為避免疫情傳入邊區，陜甘寧邊區成立防疫總委員會，地址設在中央醫院，直接領導延安40華里范圍內的防疫工作。下設東、南、北、西北四個防疫區，涵蓋了市內所有鄉鎮，各區設防疫分區委員會，分別由留守兵團衛生部、邊區衛生處、八路軍總衛生處和中央總衛生處負責，責任明確，各司其職，使防疫區域不留死角，防疫措施落到基層、落到實處。為加強防疫督導，由延安市公安局各分駐所和各鄉政府擔任檢查、督促、糾察的任務，在防疫一線保證各項防疫舉措得以執行。在疫情已經發生的區域，這樣的組織機制反應迅速，可以第一時間派出救災工作組，進行防治疫情的宣傳、組織工作，及時采取隔離措施，將病患和無病者分開。對疫情較為嚴重的村莊，則暫時斷絕其與其他村莊的往來，以達到防治疫情蔓延的效果。在延安時期特殊的戰爭環境下，高效的組織體制，高度負責的醫務人員，充分調動各方力量，組織發動基層群眾，群防群治，共同構成了防治疫情滋生和蔓延的有效屏障，打贏了一場場疫情防控阻擊戰，極大地降低了邊區人民疾病的發生與死亡率，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防疫經驗。
　　服務群眾 救死扶傷
　　在各種資源都極度匱乏的延安時期，掌握一定專業知識的醫務人員是最為短缺的“資源”之一，他們數量不多卻是開展衛生防疫工作的主力軍，在防治疫情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無疑是巨大的。1944年發布的《關于開展群眾衛生醫藥工作的決議》中，對當時的醫務人員提出了明確要求：重視自己神圣崗位，加強自己為群眾工作鞠躬盡瘁的精神，以求邊區大量疾病死亡現象能夠減輕和消滅。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用更為簡潔的語言總結了對包括醫生在內的知識分子的總體要求：他們要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艱苦的工作。延安時期的醫務工作者，遵循著這樣的工作要求，服務群眾，救死扶傷，成為走群眾路線最為直接的實踐者。
　　延安時期醫務人員治病救人的“病房”，常常是坐落在每一個發生疫情的鄉村農舍。1942年，延安附近幾個鄉發生了急性傳染病，許多村民上吐下瀉，死亡率相當高。延安防疫委員會派出幾個防疫隊，下鄉執行調查、治療和撲滅任務。曾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的徐根竹率領兩位隊員于4月前往疫情嚴重的川口三鄉，該鄉死亡人數高達48人。此病來勢兇猛，患者往往一到三天就死了。老鄉們燒過香、找過巫神，結果還是無法挽救，都感到十分恐懼，甚至已經有人開始搬家遷往別處。徐根竹和他的醫療隊在發病的鄉村住了兩個多星期，經過耐心縝密的調查、走訪和醫療救護，救活了15位嚴重病患中的11人，找到了疾病流行的源頭——兩條受污染的河流。防疫隊幫助百姓制定了消滅病源的辦法，監督百姓遵照實行，直到疫情撲滅才回到醫院。返回的當天晚上，徐根竹向衛生部作了匯報，還畫了一張很詳細的疾病分布圖，從飲食關系上對疫情進行了研究和說明。他的總結對之后撲滅其他幾個地方的疫情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同年8月，延安開展群眾衛生工作模范人物選舉和表彰活動時，會場突然來了川口三鄉的十幾位老鄉，提著雞蛋等各種禮物要求選舉一位姓徐的醫生當模范，在主席臺上講述徐醫生為大家看病的種種經過。在會場的徐根竹醫生局促之中說了一句：“我只不過做了一個醫生應該做的事……”這樣的醫生、這樣的群眾、這樣的醫患關系，是艱苦歲月里能夠在一次次疫情中“少死很多人”最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