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個整體，檔案和各種史料，只能反映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每個人所看到、記錄、講述的歷史，也只是他本人所直接看到或聽到的那部分而已，而且一百個經歷者甚至會有一百個不同視角、不同感受的描述。研究和看待歷史，要研究和看待歷史的趨勢、整體、主流，而不要陷入局部和碎片，不能用局部和碎片去否定全部和整體，不能用支流去否定主流。因此，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應用史料，要整體而不是碎片化地研究歷史，要注意歷史的整體趨勢而不是細枝末節，要建立整體的歷史體系，而防止碎片化地解構歷史、曲解歷史、虛無歷史。

一、著眼歷史主流而不是支流

有人說，二十四史都是假的，都是編造的。二十四史中，確實有些記載是失實的，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是真實的歷史記錄。比如：我研究明清中國和琉球的關系史，從明清時期中國、琉球、朝鮮、日本等方面的檔案、家譜等各種史料記載中發現，《明史·琉球傳》的記載，基本上是真實的、可以互相印證的，即使有錯誤，也不至于影響對歷史大勢的判斷。二十四史對歷史上很多大的關節點、大的趨勢、大的走向基本上是真實的，那些編造的、浮夸的、錯誤的細枝末節，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這些大的關節點、大的趨勢和走向。

20世紀80年代公布的檔案證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日是7月23日而不是7月1日。因而有些不明就里、抱有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人就認為，中國共產黨連出生日期都是假的，中共黨史就更無真實可言。這幾年，我在講黨史時，就用檔案對此進行辨析。“一大”召開后，中共報送共產國際的“一大”文件被鎖在檔案柜里，中共領導人除瞿秋白外都沒有看過；而中共留存的文件在1923年曾被法國巡捕搜去，“一大”文件應該也一同被搜去，以致“一大”的詳細過程難以確知。早在1930年，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就在報告中說，“一大”文件現在找不到了。抗戰時期，為了紀念黨的生日，當時的“一大”代表們都只回憶起“一大”是7月份開的，但記不清準確日期，因而中共中央就以7月的第一天作為象征性的黨的誕生紀念日。新中國成立后，共產國際把中共代表團檔案移交中共，整理檔案時發現，其中有一件俄文檔案，是中共向共產國際報告“一大”召開情況的，題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記載“一大”是7月23日開幕的。但在此時，7月1日被定為黨的生日已經20余年，已被廣泛傳播和接受，沒有必要更改。盡管現在史料證明中共“一大”確實是7月23日召開的，但最重要的是，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實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確實成立了，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事件，至于是7月哪一天開的會、哪一天是黨的誕生紀念日，固然也有重大意義，但是與中國共產黨成立比較，其意義相對次要一些。所以，看歷史，要善于看主流、看大節，并根據主流和大節去下結論。由于歷史的原因，后人對歷史細節的了解肯定會有出入、有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處，如從后來“一大”代表們的回憶看，對細節的回憶很少有完全一致的。但這否定不了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個歷史主流和大節。我們絕不能因為黨的生日與“一大”召開的實際日期有所出入而否定黨的歷史的真實和光榮。

我們并不否認，在中國共產黨90余年的歷史上，也存在過局部性、暫時性錯誤。但是，中國共產黨從最初成立時僅擁有50多名黨員的新生政黨，發展到黨員人數突破9000萬的強大執政黨，在與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殘酷斗爭中存活并發展壯大起來，直至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為具有完整工業體系、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的國家。與這些歷史功績相比，局部性、暫時性的錯誤，只是支流、部分和碎片，而黨取得的一個個輝煌成就和光輝節點，才是主流和主體，是黨的歷史的整體和總體。如果用局部性、暫時性的錯誤，從整體上抹殺黨、否定黨、解構甚至抹黑黨的歷史，那就是片面的、錯誤的，是不符合基本事實和歷史發展主要趨勢的。

二、要看歷史整體而不只看碎片

歷史是整體的，由各個方面的人和事、各個地區和各個國家的人和事所組成。歷史猶如一個瓷碗，而各種史料則猶如碗打碎以后的一堆碎片。后人只根據一個或幾個碎片，是不能描述碗的全貌和原貌的，只有把全部碎片都綴合起來，才能還原碗的全貌。后人寫歷史和看歷史，絕不能根據某一個碎片下結論。這就像“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樣。歷史是一頭大象，寫史和看史的人就像盲人，如果某人摸到大象的一條腿，就說大象是一根柱子，某人摸到大象的一只耳朵，就說大象是一把扇子，只會惹人恥笑。我們一定要牢記，歷史是一個整體，時過境遷以后，歷史會留下很多碎片，切忌根據一兩個碎片就發議論、下結論，或者用小的、少數的碎片否定歷史的整體甚至解構、歪曲歷史。

比如，目前很多學者在進行相關研究時會使用蔣介石日記。如果僅根據日記去看待蔣介石，則蔣介石看起來會很“高尚”。因為日記的主觀色彩本來就很濃，此外還不排除其記錄日記時具有供后人觀瞻、為自己樹碑立傳的意識。普通人記日記可能是寫給自己看的，而蔣介石則不然，他知道自己的日記將來會流傳后世，所以他決不會記載他曾下令對中央蘇區實行殺光、燒光之類的罪惡行徑；一些內心的反省，很可能是有意向后人證明自己很“高尚”。所以，如果依據蔣介石日記這個“碎片”去對蔣介石下結論，那效果一定不會比“盲人摸象”好多少。

比如抗日戰爭，既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各黨派、團體、階層在內的全民族抗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抗日戰爭是一個超大的整體，現存的史料——文件、照片、錄音、錄像、日記、書信、報紙、雜志、圖書等，它們的形成者包括很多國家的政府和個人。某一種史料，都只是一個碎片，不能完整地反映全貌。若只看國民黨方面檔案，中共在抗戰中幾乎沒同日本人打過什么仗；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不僅發起過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等著名戰役，還進行過艱苦卓絕的反“掃蕩”戰役，敵后戰場上幾乎每天都在進行著各式各樣的抗日活動。所以，僅依靠單方面史料，是無法看清整個抗戰歷史的。

因此，研究或看待歷史，要有整體和全面的眼光，切忌根據單方面史料、碎片化史料去下結論，切忌用片面的觀點、片面的史料去否定整體的歷史，切忌用碎片化的史料、碎片化的研究、碎片化的歷史觀，去解構整體的歷史和整體的歷史觀。

三、關注歷史的內在聯系，不要孤立地看歷史

歷史上的人和事，不是各自封閉、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甚至是互相成就的，所以，要用互相聯系的觀點去研究和看待歷史。要善于用互相聯系的觀點，去尋找互相聯系的史料，去展現互相聯系的歷史。

比如中共對蔣介石的態度和策略，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國內外局勢和主要矛盾的變化進行相應調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提出“反日反蔣”“抗日反蔣”“抗日討蔣”，雖然對蔣介石仍然采取反對策略，但把“反日”置于“反蔣”之前。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對日態度由軟轉硬，對中共態度由硬轉軟。從1936年起，中共開始提出“聯蔣抗日”“請蔣出兵”“請蔣抗日”等口號。西安事變前幾個月，蔣介石積極部署西北剿共，中共又提出“迫蔣抗日”“逼蔣抗日”方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及七七事變發生后，中共又轉而提出“贊蔣抗日”“擁蔣抗日”等口號。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后，中共又提出“促蔣反省”的口號。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從全民族抗戰的大局出發，仍然沒有提出“反蔣”口號，而是采取“抗日批蔣”的態度，只在政治上公開批評蔣，而沒有在軍事上采取對抗行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結束后，中共又提出了“拉蔣抗日”的方針，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可見，即使是互相對立的歷史因素，也是互相聯系、互有影響的，一定要聯系起來看，才能看得更全面。

四、既要看到歷史事件的原生作用，又要看到派生作用

歷史事件的結果及其影響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原來預期的結果之外，又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其他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原生作用之外，又派生或衍生出其他作用。比如，隋朝修建南北大運河，直接目的是方便軍事運輸，但隨著橫征暴斂的加劇，引發了農民大起義，導致江山易姓。大運河促進了南北人口、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大交流，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發展，特別是在一千多年之后，成為中國最偉大的人工工程之一、中華民族的標志性工程之一，并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如果綜合來看，大運河自開通以來，實際成為軍事之河、政治之河、經濟之河、文化之河、民生之河、生態之河，有著多方面的作用。所以，歷史常常會同人開玩笑：發起者本意如此，但其結果卻往往并非如此，或并不僅僅如此；在短時間內看，有些事物表現出消極的一面，但在長時段上看，它們又會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之，歷史是復雜的，而非簡單的；是辯證的，而非機械的；是立體的，而非平面的；是互相聯系的，而非彼此孤立的；是互相影響的，而非各自封閉的；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是整體的，而非碎片的。人們寫歷史或看歷史，都要具有整體的歷史觀或全面的歷史觀，而不要持有碎片的歷史觀或片面的歷史觀。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如果有人只承認房屋構件的存在，而否定房屋的存在，那他就是在用碎片解構歷史。這樣的人能不受到歷史和世人的嘲笑嗎？這樣的人以歷史學家自居，難道不可恥嗎？這樣的人竟然還能受到人們的追捧，能不讓我們憤然嗎？

（作者楊冬權，國家檔案局原局長，中央檔案館原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