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暴發的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對這場嚴重疫情，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精神，正以必勝之心、責任之心、仁愛之心、謹慎之心，堅決打好、打贏這場艱巨的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醫療衛生特別是疫病防治是重大民生問題，更是重大政治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開展了全國范圍的消滅血吸蟲病、麻風病、瘧疾、鼠疫、霍亂等傳染性疾病的人民戰爭，取得疫病防治的歷史性成就。舊社會“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景象，從此一去不復返！重溫毛澤東關于衛生防疫的重要論述，對于我們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毛澤東熟讀中國歷史，切身感受過舊中國疫病叢生給人民生命安全和社會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危害。在他心目中，衛生防疫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僅僅是群眾關切、生命攸關的事情，更是決定人心向背、體現黨的性質宗旨、事關執政安危的大事。 

群眾利益無小事。衛生防疫是民生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堅持群眾觀點，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我們黨要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首先“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特別是“生瘡害病”這樣涉及人命的事。1934年，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深刻闡述了這個道理。他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要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他把長岡鄉、才溪鄉稱為“模范鄉”，就是因為他們把涉及群眾利益的這些“小事”解決了，把組織發動群眾這件“大事”辦成了。在《長岡鄉調查》中，他調研了當地群眾生活特別是醫療衛生情況，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把衛生防疫工作明確為黨和政府的職責，這在人民衛生事業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1958年1月5日，毛澤東同志來到杭州小營巷視察愛國衛生工作。在這里，他親切地與居民談心，肯定了杭州的衛生工作，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熱情。圖為毛澤東同志視察小營巷的場景。

責任重于泰山。衛生防疫的特殊性，決定了這項工作的政治要求很高，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堅持極端負責的精神。毛澤東經常講：“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干部們應時刻注意的。”疫病作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危及人民生命健康，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極易造成社會恐慌和秩序混亂，更應引起高度重視和密切關注。對一個領導干部來講，這是最起碼的政治素養和政治責任。對疫情視而不見、聞而不報，麻痹大意、玩忽職守，是絕對不允許的。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的要求非常嚴格。1951年9月7日，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向中央報告說：“不少省縣以下的黨、政領導干部，只把不餓死人認為是政府的責任，對因不衛生而病死人則重視不夠，認為是難以避免的‘天災’。”這個苗頭性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覺。他看到報告后，馬上以中央名義作出指示，嚴厲指出：“中央認為各級黨委對于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為引起各級領導足夠重視，他列舉分析了每年全國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的損失數量，認為這可能超過了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造成的損失，強調“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正是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作出“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的論斷，從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闡明了衛生防疫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1951年9月7日，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賀誠在給中央關于全國防疫工作的報告中，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衛生工作遵循“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三項原則取得的成績和工作中還存在的缺點。報告得到毛澤東同志的高度重視，他在以中央名義起草的指示中明確提出：“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圖為指示原件。

在毛澤東的關心和領導下，新中國衛生防疫的體制機制很快建立起來，天花、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嚴重威脅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防治取得重大進展。1958年6月30日，當他得知江西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后，興奮異常，“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第二天清晨，寫下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我們黨用實際行動兌現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承諾。人民群眾歡呼：“中國人民有了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不管是天災人禍還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中國人民有力量，中國人民真幸福！” 

送走血吸蟲病、鼠疫等一個個“瘟神”，并不意味著從此天下太平、乾坤凈朗，與各類疫病絕緣。預防和控制傳染性疾病，是一場持久戰，但往往更是突如其來的遭遇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是一個有著14億多人口的大國，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發公共衛生風險，始終是我們須臾不可放松的大事。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疫情防控工作，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給全黨吃了定心丸，讓全國人民有了主心骨。疫情發生以來，他時刻關注疫情形勢，連續主持召開會議進行研究部署，不斷作出重要口頭指示和批示，親赴北京、武漢疫情防控一線調研指導，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攻關工作，及時制定疫情防控戰略策略和方針政策，領導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推進。 

面對疫情防控這場輸不起的戰爭，中國人民沒有退路，只能迎難而上，堅決斗爭，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但同時，更要保持戰略定力，越是兵臨城下，指揮越不能亂，調度越要統一。要認識到疫情的沖擊只是短期的，決不能被困難和問題嚇倒，更不能慌了手腳、亂了陣腳。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以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的精神，把黨中央的每一項部署、每一個要求都落實到位，真正做到守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盡責，共同打好疫情防控戰。 

“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

疫病防治是一場戰爭。這是毛澤東的重要觀點，主要強調疫病造成的影響和損失十分巨大。他以血吸蟲病為例分析說：“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于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 

既然疫病防治是一場戰爭，那就必須按打仗的方法認真應對。“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毛澤東從軍事和戰略的高度，極富創造性地提出疫病防治每個階段、每個環節的戰略戰術和方法舉措，展現出卓越的指揮才能。 

第一，在疫情初發時，強調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時公開信息，做好防控準備。 

如實公開災情，是毛澤東的一貫要求。1952年春，華北各地疫病相繼發生并蔓延發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紅熱、白喉等。毛澤東收到疫情報告后立即批示：“周總理：似宜通令全國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無疫者防疫，并將華北防治時疫文件轉發各地參考，請酌辦。” 

1959年6月，廣東發生嚴重水災。毛澤東得知后馬上批示：“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 

在災情面前，毛澤東的戰略決斷力、實事求是精神、科學嚴謹態度和為民情懷，令人動容! 

第二，在疫情防控上，強調要統籌協調，實行“三者結合”的防治策略，即“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 

毛澤東歷來認為，“把衛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項工作是不對的”，“衛生運動不是一個人的事，要大家來做”。疫病防治更是如此。黨組織是領導保證，科學家是關鍵，人民群眾是主力軍，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就能打贏疫病防治戰。 

發揮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動員群眾廣泛參與，是毛澤東始終強調和重視的。發揮科學家尤其是醫務工作者的作用，也是他提出的明確要求。“一切衛生醫藥人員都要振作起來，與黨委、群眾組成三結合，顯示自己的能力”。1956年2月，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寫信提出，用火焚燒的辦法對消滅釘螺更有效。毛澤東見信后立即批示衛生部重視此意見，并叮囑“開會時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參加”。這個故事，使血吸蟲防治科學工作者深受鼓舞。 

第三，在救治病患時，強調要堅持中醫和西醫相結合，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1944年元旦剛過，延安周邊出現嚴重的傳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特意講了這件事。他說：“近來延安疫病流行，我們共產黨在這里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想什么辦法呢？只有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但在當時，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醫、相信西醫，看不起中醫的觀念。為了使這兩種醫生組成“統一戰線”，共同防治疫病，毛澤東提出“中西醫結合”的倡議。他解釋說：“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還有醫術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贊成中醫或者不贊成西醫。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他重視發揮中醫的作用，認為“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筆遺產，必須批判地接受”，“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中醫藥在疫病救治中的重要作用，已經得到充分證明。 

圖為1950年毛澤東同志為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的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

第四，在抗災救災時，強調要加強社會救濟，解決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幫助受災群眾盡快恢復生產。 

救災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內容。毛澤東深知人民生活困難，一遇天災人禍就是難以承受之重，必須“保證不餓死一個人，不凍死一個人”。“此問題解決的好壞，對各方面影響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災時，他總是強調要“認真地進行對于災民的救濟工作”，把保障群眾的吃住放在首位，并經常親自批示調配物資，保證災區生活供應。 

災后重建是戰勝災害、恢復秩序的根本之策。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不久，政務院就發出《關于生產救災的指示》，指出：“生產救災是關系到幾百萬人的生死問題，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在災區鞏固存在的問題，是開展明年大生產運動、建設新中國的關鍵問題之一，決不可對這個問題采取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在抓生產救災時，毛澤東尤其關心災區的稅賦負擔，強調“征糧必須不超過中央規定的比率，大大減輕民負”。 

毛澤東關于防治疫病的戰略戰術和思想方法，是新中國衛生防疫工作成功經驗的科學總結，已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貫徹和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直接領導和指揮下，我們舉全國之力進行疫情防控，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舉措，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科學有效的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比如：突出強調“及時準確”和“公開透明”，建立完善的疫情信息通報體制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群眾更多知道黨和政府正在做什么、還要做什么，對堅定全社會信心、戰勝疫情至為關鍵。”公共衛生安全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需要各國攜手應對。要深化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發揮我國負責任大國作用。疫情防控已經成為我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生動實踐。 

明確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建立科學精準的疫情防控體制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提煉概括的“十六字”總要求，字字千鈞，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指引作用。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沖鋒在前，科研工作者努力攻關，人民群眾廣泛動員，醫務工作者奮不顧身，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聞令而動，構筑起群防群治的嚴密防線，展示出全國一盤棋、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強大制度優勢。 

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首位，建立健全重大疫情救治體制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這是當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務。”要堅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加快篩選研發具有較好臨床療效的藥物，全力救治患者。他高度贊揚醫務人員的奉獻精神，要求務必重視對醫務人員的保護、關心、愛護。 

把疫情影響降到最低，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作出工作部署。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會對經濟社會造成較大沖擊。越是在這個時候，越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待我國發展，越要增強信心、堅定信心。”各級領導干部要扛起責任、經受考驗，既有責任擔當之勇、又有科學防控之智，既有統籌兼顧之謀、又有組織實施之能，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決防止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確保經濟平穩運行和社會和諧穩定。 

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采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充分展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應對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高超能力。 

“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

“壞事能否變成好事？”這是毛澤東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命題。他認為，“亂子有二重性”，這種事情發生以后，“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干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這段論述，既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又具有強烈的現實性。他強調：“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壞事變好事”的道理，完全適用于分析傳染病疫情這樣的災難性事件。1958年，毛澤東就是用這個方法來處理云南因腫病、痢疾、小兒麻疹等導致人員大量死亡事件的。11月25日，他對云南省委的檢查報告作出批示，明確指出：云南省委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犯了一個錯誤”。但是，“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一方面，“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另一方面，別的省份也可以從中吸取深刻教訓，避免“犯云南那樣的錯誤”。這是毛澤東靈活運用辯證法分析解決問題的集中體現，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這種全面地辯證地看問題的觀點，貫穿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領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全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學習毛澤東的有關論述，聯系疫情防控實際，我們在謀劃新時代衛生防疫工作時，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是樹立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與疫病時刻“準備斗爭”。疫病的最大特點是不確定性和難以預見性，必須正確看待，保持理性。放松警惕、麻痹大意絕對不行，過度緊張、手忙腳亂更不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列舉可能遭遇的“十七條困難”時就強調了這一點。其中第十一條困難“天災流行，赤地千里”，就包括發生瘟疫這樣的重大災難。對這類災難怎么看？他的答案就是，堅持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做好斗爭準備，“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毛澤東這段話，提醒全黨居安思危，準備應對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2018年1月，他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講話中就明確指出：“像非典那樣的重大傳染性疾病，也要時刻保持警惕、嚴密防范”。2019年1月，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深刻闡明需要著力防范化解的各種重大風險。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憂患意識和斗爭準備，面對疫情的肆虐，我們才能保持定力、沉著應對。 

二是加強黨對衛生防疫工作的領導，辦好“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這是1953年12月毛澤東在聽取衛生工作情況匯報時特別強調的。他指出：“衛生工作隊伍很大，管的是全國人民的生老病死問題，任務就很大了。幾年來，衛生工作成績很大，缺點很多，最大的缺點是政治少了。正因為政治少了，所以技術也管不好。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這種想法的人是相當多的，要經過較長時期的斗爭才能解決。”這段話具有很強針對性。黨一旦放松對衛生防疫工作的領導，出現失誤，將會對全黨工作大局造成重大影響。這方面的教訓是慘痛的。 

關于如何加強黨對衛生防疫工作的領導，毛澤東突出強調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加大支持”，“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在經費方面，除中央預算所列者外，應盡其可能在地方上籌出經費”。另一方面是“加強管理”，主要是解決“政治上少”這個缺點，克服“盲干”和“單干”兩種錯誤傾向。他解釋說：“盲干就是忽視了黨的領導，沒有方向；單干就是忽視集體領導，也就忽視了黨的最高原則。”毛澤東對加強政治領導必要性的分析非常深刻，揭示了衛生防疫領域存在突出問題的根源。要知道，不是幫著醫療機構把樓蓋起來、把設備買進來就了事了，而是要真正把黨的領導作用發揮出來，讓“人民衛生工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三是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把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早在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就把開展群眾衛生運動作為衛生防疫的重要內容來抓。1942年，陜甘寧邊區成立防疫總委員會，開展衛生防疫宣傳、軍民衛生運動、實施接種預防等。新中國成立后，馬上在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愛國衛生運動，推動醫防結合，把傳染病解決在萌芽之時、成災之前。“把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這是毛澤東1960年3月為中央起草黨內指示時發出的號召，針對的是一些省市區黨委因為忙于生產而放松衛生運動的問題。他強調，各級黨委要切實重視這項工作，“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復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一定要使居民養成衛生習慣，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 

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從本質上講，就是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宣戰，具有“移風易俗、改造世界的意義”。“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現如今，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進入“智能化時代”，但一些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仍然揮之不去。盡管食用野生動物風險很大，但不少人還是想過嘴癮，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重大隱患。對于“野味產業”，對于食用野生動物，我們“再也不能無動于衷了”！必須深刻認識到，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良好生態環境，形成文明健康、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迫切需要把新時代的愛國衛生運動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 

四是堅持全面深化改革，“想盡一切辦法”彌補衛生防疫領域的短板。“想盡一切辦法解決困難”，是毛澤東大力提倡的口號，也是一種重要工作方法。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對這個問題作了深刻闡發。指出：“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萬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總要好一點吧。長征途中，在過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統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們那個時候提出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什么叫千方百計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計者，就是九十九計加一計。現在你們還沒有提出幾個方幾個計來。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計呀？只要想盡一切辦法，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想盡一切辦法”，這種積極主動、敢于擔當、勇于創新的精氣神，正是做好傳染性疫病防治工作需要的。要徹底打敗疫病這個無影無蹤的頑固敵人，沒有“想盡一切辦法”的韌勁和決心是不行的。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就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出的任務和要求，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把防范的籬笆墻越扎越密，把醫治的手段越變越多，一定要打得“瘟神”輕易不敢再露頭。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講到“天災流行，赤地千里”困難時，專門說了這樣一段話：“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天災是一件壞事，但是它里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共產黨有本領就是要在這種情況下打出一條生路來！” 

這段鏗鏘有力、充滿激情的話，讀后使人無比振奮，對戰勝疫情充滿信心。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面對這場重大疫情的嚴峻考驗，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和雄厚的綜合實力，有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斗，我們一定能戰勝這場疫情，也一定能夠保持我國經濟社會良好發展勢頭，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目標任務。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