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后，以三大起義為標志，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紅軍進入初創時期。1928年，中共依據共產國際指示，通過了《軍事工作大綱》《軍事工作決議案》。這兩份文件旨在實現建軍的系統化、規范化，但明顯套用蘇聯紅軍的建軍模式，嚴重脫離中國革命實際，在指導實踐中暴露出許多負面問題，故無法解決紅軍建設面臨的諸多現實矛盾。1929年的古田會議，正是人民軍隊創建之初，在面臨軍隊向何處去的緊要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關鍵會議，以軍隊建設奠基鑄魂之不朽功勛，使其成為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里程碑式會議。2014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再次在古田召開，開啟了人民軍隊在新時代的尋根之旅。站在90多年后的今天，再度考察和回望古田會議，有助于新時代人民軍隊在回溯初心中，以史鑒今，昂首闊步新征程。
　　建構黨和軍隊建設體系的理論自覺
　　古田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建黨的綱領性文獻。決議第一次提出并初步概括了有關黨的思想建設的舉措，觸及了中共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第一次提出“黨的組織路線”的概念，指出黨員質量和黨組織松懈問題，已嚴重影響了紅軍的領導與政策的執行，強調“務必努力改造黨的組織，使之確保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對黨的組織建設提出要求的同時，強調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批判了極端民主化對黨組織的破壞作用。關于黨的作風建設，決議論及糾正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強調“加強群眾工作，密切與群眾聯系”“紅軍不是單純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以及在黨內“開展批評要注意政治”，避免“非組織的批評”和“主觀主義的批評”的錯誤傾向。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政治家的戰略視野，針對紅軍初創時期存在的實際問題，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又不為其經典束縛，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大膽嘗試努力求索，在繼承已有建軍模式精髓的基礎上，著眼中國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特點，在紅軍建設實踐中，創建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建黨建軍原則和制度，鍛造了一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力量，完成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起義軍向新型人民軍隊的轉變。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以其特有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對黨和軍隊建設進行系統總結，體現了高度的理論勇氣和理論自覺。
　　確立黨指揮槍根本原則的政治遠見
　　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從大革命失敗血的教訓，徹悟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理。雖然“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一詞最早出現于1932年紅軍總政治部《關于紅軍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但事實上古田會議決議已經從軍事與政治的關系、黨組織在軍隊中的地位、軍隊中黨組織的設置及其決策機制、黨在軍隊中的思想政治建設等各個方面，完成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和制度的確立，基本形成了軍隊內部與外部關系的法理界定。
　　在組織領導方面，毛澤東設計并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制度，即在軍隊各級均建立黨的組織：團、營設立黨委，連設立支部，排、班建立黨小組；連以上各級設立黨代表，實行同級黨的書記兼任同級黨代表的制度；黨的前敵委員會作為部隊的最高領導機構。這套制度確保了黨的各級組織掌握本級軍事單位的領導權，避免軍隊的人權、事權由軍事干部獨攬專斷，所有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黨的組織審議通過，而每一級黨組織都對上一級黨組織負責。在組織與個人的關系上，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基層部隊，即把工作直接做到士兵中去，緊緊抓住每個士兵。古田會議加強了三灣改編后的軍隊黨的組織建構，使每一個紅軍將士都“結網在綱”，統一到黨的組織系統中。
　　在思想和政治建設方面，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以黨的任務約束軍隊的行為，以黨的“集權制”規定黨對軍隊實行領導的必要性；指出糾正黨內各種錯誤思想的路徑與方法，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以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強調軍隊內部的民主制度，將士兵委員會等群眾性組織置于黨的組織領導之下，以保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擯棄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導，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解決問題，確保了黨的路線的正確性。
　　古田會議決議的劃時代意義在于，決議體現了人民軍隊政治建設的根本原則，將黨的建設與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密切關聯，明確了黨和軍隊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使人民軍隊切實成為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創新思考和政治遠見。
　　打造人民軍隊基本范式的求實作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建設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是一個全新的實踐，沒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鑒的成熟經驗。要努力擺脫舊軍隊的習慣和傳統，要克服教條主義者機械地搬用蘇聯建軍經驗，要經得住頻繁作戰任務的生死考驗，要承擔殘酷戰爭環境中繁重的根據地建設任務，要辯明紅軍內部意見紛爭中的思想立場，而這一切都深刻影響著初創時期人民軍隊建設發展的走向。古田會議總結了如此復雜戰爭與社會環境下，紅軍兩年來的建設經驗并形成了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職能，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保證了人民軍隊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保證了人民軍隊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方向為方向；強調加強紅軍的政治工作，構建了我軍政治工作的雛形，指出政治工作是黨在軍隊中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是人民軍隊的生命線，是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保證；強調必須加強紅軍黨的組織建設，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規定了紅軍處理內外關系的準則，強調紅軍必須建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關系，鮮明體現了這支軍隊的性質宗旨、政治方向。
　　一切新生事物無不脫胎于舊事物，決議為紅四軍成為新型人民軍隊制定了基本范式，也為全國紅軍未來發展打造了基本范式。振葉尋根，觀瀾索源，古田會議為人民軍隊定制了血脈基因。會前毛澤東等深入周密的調查研究和嚴謹務實的工作作風，為人民軍隊整裝出發奠定了堅實基礎。
　　維護黨和軍隊內部團結的自省精神
　　古田會議在某種程度看是由爭論而起，甚至一度形成“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的局面。原本紅四軍七大擬對紅軍兩年來的建軍經驗、黨對紅軍的領導、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等問題進行總結，但作為紅四軍軍長的朱德與黨代表毛澤東的觀點嚴重對立。其間，有陳毅處理問題的中庸辦法，甚至有中央二月來信要求朱毛離隊的錯誤主張，也有毛澤東要求辭職去蘇聯養病的負氣決定，還不乏中央代表在不同觀點中的選邊站隊。但是，這些爭論基本都是出于公心，圍繞紅軍前途這個大局展開。中央政治局聽取了陳毅關于紅四軍發展的匯報后，鑒于問題重大和慎重起見，成立了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深入研討，最后作出定論：紅四軍的經驗“全世界從來沒有”“別開生面”，是給“全國紅軍建設的寶貴貢獻”，給以充分肯定。這場爭論也成就了一句箴言：“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故這場爭論，在黨和紅軍的利益面前，朱毛陳等紅四軍的主要領導者們，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和自省，最終在思想上達成高度一致，使這次有關紅軍建設的激烈爭論，成為黨和紅軍向著中國革命勝利邁進的催征號角。
　　90多年過去了，古田會議決議里體現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勇氣和理論自覺，確立黨指揮槍根本原則的政治遠見，打造人民軍隊基本范式的求實作風，維護黨和軍隊內部團結的自省精神，依舊是新時代人民軍隊建設需要始終保持和發揚光大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