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正在打掃街道衛生的群眾。資料圖片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舊中國各種傳染性疾病肆虐，嚴重威脅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狀況，黨和政府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初步建立起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充分發揮“赤腳醫生”和中醫藥的獨特作用，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用較少的衛生投入大體滿足了八億人口的醫療服務需求。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已基本消滅鼠疫、霍亂、天花、回歸熱、黑熱病等傳染病，有效地控制了白喉、麻疹、脊髓灰質炎、傷寒、肺結核、血吸蟲病等多種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流行。中國人口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1975年的69歲，遠超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人民群眾的身體素質發生根本性變化。

其一，增強抵御疾病的能力。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樹立“大衛生、大健康”觀念，確立了預防為主、治病次之的指導思想，從改造人民群眾的生活習慣入手，動員人民群眾行動起來，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加強體育鍛煉，為戰勝病魔創造良好的前提條件。一是從外部鏟除疾病產生的土壤。為了預防、減少疾病，保護人民健康，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和政府持之以恒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進行清除垃圾、疏通溝渠、消滅蚊蠅等活動，提高環境質量，改善衛生條件，防治疾病傳播。全國規模的愛國衛生運動包括1952年掀起的以反對美國細菌戰為目的的愛國衛生運動，1958年掀起的以消滅老鼠、麻雀（后為臭蟲）、蒼蠅、蚊子為對象的“除四害”運動和1965年前后全國農村掀起的管水、管糞，改水井、改廁所、改畜圈、改爐灶、改造環境的“兩管五改”運動。愛國衛生運動給人們創造了較為良好的衛生環境，鏟除了疾病生存的土壤，更為重要的是促使人們養成講究衛生的良好習慣，對抑制傳染性疾病發揮了長期持久的作用。二是從內部增強廣大群眾抵御疾病的體魄。黨和政府逐步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融入百姓生活中，以增強人民體質為宗旨，大力推進人民體育事業，組織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1951年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聯合下發《關于推行廣播體操活動的通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廣播體操節目，引導黨政機關、工礦企業、中小學校定時做廣播體操，出現領導帶頭、人人做操、天天堅持的熱烈場面。1952年，毛澤東同志發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全國縣級以上政府成立體育運動委員會，各大廠礦企業普遍建立職工體育協會。此后，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全國工人體育運動會、全國少年體育運動會、全國運動會相繼舉辦，全國、全省、全地區等規模不一、類別各異的體育運動會紛紛舉辦。在體育競賽活動的推動下，各地區、各單位組織成立諸如球類、田徑、游泳、武術等運動隊，不同單位之間、同一單位內部之間經常舉辦體育競賽活動，群眾性體育活動融入百姓生活之中。

其二，建立系統的制度體系。制度一旦形成，往往會對一個社會發生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我國建立了一套從防控到醫療，再到醫保的制度體系。一是建立衛生防疫體系。為掌握控制疾病的主動權，黨和政府把衛生服務工作前移，建立衛生防疫體系，提前干預，力爭把傳染性疾病消滅在萌芽狀態。逐步建立起各級衛生防疫站，鐵路系統及大中型廠礦企業也建立衛生防疫站。各地還相繼組建以防治鼠疫、黑熱病、瘧疾、血吸蟲病、結核病、麻風病為目的的專業預防機構。各級醫院、公社衛生院和大隊衛生室也相應承擔著健康教育、預防接種、傳染病防治的任務，在疾病監測、預防和治療等方面與上述機構密切合作，共同構成中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二是構建醫療服務體系。在城市，我國形成了市、區兩級醫院和街道門診部（所）組成的三級醫療服務體系。很多行業主管部門和大中型工礦企業建有獨立的綜合性或專業性醫院，構成了行業和企業的醫療服務體系。在農村，這一時期中國形成了以縣醫院為龍頭、以公社衛生院為樞紐、以大隊衛生室為基礎的三級醫療預防保健體系。到1980年，全國2000多個縣建立一級綜合醫院2377個，全國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擁有衛生院5.5萬個，全國農村生產大隊建起衛生所（醫療站）608431個。三是建立起基本的醫療保障體系。在城市，通過公費醫療制度，向國家公職人員、傷殘軍人、高校學生及其家屬提供醫療保健服務；通過勞保醫療制度，向企業職工、退休人員及其家屬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在農村，中國通過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向廣大農民提供醫療服務和衛生預防。到20世紀70年代末，全國90%以上的生產大隊辦起合作醫療，覆蓋了大約85％的農村人口。這些制度使中國絕大部分人口在發生疾病時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醫療保障，大大降低了疾病可能給每個家庭帶來的風險。中國衛生防疫體系、醫療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的建立，使傳染病有了可防可控可醫的基礎，為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其三，選擇低成本的治理路徑。面對不斷增長的人口與有限的醫療資源之間的矛盾，黨和政府決定走一條節約成本、注重實效，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醫療服務需求的路子。一是在醫療隊伍上，大力培育“赤腳醫生”。中國農村人口占絕對比重，農村醫療狀況好壞決定著衛生工作整體水平。為了解決農村醫療人才匱乏問題，一方面組織城市醫療人才下沉到農村。1965年6月，遵照毛澤東同志關于“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大批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深入農民家庭或田間地頭為農民看病，并手把手輔導農村衛生人員，提高他們的醫療水平。到1975年底，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陸續有110萬人次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十幾萬城市醫務人員在農村安家落戶。另一方面培養農村本土人才。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醫療人才缺乏問題，必須培訓一支不走的醫療衛生隊伍。為此，我國從農村醫學世家或略懂醫術的初高中畢業生中選拔培養數以百萬計的農村“赤腳醫生”。到1975年，全國“赤腳醫生”數量達150多萬人，如果加上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總數達540多萬人。他們沒有正式編制，亦農亦醫，在從事生產勞動的同時傳播衛生知識，開展防病治病工作。二是在醫療方法上，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幾千年來，中醫藥在與各類疾病包括傳染性疾病的斗爭中形成獨特的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的醫療經驗，對現代傳染病的防治具有重要價值。新中國成立后，面對醫療條件相對落后、單靠西藥遠遠不能滿足醫療需求的現狀，為了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實行中西醫并重的方針，利用中草藥價格低廉、易于獲得的特點，在醫療方法上大量采用民間偏方、單方、驗方，使中醫在重大傳染性疾病、地方病、流行性疾病的防控和治療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廣東、浙江、山東等省采用中醫藥治療麻風病的做法得到衛生部肯定，要求各地“繼續進行實驗研究，廣泛收集和應用各種行之有效的中醫中藥處方”，并且“注意觀察療效，總結經驗，及時交流推廣”；四川省使用中藥材制成的“瘧疾油膏”和“瘧疾粉”，治療效果明顯。這些做法極大降低了醫療成本，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

其四，堅持公益性的目標定位。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明確醫療衛生事業屬于“人民的福利事業”，醫療服務機構以救死扶傷為第一要務，以追求社會效益為根本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一是對醫療機構實行統收統支政策。醫療服務收費的多寡與醫療機構的發展、醫務人員的工資福利沒有直接關系。國家對醫療服務機構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醫療機構收入統一上繳政府財政，所需支出（包括基建費和職工工資等）須通過政府財政預算獲取。屬于廠礦企業和農村基層醫療機構的收支，同樣納入所屬管理機構或基層組織的核算體系。二是嚴控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國家對藥品實行統購統銷，統一定價，甚至通過補貼藥廠，使藥品價格維持一個較低水平；國家對醫療服務價格也實行嚴格控制，曾先后在1958年、1960年、1966年三次降低收費標準，醫療服務價格不足補償成本價值，差額部分由各級財政或基層組織補貼。在這樣的管理體制下，醫療服務機構不以營利為考核標準，提供醫療服務、保障人民群眾健康水平成為共同追求的目標，充分保證了醫療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作者：朱高林，系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