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我作為新中國首批赴阿爾巴尼亞的留學生，到地拉那大學學習，1957年畢業回國，同年進入外交部工作。隨著中阿兩國關系的持續發展，以至形成“特殊友好”的歲月，我有幸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逾百次為周總理做阿語翻譯。周總理的言傳身教、入微關懷，使我倍感親切，受益終生。
　　關心下屬，獨忘自己
　　1964年新歲伊始，周總理在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陪同下，于元月六日乘車前往亞得里亞海濱城市發羅拉訪問。我同車做翻譯。由于連日來我白天隨周總理參加會談、參觀，晚上經常忙于宴會、演出等場合的口譯工作，活動后還要與同事們譯、校雙方的講話稿，前臺后臺忙個不停，感到精力有些不支。對此，周總理是有所了解的。
　　此次在去發羅拉約兩個半小時的行程中，開始我還在正常地為中阿兩國總理的輕松交談做翻譯。可是稍后，隨著車輪的滾動，我則不由自主地雙眼朦朧起來……當自己忽然發覺是在打瞌睡時，手表上的大針已經過了8分鐘。哎呀，我已經誤了8分鐘的事！此刻，兩位總理竟還在“輕言慢語”地交談著，用的是中阿兩國首腦都會說的法語。
　　我自感愧疚，因為這是失職啊！謝胡總理笑著對我說：“范同志，是周恩來同志有意不叫醒你。”周總理則親切地對我說：“小范，再瞇一會兒吧！”這是一種什么樣的人情味啊！羞愧之余，我心里想：自己和同事們所謂的“缺睡眠”“很勞累”，是積幾天形成的。而周總理這位公認的“不知疲倦”的人，他長年累月一貫如此。在此次出訪14國期間，周總理每天工作15—18個小時。盡管如此，他還是從我的幾分鐘“打瞌睡”中，發現了一個普遍存在于中國代表團中的“問題”。
　　在車隊到達發羅拉賓館后，周總理在賓館大廳當眾宣布：“訪阿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這些天，同志們都非常辛苦勞累。經與謝胡同志車上商量：今天午飯后直到傍晚，不安排活動，大家好好睡個覺！”這幾句了解下情、富有人情的講話，真的說到隨行人員的心中了。
　　午飯后，我親眼看到同桌進餐的周總理登上樓梯，進了他的套間臥室。我也進屋適當休息。至于午睡，我自從在車上打了瞌睡后，頭腦興奮得很，一點睡意也沒有了。我推開面向亞得里亞海的臥室樓窗，眺望大海。
　　正當我的緊張心情有所放松之際，忽見樓下花園臺階處走上來幾個人。我發現其中有穿灰色中山裝的周總理。原來我們的總理不曾休息，而是在同阿方警衛及聯絡人員來到發羅拉賓館花園內散步聊天，接觸群眾去了。我趕忙下樓走近總理。
　　當晚，在霍查、謝胡等阿國領導人參加的發羅拉黨政機關為中國黨政代表團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周總理在同阿方主要領導人交談的同時，又分別同出席宴會的當地反法西斯老戰士、民間藝術家們廣泛接觸。活動結束后，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又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深夜。
　　批評鼓勵，誨人不倦
　　周總理的言行，一向“嚴”字當頭。對人嚴，對己更嚴。我個人就曾領受過周總理的兩三次批評，有間接的，更有直接的。
　　這些批評使我畢生受益。1966年4月下旬，我在短期下放山西八個月后，提前調回北京，匆匆上陣，參加阿爾巴尼亞總理訪華翻譯工作。其間，在釣魚臺國賓館接待辦公室，我在一旁親耳聽到周總理打來電話。他批評外交部主管副部長和蘇聯東歐司負責同志在接待工作上有薄弱環節，并兩次提及我在會談和群眾大會上翻譯的缺點：為什么范承祚此次在講外語時，表達不暢，顯得吃力？我在群眾大會上發言時，只見他給謝胡（時任阿爾巴尼亞總理）“咬耳朵”，而拿不出阿文譯稿來。面對周總理在電話中對我的“間接批評”，我深感愧疚。接電話的余湛同志（時任蘇聯東歐司司長）先接受周總理的批評，并檢討“接待國賓工作不力”“組織人員工作未做好”。他還在向周總理匯報中為我“解脫”：小范去山西搞“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八個月，不曾有機會接觸外文。周總理聽了余司長這番話，了解了我一時翻譯“吃力”的苦衷，并立即指示：今后，翻譯干部和外語人員不管是下放基層，還是去“五七干校”，都要保證他們有學習、鞏固外語的時間。
　　我也受過周總理當眾的直接批評。20世紀60年代末的一個冬季，中方在全國政協禮堂為阿爾巴尼亞國慶舉行慶祝會。出席這一活動的周總理會前在會客廳同阿大使羅博和阿訪華代表團交談時，提及我國自然氣候每年有“兩股風”：一曰冬春季來自戈壁、有時帶有沙塵的西北風，一曰夏秋季的臺風。周總理突然考我：“小范，臺風來自哪里？”我竟未加思索地脫口回答：“臺風來自臺灣海峽。”對于我的回答，周總理頗不滿意。他把臉一沉，面對在場的中阿人士說：我們外交部的翻譯啊，一不學歷史，二不學地理。哪里有臺風是來自臺灣海峽的呢？它是來自南海的深海區域嘛！周總理的這一批評實際上又給我和在座的中方人員上了一節生動的氣象、地理課。我不僅一字不漏地記了下來，還翻譯給羅博大使等阿爾巴尼亞外賓。客人們看到我受批評、面紅耳赤地翻譯，也為我感到有點緊張。
　　周總理的批評點到為止，他接著話鋒一轉，又對在場的中阿人士說：“范承祚，我對他是了解的。他是我的老鄉，平素工作積極、勤奮、負責，為人也比較誠實……”阿大使等聽了周總理對我的鼓勵后，頻頻點頭。此時，慶祝會即將開始，大家高高興興地進入會場。
　　從周總理上次間接批評和這次直接批評中，我對照了自己在語言和知識方面的不足，并把這些語重心長的批評看成是扎實學習的一個動力。我將周總理的批評原原本本地登在外交部的《每日簡報》上，讓我的同行、同事們也不同程度地從中受益。
　　挑燈夜戰，雷厲風行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個冬夜，朔風凜冽，寒氣襲人。筆者位于北京三里屯東九樓住處傳達室的電鐘剛敲過第一響，一陣清脆的電話鈴把傳達員喚醒，我被從樓上叫來接電話。“哪一位啊？”我滿以為是外交部辦公廳值班室找我有事。“我是周恩來。”電話里傳來了熟悉的蘇北口音。“啊，總理！”我不由自主地攥緊了電話線，將聽筒緊緊貼在耳朵上，生怕聽錯一個字。“小范，我把你從被窩里提出來了吧？”周總理這種幽默風趣的表達方式，使我感到既親切，又羞愧，更多的是敬意——冬夜，我們年輕一輩在家睡覺，老一輩的同志還在工作。我從電話里接到周總理的指示：“小范，你馬上找一下韓敘（時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讓他和你馬上到我這里來一趟，我有事找你們商量。”
　　我們都領教過周總理這種雷厲風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韓敘同我不敢怠慢，第一時間乘車通過寂靜、寬闊、明亮的長安街，很快到達西花廳。在這里，周總理同其下屬挑燈夜戰的又一個新的回合開始了……
　　平等待人，體貼入微
　　周總理關心人首先體現在平等待人上。他常說，革命工作沒有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周總理的體貼入微更體現在點點滴滴的“小事”上，如他在會見、宴請外賓時，都有譯員的正式座位，一般安排在他左側。正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讓我們這些普通工作人員感受到了陣陣暖意。尤其令人倍感親切和鼓舞的是：1964年春，周總理結束亞、非、歐14國訪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報告會上，還專門把此行的主要譯員冀朝鑄（英語）、齊宗華（法語）、筆者（阿爾巴尼亞語）叫上演講臺，向萬名聽眾介紹了我們三人。
　　1969年“五一”之夜，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新到任的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當中國最高領導層諸成員一字排開，準備合影時，現場其他人員迅即閃開。此時，我遇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毛主席突然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心知肚明，卻不敢回應。接著，毛主席又輕輕對我做了一個招手動作——示意我進入攝影行列。那一刻，我簡直不知所措。細心睿智的周總理看到毛主席的動作，立即向我發話：“小范，進來照相，是主席讓你進來的！”我應聲遵從。閃光燈亮了幾下，攝影記者完成了任務，賓主各自退場。
　　是夜無眠。我惦記著攝影時的一幕，更寄希望于明天見報時攝影記者已將這張重要圖片中“左起第一人”剪掉。否則，該如何向本單位的同事們解釋啊。沒想到，我的“心神不定”早已被敬愛的周總理所識破，得到他的理解，乃至他親自為我“解圍”。
　　周總理從天安門城樓回到西花廳辦公室后，擔心外交部有關單位和人員不明“拍照事件”的個中經過而有所非議，于是親自拿起電話，告知外交部辦公廳值班室：明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將在頭版刊出一張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會見阿爾巴尼亞新大使的圖片，范承祚也在其中。周總理特別強調，是毛主席和他本人要我參加照相的，并囑咐相關人員，見報后，如有人非議此事就照此解釋……就這樣，周總理又一次為我解了圍。
　　“綿綿恩情，浩浩長歌。”周總理已經離開我們了。至今，我還常在夢中見到他。夢境是幻，幻境如真。他的崇高精神、偉人情懷，他的領袖風范、人格魅力，他的翩翩風度、笑貌音容，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摘自2013年第9期《秘書工作》，原標題為《綿綿恩情 浩浩長歌——回憶我為周總理當翻譯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