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周恩來、鄧穎超這對革命伴侶，50多年如一日，志同道合，心手相牽，風雨同舟，忠貞不渝，堪稱楷模。如果說每個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獻、甘愿付出的女人的話，那么鄧穎超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家書是不說謊的歷史，是窺探心靈的窗戶。讓我們透過鄧大姐與丈夫、與親人的部分書信，來看看其如何做妻子，當母親。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解這位平凡而偉大女性的人性光輝。
　　相濡以沫 肝膽相照
　　為了共同的理想，鄧穎超和周恩來于1925年8月在廣州結婚。從此，開啟了兩人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做夫妻、為伴侶、做戰友的光輝歲月。在艱險的革命斗爭環境里，兩人時聚時分，彼此牽掛，情深意濃。無論發生什么，鄧穎超總是以女性的溫婉體貼和妻子的特有情懷，給周恩來以關心與呵護。1942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重慶，周恩來因過度勞累，犯病住院。鄧穎超經常看望和陪護。每當不在一起時，便以鴻雁傳書，對周恩來以熱切的問候和貼心的撫慰。7月7日，鄧穎超在信中以“來”開頭，“穎妹”落款，動情地寫道：“正以你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間多人談話的影響，懸著的心，如一釋重負，而感到恬適輕松！……現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快出院了，我真快活！……一心一意在歡迎你回來，我已經開始整潔我們的房間迎接你了。”信的結尾是“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給夫君一份甜蜜大禮和心靈的慰藉。
　　1954年4—7月間，為實現印度支那和朝鮮半島和平，周恩來以外長身份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由于美英等西方敵對勢力的阻撓破壞，會議前后開了80多天。在家的鄧穎超，看到院內周恩來喜歡的海棠花開了，見花思人，就剪下碩大的一朵放進一本厚書里壓實，然后連同之前采自北京香山的紅葉，一起裝進信封。并在一張紙條上寫上“紅葉一片，寄上想念”，托信使捎給周恩來。周恩來收到后，知道鄧大姐在想他。由于工作太忙，多日未能回信。經身邊人員多次催促，6月13日深夜回信并對鄧大姐感言“你還是那樣熱情和理智交織著，我愧不及你”。海棠寄語，紅葉傳情，方式別致，簡約而芬芳，樸質而浪漫。為的是給心上人緊張生活中“加上一些點綴和情趣”。1955年3月，我有關部門獲悉，臺灣特務機關策劃乘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亞非會議之機，謀害周恩來和代表團成員。身處北京的鄧穎超得知后，很是擔心，但同時也表現出一個革命者的堅定和自信。4月10日，鄧大姐抱病提筆，在給“最親愛的人”的信中深情寫道：“別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寫幾個字給你。這次蔣賊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你出外活動，必須嚴密警惕，仔細機警。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進步崇高的事業，為了你能做更多工作，你必須善于保衛你自己。在這方面，也必須取得對敵斗爭的勝利。我衷心祝福你勝利平安的歸來，熱烈地在期待著歡迎你。”為了寬慰戰友，同時給自己鼓勁，信中還寫道：“雖然偶一念及，亦難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們正從事著前人從未做過的光輝偉大事業，則就忘我而處之泰然了。何況還有三十多年的經歷和考驗哩！”落款為“你的知己兼好妻”。字里行間，那種對心上人的安危牽掛，對正義事業的必勝信念躍然紙上。
　　1970年3月底，眼看再有幾天就將出訪朝鮮，周恩來抓緊處理國事，沒日沒夜地工作，整個人看上去很疲憊。幾次勸告無果，于是鄧穎超以書代言，鄭重發聲。“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做最低標準的精力儲備，以防不測。要大破既往的習慣勢力，行前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來辦的就留著回來辦，也可使繁從簡。總之要儲備精神，保持好狀態……”明確表示“這是從全局和對敵斗爭的需要提出來的”。“希望你能認真地注意考慮并采納我的這些意見”。此番忠告，得到了周恩來的回應：“同意你的好建議，我當照辦。望告楊德中、錢嘉東兩同志也幫助注意。可給他們一看。”這樣，鄧大姐懸著的心總算有些許放下。為了周恩來的休息和健康，為了他“能夠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鄧穎超及工作人員曾“設計”以6歲的小咪（周秉宜乳名）作“秘密武器”，央求、生拽伯伯帶她去公園看花。在周恩來辦公室門上貼“大字報”，聯名“造反”，請求他“改變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以適應身體變化情況”。這些舉動看似有些無奈，卻也難得一片苦心。
　　慈嚴相濟 亦師亦友
　　鄧穎超曾兩次懷胎。由于險惡的斗爭環境和當時醫療技術所限，一次流產，一次難產致嬰兒夭折。無后，對于兩位情深篤厚的伴侶來說，是件非常殘酷的事情。但是，他們卻活出了一種新境界。鄧穎超、周恩來兩位戰友出于“對國家和社會負一份責任”，以其博大的愛，關心呵護收養了很多孩子。有烈士遺孤、社會遺孤及其親屬家的孩子。周恩來由于肩負大任，公務繁忙，愛妻“小超”更多地扛起關顧照料養子養女之責，并與孩子們結下深厚感情。孫炳文女兒孫維世，是周恩來、鄧穎超收養的烈士遺孤之一。孫維世聰明好學，多才多藝，勵志上進。周恩來夫婦視其為心肝寶貝，掌上明珠，各方面給予關心。作為媽媽，鄧穎超更是對孫維世疼愛有加，時時處處想著她。1950年1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出訪蘇聯，孫維世作為俄語翻譯組組長一同前往。1月18日這天，當年重慶紅巖村老房東托回家省親的女兒給鄧大姐帶來紅巖本地生長的水仙花。正值花季，清香撲鼻。鄧穎超十分珍惜和喜歡。“三年紅巖，往事縈繞，百感交集。”睹花思人，感慨萬千，決定分享并送上祝福。1月21日，在給周恩來的信中特地寫道：“特寄三枝給你，望分一枝給女兒，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兒帶給她！……女兒未出我所料留下了，我很高興十年后她能在莫斯科有助于你的工作，雖然這次沒有我。”孫維世得知后倍感喜悅和溫馨，因為這是遠方媽媽的愛和她的一份心啦！1958年4月下旬，得知孫維世因病住院，鄧穎超迅即趕去看她。回來后，仍覺不放心。24日這天，給女兒寫信。“親愛的閨女——維世：匆促地看了你，未能盡所欲言。回來后總覺得不能釋懷！說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之前，我是不能放心的！親愛的維世！你必須認識你所害的病的性質——慢性消耗病，還可能引起并發癥。”在提醒女兒既要注意配合治療，又要重視“排除一切人為的消耗”時，特別叮囑“千萬要少看書，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積蓄力量，以便對疾病作勝利的斗爭！”信中交代“金山亦應這樣幫助你，不能一味地順著你的要求。……此信望你給金山一閱。”信末深情地寫道：“衷心地望你能重視我的話，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落款：“你愛的、愛你的媽媽手書”。這封家書，真是“字字見母情，行行顯慈意”。同時，也讓我們感受到鄧大姐超越血緣、超越代際，對病中女兒那種至真至純、至篤至厚的牽掛、慈愛、深情和博大。對于孩子們的愛，鄧穎超既有慈的一面，有時也很嚴格和認真。1970年底，侄兒周秉和從他插隊落戶的延安，參軍到了新疆喀什，并拍了一張穿軍裝的照片寄到中南海，想讓伯伯和七媽高興高興。很快他就收到了七媽的親筆信。“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當兵，當然很好。但是，農村更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那里同樣可以大有作為。我和你伯伯都認為你還是應該回到延安去，和老區人民一起，堅持在艱苦的農村勞動鍛煉，改造自己。”就這樣，只當了三個半月兵的秉和，又回到了延安農村繼續當農民。原來，當時全國有上千萬的學生下鄉插隊落戶，為逃避農村艱苦生活，不少干部子弟以參軍服役為名，想著法子到部隊去，在社會上造成很不好的影響。周恩來和鄧大姐認為，周家的孩子不能帶這個頭。于是鄧穎超便唱起“黑臉”，親自寫信、談話做工作，得到侄兒及其家人的理解與支持。
　　大侄女周秉德，12歲隨伯伯和七媽住進中南海，直至大學畢業后參加工作。周恩來眷顧她，鄧穎超更是將其視為己出。關心她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為她傳授理想，引領人生，助力健康成長。“親愛的秉德，我可想你啦！不知起過多少次念頭，要給你回信，直拖到今天才寫。”這是50年代末鄧穎超到廣州養病時給周秉德信的開頭。“我看了你每一封信，都很高興！因為從你信里知道你們修水庫的情形，從苦干實干到巧干的過程。更高興的是你到下邊去在群眾工作中鍛煉得有了長進。”在勉勵周秉德繼續好好干后，七媽以親切而又充滿愛的口吻寫道：“我從南方回來時，買了一雙涼鞋，準備送給三個閨女，看誰穿得合適。結果是維世、粵生都一致讓給你啦！等你回來時，送你作獎品吧。讓我在這里緊緊握手和擁抱你！祝你勞動、工作、思想都豐收。你的七媽手草，1959年5月7日”。信內信外，都是暖暖的。一年多以后，周秉德來信就自己的終身大事問題請教七媽。鄧穎超很快回信：“我應該也必須把我的意見快答復你，不過這只是供你參考，決定問題，還是應該由你自主。”信中鄧大姐根據養女遇到并提出的問題，與之談原則、指方向、給建議。強調“一個共產黨員在選擇伴侶的時候，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條件和品質”。建議周秉德注意與男友先互動和相處一段時間，不能急。同時通過組織渠道向對方單位做一些情況的了解后再作決定。信的落款為“你的七媽同志”。情真意切，言近旨遠，對周秉德教育幫助很大。1964年國慶節這天，得知周秉德與黨外知名人士沈鈞儒老先生的孫子沈人驊喜結連理，鄧大姐攜禮前往祝賀。當沈人驊的姑父范長江、姑母沈譜等驚訝鄧大姐親自登門相賀時，鄧穎超笑呵呵地說：“嫁女兒，我能不來嗎！”此時此刻，七媽的心，慈母的愛，瞬間被詮釋得淋漓盡致。
　　幾十年的生死相依，半個多世紀的肝膽相照。當伴侶，鄧穎超善盡為妻之責；做母親，鄧大姐傾盡姆媽之能。無私，潤澤山河一片；無后，養育孤困一群。家書中聲聲對“恩來”的呼，對“女兒”的喚，凝聚了鄧穎超的萬千情懷，展現了其賢妻良母的拳拳大愛和至高境界。海棠依舊，逝者長存；大音希聲，厚植萬代。鄧穎超的名字將與周恩來的名字一起，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