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6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頁。]，為引導中國共產黨找到一條適合國情的救國、興國、強國之路，作出奠基性的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70余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彈指一揮間，但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講，這是滄桑世變、換了人間的70年余。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決定命運。沒有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開局時，就選擇了正確發展的道路，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輝煌的今天！毛澤東以政治上的高瞻遠矚，信念上的堅定不移，思想上的博大精深，作風上的實事求是，對新中國的謀篇布局起了重大引導作用，并給后人留下寶貴的經驗和智慧。本文僅從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方略的戰略籌劃這一個視角，展示毛澤東對全黨道路探索的引領作用。

一、初步廓清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基本理論的內容，為引導全黨實踐作好了思想和戰略上的準備

從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黨的七大，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理論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三篇經典著作，是其主要理論的載體。毛澤東探索理論的前提有兩個：一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只有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才能“使中國革命面目為之一新”[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頁。]。

毛澤東論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步驟與前途。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舊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因此，中國共產黨承擔雙重歷史任務：領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二者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中間也“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666、685、650頁。]。

創建新中國，是中國革命第一個步驟的成果。針對國民黨在建國方針問題上，歪曲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反動思想傾向，毛澤東宣示，中國共產黨要建設的是“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一個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它區別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也區別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采取的國家形式”，“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3、709、675頁。]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光明的新中國[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26頁。]。

由于新中國創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生產力十分落后；共產黨經過革命第一步驟創建新中國后，還不具備直接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必須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下，創造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物質基礎。由此，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初步闡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和共和國經濟構成理論。（1）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建立國營經濟；“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2）因為舊中國經濟落后，“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3）“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但在這個階段，“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78頁。]。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經濟構成理論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中的兩塊基石，這時毛澤東已基本廓清其中的內容了。

抗戰后期，毛澤東精辟論述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意義、以及工業化與共產黨土地政策和民族工商業政策的關系等重要問題。第一，“共產黨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 沒有強大的新式工業，中國民族獨立就沒有鞏固的保障，就要受帝國主義欺負。如果共產黨不能建立新式工業，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共產黨要反對“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知識”。“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工業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47、183、184頁。]。第二，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基礎上，“為了發展工業，必須首先解決土地問題”。故“新民主主義的主要經濟特征是土地革命”。內戰時期我們沒有理由阻止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抗戰爆發后，農民很快理解我們用減租代替過去沒收土地，是可以改善農民生活，又可以吸引地主留在鄉村參加抗日的政策。但這不排除如果國民黨發動內戰，我們將實行“全部地沒收地主土地并分給佃農的必要性”[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183—185頁。]。第三，“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私人資本，在戰后的中國都應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因為中國需要發展工業。” 我們在中國和世界的商業關系方面，要以同一切國家進行自由平等貿易的政策，代替日本把中國淪為殖民地的政策；在國內，要以解放區已經實行的促進人民生產力發展、提高購買力、盡快為現代工業穩定發展創造先決條件的政策，代替國民黨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從而阻礙國內工業發展的政策。我們贊同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實現中國工業化的三種方式的設想：凡是能夠操縱國民生計的關鍵產業如鐵路、礦山等，最好由國家開發經營；其他產業可以讓私人資本來發展；為開發利用手工業及農村小工廠的巨大潛力，必須依靠強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186頁。]。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和綱領、經濟發展政策和目標作出進一步清晰界定。新中國是“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故經濟將“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共產黨將實行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和“節制資本”的主張，保障不“操縱國民生計”而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和正當的私有財產；要進行土地改革，“幫助農民在自愿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共產黨要“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56、1058、1057、1078、1081頁。]。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口頭報告和結論講話中，特別明確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共產黨對待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態度和原則。毛澤東批評了黨內存在的“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的民粹主義思想；進一步提醒全黨，“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進一步明確，新中國允許發展的是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對“操縱國民生計”的大資產階級財產要沒收。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概念，指出“這種資本主義有它的生命力，還有革命性” [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22—323、384頁。]；顯然此概念，不是泛指中國一切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特指中小資產階級代表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不是泛指任何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特指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下的資本主義經濟。

毛澤東敏銳注意到，陳云在七大發言中提出的共產黨進城后，“千萬不要把機器搞壞了”，“機器是我們恢復經濟的本錢”，“沒有機器，我們恢復經濟就很困難”[ 《陳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頁。]的建議的實踐意義和緊迫性；并在結論講話中進一步引導說：“陳云同志講，進了城市不要打爛機器，這就有一個學習問題，不學會還是要打爛的。抓到機器、抓到工業以后怎么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沒有學會的東西還多得很”。[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406頁。]

總之，在解放戰爭尚未展開之時，毛澤東在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闡釋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新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經濟構成理論及政策、工業化目標及實施路徑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均有重要論斷。當時實踐還沒有把這些問題推到歷史舞臺的重心，毛澤東的觀點具有很強的前瞻性；但毛澤東的預見和戰略研判是建立在對中國革命和歷史規律深刻認識基礎上的，故在爭取新中國光明前途的階級大博斗中，對全黨把準歷史發展方向，探索和擬定正確的經濟方針和政策，產生了重大指導作用。此后，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基本上是在毛澤東這一時期確定的理論和戰略框架內豐富和發展的。

二、部署和指導全黨深入探索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的確立奠定重要理論基礎

抗戰勝利后到1948年，革命力量由鄉村向城市迅猛發展。這一時期，毛澤東把握解放戰爭全局，特別是全力指揮軍事斗爭，對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探索，同指揮解放戰爭的進程、城市接管的實踐緊密結合，有著明顯戰略部署和引導的特點。

（一）部署中共中央深化土地改革，徹底實施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中的土地政策。國民黨政府挑起全面內戰的殘酷階級斗爭現實，徹底堵塞了共產黨曾經希望通過和平途徑對中國進行政治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逐步向新中國邁進的通道。最大限度地組織全國人民特別是發動農民，同國民黨政府進行堅決的武裝斗爭，成為當務之急。1946年5月4日，劉少奇代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土地問題指示》，將共產黨抗戰中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時作出土改“決不可侵犯中農土地”，“一般不變動富農土地”[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頁。]等規定。

1947年春，國民黨對陜北、山東發動重點進攻。為徹底粉碎蔣軍進攻，毛澤東提出“必須在今后幾個月內再殲蔣軍四十至五十個旅，這是決定一切的關鍵。”為達此目的，除完成軍事斗爭任務外，“務須團結贊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眾，孤立反對土地改革的少數封建反動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任務。”[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1216頁。]隨后，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解放區推動土改工作。7月至9月，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擬訂《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公布。

《大綱》根據解放戰爭時局需要，規定了“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徹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綱領，確定實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方針[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頁。]。該方針在實踐中易導致侵犯中農利益，故在新解放區和全國范圍進行土改時有所改變。但在當時軍事形勢緊迫的形勢下卻是完全必要的，并受到毛澤東高度稱贊。毛澤東說：“這是最徹底地消滅封建制度的一種方法，這是完全適合于中國廣大農民群眾的要求的。”“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50、1252頁。]事實正是如此。《大綱》的實施，激發了廣大農民參軍參戰熱情，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人力和物力基礎。

（二）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楊家溝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明確黨對新民主主義經濟重大理論及實踐問題的認識，著重引導全黨糾正實踐中“左”的錯誤。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在宣言中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深化了對新民主主義經濟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

第一，確定新民主主義經濟三大綱領。這就是“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 [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53頁。]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囿于聯合政府的政治框架，沒有明確提出“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這三家”的財產[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22頁。]。解放戰爭的發展，已完全突破聯合政府的框架。為此，毛澤東明確提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的結合，形成壟斷資本主義，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基礎；這個階層是中國的大資產階，叫做官僚資產階級，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官僚資本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

第二，提出新中國經濟構成的主體框架。毛澤東指出：“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55頁。]盡管1940年毛澤東已有“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 1940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楊家嶺《時局與邊區問題》的報告中指出：“邊區有四種經濟，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合作社經濟、半自足經濟”；并定義“新的國營經濟，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與俾斯麥和列寧的都不同。要消滅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發展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頁。]，但在此沒有明確列入；合作社經濟沒有單列，包含在毛澤東所列的第二種經濟成分中。這種思想認識狀況，與當時解放區的經濟實踐密切相關，列入的都是已經較成熟的經濟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中，如何對待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是一個敏感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分寸感極強的實踐問題；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政策導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決定，“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到達的地方，對于這些階級，必須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給以保護”；由于中國經濟的落后性，“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54—1255頁。]

第三，明確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基本原則。必須滿足貧雇農的要求，這是土改最基本的任務；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對待富農和地主一般要有所區別，土改后農村產生的新富農經濟允許存在和發展。黨在1931年至1934年期間，經濟政策上所犯過的“左”傾錯誤，絕不允許重復，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51、1255頁。]。

第四，指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總目標。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56頁。]。

毛澤東報告中上述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重大理論與實踐原則的確定，為指導解放戰爭進程中的解放區經濟建設和接管城市的經濟恢復，提供根本遵循；為黨對新民主主義經濟道路的探索，奠定思想基礎。

十二月中央擴大會議后，黨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決，新形勢下黨的各項具體政策和策略，特別是糾正土改中“左”的偏差。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草案，再次闡明土改政策。同月，毛澤東還修改補充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全面提出糾正土改中“左”傾偏差的原則和方法，被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毛澤東批示：“由新華社轉發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紙上公開發表”等[ 參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頁。]。毛澤東還先后將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寫給他的關于西北土改情況報告；朱德寫給中共中央的關于軍事民主及職工待遇問題的信，批轉各地。這一系列努力，引導全黨糾正了土改及工商業勞資政策方面出現的“左”的錯誤。2月至5月，毛澤東先后為黨中央起草一系政策指導性文件[ 主要有1948年的：《在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2月3日），《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2月21日），《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2月15日），《關于工商業政策》（2月27日），《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3月1日），《關于情況的通報》（3月20日），《再克洛陽后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4月8日），《解放區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5月24日），《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5月25日）等。均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將黨的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具體轉化為農村政策、城市政策、新區政策、工商業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強有力地指導糾正了在中國革命高潮中出現的種種“左”的錯誤，有力助推了前線軍事斗爭的勝利。

毛澤東在指導糾正實踐存在的錯誤偏差過程中，對黨的政策的重要性作出深刻論述。他說：“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經驗也“是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86、1298頁。]毛澤東的引導，對于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領導能力有著重要作用。

（三）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后，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對新民主主義經濟進行深入研究”，并積極引導全黨深化與完善認識，促使“比較完整的新中國經濟構成和經濟方針的設想”[ 習近平：《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4日7版。]形成。

1948年春，毛澤東在對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后指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我黨已經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直接的道路上。”[ 《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下卷（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頁。]隨后，毛澤東在河北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提出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協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確定把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決策，作出在中原打幾個大仗的部署。這次會議意味著，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將推翻國民黨統治，籌建新中國的斗爭提上日程。會后，人民解放軍在豫東、津浦、蘇北、晉中、襄樊五個方向對國民黨軍展開夏季攻勢，毛澤東全力投入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軍事斗爭。解放戰爭的迅猛發展，使城市接管，恢復經濟，安定人民生活的任務日益突顯。毛澤東未雨綢繆，考慮到黨在經濟恢復與建設方面理論準備不足，經驗缺乏，委托劉少奇集中精力研究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問題。

劉少奇經過深入研究，9月13日代表黨中央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的講話，比較完整地提出并論述了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理論；明確提出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等重要理論觀點。[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頁。]同日，毛澤東在結論講話中充分肯定劉少奇的研究。他說：“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對這一點可以作宣傳。”毛澤東還提出“對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先由少奇同志考慮，并草擬文件，以便在召開二中全會時用。”[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頁。]

毛澤東在結論講話及劉少奇講話時的插話中，對劉少奇闡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觀點作了重要補充。第一，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矛盾問題。毛澤東肯定劉少奇的判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同時指出，外部有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內部還有民族矛盾和工農矛盾。[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145—146頁。]第二，關于國營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斗爭形式問題。劉少奇談了經濟上的和平競爭；毛澤東進一步補充說：“斗爭有兩種形式，競爭和沒收，競爭現在就要，沒收現在還不要”。“單講與資本主義競爭，還不能解決問題，還有一個利用它以發展生產的問題。”[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4—5、6頁。]第三，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問題。劉少奇提出：“不能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政策”，并預見“和平轉變有極大可能”[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7頁。]。毛澤東肯定劉少奇“兩個階段的過渡”“講得好”；并補充“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會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我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145、146頁。]

另外，毛澤東在9月8日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中，提出了對全黨財經工作有著緊迫指導意義的三個實踐問題。一是實現解放區的財經統一。要“以華北人民政府的財委會統一華北、華東及西北三區的經濟、財政、貿易、金融、交通和軍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設工作和行政工作”。金融、貨幣發行須先統一。二是向全黨提出，“我們已有城市和廣大地區”，必須“學習工業和做生意”。三是批評黨內存在的“新資本主義”和“農業社會主義”論調。指出“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稱“新資本主義”不妥。因為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大，但不起決定作用；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起決定作用。“我們反對的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什么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137、138、139頁。]毛澤東的指示，對促進解放區財經統一；加強全黨在城市接管中，學習財經工作的自覺性；正確認識解放區經濟性質及其發展方向，減少實踐中的盲目性，有著重大指導作用。

九月政治局會議后，恰逢中共東北局向中央報送，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張聞天起草的《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劉少奇審讀并并修改了。在對《提綱》大量補充中，推進了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認識：一是明確“過渡性”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二是明確“新民主主義的國民經濟應該是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組織性與計劃性的經濟”。[ 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0頁。]三是進一步充實了他九月政治局會議和會前，關于新民主主義合作社經濟的思想。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對《提綱》“修改得很好”，并將“決不可采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進一步修正為“決不可過早地采取限制現時還有益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通過對東北局《提綱》的修改，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由五種成分構成的理論得以確定。此前，無論毛澤東還是劉少奇，對“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成份都少有論述，東北局的《提綱》彌補了這個方面[ 參見《張聞天文集》第四卷，中央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頁。]。1949年1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經濟建設方針，去年九月會議討論了，基本方針決定了。“經濟成分包括國營、合作社、國家資本主義（公私合營、租借）、私人資本、個體。東北有個文件，基本是對的，與九月會議討論的精神相符。”“合作社必須發展，少奇同志對這個問題很有研究”。[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頁。]

此后，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進一步研究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在1948年12月25日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會議報告中，揭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邁向社會主義經濟的兩條基本途徑：一條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管理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這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在適當條件下監督資本家，使資本家為國家服務的一種制度。”另一條是國家經濟與合作社經濟“必須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新中國的國家經濟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勞動人民的集體經濟，它與國家經濟相結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會主義發展。”[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52、54頁。]這一觀點的提出，進一步完備了黨中央九月會議前后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認識。

總之，這個階段，毛澤東因集中精力于軍事斗爭指揮，少有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專門理論研究，但在思想上，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研究和土改的順利進行高度重視。在1947年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重大原則問題，為黨中央的探索提供根本遵循；此后，分派劉少奇主持土改，專力研究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在毛澤東運籌帷幄、統籌兼顧的戰略指導下，黨中央對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重大問題已有成熟認識，為黨在七屆二中全會擬訂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政策，作了充足的理論準備。

三、領導全黨確立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總方針和總政策，為新中國經濟的恢復與建設提供明確的工作路線

伴隨全國解放戰爭的迅速推進，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到城市的問題日益突出，這是解放戰爭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全局問題。1949年1月，以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為標志的戰略決戰的勝利，使維持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摧毀，創建新國家，建設新社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緊迫的任務，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全面轉移已水到渠成。順應這一轉變的當務之急是制定出能夠指導解放全中國、創立和建設新中國的帶有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方針和政策。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全面論述了新中國的建國方針。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歷史性的轉折和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作了精辟論述。毛澤東指出：“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工作重心轉移后，全黨要城鄉兼顧，決不可丟掉鄉村，僅顧城市。“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26—1427、1428頁。]

毛澤東深刻揭示國情并完整地論述了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將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的理論。毛澤東指出：中國有大約10%左右的現代性工業經濟，有大約90%左右的分散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中國現代性工業最大和最主要的資本集中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手中；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現代性工業的第二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由此而產生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0—1431、1433頁。]毛澤東精辟論定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中不同經濟成分的性質、地位、作用和發展方針。

毛澤東明確提出建立先進的工業國和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戰略目標。在黨的七大毛澤東就鄭重宣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81、1080頁。]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再次重申：革命勝利后，要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中國的經濟遺產是落后的”；且國民黨政府“沒有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只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7、1433頁。]可以說，“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是中國共產黨為新中國工業化確定的重要戰略目標。

毛澤東提出新中國對外經濟工作的基本政策。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勝利且解決土地問題后，還存在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政權不能削弱，必須強化；“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斗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同時要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要“同外國人做生意”，“有生意就得做”，現在“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新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與外交方針緊密相聯。毛澤東在報告中精辟論述了新中國“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三項外交方針。[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3、1435、1434—1435頁。]隨后，三項外交方針在籌建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進一步完善。一是進一步明確，二次大戰后形成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的國際格局決定，新中國 “必須一邊倒”，“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真正友誼的援助只能向蘇聯為首的反帝戰線一邊去找；沒有這種援助，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不可能成功。[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3、1475、1473—1474頁。]二是國際上任何國家要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或做生意，必須斷決同國民黨政府的關系。[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285、293頁。]三是鄭重宣示：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和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65頁。]新中國只同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這些外交原則，為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對外經濟工作的正確拓展，起了重要指導作用。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的論述，成為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為引導全黨落實好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毛澤東、黨中央委托劉少奇赴天津視察，指導城市接管中的經濟恢復工作。視察期間，劉少奇按組織原則囑薄一波將他在天津活動報告毛澤東。結合劉少奇天津視察情況，毛澤東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總政策，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參見薄一波著《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頁。]這16個字包括：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四面”；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八方”，史稱“四面八方”政策。

“四面八方”新民主主義經濟總政策，是毛澤東總結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形勢發展不斷推進對解放區新民主主義經濟規律認識的創新概括。“四面八方”政策，深刻揭示了臨近新中國成立時，客觀環境的變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標志著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成熟。劉少奇視察期間，結合天津實際，積極闡述毛澤東創新概括的“四面八方”政策，以及提出運用這一政策“管理、改造、發展天津，把消費的城市變為生產的城市，變為新的、生產的、人民的天津”[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76頁。]的途徑。劉少奇說：“四面八方的關系就是全面關系。照顧四面八方就是照顧到全面”，“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顧不到，就犯嚴重錯誤，就不能在黨的總路線下實現發展生產的目標。”“四面八方都照顧好了，關系正確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80頁。]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城市接管、經濟恢復、生產發展、新的經濟制度和新型對外經濟關系建立中，“四面八方”政策起了重要指導作用。薄一波回憶說：“有了這個重要政策作為遵循，我們在指導平、津的經濟工作中就更加自覺了”[ 《七十年奮斗與思考》，第508頁。]。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與方針，會后提出的“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總政策，以及這一時期提出的與外交方針緊密結合的新中國對外經濟工作原則等，凝聚全黨的智慧，集中展現了毛澤東對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戰略籌謀，指導完成了籌建新中國歷史進程中一系列重大任務，突出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其思想精髓全面體現在劉少奇6月代表黨中央秘密訪蘇前形成的黨內報告提綱[ 參見劉少奇：《關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1946年6月；《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431頁。]中，以指導成功實現與蘇共溝通，贏得前蘇聯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這對新中國的鞏固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條件。二是其思想精髓全面體現在9月周恩來主持擬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使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方針政策，以國家大法的形式施政于國家社會經濟生活中，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各級人民政府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的行動綱領和工作思路。

歷史的變化與發展是客觀的；如何發展，向哪個方向發展，惠及什么樣的人，能否順利發展，是由人決定的，其中階級領袖組成的政治集團的運籌帷幄能力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艱難困苦的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寫下一系列理論宏文，對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和前途作出準確的戰略研判，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理論，深刻揭示抗戰勝利后中國革命發展規律和國家發展前途，領導全黨在七大制訂了創建新中國的基本路線。隨后，在爭取國內和平，應對內戰，進行反攻，戰略決戰、籌建新中國一系列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雄才大略、高瞻遠矚，指導全黨并凝聚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在1947年中央12月會議上，確定新民主主義經濟三大綱領；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及其后，基本確定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理論；在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及其后，全面提出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總方針和總政策，為《共同綱領》的擬訂提供理論指導，使黨在歷史巨變中形成的理論與方針政策，以建國綱領的形式圓滿收官。

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之一，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里程碑。“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并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三中全會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頁。]這一偉大成就的取得，與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未雨綢繆，對新中國新民主義經濟基本方略的預先籌謀有著緊密關系。理論的成熟，保障了實踐的成功。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計熟事定，舉必有功。世勢千姿態百態，繁化多變；前人永遠無法給后人提供一勞永逸解困化危的方案。故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的理論建設和前瞻性的戰略籌劃，強調“要注意從歷史、全局、戰略的高度總結改革開放成就和經驗，突出時代性、思想性、實踐性。要堅持問題導向，對一些帶有共性、規律性的問題，要注意總結和反思，以利于更好前進”[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5日1版。]。這是對黨的歷史經驗的重要總結，對于黨和國家從容應對各種考驗和挑戰都至關緊要！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