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任務和重大使命。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中國國家治理模式從傳統向現代急劇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為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在開山劈路的新中國建設發展中，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立足新中國客觀實際，一邊穩定新中國政權，一邊發展新中國事業；一邊學習蘇聯，一邊反思蘇聯模式弊端；一邊在艱難中探索，一邊在行進中總結。這既是特殊年代里毛澤東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有效路徑，也是中國歷史行進至此在國家治理領域內的必然表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的百年動蕩。在新舊交替的特殊時期，新中國將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能給人民帶來什么？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心揣愿景，在探索契合新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促進了新中國的安定團結與恢復發展，亦為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啟示。

一、邊穩定邊發展：穩定新中國政權，發展新中國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然而，這個新生政權能否經受得住各種挑戰的考驗、實現平穩過渡并發展壯大，是當時不少國家及人士質疑并觀望的問題。從革命戰爭中一路走來的毛澤東，一邊穩定新中國政權，為發展創造安全環境；一邊發展新中國事業，為穩定提供可靠保障，實現了穩定與發展的雙豐收。

（一）穩定新中國政權，為發展創造安全環境

歷經戰亂的中華民族，無比渴求一個平穩安定的環境來休養生息、恢復發展。為謀求國家的長治久安，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為鞏固新生政權，在毛澤東領導下，人民解放軍肅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殘余軍隊，并和平解放西藏。在新中國宣布成立之時，國民黨大量殘余軍隊還占據著湘南、兩廣等地區，云、貴、川、藏亦尚待解放。1949年下半年，在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思想的鼓舞下，人民解放軍采取遠距離迂回包圍的戰略，追殲了退守在湘南等地區的白崇禧集團。同時，人民解放軍挺進貴州，解放重慶和成都。云南、西康兩省通電起義，和平解放。1950年春，隨著解放全國大陸的戰斗的基本結束，中央軍委部署了解放海南島和東南沿海諸島的戰役。此外，毛澤東還深刻洞察到印度、英國、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不同心態，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指導了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1951年 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截至 1951年底，除臺灣及少數幾個島嶼外，全國各地均獲解放。

為鞏固新生政權，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1950年 6月，朝鮮半島爆發大規模戰爭。美國立即進行了武裝干涉，同時侵入臺灣海峽，阻撓中國統一。針對美國的囂張氣焰，基于國家安全的戰略立場，10月 8日，毛澤東作出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重要指示。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入朝作戰，并最終迫使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停戰。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同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進行軍事較量并取得勝利的一次保家衛國戰爭”(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 1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2年版，第 85頁。)，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鎮壓反革命是鞏固新生政權的又一重大舉措。1950年 3月 1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隨后的一系列行動，清除了盤根錯節、長期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匪患，穩定了全國的社會秩序。此外，由于中國共產黨政治地位和時代環境的變化，有的黨員干部滋長了腐敗風氣，嚴重影響了黨的執政形象。1951年底至 1952年 10月，全國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應對執政考驗的必要之舉。正如毛澤東所說：“毫無疑義應當進行‘三反’和‘五反’，不進行這一正義的斗爭我們就會失敗。”(《毛澤東傳》（三），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197頁。)

（二）發展新中國事業，以發展推動穩定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發展是歷史和時代給新中國提出的重大任務。只有實現各方面事業的發展，解決人民群眾的生活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影響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問題。迫于當時物資短缺的普遍現象，工農業生產顯得尤為重要。

四萬萬人的吃飯問題，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本領。長期以來，封建土地所有制嚴重束縛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農業生產技術的落后和農民生活的困苦。新中國成立時，除老解放區外，全國尚有約三分之二的農民受制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為適應形勢發展，解決廣大人民迫切的吃飯問題，1950年 6月 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30日，毛澤東簽發《關于實施土地改革法的命令》。按照“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中國經濟論文選編輯委員會編《一九五〇年中國經濟論文選·第二輯 》上冊，三聯書店 1951年版，第 81頁。）的政策，新中國開展了波瀾壯闊的土地改革運動。“從 1950年冬到 1952年底，人民政府從地主手里沒收了約七億畝土地，無償分配給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 ”（齊濤主編、謝春濤著《中國政治通史》第 12卷，泰山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8頁。） 獲得土地的農民歡欣鼓舞，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作物產量大幅增加。（參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 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71-172頁。）

農作物產量的快速增長有效解決了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顯著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此后，為應對“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毛澤東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29頁。） 的情況，毛澤東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開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進一步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重要基礎，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

社會主義工業化能否實現，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治國能力。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過去工業基礎薄弱，加之戰爭破壞，工業發展舉步維艱。據統計，在生產方面，1949年較抗戰前最高產量相比，生鐵只占 23.9%，鋼占 17%，煤炭下降了 42.4%，發電量下降了 28.3%，水泥下降了 71.2%。交通運輸方面，當時僅鐵路就有 2萬公里路段、3000多座橋梁及 200多個隧道因遭受戰爭破壞無法繼續使用。（參見張奕曾、王玉玲主編《新中國經濟建設史（1949-1995）》，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6、7頁。）要想從根本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物質基礎，抗擊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打壓，防止反革命分子對新中國的顛覆，就必須大力發展工業。在毛澤東領導下，新中國有計劃有重點地開展了工業建設。1949年 11月 17日，全國煤炭會議確定了以恢復為主、新建改建以東北為煤炭主產地的生產方針。12月 16日，全國鋼鐵會議部署了 1950年鋼鐵生產的計劃工作。在一系列安排指示下，新中國順利接管了東北、華北、華東和華中等地的廠礦，并迅速投入生產。由于廢除了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鞍山、本溪、沈陽等多處廠礦創造了新的生產紀錄，鋼鐵、煤炭、機械制造等產業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據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毛澤東作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毛澤東文集》第 6卷，第 143頁。）的戰略安排。從 1953年開始，新中國實施了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以蘇聯援助中國的 156項工程為核心，涉及能源、軍工、化工等多個方面。在蘇聯的援助和自身的努力下，我國逐漸形成了初步的工業體系，為建設獨立、富強、民主的新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邊學習邊創新：既學習蘇聯，又反思蘇聯模式弊端

新中國在探索國家治理時，面臨著選擇方向、開創道路等重大問題。作為新中國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擔負著時代和人民賦予的艱巨任務，在邊學習邊創新的過程中披荊斬棘，使新中國的國家治理道路逐漸明朗化。

（一）創新始于學習

基于多重復雜原因，新中國在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時選擇了學習蘇聯模式。在舊中國積貧積弱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存在著先進政治制度與落后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如何妥善解決這一矛盾，直接影響著社會主義道路的合理性。十月革命后，蘇聯（蘇俄）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迅速匯集全國人、財、物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給新中國諸多鼓舞和啟發。正如毛澤東在謀劃新中國建設道路時指出的，“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毛澤東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17頁。）。因此，“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81頁。）。毛澤東的上述觀點表明了新中國學習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的立場。建設經驗的缺乏，也是中國選擇蘇聯模式的重要原因。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物質基礎上，國家治理經驗也相對不足。立足新中國客觀情況，總結國際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無疑是初次探索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良好選擇。在完成國民經濟恢復重任之后，新中國開始實施“一五”計劃。1953年 2月 7日，毛澤東根據發展中的問題指出，“我們要進行偉大的五年計劃建設，工作很艱苦，經驗又不夠，因此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毛澤東文集》第 6卷，第 263頁。）。針對當時對中國學習蘇聯模式存在疑義的人，他指出，“對于那些在這個問題上因不了解而產生抵觸情緒的人，應該說服他們。就是說，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 6卷，第 264頁。）。此外，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政治打壓、經濟封鎖、軍事威脅，選擇可靠的同盟軍，是當時新中國選擇蘇聯模式的又一重要原因。

對蘇聯模式的學習，體現在新中國事業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政權體制上，新中國按照蘇聯政權的組建方式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體制上，與蘇聯經濟發展模式類似，新中國依靠政治力量完成國民經濟恢復后，又積極著手“一化三改”，以生產關系的變革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逐步邁向社會主義。同時，以 156項重點工程為核心的工業基本建設也主要是在蘇聯的支持下完成的。

（二）在反思蘇聯模式弊端的基礎上不斷創新

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促使毛澤東反思蘇聯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也是推動他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與實踐創新發展的重要動力。在國際方面，蘇聯模式弊端逐漸顯露。1956年 2月 24日，在蘇共二十大閉幕當夜，赫魯曉夫拋出一份全面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在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震蕩。其后，波匈事件和我國接連出現的一些不安定情況，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警惕和深思。毛澤東就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23頁。） 。這彰顯了毛澤東突破歷史藩籬，探求新的國家治理模式的強烈意愿。

毛澤東對突破蘇聯模式、探索適合中國自己的國家治理方式作出了諸多努力且取得了突出成績。其中，《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典型代表。為準備中共八大會議報告，毛澤東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反思蘇聯模式弊端的基礎上，通過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于 1956年 4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毛澤東反思了蘇聯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的教訓，提出要適當調整農輕重比例關系，合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反思了蘇聯把地方卡得過死的教訓，提出要合理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反思了蘇聯一黨制的教訓，提出要正確處理黨與非黨的關系；反思了蘇聯大俄羅斯主義的教訓，提出要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反思了蘇聯過度發展軍事工業的教訓，提出要增加經濟建設費用。此外，毛澤東也依照中國的客觀實際對其他方面的關系提出了具有創造性的建議，在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邁出了理論創新的重要一步。為團結人民鞏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毛澤東于 1957年 6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指導下，毛澤東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指出要合理解決這些矛盾來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的進步發展。在靈活運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上，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且處理這兩種矛盾的方式也要有所區別；在合理把握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體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從而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此外，他還就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提出要正確處理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矛盾，鞏固工農聯盟，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提供了具有長遠意義的指導。

三、邊探索邊總結：艱難中探索，行進中總結

為不斷推進新中國的穩定發展，毛澤東以高度的責任擔當，在歷史的行進中邊探索邊總結，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推動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推進了新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了思想積累，為世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艱難中探索

毛澤東對新中國民主政治進行了艱辛探索。作為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為發展道路的新中國，其政治體制的建構既不能沿襲舊中國的封建皇權制，又不能仿照西方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制，既要滿足人民意愿，又要考慮實際國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毛澤東以蘇聯經驗為借鑒，開始了對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探索。還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預見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概念，并對其階級構成狀況進行了詳細闡釋，體現了毛澤東對新中國政治體制建構深入而細致的思考。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既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又體現出人民當家作主的強烈意愿，還顯示出對敵對階級的嚴明立場。在政權組織形式上，局部執政時期我們黨先后有過農會、工農兵代表會、參議會、人民代表會議等權力機關。1949年 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1954年 9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更以最高法的形式再次確定了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毛澤東探索新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成果，是我國國家性質的重要體現。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基層群眾自治等制度都是毛澤東在民主政治領域探索的重要成果，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堅實基礎。

毛澤東對新中國經濟發展進行了大力探索。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477頁。）。他積極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確保農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從 1949年 10月始，新中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毛澤東文集》第 6卷，第 418頁。） 至 1956年底，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全國勝利結束，實現了農村從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而這種生產關系的轉變也大大解放了生產力，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鞏固了新中國政權。對于新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毛澤東亦進行了深入思考，“中國民族和人民要徹底解放，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毛澤東文集》第 6卷，第 223頁。）。為適應新中國恢復發展形勢的客觀需要，過渡時期總路線明確將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當時國家經濟工作的重心，并配合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形成“一體兩翼”之勢。同時，毛澤東既參考蘇聯工業發展模式，又不斷創新中國獨有發展道路，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必須要處理好農輕重、沿海和內地、國防與經濟、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等關系問題，積極改革不合理的管理體制，有計劃分步驟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對于商業問題，毛澤東根據社會發展規律，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還不能過早廢除商品生產，且不能將其與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在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后，毛澤東要求擴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保障人民群眾的物資需求。

毛澤東對新中國思想文化、社會治理等方面也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探索。在思想文化方面，毛澤東在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的同時，還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推進了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繁榮。同時，毛澤東還提倡大力興辦教育，在推動創建中小學和高校之外，還針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著重解決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文盲問題。在社會治理方面，毛澤東在指導保障救濟、促進就業、衛生防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前后，毛澤東要求救濟城市和農村中的缺糧戶，領導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保障喪失生活來源人員的基本生活。新中國剛成立時，為數不少的舊社會遺留的無業人員，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為此，毛澤東要求有針對性地進行技能培訓，并創造各種機會促進就業。衛生防疫工作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生產生活直接相連。因此，毛澤東將其上升到國家政治任務的高度。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部分廠礦相繼建立了一些衛生行政和醫療機構，配備了一定數量的醫藥衛生人員，有重點的降溫設備和安全裝置，對增進和保護工人身體健康、提高出勤率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毛澤東的上述探索，是對當時國家治理中現實問題的有效回應，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為國家的穩定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行進中總結

在認知上，毛澤東高度重視總結經驗。長期的革命實踐，深化了毛澤東對及時總結經驗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在毛澤東看來，善于總結經驗是領導者的一項基本素養。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曾表示，“善于總結經驗，就是領導者的任務”（《毛澤東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69頁。），強化了黨的領導同志對于總結歷史經驗的重視。在新中國發展建設中，毛澤東更加強調要總結一切有益經驗。1956年 9月15日，在中共八大開幕式上，毛澤東全面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治理中的各項得失。他指出，“在這次大會上，需要把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加以總結，使那些有益的經驗得到推廣，而從那些錯誤的經驗中取得教訓”（《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115頁。）。對于總結經驗的方法，毛澤東也作出了具體指示。他認為，總結自己的經驗固然重要，但“虛心接受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需”（《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13頁。）。同時，毛澤東務實地指出，不能“坐著不動”，要通過實踐獲取可靠有效的經驗，避免主觀性和隨意性，且以實際事件為案例，指出：“不實行五年計劃，不著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工作，我們怎么能夠取得工業化的經驗呢？”（《毛澤東文集》第 6卷，第 430頁。）此外，毛澤東還指出總結經驗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要抓住重點，從實際出發”（《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86頁。）。這對于我們根據現實需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來推廣有益經驗、減少錯誤具有重大意義。

在實踐上，毛澤東及時總結了正反兩面的經驗。毛澤東善于總結正面歷史經驗。由于我國缺乏建設經驗，毛澤東提出，“要善于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117頁。），要學他們的好經驗，學我們用得著的東西，充分利用后發展效應，幫助新中國建設發展。雖然蘇聯模式也曾帶來一些弊端，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艱難歲月里，蘇聯經驗對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的建設還是起到了重大的積極作用。當然，毛澤東也不囿于僅僅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還積極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有益經驗，這也是他的高明之處。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242頁。），顯示了他的寬廣胸襟，也給后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啟迪。在具體的建設實踐中，毛澤東還積極推廣在各項工作中總結的有益經驗。如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毛澤東就曾以杭州為例，鼓勵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親自做基層工作，為改造社會多作貢獻。（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6卷，第 203頁。）同時，毛澤東也理性分析了反面歷史教訓，從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視角指出了失敗教訓對黨所起的鏡鑒作用。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指導下，他認為客觀事物是錯綜復雜且發展變化的，當人的思維跟不上客觀實際的時候，錯誤就在所難免，但“失敗的教訓同樣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彎路”（《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64頁。）。蘇共二十大之后，在慎重反思了蘇聯模式的利弊后，毛澤東指出，“對蘇聯的東西還是要學習，但要有選擇地學，學先進的東西，不是學落后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192頁。）；“我們學習蘇聯，要包括研究它的錯誤”（《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 947頁。） 。認識是否定之否定的迂回曲折的上升過程，毛澤東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理念，體現了其作為一代偉人的大格局與大智慧。

毛澤東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路徑是歷史發展的必由選擇，同時也烙上了時代的深刻印記。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特殊年代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劈山開路的過程中，邊穩定邊發展，邊學習邊創新，邊探索邊總結，為國家的建設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也為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實踐基礎和經驗啟示。

（作者季春芳，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安徽蕪湖 241003；李正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北京100732 ）

（來源：《黨的文獻》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