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對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幾乎所有領域都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這場運動的發生，既被看成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開端，也被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起點。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后的百年間，對其的歷史研究可謂層出不窮，幾近成為一門顯學。自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近20年間，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學術環境日益改善，五四運動研究接續此前的研究積累，在新的學術層面取得了持續進展。但是，這種研究進展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對五四運動整體性的廣義研究上，而不是體現在作為一場“運動”本身的五四運動的狹義研究上。這種研究現狀意味著，作為由特定時段發生的“運動”所構成的歷史事件，五四運動的發生與變遷過程，被淹沒在廣義的五四運動研究之中。這就帶來了一個歷史問題，即當學界討論五四運動之際，到底是在討論廣義上的五四運動還是狹義上的五四運動？廣、狹義五四運動是否事先區分，在很大程度上將影響“問題意識”的形成。就今年所說的五四運動100周年而言，所謂的五四運動指稱的只能是狹義的五四運動。新世紀以來在這個層面上的五四運動研究，究竟取得了何種程度的進展，正是本文所要進行學術史綜述的范疇。

一、五四運動爆發原因研究的新路徑

在五四運動研究領域，對于這場運動如何發生，其原因構成的具體細節又是如何，學界的爭議始終持續不斷。以往研究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大都在宏觀想象的層面，將其歸結于民主與科學以及新社會階層形成的推動，更多的是將其歸結于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進而誘發了中華民族長期被壓迫的怒火，導致全民族的強烈抗爭。但是，問題在于，民主與科學以及新社會階層的形成，是如何構成五四運動發生的具體環節？目前的許多論證尚無法充分兌現史料層面的實證。另外，巴黎和會作為世界性的事件，又是如何與發生在中國的五四運動發生關聯的？其中的歷史環節是由什么要素構成的？新世紀以來，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別開路徑，形成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觀點。

第一，民間外交的推動。這種觀點認為，五四運動爆發的初始原因，是由國內外民間外交活動推動而成，其中在國外以梁啟超為主導，在國內則以林長民為主導。李書安撰文認為，1918年12月，梁啟超、蔣方震等七人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等私人身份，在巴黎與各國政要及社會名流之間周旋，展開民間外交活動。與此同時，國內在1919年2月分別成立了“國際聯盟同志會”和“國民外交協會”。這兩個民間涉外社團發揮了與在國外的梁啟超之間的外交信息溝通的作用。梁啟超在巴黎和會召開期間，得知在巴黎和會上美英法列強將膠東半島主權私相授受與日本，當即于4月30日致電“國民外交協會”，建議發動一場不簽字運動，以抵制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所以，巴黎和會上有關不利于中國的外交信息首先是由梁啟超提供的，據此而言，由梁啟超倡導的“國民外交運動”“親手點燃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

關于五四運動的爆發與林長民的關系，研究者大致認可在國內配合梁啟超的“國民外交運動”最得力的當是林長民。李書安一文在邏輯上也確認了林長民是五四運動爆發的推手。文章認為，梁啟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后，林長民在5月2日的《晨報》上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消息傳出，舉國輿論一片震動。5月3日，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召開全體職員大會，會議斷然拒絕承認日本的“二十一條”及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既得利益，同時將日本的最后通牒期限5月7日定為“國恥紀念日”。第二天，五四運動就爆發了。但是，這種觀點的成立，在邏輯上可推論，在史料支撐上卻是無據的，因為沒有史料可確證林長民親自鼓動學生上街游行示威。歐陽軍喜就此曾考索其間關系，同樣強調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五四運動的發生是受林長民《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的刺激，但國內輿論把山東問題與濟順、高徐兩項鐵路問題聯系起來，將外交失敗歸咎于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顯然與梁啟超、林長民等人的宣傳鼓動是分不開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林長民應對五四運動的爆發負責”。此論似乎也模棱兩可，依然缺少史料的直接證實。徐文軍同樣認為沒有證據表明林長民與五四運動的發生有直接關系，但林長民對五四運動的宣傳鼓動作用是有相應證據給予證明的。至于直接或間接證據是什么，該文依然沒有給出有力的史料支持。盡管以上諸文無法提供直接的證明史料，但作為一種歷史環節，并不能說以上所論沒有意義。相反，這種意義正體現在五四運動發生前夕的歷史語境之中。分析五四運動的發生原因，不能不考慮到這種歷史語境的存在。況且，“國民外交運動”以及與之相關的“國際聯盟同志會”“國民外交協會”等民間外交社團，又是有史料支撐的史事存在。

第二，政界派系政爭的誘發。這種觀點認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是由北洋政府時期政黨派系的政爭誘發引起的。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新世紀以來五四運動研究較有特色的一個方面。研究者從梳理史料出發，考察巴黎和會、派系政爭、五四運動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一書就圍繞巴黎和會與北洋政府派系之間的政爭展開了深入討論，認為五四運動并不是一場僅僅以愛國學生為主體的民族主義運動，也不是純粹的一次“下層學運”，而是因一大批職業政客挾帶各種政治利益，紛紛介入學運與政爭并形成“上下結合，互為借力”的運動，可以說五四運動是一場“既是學潮，又是政爭”的政治運動。唐啟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一書則通過分析外交史料，認為“整體而論，中國在和會外交不能算失敗”，將五四運動的發生歸因于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顯然理據不足，外交史料顯示五四運動的發生“似與研究系之借外交問題攻擊新交通系（及廣義的段系）有關”。

關于政界派系政爭誘發五四運動的主要事端，歐陽軍喜認為有兩件：一是圍繞“鐵路統一案”之爭，二是“山東問題”處理之爭。有關“鐵路統一案”之爭，以研究系為主的政治勢力力爭鐵路統一案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并獲得通過，而新舊交通系曹汝霖、陸宗輿、梁士詒等為維護自身政治利益而堅決反對。這種政爭最后都集中到“山東問題”上，有關爭執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其一，“山東問題”除青島歸還問題外，是否還應當包括膠濟鐵路及其延長線濟順、高徐兩路？其二，山東是由德國直接歸還還是經日本間接歸還？對于前者，北洋政府認為濟順、高徐兩路與青島問題無關，而研究系要人林長民、梁啟超等堅持山東問題必須包括濟順、高徐兩路問題。對于后者，徐世昌、段祺瑞均默認經日本歸還的方式，交通系、安福系也同此主張，而研究系主張由德國直接歸還。這種政爭不息又因1915年中日關于山東問題的秘密換文、1918年關于膠濟鐵路的換文被提交給巴黎和會等問題，使中國在外交上處于不利地位，引發國內的強烈反彈，最終引爆了五四運動。

對于政界派系政爭對五四運動的誘發作用，馮筱才認為與民國初年后的國內政治權力競爭直接相關，其中有三種力量互相配合在其中發揮作用：一是時任總統的徐世昌及其潛在勢力；二是參與政府或在外圍的研究系勢力；三是在北京教育界擁有相當勢力的國民黨勢力。盡管這三方面勢力各有政治打算，然而，其共同打擊目標都是段祺瑞主導的安福系。這三種勢力與安福系矛盾的形成，實際上是此前種種政治利益矛盾無法調和的結果。正因為存在這種政爭與矛盾，造成了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政治目標直指主導國內政局的安福系。熊玉文因此認為，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夕，研究系對以段祺瑞為主的交通系進行曝光、抨擊和指責，借助媒體力量將“賣國賊”指向交通系的曹汝霖等，從而引起了五四運動的爆發。熊玉文還從“賣國賊”指稱的變化來考察五四運動發生的原因背景，認為“仔細考察當時的相關史料，曹、章、陸被貼上‘賣國’的標簽，還有另外的背景，與當時南北兩個政府之間以及國民黨、研究系、新交通系之間的政爭不無關系”。“賣國賊”指稱的變化，最早因在巴黎和會期間國民黨勢力與研究系勢力的矛盾，國民黨人把北洋政府的重要成員和研究系領袖人物統統納入“賣國賊”范疇，后來因政爭而演變為國民黨與研究系的輿論機關，共同將新交通系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列為“賣國賊”予以打擊，于是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夕，“遭研究系和國民黨夾攻的曹、章、陸成為北京學生攻擊的靶子，也成了全國民眾‘合意’要求內懲的‘國賊’”。于是，“五四運動‘內除國賊’的斗爭目標由此確立”。正因為有了這個目標，五四運動才有可能爆發。對此，王珣、李翔也認為：“在國家利益、民族主義旗幟的掩蓋下，研究系以外交為名目，以策動傳媒、鼓動輿論為手段，千夫所指之下，把政爭的火矢射向了眾矢之‘敵’的段皖勢力，最終成了五四運動的點火人。”顯然，沒有對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派系政爭復雜關系的考察，就“很難給五四這場政治運動的發生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第三，信息傳播的催化。關于五四運動如何發生，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它成為一個歷史事件，有研究者持輿論信息誘導而成的觀點。熊玉文經過梳理核查強調，在五四運動發生前夕，梁啟超給國內的電報中并沒有說中國外交失敗，巴黎和會滿足日本無理要求的信息還未傳到國內，既然如此，簡單地將五四運動發生的原因歸結于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是不符合實際的。五四運動爆發前夕，中外政局復雜，相關信息混亂，其中有三種信息傳播導致五四運動的突然發生，這三種信息分別是“日本派兵來京”“梁啟超賣國”“顧維鈞投靠曹汝霖”。經日后證實，這三種信息實際上都屬于“謠言”，但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卻制造出極大的緊張感和壓力感，“既把親日派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又與真實的外交危機信息一道把國人的心理推向崩潰的邊緣”，以致“國人此時再也不能滿足于以口頭輿論來釋放心中壓力的形式，付諸行為輿論即直接行動的愿望被迫生成”。顯然，“謠言”所建構的信息環境，對五四運動發生的刺激作用巨大，這就是為何在真實的外交失敗消息傳到國內之前，五四運動可能突然發生的內在邏輯。

有研究者分析了“謠言”之外的信息對五四運動發生的催化作用。董振平認為，五四運動從孕育、發生到發展，信息網絡都在其中發揮了顯著作用。信息傳媒傳遞愛國信息，學生團體傳遞愛國信息、組織愛國運動，近代交通與郵電事業的發展促進了五四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信息媒介網絡（如報紙雜志）、學生組織網絡以及交通與郵電網絡在五四運動信息傳遞中起著重要作用。五四運動能夠發生并發展成為全國規模并長時期持續，影響深遠，與信息傳遞密切相關。周憶霖也強調信息轉化為行動的催化作用，認為五四運動參與者當中的大多數人都只能從看標語、聽口號中獲得一些零星的符號信息，而實際上，這些已不是一種需要他們自己進行解讀應答的符號信息，“這種應答不但沒有停留在符號信息水平上，反而最終衍變成為一種付諸實踐的‘實踐應答’”。這種“實踐應答”的結果，就是將“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句口號，轉化為直接付諸政治抗爭行動。有研究者認為，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報紙雜志釋放的信息，同樣起著催化五四運動的作用，如《每周評論》就鼓動政治示威行動，強調要清除中國政壇的“三害”即軍閥、官僚、政客，就應該在政治上啟發一般國民參與政治的覺悟，在行動上“要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而出，發動民眾進行抗爭。這種信息傳遞幾乎就是在向社會渲染付諸實際政治行動，以抗議北洋政府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的懦弱與無能。

第四，中外政治局勢的合力作用。作為一樁政治事件，五四運動在1919年5月4日的歷史時刻發生，并不是單純的學生因素或其他單個政治因素就可以促成的，它必然是在中外政治格局的分合作用下共同促成的。因此，討論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除國內因素外，國際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有研究者認為，啟發五四運動參與者發動政治示威的關鍵性國際因素，是發生在1919年3月1日的朝鮮三一運動。崔龍水強調，從朝鮮三一運動發生到五四運動爆發前，國內的報刊發布了大量有關三一運動的信息，如北京《晨報》、《每周評論》、上海《民國日報》、天津《大公報》等在三四月份都發表了相關報道和評論，這些信息成為“五四運動的一種輿論準備”。白基龍認為，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不僅發生于同一年，而且爆發的時間相近，這不是一種偶然的政治現象；在社會背景、奮斗目標、斗爭形式等方面，二者也存在相似之處；因此，三一運動的發生能夠引起中國民眾的共鳴，消息一傳到中國，就對“五四運動有著刺激和催化作用”。王晴佳也指出，從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的背景、策略與影響來看，三一運動對五四運動的發生具有明顯的啟發作用。張德旺在《五四運動國際背景研究兩題》一文中同樣認為，朝鮮三一運動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樹立起楷模，直接促進、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爆發與進展，二者共同構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和人民反帝反殖民斗爭特別是亞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另有域外研究者認為，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大米輸出日本引發的“米騷動”，引起中國留日學生和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對促成五四運動的爆發也起了催化作用。

總而言之，對五四運動之所以發生的研究，歷史學界自新世紀以來拓展了不同的分析層面，尤其是在具體歷史環節方面的研究所獲甚佳，其中有些問題是此前研究不曾充分注意到的。同時，隨著近20年來的學術進步，得益于學術研究新理論和新方法的引介與運用，五四運動研究也因此獲得了新的分析手段，特別是在借鑒社會科學理論進行歷史剖析方面尤其值得重視。譬如，潘祥輝引入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觀眾成本”理論，探討集體行動何以影響政府外交決策，認為五四運動開創的“群眾性的廢約運動”，開啟了一種“國民外交”的模式；從歷史的角度看，民意賦予政府內政外交以合法性及其帶來的正面效應再沒有比五四運動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的了。馬建標分析五四運動與國恥記憶重構之間的內在關系，認為在五四運動中民族主義思想本身的力量與政治派系彼此競爭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國恥記憶實現了從“二十一條”到“賣國賊”的轉變，由巴黎和會外交引發的民族危機與國內激烈的派系政爭糾纏在一起，國恥記憶正是在此語境下引導著普通民眾進入政治抗爭的社會角色之中。這種身份認同還顯示，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學生的國民身份意識是促使學生運動朝政治轉向的內在誘因，學生運動的政治激進化超越了北洋政府的可控范圍。

二、五四運動參與群體的研究

對于五四運動的參與群體，以往研究多從階級角度，側重于肯定學生群體與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批評商人群體在運動中缺乏斗爭性，對北洋軍閥群體則一概否定。這種研究取向未能充分展現席卷全國的五四運動的復雜性與真實性，導致對諸多問題語焉不詳，如社會其他群體如何參與運動？有哪些具體的舉動？其真實動機如何？群體內部是否分化對立？群體間如何合作并共同參與到五四運動之中？等等。新世紀以來，學界重新審視五四運動社會力量的構成，避免簡單化地使用階級斗爭的單一評判標準，更多地從社會階層角度，分析社會群體參與五四運動的狀況。

第一，青年學生知識群體。進步學生知識分子作為五四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受到啟蒙思想的啟迪，在五四運動中產生了主導社會的自覺意識，并在運動中開始構建自身的政治認同。羅志田以五四運動一周年《新教育》推出的《一年來學潮之回顧與希望》專輯作為基本材料，分析“老師輩”對五四運動的即時觀察和事后反思，用以說明“學生”這一接受近代新教育的社會階層是如何脫穎而出，進而體現出群體行動的自覺。學生群體在五四運動中認為自身已被賦予救國救民的重任，但越來越疏離于教育和學術本身。這種現象反映出五四運動的兩大特點：一是凸顯五四運動追求有“思想”有“精神”的特征，二是學生體現出進一步的群體自覺。大學作為學生知識群體的匯集地，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后，都是一個重要的社會活動陣地，許多研究者專門探討了大學與學生群體的關系及其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金富軍指出，五四運動爆發后，清華學子一反往日靜心讀書、不問世事的傳統，積極投入運動。任貴祥、李盈慧指出，在校方的支持下，復旦大學成為上海五四運動的發祥地，有“上海北大”的雅號，學生群體也成為上海愛國運動的先鋒隊。夏泉、曾金蓮以五四運動中上海圣約翰大學的學生運動為個案，著力考察學生和校方的沖突與互動，揭示教會學校學生民族意識的覺醒歷程。王國平也指出，東吳大學的學生群體在五四運動中的活躍表現，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地區五四運動的發展。

社團中的知識分子群體對五四運動的發生與發展起了催化作用。張德旺《論五四運動中的新潮社》一文指出，在五四運動中，“新潮社”始終堅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皖系軍閥政府賣國專制的政治立場，大多數成員都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但以傅斯年、羅家倫為代表的一些成員又始終沒有離開舊民主主義的基點，某些方面還對五四運動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王開峰考察了“寰球中國學生會”如何推動上海學聯與“中華民國學生聯合總會”的成立，并一度成為五四運動中學生群體活動中心的變化過程。在五四運動中，“共學會”這一社團由于較為隱蔽，以致后人對其是否存在頗有爭議。李曙新根據后人回憶錄等相關史料，認為“共學會”是一個具有湖南同鄉會性質并在五四運動中主張采取暴力方式懲罰“賣國賊”的學生組織。總體而言，五四運動期間的社團研究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尤其是那些地方性社團在地方五四運動中的作用，更應當得到充分研究。

第二，政黨派系中的政界群體。新世紀以來，有不少研究者通過史料分析，發現北洋軍閥與五四運動存在復雜的政治關系。張鳴《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一書分析了北洋軍閥時期政壇派系中的政界群體與五四運動的密切關系，強調政界在社會上的所作所為引起了諸多質疑，而五四運動就是對“這些質疑一個積蓄很久的爆發”。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研究系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日漸得到學界肯定。張德旺《重評五四運動中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一文認為，研究系自始至終地全面介入了五四運動，其歷史地位可與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群體、資產階級民主派群體、英美派知識分子群體并駕齊驅，在五四運動史中應占有一定地位。北京大學作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地，與研究系的關系頗為微妙。馬建標系統考察了研究系與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期間的關系演變，認為研究系與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前已經實現了跨界的組織聯合，研究系利用北京大學鼓動五四運動，是一種有目的的政治行為，意在重建政治勢力；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各種政治利益的糾結、政爭博弈以及“各種派系力量的介入并且合成一股合力，才使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對于國民黨人在五四運動中的活動情況，張順昌認為，在五四運動期間，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以不同方式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有些人還直接投入運動；盡管不能說國民黨人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但這些人同情和支持以及參與學生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使運動獲得了不可低估的政治支持。歐陽軍喜《從北京到上海：五四運動的轉型》一文也強調國民黨人在五四運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從一開始，國民黨就對運動的動向極為關注，并試圖將這一運動轉化為一個反對北方政府的運動”，“在6月5日至10日的上海‘三罷’斗爭中，國民黨的報紙和團體完全主導了運動的發展方向”。舊金山的國民黨總支部也積極發動美國華僑，響應國內的愛國行動。

第三，工商團體中的商人群體。商會作為商界的主要團體，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虞和平指出，五四運動由學生開其端，很快得到了以商會為領導的全國工商界的廣泛支持，北京總商會首先出來支持學生運動，并從7日起在全城發起抵制日貨運動，倡議全國商會一致行動，要求政府拒簽和約，敦促和會改變對中國問題的決議，力爭收回山東主權，全國各地商會聞訊而動，迅速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高潮。上海總商會由于在運動期間致北洋政府“佳電”，頗受社會大眾的譴責，導致會長朱葆三辭職。朱英分析了“佳電”風波的是非曲直，認為“佳電”只是提出了一種收回青島的獨特策略與方案，朱葆三辭職在很大程度上緣于工商界和社會輿論不客觀、欠公正的對待。熊玉文則從電文的稱謂、語境和寫作水準等幾個方面考察電文與日本的關系，發現電文確實不是總商會的自撰文，而是來自一篇翻譯稿，是日本“強權外交”的一個縮影。盡管學界仍對“佳電”有所爭議，但當時引起的風波以及上海總商會在罷市斗爭中所展現出來的形象，嚴重損害了總商會在一般中小商人群體中的權威性，直接催生了馬路商界聯合會的興起。彭南生指出：“它們的出現是一般中小商人在五四運動中迸發出來的政治激情延伸的結果。以‘外爭國權’為理念的五四愛國精神成為中小商人集體記憶并以此自勵的工具理性。以商人聯合所展現的力量為核心的五四情結成為維系馬路商界聯合會的紐帶。”上海同鄉組織作為商界的重要團體，在五四運動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顧德曼認為，在五四運動中形成的學、商、工各界的聯合戰線方面，同鄉關系網是一種關鍵紐帶；在罷課、罷市行動的組織中，同鄉團體發揮了組織和宣傳的功能，如在運動中的傳播信息、組織活動和維持秩序等方面，都起了其他社團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于商人參與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虞和平認為是一種商人外交活動，也具有民間經濟外交的意義，五四運動的特殊環境使商人外交從此前的萌發階段進入基本成熟階段，并在中國的外交斗爭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為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運動中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也為挽回和維護近代中國的主權作出了不可抹殺的貢獻。商業的本質是追逐經濟利益，因此，在五四運動中，商人常根據不同的利益而出現分化，如馮筱才指出，在五四運動中，江浙商人往往“表現出矛盾的性格”，對抵貨運動采取不同立場，主要是為避免更大損失以及維護一定的商業秩序。這些現象都反映了商人群體在五四運動中的不同態度和不同作用。

第四，社會一般民眾。工人和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基本民眾，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五四運動。劉秋陽認為，碼頭工人在五四運動中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有力地配合了以產業工人斗爭為主的“三罷”斗爭。五四運動期間，有些地區的農民參與了反帝愛國運動，熊輝列舉了山東、東三省、上海郊區等地農民的抗爭斗爭，認定其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工人和學生的愛國運動。邵雍研究了底層民眾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如在五四運動期間，具有愛國救亡意識的上海青紅幫指使扒手、乞丐支持罷課、罷市、罷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展。有研究者還考察了五四運動期間底層民眾的集體性抗議行為。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將這種抗議行為視為民眾反抗巴黎和會的愛國之舉，但馮筱才發現上海許多底層民眾的激烈行為，與當時上海廣泛流傳的“謠言”密不可分，如“日人置毒”風潮伴隨著五四運動在上海的爆發而產生，使底層社會陷入緊張驚恐的氣氛之中，于是對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華人實施暴力攻擊，集體性騷擾頻頻發生；這種社會現象顯示，在底層大眾的眼里，五四運動的圖景與日后“精英話語體系”所描繪的景象是大相徑庭的。

第五，海外華僑、留學生、旅歐華工群體。五四運動期間，旅外華人也積極響應國內的“三罷”斗爭。任貴祥、李盈慧研究了旅美華僑成立“中華鐵血少年演說團”“國民外交會”并在舊金山發動華僑游行的過程，旅日僑胞是東亞地區最早響應和支持國內五四運動的海外群體，南洋各地華僑也紛紛支持學生的愛國義舉。童鋒等人探討了五四運動期間海外僑界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及其發揮的積極作用，認為西歐是海外僑界力阻各方簽訂和約的中心，東南亞是海外僑界抵制日貨的中心，東亞是海外愛國學生和僑界反抗北洋軍閥與日本勾結的中心。張衛杰、李亞蘭研究了留學生群體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考察歐美同學會通過不同方式聲援反帝愛國活動，體現了留學生群體“索我理想之中華”的精神。董順擘考察了留日學生在五四運動前后的人數變化、組織團體情況、集會抗議活動，認為數千留日學生在日本和國內都積極投身五四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4萬華工遠赴歐洲，為歐洲大陸恢復和平與戰后重建作出了獨特貢獻，是中國獲得戰勝國身份的重要原因。趙德生認為赴歐華工集體對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直接施加壓力，迫使其不敢在和約上簽字，成為五四運動重大勝利的標志。歐陽軍喜認為：“沒有各界的支持和參與，運動不會蔓延到全國，也不會達到罷免賣國賊和拒簽對德和約的目標。因此從一開始，這一運動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眾運動。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也正在這里，它開啟了現代中國的國民運動。”

三、五四運動的區域史研究

五四運動運動的區域史研究，向來是五四運動研究的基本形態。新世紀以來，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區域范圍。

第一，京滬地區。北京和上海是五四運動的兩大中心，傳統研究多認為五四運動的根源在北京，熊月之則認為五四運動雖以民眾運動的形式爆發在北京，但其運動方式有相當一部分形成于上海，1919年的五四運動實際是此前上海抗議運動的重演、放大和發展。歐陽軍喜則觀察到五四運動從北京到上海的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及其特性，認為“六三”之后，上海的“三罷”斗爭將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運動的內容和目標都有所改變：五四運動由一個對外的民族自決運動轉變為一個對內的國民自決運動，由一個爭國權的運動發展為一個爭民權的運動。岳瓏等從經濟發展角度論述上海在五四運動中的重要地位，認為20世紀初，上海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上海的階級狀況，決定了民族危機下各階級與外國資本的關系，決定了學生、商人、工人等開展的階級斗爭只可能在上海實現；上海的聯合斗爭給北洋政府以極大壓力，而上海與相關地區的經濟聯系又決定和增強了聯合斗爭在全國的規模，最終造成北洋軍閥的“根本動搖”，迫使北洋政府作出讓步，釋放被捕學生，懲辦賣國賊，這是五四運動實現基本目標的基礎。

第二，沿海地區。在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中，沿海地區很早就受到西方思潮的沖擊，因而在五四運動中成為較為活躍的區域。天津與北京毗連，有眾多政要、名流寓居于此。五四運動爆發后，迅速在天津引起反響。楊興隆從民間社會視角出發，梳理了天津商學各界從聯合走向分裂的過程，剖析運動期間天津社會內部錯綜復雜的關系與多元面相。楊惠然梳理了天津《益世報》在五四運動中引導輿論、推動運動發展的過程。南方的廣州經濟發達，五四運動爆發后，廣州曾與上海并列，成為工人運動的中心。童鋒等考察了五四運動期間的廣州學群抵制日貨運動，強調其特點是“學生在前、群眾在后”，此舉給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直接造成重創，迫使北洋政府與日本在政治和外交關系上作出調整。

在沿海地區五四運動發展的研究中，以山東半島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這主要是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線。劉德軍論述五四運動在山東區域的發展過程，認為它是全國性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董振平指出，由于山東受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山東抵制日貨運動持續時間較長，涉及地區較廣，促進了山東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齊魯大學是近代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之一，宋雪分析了該校在五四運動中與當局的關系變化以及校方對學生運動的立場轉變，借此考求齊魯大學在五四運動前后的諸多歷史面相。對于五四運動中旅京山東人的表現，孫向群指出，他們把同鄉的地域利益認同上升到國家利益認同，實現了有效的政治動員，充分利用在京魯籍人員與軍政界高層的密切關系等條件，向北洋政府請愿，表現得比較穩健和成熟，自始至終沒有放棄與北洋政府的交涉，這是在京魯籍人員在五四運動中的特別之處。高瑩瑩考察山東英美人士尤其是美國人對反日運動的配合與參與，認為雖不能認定受其政府指示，但無疑與其背后的國家利益是一致的；隨著美國國內反日風潮的興起，山東的反日運動成為美國在華與日本進行商業競爭的手段之一。

第三，內陸地區。學界對五四運動在內陸區域展開的研究較為分散，原因在于內陸區域五四運動的發生并不具有普遍性，典型性也不足。郭淵研究了五四運動期間哈爾濱青年學生與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相結合的運動方式。李玉才研究了安徽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反對皖系軍閥統治的表現。陳信瓊研究了安徽女學生積極響應五四運動，成為安徽婦女解放運動中的一支重要生力軍。張忠細致剖析了河南政學商群體錯綜復雜的關系，這種關系導致河南的五四運動呈現復雜多重的面相。對于云南五四運動，劉達成認為“云南學生愛國會”及其分會在運動中通過抵制日貨，促進了云南社會民眾的思想解放。李健研究了江西南昌青年學生所扮演的本地五四運動的角色，揭示了督軍陳光遠迫于形勢又顧及自身利益，對南昌五四運動采取既同情又鎮壓的兩面政策。在內陸地區的五四運動研究中，以武漢五四運動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代表成果為田子渝《武漢五四運動史》一書。該書通過挖掘各類報刊史料，深入剖析武漢在五四運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由于地處九省通衢，武漢地區的五四運動成為全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逐漸演進成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運動高潮的中心地。

第四，海外地區。關于海外地區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學界主要將視角放在直接與五四運動存在內在關系的日本方面。于耀洲等人關注日本社會對五四運動的反應，認為“以日本政府為代表的一派，從軍國主義立場出發，對運動進行了歪曲；日本部分有識之士，則對運動進行了比較客觀的分析”。有研究者考察了日本新聞媒體對五四運動的報道及其背后所體現的權力關系。王潤澤分析日本媒體對五四運動的話語構建，認為其站在“本民族私利的立場上，顯示出在外交和政治上的短視，正好與當時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相匹配，客觀上推進了日本政府對華侵略和強硬立場”。馬先睿、黃偉力考察《大阪朝日新聞》對五四運動評價的鮮明轉變，即從運動前虛偽的友好，倡導所謂“日中親善”，逐漸轉向強硬批評，再至表示憤怒和失望；這種態度變遷與日本政府不同階段的對華政策和外交形勢密切相關。周渝陽以日本大正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綜合雜志《中央公論》和《太陽》為例，分析了兩本雜志上五四運動的相關評論，考察了日本知識分子關于五四運動的認識。秦旭則根據《大阪朝日新聞》等五種發行量較大的報紙，梳理出1919年日本報紙眼中的五四運動。除考察新聞媒體外，徐冰還考察五四運動期間中日教科書糾紛的具體過程，通過對時代背景和文化語境的解讀，探討了教科書糾紛的成因及其給中日關系帶來的影響，研究成果頗具新意。

綜上所述，新世紀以來，關于五四運動在區域歷史變遷中的表現，研究者重視地理空間因素，將五四運動置于當地社會經濟結構中進行考察，從社會群體、社會力量等角度探討區域范圍內五四運動的發展狀況，分析區域內地方勢力應對五四運動的不同方式，凸顯了區域五四運動發展的共性與異性。但在總體上，五四運動區域史的研究仍然較弱并且缺乏整體性、系統性，這是有待學界加強投入的領域，其間還存在巨大的學術空間。

四、五四運動人物研究

關于五四運動人物研究，過往較多聚焦于中共早期政治活動家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研究者注意到國民黨人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新世紀以來，五四運動人物研究領域逐漸拓展，學界不僅關注政治層面的黨派人物活動，而且細化探討了社會各界人士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

第一，中共早期人物與五四運動的關系。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共早期政治活動家與五四運動關系的研究，依舊是五四運動人物研究的重點。2016年6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日學者就五四運動期間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周恩來等人的相關歷史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王文鸞等學者梳理瞿秋白在五四運動中的活動過程，認為他不僅自始至終參與了北京的五四運動，而且在運動中發揮著骨干和中堅的作用。張玉菡通過挖掘《漢口新聞報》《大漢報》等史料，證實包惠僧不但以記者身份對武漢五四學生運動的各方面情況發表了大量有傾向性的詳細報道和評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武漢學生聯合會的活動中，有意識地運用媒體的平臺和力量，對學生運動的開展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助推和引導。

第二，國民黨人與五四運動的關系。新世紀以來，學界具體考察了國民黨政治人物在五四運動中的活動狀況，以此評判國民黨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同時探討了五四運動對國民黨人物活動的影響。董德福指出孫中山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充滿著矛盾性和多向性，但他從一個旁觀者逐漸轉變為一個指導者與支持者，推動著五四運動的后期發展。傅紹昌則分析孫中山對五四運動的聲援方式，認為他從五四運動中看到了民眾的政治力量，開始醞釀改組國民黨的工作。李洪河考察戴季陶在五四運動期間的行為，認為他從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出發，不僅從輿論上給五四運動以聲援，而且從理論上論述了五四運動及其爆發原因。除此之外，研究者還分析了原同盟會成員在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及其表現，如鄧江祁指出，在五四運動中，譚人鳳通過致電北洋政府、通電全國和發表演講等形式，對學生反帝愛國行動表示堅決支持，對北洋政府鎮壓學生愛國行動進行了無情抨擊，并大聲呼吁社會各界響應和支持學生運動，對推動五四運動的深入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三，北洋政界人物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北洋政界中的研究系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在學界受到特別關注，這是新世紀以來五四運動人物研究的一個新特點。黃敏蘭強調梁啟超對五四運動的發生起到關鍵性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是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點火人。歐陽軍喜分析了林長民在五四運動前夕的各種活動，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他“應對五四運動的爆發負責”。張德旺認為張東蓀從五四運動爆發時就堅定地站在學生方面，大力呼吁全國民眾大聯合，是五四運動中一個思想敏銳的反帝愛國鼓動家。劉寶東認為，王寵惠在五四運動期間，積極發揮個人在政學兩界的影響，參與并組織領導了國民外交協會、歐美同學會等社團營救被捕學生、拒簽對德和約的斗爭；五四運動后，他作為全權代表之一參加了華盛頓會議，為遺留的外交懸案——山東問題的最終解決作出了貢獻。深入分析研究系人物對五四運動的推動作用，是學界試圖還原五四運動真實面相的一種努力。

在北洋政界人物中，直系軍閥吳佩孚公開聲援五四運動，頗為異類，故有多位學者探討其行為動機。姜建芳認為樸素的民族主義情結是吳佩孚支持五四運動的根本原因，為直系崛起進行政治積累是他支持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而軍事力量與政治權力對比的不均衡則是他支持五四運動的又一原因。郭紅娟則將吳佩孚的表現與直皖斗爭的性質加以聯系，認為五四運動發生后，吳佩孚的主張與表現獲得人們的贊許，不但使其自身得以崛起，而且還為他所歸屬的派系帶來了某種正義與邪惡、民主與專制、維護國家主權與損害國家利益斗爭的政治形象。馬建標也認為，通過五四運動，吳佩孚順應時代潮流、因時而變，利用媒體將自己包裝成愛國將領，成功實現自我轉型，從而將政治優勢與軍事優勢相結合，實現了政治權勢的轉移。這些多維度的分析，使北洋政界人物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得到更為公允的評價。

第四，社會文化界人物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學生領袖在五四運動中的重要作用，是一個不可置疑的事實。馮夏根揭示羅家倫參與組織五四運動發難大會，當選為 20名總代表之一，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具體目標，參加游行，積極奔走營救被捕同學。齊悅認為段錫朋在最困難的時期挺身而出，在組織才能、演說才能和苦干精神等方面受到當時各方的好評，是五四運動重要的學生領袖。崇慶余指出，王昆侖作為北大一年級學生會主席，對推進北京大學學生參與五四運動起了重要的組織和推動作用。李世弢認為張國燾是在五四運動中起核心領導作用的北大學生中最活躍的分子之一。除此之外，邵飄萍、蔣夢麟、楊振聲、杜威、李登輝等人在五四運動中的活動蹤跡也逐漸被披露，反映了五四運動人物研究領域范圍的擴展與問題研究的深入。

總之，新世紀以來，大多研究者能夠堅持以客觀性、歷史性原則評價五四運動歷史人物，努力拓展視野，深挖史料，根據具體史實對相關人物作出具體分析，把握他們參與五四運動的動機與心態轉換，以此避免武斷片面的評價，這些努力都提升了對五四運動的整體性認知。

五、余論：問題與展望

從五四運動研究的學術進展來看，新世紀以來的學術成就應當給予充分肯定。但是，就五四運動研究的知識空間而言，從研究意識和研究視野到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等方面，尚存在可供繼續探討與拓展的學術余地以及諸多應當厘清的問題。

第一，五四運動被置于何種歷史意識之中，將可能形成不同形態的五四運動歷史敘事。這個問題的提法無非是在追問，在五四運動研究的歷史意識中，五四運動是被看成一個歷史事件（并不否認其中存在變遷的過程）還是被看成一段歷史時期（并不否認五四運動在其中的中樞地位）。研究者對此持不同的認知意識，必然會在實際歷史撰述中，形成不同的五四運動歷史敘事。實際上，五四運動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它只是研究者的五四運動，盡管其中不可能擺脫五四運動的事實屬性。五四運動一旦屬于前者，那么，五四運動就作為事件的敘事建構而存在，在學界就被看成是狹義的五四運動；一旦屬于后者，五四運動則是作為時期的敘事建構而存在，它在學界就被視為廣義的五四運動。學界對這兩種不同對象的敘事建構，既反映了“問題意識”的差異，也反映了討論對象的差異。在五四運動研究的問題域，首先必須厘清的就是這兩種歷史敘事，因為它顯示在五四運動研究中到底討論的是什么層面的問題。

第二，從事件敘事的視野介入五四運動研究，它要考究的是五四運動作為“運動”本身為何發生、如何變遷、種種具體歷史環節又是如何存在等問題，其中最大的困難在于，“運動”周邊的因素多大程度上左右著“運動”的構成，以什么方式構成這種關聯，歷史語境、人物活動、組織方式、參與方式等又是如何連接成為一個“運動”事件。即便能夠建構起“運動”事件的歷史面相，還存在中心“運動”事件與周邊（地域）“運動”事件的關系，各自分別如何敘事，整體性的關系又如何敘事等，都需要進一步加以探討。

第三，五四運動一旦被作為一個歷史時期或時段的表征術語，就意味著這個術語意指的不再是作為歷史事件而存在的五四運動本身，它蘊含的關鍵要素不是事件“運動”，而是以這個“運動”為名表示一個時代或時段所形成的歷史現象。在這種意義上的五四運動，就不能不涉及“運動”之外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歷史元素，通常使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因應這種歷史元素而來的研究術語。“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一個歷史事件，而是一個時代或時段社會文化持續變化的歷史現象，盡管它也以“運動”的面目而歷史地存在。

第四，歷史事件與歷史現象在歷史研究中并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盡管“事件”與“現象”在歷史語言中常常被互為替代。“事件”與“現象”在歷史敘事的主體、時空、環節及其解釋方式等都不可能相同，試圖從中發現“意義”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可能脫離五四運動而存在，人們往往徑直將后者用以指代前者；又由于歷史語言的復雜性和含混性，使得“事件”與“現象”在歷史意識中被互為替代并在實際歷史編纂中被任意使用，以至于人們在建構與五四運動相關的歷史敘事時，可以籠統地、大而化之地以“五四運動”一詞一筆帶過，導致討論問題的重心常常不在“事件”而在“現象”。

正是由于以上諸多問題的存在，檢視新世紀以來五四運動研究的學術史狀況，可以發現，盡管相關研究都以“五四運動”的標識而出現，但大都不是研究作為“事件”的五四運動，而是研究廣義上的五四運動歷史現象，研究成果反映在學術期刊、學術研討會、學術著作出版等方面，后者的比重大幅度地超過前者，近20年來以“事件”視角研究五四運動的專著僅有兩三種。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恐怕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學界的短視、浮躁或慵懶，除以上歷史意識中存在的認知問題之外，其中當另有原因。

首先，學術空間的限制。學術空間大小只是一個相對而言的問題，但學術空間旁及領域的大小，卻是一個事實存在。五四運動作為事件史的研究對象，它的研究領域當然只能限定在事件的“運動”范圍，一旦超越了這個范圍，就自然不是在討論“運動”自身的問題。因此，這個意義上的五四運動研究就不得不受到“運動”歷史存在方式的限定。至于“運動”意義的闡釋，只不過是建立在“運動”之上的延伸經驗與啟示，已屬于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了。但是，當將五四運動作為一種時期或時段范圍內的歷史現象進行研究，其范圍顯然要寬廣得多，涉及的領域可謂不可計數，舉凡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歷史現象，都可以被納入其中，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空間巨大。因此，學術空間的優勢，往往成為研究者選擇廣義五四運動作為研究對象的內在原因，而目前的研究實踐恰恰印證了這種選擇。

其次，研究史料的制約。實際上，學術空間的大小還不構成研究選擇的充分條件，對于歷史研究來說，史料的充分與否，才是決定研究對象被選擇的關鍵性要素。相對而言，作為事件史的五四運動，由于其存在方式受“事件”的約束，歷史記錄史料僅局限于“事件”有限時空的范圍內，能夠保留的記錄容量與遺存也就有限。相較而言，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的廣義五四運動，其歷史觸角不但要觸及“事件”的五四運動，而且還不能不延伸至“事件”之外的社會文化各要素之中，其中相當部分的要素還與作為“事件”的五四運動沒有直接關系，只因其以“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時期來命名，學界就以“五四時期”的年代來劃定研究性質。這個意義上的五四運動作為研究對象，在史料容量、史料類型、史料遺存等方面，就遠遠超過五四運動事件史的分量。史料上的優勢，可以大幅度地吸引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大量生產相應的學術成果也就成為可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乃源于學術實用性的引導。任何時候的學術實用性，都只能是因應當下現實需要的實用性，這就是西哲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意蘊。五四運動之于當代社會的需要，往往取決于當代社會從五四運動中試圖獲取何種歷史資源的目的性。五四運動存在了百年歷史，這種歷史之于當代社會的價值，不可能表現為基本史事的需要方面——基本史事僅是研究層面上的需要，只可能表現為思想與精神的需要方面。正因為這種需要的目的性，作為事件史的五四運動，以“運動”方式留存的抗議、示威、騷動等遺產，不再有必要成為社會繼續弘揚的對象，而此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只是社會思想的一種事后價值判斷，并且不獨五四運動所有，其他進步性歷史事件同樣可以建構愛國主義精神。顯然，作為歷史時期的廣義五四運動，則以包容豐厚的思想遺產而被當代社會特別是當代主流社會思潮所汲取和弘揚。這就是為何各種思想或“主義”——無論是主流的抑或非主流的，都可能在當代社會及其思潮中被持續地重新闡發的緣由。學界追溯這個意義上的五四運動，背后蘊含的是當代社會思想或思潮所需要的厚重資源，其中何種資源被納入實用性范圍，往往取決于研究者依據現實需要所作的選擇，而現實需要具有復雜性、經驗性、多重性等特征，恰恰為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學術空間，廣義五四運動正好引導了現實與歷史的銜接，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因此而被生產。

這種學術史局面盡管業已形成，但并不意味作為事件史的五四運動研究就無可作為了。其一，可以深化五四運動的事件發生地——北京作為政治與文化中樞特性的研究，從這種政治文化中樞特性來反觀五四運動事件發生的歷史基礎和現實緣由；其二，可以深入研究五四運動事件從北京到上海的中心轉移（盡管有研究者不認同兩個中心），考察這種轉移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組織、社會階層、社團活動、文化心理、政治觀念等所帶來的改變及其程度；其三，可以深入研究五四運動的中心事件與邊緣（區域的、地方的）事件之間的時空關系，尤其是五四運動的邊緣事件與中心事件之間的發生時間差異、程度差異、規模差異、效果差異等關系，切忌想象性地嵌入、擴張與拔高；其四，可以深入研究五四運動事件變遷過程中各種人物的行為方式，分析這種行為方式對于“運動”的構成作用；其五，可以深入研究五四運動作為事件在其存在期間，用于表征事件變遷過程的一系列術語，考索這些術語如何呈現事件“運動”的歷史面相；其六，可以深入研究五四運動事件生成過程中語言符號（傳單、口號、宣言等）的功能，考察這些語言符號對“運動”形成的催化作用；其七，可以深入收集與整理五四運動事件史的相關檔案以及各種類型的史料，目前所見正規出版的僅有上海、武漢、四川等地的專門性五四運動史料，另外尚有以專輯形式出版的史料以及一些非正規出版物，五四運動事件發生地的北京居然沒有專門性的史料匯編出版，各個地方史料的挖掘也相當不足，這些都是基礎性的工作，有待專業性的收集與整理。

總之，事件意義上的五四運動（包含中心與邊緣），所當研究的關鍵性要素是“運動”本身的發生及其變遷過程，尤其是其中的具體細節及其歷史邏輯關系，這種關系在歷史存在方式上決定著整體性五四運動的構成。如何展開這種研究，還有待于相關理論與方法研究的提升。這種理論與方法的提升，并非僅僅局限于學界早已提及的廣義“五四學”，即便是廣義“五四學”，相關的研究也只是差強人意，更不用說將五四運動作為“運動”事件為中心的理論與方法的闡釋，在這方面的研究可謂幾近空白，仍然有待于學界的持續深入研究。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基本史事層面，黨史學術期刊都有責任和使命加大刊載力度，繼續推動五四運動的歷史研究。

（本文作者郭若平，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徐文彬，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副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